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和平发展，其实力显著增强，中美两国在力量对比上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中美关系的政治定位也处于不断调适中，这使得中美两国关系的调整具有了动态发展的特征。
1972-1997年，中美两国还处于一种相互接触与调适的过程中，期间经历了破冰阶段、正式建交阶段、短暂的蜜月期阶段和曲折发展阶段。[1]虽然中美两国对彼此的政治结构与定位还没有形成，但初步达成了指导两国关系的方针。例如，邓小平同志认为要从长远的战略观点出发来看待两国关系，做出了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的判断。[2]江泽民同志在1993年提出了处理对美关系的16字方针，即“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3]这些思想既是对美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又为后来的中美关系定位提供了战略视角，打下了对中美关系进行动态调整的基础。
1997-2011年，中美关系经历了四次定位。中美关系第一次被明确定位体现在1997年的《中美联合声明》中。中国将中美关系定位于“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2005年11月美国总统小布什访华时，中方给出了中美关系的第二次定位，即“21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并随后建立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2009年4月，胡锦涛同志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伦敦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期间会晤时，提出了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这是中美关系的第三次定位。2009年年底，奥巴马在首次访华行程中提出中美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成为中美关系第三次定位的补充。2011年，中国提出了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表述，这是中美关系的第四次定位。[4]在2012年年底和2013年年初，随着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的产生以及奥巴马总统取得连任，中国适时提出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也是中美关系的第五次定位。
针对中国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和定位，美国也做出了回应。从中方提出该概念到美国奥巴马政府接过“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提法，大致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美国的态度经历了观察、评估和认可的过程。2013年3月11日，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马斯·多尼伦(Thomas Donilon)在阐述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的亚洲政策时，提出了“构建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间的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提出美国欢迎一个和平崛起的、繁荣的中国，美国不希望中美关系被定位为竞争和冲突。[5]这被认为是美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国提出的这一理念。2013年11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Susan Rice)在乔治城大学发表演讲时，向外界传达了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意愿，认为中美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利益趋同。中美将建立更深层次的合作来管理彼此的竞争。[6]这表明“新型大国关系”已经成为美国对华关系中的一个官方概念。
二 中美关系中竞争性新议题分析
在强调发展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的同时，我们也要重视并审慎评估中美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具体而言，这些新议题[7]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东亚地区领导权的竞争。随着国家实力的大幅提升，特别是自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并保持至今，中国在经济上正日益缩小与美国的差距，而且在抵御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其表现要比多数西方国家好得多。中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性和影响力日益增强。从过去中国的外交重点来说，中国外交向来重视加强同周边国家以及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将其视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石。邓小平同志较早就提出了“稳定周边，立足亚太，走向世界”的外交指导方针。之后，中国将“周边是首要”确定为外交的指导政策，随后又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以及“睦邻、富邻、安邻”的政策，积极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合作，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目前，中国同几乎所有亚洲国家建立起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成为许多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例如，中国同东盟共同建成了发展中国家之间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涵盖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也取得重要进展。与此同时，周边地区也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和投资的重要区域。[8]应该说，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的角度看，周边对中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尽管中国在主观上并没有将美国排斥在外的意愿，但是中国力量的上升趋势所带来的客观结果是，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使美国感受到了来自中国发展所带来的压力，美国由此产生了强烈的被排斥感，认为中国开始凭借自己的力量进一步扩大其核心利益的范围，不愿意让步的问题也会日益增多。[9]对此，美国以积极的姿态进入亚洲，还宣布自己是“太平洋国家”，[10]认为亚洲构建的体系结构是美国战略的第四根支柱，美国的安全与繁荣在21世纪将取决于其在亚洲的存在和参与。[11]可以说，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中美两国探索构建面向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可能性的试验场所。美国在亚洲的“再平衡”政策也就很容易被理解为是美国旨在对中国挑战其亚洲领导地位而进行反击的一种战略。
第二，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过程非常迅速，其基础是产业的现代化，背后有强大的工业基础作支撑，而中国的产业体系和产业链又比较完整，存在一个非常扎实和稳定的现代化工业体系。美国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充满了忧虑。2013年5月6日，美国国防部发布了《2013年度中国军力和防务发展报告书》，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快速发展变得更加“焦虑”，重点强调了中国军力缺乏透明度的问题。这份报告还首次披露了多种中国新型武器的发展状态和性能评估，认为中国的“反介入和区域封锁”武器对美国维持亚太地区稳定的关键战略目标构成严重挑战。此外，中国还在空间作战、战区反导、综合防空、水下作战、核威慑与战略打击、作战指挥控制能力、陆海空协同训练和演习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12]西方媒体甚至认为，“中国有雄心，而且逐渐有能力成为区域霸权。中国坚定地致力于将美国排除在亚洲之外,而这一区域事关美国安全的核心利益。中国也正在把东南亚国家拖入它的默认势力范围”。[13]在2013年公布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中，虽然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基调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性国防政策，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争霸，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军事扩张”，[14]但美国仍然对中国的国防政策表示了担忧。正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提供的一份报告所认为的，中国已经迈上了军事强国的道路，这些改变将确保中国发展成太平洋地区能够与美国抗衡的潜在军事力量。美国把中国视为一个明确的竞争对手以及潜在的未来威胁。[15]
第三，中美在无限空间领域的竞争大大增强。传统的地理空间包括海、陆、空领域，但是在无限空间出现了太空、电子、网络领域。在太空领域问题上，美国国内舆论对中国航天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流露出了复杂的心态，是否要和中国进行太空合作一直是一个争议性问题。赞成派认为太空本身就是世界的，应该加强同中国的合作，过于保守只能导致退步；反对派认为技术转移等于加强中国的军事实力，这对美国来说是危险的，中国登月计划及其他太空计划都有重要的“军事意义”，他们甚至认为中国军队可以借此获得有关远程通讯、测绘、导弹技术和反卫星战争等方面的经验。[16]在电子和网络领域，中美之间的竞争和防范也日益提高。例如，美国政府的一份报告指出，“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严重担忧中国通过网络针对性地攻击和窃取其商业机密和专有技术，国际社会不能容忍这种活动，美国将对网络威胁采取行动，以保护美国的经济”。[17]有学者认为，网络空间不仅对传统中美关系形成了冲击，而且还引发了相应的博弈与竞争，如网络空间治理权之争、网络军备竞赛和网络话语权竞争等。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中美关系在实体世界的体现。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必然在网络空间浮现。同时，信息本身的不确定性也会导致中美网络空间安全困境的产生。[18]
第四，中国的产业升级。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扩散，出于市场、国际技术分工、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污染等因素的考虑，美国将本国的产业转移到国外以寻求更大的利润，于是出现了美国国内制造业的“空心化”现象。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承接了国际产业分工中产业转移的较大份额。虽然中国的工业化开始于低端产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从低端日用品到中高端电子、机械产品等品类比较齐全的产业体系，并形成了一定的开发能力，开始挑战之前美欧占主导地位的高端产品以及它们所制定的相关产业和技术标准与规则。根据相关的数据统计，在中国出口的产品中，之前占主导份额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鞋帽、玩具等初级产品)的比例大大下降，而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呈现上升的趋势。[19]随着中国产业的升级和换代，其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中美的经贸关系由过去的互补性变为竞争性，中美在经贸领域的摩擦也会日益增多。
第五，中国走向海洋，中国的海洋战略从浅蓝发展到了深蓝。对中国而言，中国发展海洋战略主要出于经济增长而非军事目的的考虑。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中国对外贸易的90％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的。根据《2012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2012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6％。[20]海洋经济无疑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中国经济面临转型和结构调整的阶段，潜力巨大的海洋经济无疑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因此，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提出了中国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应该说，中国的海洋战略主要出于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目的，而不是单一的军事目的。中国并没有意愿挑战美国的海上霸权。但是，随着中国与相关国家的海洋权益争端日益加剧，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日趋复杂化。另外，随着中国国家力量和国际地位的增强与提高，中国的海外利益也相应地在不断拓展，国际社会也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维护国际海洋安全的责任。在此背景下，中国海上力量的有限发展以及为承担国际义务而进行的亚丁湾反海盗巡逻、新增航母等行为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于是周边有些国家和西方国际舆论开始炒作“中国海权威胁论”。这种言论作为“中国威胁论”的一种重要形式，大有甚嚣尘上的态势。[21]例如，美国亚太安全研究学者亚历山大·武温(Alexander L.Vuving)认为，面对中国崛起且越来越想掌握海权，美国应维持自己在亚洲海权的支配地位，防止中国挑战美国海洋霸权。[22]还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军事现代化一直有明确指向，它旨在以多种防区外攻击的方式让美国完全远离中国的周边海域，以便形成一个西太平洋的封闭外壳，让中国在该区域的力量占据主导地位，造成美国对此区域军事力量的中立化”。[23]美国认为，中美之前和平相处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当时只是地区性的陆地大国，还不是海上大国。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变成了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对于中国这一海洋战略，美国认为这会对其造成巨大挑战。
第六，中国对美政策形成共识的难度有所加大。一般而言，中国之前对美政策的制定大致由外交精英主导，比较容易形成共识并达成统一的行动，但随着中国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变得日益多元化，不同的利益行为体在对美问题上的利益诉求也不尽相同，发出的声音也有所差异。加之信息技术所带来的便捷性与及时性条件，公众意见也会对对外政策产生影响。此外，中国对外事务所涉及的部门也越来越多，其外交行为体不再仅仅限于国家的一些专有权限部门(如外交部、商务部和国防部等)，对外交决策的统筹与协调更加复杂，难度加大。美国要适应中国对外政策决策方式的多样化，调整之前的交往方式，关注中国诸多外事行为体的利益诉求与差异性方案，并分别对它们进行评估与分析，进而确定其对华外交政策。
第七，中国道路与美国模式之辩。早在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学者已经开始关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随后有关中国发展模式的探讨日益增多。[24]中国和平发展取得的成就使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意识到，除了美国模式外，还有另外一种模式可以使本国经济取得进步和发展。笔者认为，在未来这种由外及内对中国发展道路进行解读的方式以及在此概念上衍生的观念将越来越多。指导人们决策的其实还是政策制定者的观念，如何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同于以往大国崛起的方式，这些理念将继续形成世界对发展模式的分野。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如果形成一个集体的共识，即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中，确实存在一个“中国模式”，这个模式又与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必然的联系，其结果就是模式之争即儒家文化与新教文化的竞争，“文明的冲突论”或许会沉渣泛起。[25]
第八，美国的不安全感、忧虑和不信任感增加。自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呈现出“一超多强”的特点，这对美国的战略环境是很有利的。但是，从博弈对象的角度来看，由于中国是一个文明大国，中美博弈较之以前美国与其他“单项冠军”的国家(如二战前的德国、日本)的竞争，美国的博弈地位其实是下降了。在美国看来，在传统的中、美、俄三角关系中，中俄两国在战略态势上的接近对美形成了二比一的局面，加之第三方(如东南亚地区的某些国家)挑拨离间，美国对中国产生了一种不安全感，导致中美之间的矛盾性问题突出。2012年，中国学者王缉思与美国学者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合作共同发表了一份题为《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的报告，分别从各自角度分析了国际体系的结构、政治和价值体系、国家安全问题、经济与贸易问题、外交、能源和气候变化、军事、网络安全和情报等议题，结果表明两者在上述问题上存在大相径庭的认知和相互的不信任。[26]2013年12月，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和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联合撰写了《中美安全关注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中美战略互信度较低，当危机或紧急情况发生时，两国间回旋余地很小。该报告显示，中美两国精英和公众都对对方国家表现出较低水平的信任度，只有26％的美国公众和不到1/3接受调查的精英群体中的成员认为美国可以非常信任中国，中国方面的调查数字则更低。在中美如何看待对方的问题上，两国精英和民众普遍视对方国家为竞争者。将对方国家视为敌人的公众比例大致相等(在美国和中国分别为15％和12％)，占比较低。美国公众更关心中国的经济实力而非其军事实力，中国公众则更关心美国的军事实力而非经济实力。[27]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中国媒体还出现了“去美国化(de-Americanized)”的意识诉求，[28]这被西方媒体认为是中国要脱离现行国际体系而“另起炉灶”的表现，这使美国感到紧张和担忧。当然，美国的这种疑虑对中美两国的关系发展是不利的，加上日本、菲律宾等国的挑拨离间，就导致美国对中国的猜疑继续加深。
其实，中美在上述八个方面出现竞争的新议题，在更深层次上反映出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在相关利益上的竞争和博弈。[29]在国际关系中，世界现存大国与崛起大国的关系不好相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陷入冲突和战争，[30]这也是西方学界通常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新兴大国和现存大国猜疑、对抗、冲突的关系模式显然不适合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如何相处不仅关乎双方，更关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中美力量发生相对变化的阶段，中国适时地、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举措，这反映出中国力图摆脱这一历史宿命论而做出的努力，也旨在对历史有一个新的回答。对美国来说，如何避免与中国发生重大的、激烈的冲突甚至战争也是美国要解决的问题。尽管中美关系的老问题(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和贸易问题)并没有解决，还增加了上述八个竞争性新问题，但中美在这些问题上的竞争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必然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之间还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
三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探索
如上文所述，中美在双边关系中增添了诸多竞争性新问题，但是从中美关系发展的40多年历程来看，双边关系既表现了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的趋势，又表现出交往内容日益复杂化的态势。但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并没有发展成冷战时期美苏严重对峙的敌对关系，这说明中美之间存在诸多条件和因素来阻止双方走上敌对关系的老路，正如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马斯·多尼伦所认为的，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与老牌大国发生冲突并不具有必然性，这样的结果不是注定的。[31]笔者认为，中美之间存在诸多可以借用的有利条件，只要双方利用得好，完全可以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具体来说，这些有利条件包括中美两国的主体性条件、客观性条件以及两国的双边特性条件。
第一，主体性条件：中美两国既是超大型国家，也是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
国际关系的发展与国家行为体的类型和特性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行为体的类型和特性不一样，其相互间的互动与博弈所导致国际关系的结构和形态也会完全迥异。从主体性来看，中美这两个行为体与之前欧洲历史上争霸的行为体有很大的区别，即中美两国既是超大型国家，又是文明型国家，这种在主体性上的区别为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条件。
其一，中美两国都是超大型国家，规模都很大。这种规模包括领土面积、人口数量、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生产能力和经济规模。整体上，中国的地理环境与美国大致相当，两国矿产资源基本上能满足各自发展需要。在生产能力上，中美两国分别为第一、第二工业大国。在国内生产总值上，美中两国分别列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在贸易总量上，中美两国也分别位居世界第一、第二位。应该说，中美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竞争完全有别于美国与其他对手竞争的情况。美国在历史上主要有三个对手：德国、日本和俄罗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英国和美国进行挑战，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挑战美国，但它们都以失败而告终。如果仅以其中一项指标——世界财富的相对份额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家间的规模及其物理量决定了大国竞争的命运。具体参见表1。
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德国、日本而言，这两国在构成国家财富的因素(如国土面积、资源、工业生产能力等方面)上都远不及美国，也就是说，它们在物理量和规模上远不及美国。尽管单有物质资源不能决定战争的结局，但人口和财富是权力的原动力，获胜几率无疑极大地受资源的影响，特别是在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中，每一方都试图依靠物质力量拖垮对方。[32]大国之间的这种竞赛和对决犹如体育比赛，在国际舞台上，德国和日本这两个选手可能只是单项冠军，而不是全能冠军，美国却既可以当单项冠军，又可以做全能冠军，所以大国激烈博弈的最后，胜利者只可能是综合实力较强的一方。
苏联的情况有点例外，从总体上看，苏联也是一个超大型国家，似乎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全能的赛场选手，但这主要是从其面积、人口和资源的角度来考察的，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从国家财富的角度看，1945-1990年，苏联的财富大约只是美国的一半，其情况类似于目前中美关系中两国GDP的对比。
在冷战期间，苏联与美国的财富对比从1945年的16∶84(占比约为19％)到1960年的33∶67(占比约为50％)，其间共花了15年。在随后的30年期间，苏联占美国财富的比重略有起伏，但大致保持不变，直至苏联解体，苏联财富达到极限值时大致只是美国的一半。相比之下，中国从2005年GDP占美国的16.5％到2011年占美国的1/2，用了6年时间，并一直保持着高速的经济增长率。针对中国经济这种高速增长的趋势，各种智库对中国经济总量在不远的将来超过美国都做了相当乐观的估计。[33]这说明，中国的增长潜力将进一步拉近与美国在经济总量上的差距。这也是中国同德国、日本和苏联的不同之处。从乐观的角度来看，中国未来经济总量的发展超过美国也是可期待的。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新兴崛起国的经济力量具备超过或者保持与现存霸权国财富持平的条件，大国领导权得以顺利转移是可能的。从物理量来说，中美都具有超大型国家的特征，可以说是世界政治中的全能型行为体，谁也吃不掉谁，这是彼此竞争与合作的一个基础。很难想象两个超大型国家之间爆发迎头相撞的大规模冲突和战争，因为这种情况的出现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灾难。
其二，中美都是文明型国家，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其包容性相对而言更强，这也是民族国家所缺乏的一种内在基因。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民族国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确立了国家主权至上的基本观念。由于民族国家大都强调民族的单一性、纯洁性，所以必然会对其他民族产生天然的排斥和敌视。有学者分析说，从总体上看，民族国家极易提供民族主义的温床，一旦民族主义被激发，就会很容易导致激进民族主义的兴起：对内，它易产生狭隘的民族自负和偏见；对外，它容易导致具有侵略性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成为暴力、压迫和战争的借口。[34]因此，德国、日本和苏联/俄罗斯这种具有鲜明民族国家特性的大国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会自然地采取零和博弈的方式，对外也缺乏更大的包容性，故而容易导致大国间的剧烈冲突和战争。民族国家的内涵是欧洲大陆各国的内在基因，而东方的日本则继承了这个西方舶来品。从此，世界进入以民族国家为标准的西方政治体系。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中美两国在特定阶段出现民族主义的情绪，但这与极端民族主义有着鲜明的界限。
与之相对应，笔者认为，中美两国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类型国家，而是文明型国家行为体。虽然从国家的历史时间段来说，美国是十分年轻的，至今才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但是从渊源上看，美国的共和制建国史却又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距今已经有两千多年。从美国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来说，它完全算得上一个地道的文明型国家。从思想渊源上看，共和制的思想最早出现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等奴隶制国家。罗马共和制所形成的多元、持久、动态的治理经验也为美国的国际制度设计提供了核心的政治资源，以至于有学者说道，这艘来自古代的航船一直向西航行，在中途把番号改成了“五月花号”，然后在新大陆(北美大陆)卸下了一个新罗马共和国。[35]美国立国的过程比较复杂，它是松散的十几个殖民地、数百个殖民点的聚集，从而实现了国家独立。其先天性带有强烈的地方利益诉求，所以政体架构的基础是中央与各州分权制。这就使得美国的文明特性具有了更多的包容以及共同演进的特性。而中国向来都是一个以文明古国身份自居的国家，拥有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张维为认为，中国首先是一个现代国家，而中华文明的种种特质又使它与众不同。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两者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36]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tin Jacques)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认为，中国人并不像欧洲人那样将国家视为民族国家，而是视为文明国家。在成为民族国家之前，中国首先是一个文明实体。[37]文明型国家与民族国家最大的区别是，它能包容一个多元的体系。此外，它对民族和种族的理解也与众不同，在对待差异性上，文明型国家相信自己具有“熔炉”的作用。因此，种族、民族等概念在文明型国家内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像民族国家那样对它们充满排斥，而是相信可以通过吸收和同化等手段实现融合，将外来的部分变成自己的一部分。中美两国的民族具有多样性，需要一个文明的容器来包容这种差异性。这两个国家的包容特质以及治理结构的复杂性要比单一民族国家丰富得多。美国的外来移民完全可以成为美国公民，而中国古代的“外夷”也能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这些历史经验都是鲜明的例子。
中国与历史上的其他新兴国家有一个不同之处，即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中蕴涵着“各美其美”[38]的包容性，强调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所以对涌进来的异文化强调的是既要理解，又要有所选择。这就使得中美两国的竞争具有了与以往大国争霸迥然不同的特质。因此，在主体性条件上，中美两国兼具硬力量和软力量，当两者发生碰撞时，先发生较量的可能是软力量的博弈，而不是一开始便是图穷匕见的硬力量对撞(如军事对抗)。中美两国的身份和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于历史上进行霸权竞争的行为体，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天然具备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体性条件。
第二，客观性条件：历史性条件、技术性条件和时代性条件构成中美关系的稳定器。
其一，历史性条件。从美国对外政策的角度看，美国政治历史中存在自由主义的传统。[39]其自由主义的特质表现为，它把国际政治看做是由自然法统治的自然状态，把和平视为理性人之间的关系。这种观念见之于美国立国时宣布的《独立宣言》、一战结束后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二战后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等。其实，在如何防止和平的自然状态演变为战争状态问题上，美国人深受洛克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影响，即仿照在个人层面订立社会契约、建立政治社会的方式，在国家间主张通过订立条约、国际法和建立国际组织来解决冲突，维护和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倡导建立的国际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联合国以及相关国际组织，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可以说，进入20世纪以来，美国把国际关系的性质提升到一个新阶段，即在过去国家社会无政府状态下的霍布斯状态中加入更多自由主义的政治特征。美国的对外关系中体现出了所谓的法制主义-道德主义的风格。[40]二战结束后，由于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它的这种外交风格也影响了之后的国际政治，在国际社会中也注入更多的自由主义因素，这应该说是国际关系的一种演进。虽然国际政治仍然充满斗争，但国际社会更多地倡导竞争而不是战争，强调制定和运用规则的合法性及其制约性，注重采取合法的手段而不是暴力手段获取财富与权力。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也是一个不断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国取得的成就并没有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获得，而是在现有国际体系下不断自我改革和发展，强调用和平的方式来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其二，技术性条件。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看，人类进入了核武器时代，这对大国的冲突是有制约作用的。科技的发展特别是武器技术的发展能严重影响甚至决定国际社会的政治关系。美国学者詹姆斯·麦克莱伦第三(James E.McClellan Ⅲ)等研究了世界科学技术通史后认为，在人类历史中，技术起到了基本推动力的作用。历史表明，任何一种文明中，技术都是塑造和维持人类社会的决定性因素。[41]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核武器的巨大破坏性都会消灭一切可能获得的利益。核武器即使最初是在有限规模上使用，也是一场十足的灾难，最终只能导致双方同归于尽。[42]事实上，国家间关系在人类社会出现毁灭性武器之前，彼此大致处于无序竞争的状态之下，其权力的获取主要采用战争和冲突的方式来得到，以至于霍布斯逻辑如此频繁地占据国际政治的主导地位。[43]自从人类迈入原子时代，尽管世界政治还是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但国家对彻底毁灭产生的恐惧以及保存人类文明的理智导致了大国间有序博弈的出现。随着中国进入核大国俱乐部，中美间关系也随之发生改变，从过去倾向无序博弈的政治结构转向有序博弈的政治结构之中，中美关系因而也进入了相对稳定的阶段。从技术层面看，中美由于互为合法拥核大国，彼此都具有毁灭对方的能力，这也大大限制了中美之间发生剧烈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
其三，时代条件。它包括都市主义的形成、市民社会的发展、全球治理的需要、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日益刚性化等方面。
首先，都市主义的发展为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创造了条件。随着中国工业和城镇化的发展，中美两国城市化水平的差距也逐渐缩小，而城市化对世界和社会带来的最大影响是都市主义(urbanism)的产生，都市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个人主义，追求个人的成功，与农村的社群主义价值(主要是追求整体的成功与荣耀)大相径庭。对都市主义者来说，城市就意味着自己财富和价值的全部。但是，大都市天然具有极其敏感的脆弱性。[44]现代战争告诉我们，城市化最担忧的其实是战争，一旦发生战争，个人资产和财富可能就会顷刻化为乌有。如果有几个大城市变成废墟，则可能导致整个国家经济的崩溃，政权的丧失，个人和国家则损失惨重。所以对大都市主义者而言，他们宁愿崇拜投资家沃伦·巴菲特(Warren E.Buffett)去投资赚钱，也不愿跟随美国的军事将军乔治·巴顿(George S.Patton)去流血战争。伴随城市化发展而来的都市主义在对待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上，更倾向于合作、和平和安全的价值取向。特别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中美两国的城市人口数量庞大，他们在意愿和价值取向上倾向于合作共赢，而不是冲突对抗。
其次，由于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全球开始形成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意识不仅在美国得到进一步发展，[45]在中国也日益凸显。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中美相互依赖的深入，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已经不能简单地从国家对国家的角度来看待，还要考虑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层面。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特征日益形成，中美外交关系不再仅仅事关政府机构和领导人，广大的社会力量也积极参与其中。[46]对美国而言，强大的市民社会为美国的政治文化提供了有力的道德支持，并反过来使其主导的政治文化深入人心，实现了大部分社会整合的功能，进而使利用政治力量维系社会统一的必要性降到合理的程度。[47]对中国而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出现了多元化。外交政策的制定潜含着受社会态度否决的可能，诸多外交政策的出台和调整也日益受到来自民众的压力。总体来看，市民社会是国家权威和个人自由的缓冲地带，国家与市民社会构成了相互制约的关系。[48]因此，中美两国政府关系出现“恶化”时能及时得到来自市民社会力量的制约、调整和纠偏。
再次，全球治理需要各个国家合作。全球性生态失衡、环境污染、人口爆炸、资源短缺、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的治理已经超出任何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范围，需要有全球性的治理措施来应对。中国在向国际社会展示自己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时，也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在全球问题上发挥更积极主动的作用，这就需要加强与其他大国特别是与美国的合作。奥巴马政府也意识到，全球性挑战呼唤全球合作，美国并不能解决所有全球性危机。[49]应该说，中美在全球治理议题上也存在许多共同利益。美国在许多重要的国际问题或全球性问题方面需要中国的支持与合作，特别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更需要大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
最后，国际法和国际组织表现出刚性化的特征，这对大国冲突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许多国际组织的规则中已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体现“直接适用”思想的条款.强调其强制性和刚性特征。很多国际法在立法和仲裁方式上都具有了强制性特征。另外，随着国际社会的组织化并趋向制度化，“制裁”的规则日益普遍。同时，众多国际组织实体日益兴起，使得国际法的强制体系更显刚性，例如，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就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尽管国际法不能像国内法那样实现“直接适用”，但是国际社会从间接的方面或依靠间接的手段来施加影响的行为日益增多，也可以实现其强制性的目的。从二战后的情况来看，目前国际法的执行情况应该是越来越好。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国际法的刚性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即需要大国一致。如果大国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相关国际法的执行就比较困难。中美两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两个大国，其在国际法领域的合作与配合上需要考虑大国协调与一致，这对国际制度的主导者美国以及旨在现行国际制度下谋发展的中国来说提供了合作的机会。
第三，中美的双边特性使两者具有了共同演进的基础。
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目前中美关系大致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美两国开创了以下几个有利条件。
其一，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从贸易的角度看，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2年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而据美国方面的统计，2012年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2012年，中美双边贸易总值为4846.8亿美元，较1979年增长将近200倍。双边经贸合作已发生质的变化，合作内容已从单一的贸易扩展到经济的各个领域。从投资的角度看，美国仍然是中国外资最大的来源地之一，截至2012年11月底，美对华实际投资达到700亿美元。同时，中国对美投资继续呈增长趋势，截至2012年11月底，中国企业在美累计的非金融类投资达86亿美元，投资范围广泛，涉及诸多领域。[51]美国驻中国大使这样评价中美经济关系，中美两国经济日益相互依赖，甚至可以说一体化。[52]经贸关系的密切，一方面可以起到稳定中美关系压舱石的作用，同时也会产生经济利益的相互绑定作用，起到“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效应。尽管在学术界存在贸易是否能够导致和平的争论，但是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依赖性至少有助于两国密切往来和共同协商。
其二，中美两国存在广泛的社会与人际联系。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两国民间交往快速发展。据统计。中美两国每年往来人员总数超过300万人次，平均每天有超过9000人往返于太平洋两岸。中美已建立起36对友好省州、161对友好城市关系。目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人约13万，而在中国留学的美国人也超过2万人。在中国，约3亿人正在学习英语，在美国学习汉语的人数也已达20多万。[52]同时，根据中美旅游合作交流情况，自2008年美国正式成为中国公民出境组团旅游目的地以来，共有576万人次中国游客到美国旅游，年均增长18％。双向交流人数从2008年的256万人次发展到2012年的384万人次，年均增长10％。目前，中美已互为重要的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两国旅游合作全面推进，可以说进入了历史较好时期。到2015年，中美旅游交往人数有望突破500万人次。[53]总体来看，民间交往日益增多将成为公共外交的一种有效形式，是中美外交的基石之一。中美这种广泛的社会与人际交往，将起到助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作用。
其三，中国对美政策一直保留了一个清晰的战略，即在现行的国际体系内崛起，扮演的是参与者和改良者的角色。这既是中国对中美关系的贡献，也是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贡献。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是国际社会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而不是颠覆者。中国的发展实际上也是一个逐渐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国持续快速发展得益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同时中国发展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共同发展的宝贵机遇和广阔空间。[54]可以说，中国对自己身份的选择和定位为中美关系创造了条件。自20世纪以来，美国为国际关系注入了自由主义和制度主义的某些特质，而中国选择了在体系内崛起，遵循国际现有体制，不追求对现有国际体系和秩序的颠覆而引发大国政治的冲突和战争。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为中美关系提供了合作和共同演进的可能。
其四，中美关系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已经建立起了比较良好的沟通机制。在2008年，两国大致有60多个对话沟通机制；到了2013年，中美之间的对话平台已达到90多个。目前，中美之间的双边对话已经形成多领域、多层次、多级别互动的形态。特别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建立，日益发展成为两国之间最高规格的定期对话。中美关系的实践表明，中美对话机制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适时对危机进行管控。当危机发生后，危机中双方的沟通必须尽可能清晰，从而使双方决策者能够正确理解对方信号的含义，特别是涉及军事行动时，应避免因误解而导致武装冲突。[55]当然，在众多的中美对话机制中，有些机制本身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每一次谈判或多或少都能创造一个良好的协商气氛，为其他机制解决问题创造条件。对话机制的主要功能就是加强战略信任，通过沟通与协商，知道对方的利益诉求，寻找合适的解决途径，使双方容易产生合作的态度，而不是彼此敌对和猜疑，从而有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
四 结论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是中美两国关系动态演进的一个重要阶段，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它将是中美两国外交政策做调整和彼此做出调整、适应和共同推进的重要内容。[56]应该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践性大于理论性和政策性，中美最后能否构建成新型大国关系其实是双方互动和实践的结果。以往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国家利益问题上，国与国之间很容易形成零和博弈的关系。但笔者认为，国家利益的博弈在处理手段上是多样的，其中有一部分可以通过交换和范围划定的方式来化解。有一部分则可以采取搁置的方式来处理。因此，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中美在未来要加强危机管理机制建设，妥善处理涉及中美双方的核心利益和非核心利益，要对相关利益的轻重缓急、优先等级等做好排序，共同管理中美因竞争而导致的紧张关系。
通过分析中美两国关系的诸多条件，笔者认为，中美两国在主体性条件、客观性条件和双边特性条件方面区别于历史上的大国关系。首先，中美两国都是超大型国家和文明型国家，在主体性上就与历史上的崛起国/挑战国(如德国、日本)具有不同的特点，这种特质也正是中美得以用合作与和平方式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条件，具有一定的“天然性”趋势。其次，美国的自由主义文化传统、中国的“和”文化、核武器在核时代对大国战争行为的限制、现代都市主义与市民社会的兴起、全球问题的挑战、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刚性等因素在客观上可以使中美关系处于合作与竞争共存的状态，至少能形成非零和关系，而不至于导致大规模冲突和战争。最后，从中美两国的双边特性上看，中美的贸易与投资日益紧密，使中美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共同体，加之两国广泛的社会和人际联系、数量庞大的中美互动机制的建立以及中国清晰的在体系内崛起的发展战略等因素，这些条件为中美建成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 A.Kissinger)所说，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应该是“共同进化”，而不是“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两国在可能的领域内应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在维护共同利益、建设全面危机处理框架以及双方领导人要从长远来把握中美整体状况这三个层面来处理好彼此关系，实现共同进化，从而走向“太平洋共同体”。[57]共同演进将或许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发展方向，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则是两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
注释：
[1]对中美关系发展阶段的分析可参见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倪世雄：《结交一言重 相期千里至：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中美建交30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0页。
[3]1993年11月，江泽民同志在美国西雅图同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正式会晤，指出处理中美关系应遵循“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方针。
[4]王晓薇：《中美关系13年四次定义600亿合同注解伙伴关系》，载《华夏时报》，2011年1月21日。
[5]参见Thomas Donil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2013, ” March 11, 2013, http://asiasociety.org/new-vork/complete-transcript-thomas-donilon-asia-society-new-york, 登录时间：2014年1月17日。
[6]Susan E. Rice. “America’s Future in Asia. ”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Rice on U. S. -Asia Relationship, November 20, 2013, http://uspolicy.belgium.usembassy.gov/headline/national-security-advisor-rice-us-asia-relationship, 登录时间：2014年1月16日。
[7]笔者曾在诸多场合谈及中美关系中出现的竞争性新议题，但大多比较零散，也没有进一步做详细的论证。现借此对之前论及的观点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修正、归纳和总结。相关论述可参见金灿荣：《未来十年中美关系面临8个新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hy/hy_gdxw/201401/t20140115_943980.shtml，登录时间：2014年2月16日；《未来10年中美关系将新老问题并存》，http：//world.people.com.cn/n/2012/1227/c1002-20038499.html，登录时间：2014年2月16日。
[8]对中国周边外交的梳理，参见张建：《中国周边外交再思考》，载《当代世界》，2013年第6期，第41-43页。
[9]赵穗生：《中美应共同谋求世界权力天平“新的均衡”》，载《学术前沿》，2013年第9期，第9-10页。
[10]Barack Obama, “The United States Is a Pacific Power and We Are Here to Stay, ” November 17, 2011, http://www.abc.net.au/lateline/content/2011/s3369684.htm, 登录时间：2014年1月13日；Hillary R.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10/175215.htm, 登录时间：2014年1月13日。
[11]Thomas Donil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2013, ” Remarks by Tom Donilo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to the Presid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2013, ”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3/11/remarks-tom-donilon-national-security-advisory-president-united-states-a, 登录时间：2014年1月14日。
[12]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ce, “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3, ” pp. 5-14, http://www.defense.gov/pubs/2013_China_Report_FINAL.pdf, 登录时间：2014年1月15日。
[13]“China’s Military Rise the Dragon’s New Teeth: A Rare Look Inside the World Biggest Military Expansion, ”The Economics, April 7, 2012,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52193, 登录时间：2014年1月19日。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前言”。
[15]Anthony H. Cordesman, Ashley Hess and Nicholas S. Yarosh, “Chines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nd Force Development: A Western Perspective, ” August 23, 2013,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30725_chinesemilmodern.pdf, 登录时间：2014年1月12日。
[16]Clara Moskowitz, “US ＆ China: Space Race or Cosmic Cooperation?” SPACE, September 27, 2011; Frank Klotz, “China’s Growing Space Power, ”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chinas-growing-space-power-7244, 登录时间：2014年1月18日。
[17]Tom Donilo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Donilon on Asia-Pacific in 2013, ”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texttrans/2013/03/20130311143926.html#ixzz2nn4Shqts, 登录时间：2014年1月18日。
[18]蔡翠红：《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竞争、冲突与合作》，载《美国研究》，2012年第3期，第107、121页。
[19]参见商务部综合司、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2012年美国货物贸易及中美双边贸易概况》，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33266，登录时间：2014年1月20日。
[20]国家海洋局：《2012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中国海洋局网站，http：//www.coi.gov.cn/gongbao/jingji/201302/t20130227_26159.html，登录时间：2014年1月20日。
[21]刘中民：《美国眼中的中国海上战略》，载《东方早报》，2012年5月22日。
[22]Alexander L. Vuving, “What Regional Order for the Asia-Pacific? China’s Rise, Primacy Competition, and Inclusive Leadership, ” http://www.apcss.org/wp-content/uploads/2012/09/Chapter17.pdf, 登录时间：2014年1月21日。
[23]Ashley J. Tellis, “Uphill Challenges: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nd Asian Security, ” in Ashley J. Tellis and Travis Tanner, eds. , Strategic Asia 2012-13: China’s Military Challenge, Seattl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2, pp. 2-24.
[24]Joshua Cooper Ramo, “ The Beijing Consensus, ”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London, 2004, http://fpc.org.uk/fsblob/244.pdf, 登录时间：2014年1月20日；俞可平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5]从全世界看，世界上工业化搞得好的地方就只有两个地区：一个是新教占主导的北欧和北美地区，另一个是儒家文明圈，即东亚经济圈。这两种模式可谓两枝独秀，形成了以往历史上没有的现象。
[26]Kenneth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 “ Addressing U. S. -China Strategic Distrust. ”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Monograph Series, No. 4, March 2012. pp. 7-39.
[27]Michael D. Swaine, et al. , “ U. S. -China Security Perceptions Survey: Findings and Implications. ”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us_china_security_perceptions_report.pdf, 登录时间：2014年1月20日。
[28]Liu Chang, “Commentary: U. S. Fiscal Failure Warrants a De-Americanized World, ” http://www.guancha.cn/XinHuaShe/2013_10_16_178931_2.shtml, 登录时间：2014年2月16日。
[29]对于中美关系中出现的八大新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评审专家指出，其中大多数新议题的出现是中国崛起而带来的结果，建议从中国崛起(变化)-美国反应(调整)的角度来分析，笔者对此表示认同并致谢。
[30]江涌：《当心世界老二的魔咒》，载《世界知识》，2010年第22期，第52-54页。
[31]Thomas Donilon,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2013, ” March 11, 2013, 参见美国白宫网站，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3/11/remarks-tom-donilon-national-security-advisory-presidentunited-states-a, 登录时间：2014年1月23日。
[32]John J. Mearsheimer, convention Deterr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33-35.
[33]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的时间表有很多版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做过最乐观的估计，在其2011年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认为，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16年将超过美国。
[34]索洛维约夫著，徐风林译：《俄罗斯与欧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5]林国荣：《罗马史随想》，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45页。
[36]参见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张维为：《中国是世界唯一“文明型国家”》，载《环球时报》，2010年5月24日。
[37]马丁·雅克著，张莉、刘曲译：《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165页。
[38]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总结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十六字“箴言”。
[39]有学者甚至这样总结道，美国从其建国之初就已是一个自由主义社会。其自由主义传统已是世界上最牢固的传统之一。参见路易斯·哈茨著，张敏谦译：《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1991年引言版”，第1-2页。
[40]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165页。
[41]詹姆斯·麦克莱伦第三、哈罗德·多恩著，王鸣阳译：《世界科学技术通史》，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14页。
[42]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0页。
[43]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3, 1994, p. 42.
[44]关于城市脆弱性的讨论参见Jorn Birkmann, Measuring Vulnerability to Hazards of National Origin, Tokyo: UNU Press, 2006; Gilberto C. Gallopin, “Linkages between Vulnerability, Resilience, and Adaptive Capacity, ”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Vol. 16, No. 3, 2006, pp. 293-303。
[45]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认为，美国软实力的表现之一是其市民社会的意识。参见Joseph S.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24。
[46]傅梦孜：《中美关系发展的逻辑思考》，载《美国研究》，2011年第3期，第27-29页。
[47]关于美国市民社会与政治民主的分析，可参见金灿荣：《美国市民社会与政治民主》，载朱世达主编：《美国市民社会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三章。
[48]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导论”，第15-19页。
[49]Michael D. Shear and Dan Balz, “At United Nations, Obama Makes Appeal for World’s cooperation,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4, 2009.
[50]商务部新闻办公室：《2012年商务工作年终述评之三：中美双边贸易额将近50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ae/ai/201212/20121208498231.html，登录时间：2014年1月25日。
[51]骆家辉：《中美关系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程》，http：//finance.sina.com.cn/hy/20130117/142414317988.shtml，登录时间：2014年1月12日。
[52]张业遂：《中美关系和中国的全球作用》，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dszlsjt_602260/t868012.shtml，登录时间：2014年1月24日。
[53]邵琪伟：《要努力扩大中美双向旅游交流规模》，中国旅游局官方网站，http：//www.cnta.gov.cn/html/2013-10/2013-10-10-8-37-58469.html，登录时间：2014年1月25日。
[54]《携手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载《人民日报》，2012年7月8日。
[55]如何利用中美关系中的对话机制，妥善对中美关系进行管理的分析可参见张沱生、史文：《对抗博弈合作——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邱美荣：《危机管理与中美关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3期，第1-7页。
[56]中国学界对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讨论有很多，具有代表性的包括：袁鹏：《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5期，第1-8页；周方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路径与前景》，载《当代亚太》，2013年第2期，第2-21页；达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第59-73页。
[57]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林华等译：《论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515-516页。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