最近，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成为热门话题，原因在于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季下降，至今已持续17个季度，为改革开放以来所不曾有过。国外一些经济学家和媒体评论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是由内部难以解决的结构性问题导致的，中国经济崩溃难以避免。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必然存在许多结构性问题，但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并不在于内部结构性因素，而在于外部周期性因素。2010年至2013年，中国GDP增速分别是10.4%、9.3%、7.7%、7.7%。同期，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GDP增速同样在下滑，而且比中国严重得多，比如，印度分别为10.1%、7.0%、5.3%、4.9%，巴西分别为7.5%、2.7%、0.9%、2.2%。不仅新兴市场国家在同一时期是这样，一些高收入国家自2010年以来也出现了增速下滑的情形，比如韩国、新加坡等。不同国家在同一时期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必然存在共同的外部原因，这就是国际金融危机引起的世界经济增速下滑。而且比较来看，中国的情况明显好于其他国家。所以，那种认为2010年以来的增速放缓是由中国经济内部结构性问题导致、中国经济必然崩溃的观点，显然是说不通的。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经济虽然有所复苏，但欧洲、美国、日本都尚未进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以恢复经济正常增长的活力，所以很可能陷入长达10年或更长时间的低增长、高失业、高赤字的新常态，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增长不容乐观。1979年—2010年，中国出口年均增长17%，现在还不到10%。出口增长大幅下滑是中国经济由高增速降为中高增速的重要原因。中国确实需要调整增长模式，从出口拉动型增长转为内需拉动型增长。但是，我不同意中国应从投资拉动型增长转向消费拉动型增长的观点。消费固然重要，但以消费来拉动增长，就意味着每年都必须增加消费，而这就必须增加居民收入，也就是说，每年都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怎样提高劳动生产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发展高附加值产业以及改善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等都需要投资。如果劳动生产率和居民收入不提高，只刺激消费，刚开始人们可能会用自己的储蓄来增加消费，但几年之后储蓄用完了就要举债，债务规模持续扩大就会爆发危机。所以，仅仅依靠消费拉动增长是无源之水。提高投资效率是必要的，但认为中国应放弃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而改为实行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则是不正确的。

存在许多经济和社会回报率高的投资机会，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最大差异之一。在需要进行经济刺激时，发达国家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发展中国家这种机会则很多。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仍然存在很多经济和社会回报率高的投资机会。一是产业升级。虽然中国很多行业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但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仍有机会进行产业升级，这种升级需要吸收大量投资。二是基础设施。中国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多投资，但过去投资主要用在城市之间的交通上，如高速公路、高铁、机场等，而城市内部基础设施仍较落后，像地铁、地下管网建设等，仍然需要很多投资。三是发展环保产业。四是城镇化中蕴含的投资机会。

现在，中国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情况与上世纪50年代的日本、60年代的新加坡及70年代的韩国非常相近。它们在同样的差距水平上保持了20年8%—9%的增长速度，这说明中国经济还有20年保持8%左右增长的潜力。中国政府积累的债务只占GDP的40%，与其他国家相比属于较低水平，还有相当大的财政空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国的储蓄率接近50%，为投资提供了比较充足的资金来源，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在优势。当然，要把这些潜力挖掘出来，就必须深化改革，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收入分配问题，消除腐败等影响经济秩序、社会稳定的问题，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