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柏楠的南沙发迹：以罪恶之身把人家的成绩往自己脸上贴

今年7月7日，广州各大报同时刊登市纪委公报的梁柏楠犯案材料。梁某有40年党龄，从一个普通农民当到番禺书记，在番禺政协主席任上被捕。现在正从地区政治“明星”变成罪犯“明星”。电台有访问，电视有专辑，报纸有大篇报导（见附图），网上有关条目更有几百之数。

梁某在1993年4月任南沙开发区第一任书记，五年后因主政开发南沙“有功”，以一大赌棍贪污一百多万、挥霍二千多万的有罪之身升任番禺书记又五年，到2003年4月调任番禺政协主席。前后十年，梁某最大“政绩”还是在南沙，可以说主要是在南沙发迹的人。广州报导案情的文章开篇就说梁柏楠，“也确实干出了一些成绩，番禺的发展、南沙的开发有目共睹，他是有贡献的，党组织也充分肯定他的努力和工作”。

看到这段话，我是惋惜、无奈、傍徨，百般滋味，感慨万千。

霍英东主持南沙开发工作，正式记录在案的工作例会，到2004年8月5日是第508次。其中至少有十年中的400多次会是梁氏代表官方直接或间接参与的。非正式碰头会的次数更不计其数。

我作为霍英东基金会顾问，一个在霍英东身边参加了所有南沙开发工作的人，直接打交道的官方“合作者”就是梁柏楠。想起南沙开发十几年来碰到种种无端的困扰、莫明的阻隔、无所适从的变幻，使人感到傍徨无助、焦头烂额。今天想借《信报》一角，讲一下多年来想讲的话。也就是我的目睹，何以一直跟梁氏的上级不同。

梁柏楠以涉嫌经济犯罪被捕。所指罪证，只是“收受他人钱财”180多万元（人民币，下同）。但案情介绍却透露出种种复杂内容。除“收受”180多万外，他还以赌博、周游世界等方式挥霍二千多万国家财产，又以私袋10多万元的小利就无偿拨出100亩土地给私人老板，更在2000年番禺撤市前夕以每平方米107元的低价划拨靠近广州市区“华南板块”土地25,620亩给八大地产商，（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10月24日）。每亩仅七万一千余元，只有正常地价的十几分之一。梁某从中所受何物，至今未有下文。此外梁以转制为名把几家有资质的国有公司变戏法般转到自己儿子和亲信手中，并将南沙各种工程安排给他们。弟弟搞基建，儿子装水电消防，女婿做绿化，亲信包运输，一手通杀。就算你整幢房子已建好，如果不跟他儿子购买指定的各种设备，一句“消防不合格”，便只有等死。整个南沙甚至番禺，凡有钱赚的，几乎都有他梁家的手脚。为找机会让手下人进贡，他一年要摆四次“生日”大宴。更耗巨资修建祖屋，极尽奢华，处处炫耀富贵权势，一副地主心态，引至民怨四起。但案情介绍的报导中却还有一句“他对家庭有着深重的责任感”，让人摸不着头脑。至于他的烂赌烂游更为“出众”。从内地到香港，从俄罗斯到秘鲁、智利，每见赌场必赌。最出格是1996年在澳门赌输被扣作人质，他急召公司亲信带20万去才得救回来。此事早传街头巷尾。《广州日报》同一篇报导案情的文章就说：“从1993至2003年，梁柏楠一直沉迷于赌博，被当地老百姓视为一大赌棍。他不仅在当地明张目胆地赌，还多次到澳门甚至在出国参加外事活动的时候赌”。梁某一边把国有资金大把丢在赌场，一边在政坛上青云直上。这不是咄咄怪事？。

组织上对梁某的“贡献”，确实作了“充分肯定”。所以梁氏不仅从一个普通干部一直被提升为书记第一把手，而且是一边犯案一边被评为学习“三个代表”先进分子、普法先进分子、科技先进分子、绿化先进分子。据说这些“分子”都是“同行和社会公认的优秀人才、优秀成果，体现了市委、市政府的权威性”。而且评审“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获奖人既要有较大的成绩，又必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人。

但梁某究竟“干出了”什么？以我所见，主政南沙十年的梁某，除了现在揭出真面目表明他绝不是一个有理想、有作为的廉政官员外，其所做的不外三条：一是以明一套暗一套的手法不断玩弄权术，玩弄政策，即便因此给人造成困难、障碍甚至伤害，亦在所不顾；二是不断向上表忠心、表积极，以争得各种“先进”的光环掩蔽自己黑暗的身心。原来在内地，“黑人”是可以用“光环”来洗“干净”的，而且比洗黑钱容易得多；三是拿人家的成绩记在自己账上请功。别人的功劳往往被他若无其事地一手抹掉。内地习惯一切功劳归于官方，也就是归于“一把手”。这种幼稚可笑的传统，帮助梁某达到了目的。

其实认为梁柏楠在南沙开发中“有功”的人，是因为不明白霍英东开发南沙的艰难。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初，霍英东从中山温宾馆起步，搞广珠四桥，扩建相关公路，致力于打通珠三角西走廊，又在广州搞了白天鹅宾馆后，便盯紧珠三角中线，从广州出发，全力南拓。为此，他捐资帮助兴建洛溪大桥、大石大桥、改造番禺宾馆，接着投资建沙湾大桥、拔款抵押建南沙大道。其间还同时捐巨款帮助番禺兴建体育馆、医院和大中小学。最后就把力量集中在南沙开发建设上。目的只有一个：打通珠三角东西两岸，在珠三角中心建成一个现代化的海滨新城，整合大珠三角市场，扩展南北腹地，以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为改革开放做一点实事。

南沙的开发，一直得到中央和省市领导的关心和支持。这是南沙得有今日的重要条件。只是在跟地方具体工作主管打交道的过程中，霍英东碰到的困难、遭受的打击和挫折，实在难以为人道。有人贪天之功，有人搞对着干，有人指责漫骂，有人从中作梗，有人故意设置障碍，有人敲诈勒索，有人干脆排斥。一个地方的什么“长”，手握半丁点小权力，就可以搞到你鸡毛鸭血。可以说这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受气。内地一般政客的丑陋嘴脸、肮脏手段，传统官场最令人讨厌的厚黑术，在南沙都见过了。偏偏不知道的，是这些地方执行官究竟在哪里帮助过我们。基金会与番禺合作组成东部公司，负责开发南沙22平方公里土地，基金会占51，政府占49。霍英东任董事长。有三个副总经理由番禺政府派出。以梁柏楠为首的三位官方副总经理，如今两个在监狱已一年多，另一位远赴美国定居已三年。但这三位，至今仍是主持南沙开发工作的官方“在位”主管。其他的事，可想而知。霍英东就说：自己一生所历艰难困苦无数，却以开发南沙最为呕心沥血。几乎所有知情人都说：如果在南沙搞开发的不是霍英东，百分之百垮台。

内地还有报道，一些落马官员会“咸鱼翻身”或“东山再起”。

当然，我不能无根据地讲话。大量的根据，要在下面一点点叙述：

“梦里不知身是客”：霍英东几乎被人赶走

霍英东在南沙，试图以个人力量，通过建立一个现代化新城作为探索，看看自己能为改革开放干点什么。说实话，这种设计，似乎有点“胆大包天”，或者根本就是“不合时宜”。所以霍英东常说，南沙是他的一场梦。却因“梦里不知身是客”，霍英东几乎被人赶走。

对梁柏楠“有目共睹”者，我是有权讲话的一个。几百次会议比肩而座，梁某见面是笑口盈盈，背后却飞脚横踢。此种感受，有几个人比得上霍英东和我？下面我要回忆自己目睹的事实，可能会有点冗长和琐碎，但这不仅对当下的现实，而且对将来研究商业史、地区发展史和内地改革开放史，都是有价值的难得材料。

霍英东在南沙，没有占用耕地，没有享受任何特殊政策。地方官借霍英东在南沙奠下的基础和信誉，向中央申请成立开发区。结果，1993年5月，中央批准南沙划出9.9平方公里土地成立国家级开发区。这正是梁柏楠就任南沙书记一个月之后的事。但同时兼任南沙管委会主任的梁某等官员，实际上早把开发区土地划在自己直管的一片耕地上。霍英东之功，立马变成梁某一大政绩。直到现在，番禺一些介绍文章还在说霍英东开发南沙是“在享受国家级开发区优惠政策中开始起步”（番禺古今，第6期，第23页。番禺炎黄文化会编，2002年10月）。霍英东有口难言。

霍英东在南沙搞开发建设，从没有用过什么“优惠政策”；地方官在南沙却搞“开发政策”，就是玩弄政策，千方百计利用政策捞好处。而且许多做法，明摆着跟霍英东对着干。那情形，比新加坡的苏州工业园被人“对着干”，有过之而无不及。

霍英东在南沙搞个东发码头。他们紧挨着这码头，硬逼霍英东白掏两千万给他们搞个同样的南伟码头，并交由现在被称为梁某第一亲信的同案犯陈某管，当地的货物就往自己的码头拉。几乎是公开拆你墙脚。厚黑至此，霍英东亦竟能大度宽容，说不要跟他们争这种小利。但就这样起家的南伟码头，今天竟是欠债两亿多的企业。

霍英东在南沙开了个直航香港的高速飞船码头，他们在莲花山港口照搞一个同样的码头。一个县级单位建有两个一级口岸，全国也仅番禺一家。靠的也是中央对霍英东的支持。更难忍受的是，地方官派到港口的主管人还利用南沙港口走私。

霍英东在南沙搞了个高尔夫球场，他们在北面莲花山照搞一个高尔夫；

霍英东搞个天后宫，他们在前面“开发”一个烧烤场；

霍英东想把港前路修到地方所属的山后面成环岛路，钱交出后没有下文，他们说是用作“搬迁费”了；

霍英东要建个小型的蒲洲花园，他们在邻近山脚挖来一堆黄泥，在山上拔来一堆小草，再插几棵手臂般的小树，便拿走了一千五百万。弄到后来只好请香港的公司重做；

霍英东要建南沙广场，从施工到监理全是他们的人，整整半个广场的桩位，到露出地面才“发现”，竟然误差20米！霍英东说：我一世搞工程，从未见过这样离谱的事；

广场建设中，经常停水停电。我们常为水电低声下气向地方官求救。他们提出要提前拉一条供电专线。我们被迫答应了，并从广州请了几位专家来考察。专家一致选定一个方案：从广场西边不到一公里的小山后面拉线。“梁家人”却坚持要从七八公里外管委会旁一个变电站拉线。还不懂装懂地说“山头拉线有危险”。为此，供电问题被一拖再拖。

要知道，南沙开发是跟番禺合作，番禺不出钱，却占有49%的股份。所以，只要番禺有能力，所有工程都由番禺包揽。从中也可以看到梁某安排自己一家人“通杀”的意义。

霍英东也终于有被弄到受不住的时候。

南沙处在绝佳位置上，却长期无人开发。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可用土地。为此霍英东把大量金钱丢在地下，换取河底泥沙喷上地面造出新土地。这是南沙开发一大工程。当时为争时间，先开工后结账。记得一次例会讨论填沙问题。会上，工程负责人递上一张要求结算的喷沙账单。霍英东看后，眼睛突然一楞，说：“20元？有冇搞错?”递单人居然嘻嘻一笑，若无其事地说：“是呀，我们报天价嘛。”意思是，“你可以落地还钱呀”。只见霍英东面色一沉，眼睛直直地盯着这位梁某的另一个亲信，沉声说：“喷沙工是猪骨头，有数可计。我请对面东莞人搞是8元一立方，请中山人来搞是10元一立方。现在是跟你们合作，你们要我20元？这不是钱的问题。你们是不是想赶我走？”说罢紧咬牙根，似乎内心一阵愤懑，辄自颤动不止。

霍英东一生奉行和气生财原则，是个忍受力极强的人。他有时半开玩笑说：企业界为何女性比较少？因为女性常常不肯受气。我跟他四十几年朋友，从未见他对人发脾气，十分宽容厚度。当日见他气到那个样子，所受伤害，可想而知。

不管如何艰难，在打通了珠三角东西两岸的同时，南沙也终于一步步从烂泥滩和乱石塘中走出来。开始有了土地，有了四通八达的公路，有了码头、港口，有了现代化的会展中心、科学馆、文化街，有了国际一流水平的花园、啤酒屋、高尔夫球会，有充满传统文化情调的南国水乡和天后宫……，一座现代海滨新城的雏型已在珠三角的中心点出现。番禺也从一只“病猫”变成五小虎之首。为此霍英东付出的财富、心血和精力难以计算。正在这时，梁某主持的南沙管委会借开光不久的天后宫，在中秋之夜搞了一场大型宣传晚会。番禺几乎所有领导、几万群众、霍英东及其基金会上下员工均到场。组织者还把广州电视台和一些有名的演员请来。演员按照组织者提供的材料编出一组节目。整个晚上就对着霍英东表演一个主题：南沙好。说南沙的路怎样好，码头怎样好，花园怎样好……。但从主持人讲话到演员的全部演出，从头到尾竟没提半个霍字。甚至连暗示的意思都没有，反而有明显的回避，好像有意让人感觉：整个“南沙好”，就是管委会的功劳。

这个晚会节目，第二天还安排在广州电视台播放。后来电视台的领导发现有问题，才取消播出。

更呕心沥血的事还在下面。

“内外有别”：一个公章就可以令你破产

霍英东在番禺为什么会有那样遭遇?梁某一个副手道出了其中一个原因：即便身为国家领导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上层和民间都有极高威信的霍英东，在南沙大小官员眼里仍然只是个“外人”。

事情要从赌博讲起。在赌棍治下的南沙，地下赌场遍地开花。梁某经常出入的祈福酒店与南沙管委会距离只有几百米，中间的金洲村内就开过公开赌场，大轮盘跟澳门的差不多，人山人海。省市有人多次来查禁。上午禁完，中午便照开。作为管委会主任的梁某不可能不知道。一日，在南沙广场近旁的鹿颈村，传来村书记突然死亡的消息。霍英东不得不关心，便问原因。梁某手下一位副主任，嘴角一杪就答：“正常死亡”。一副轻簿的样子。后我们知道，村书记原来是为赌债自杀，便问那副主任为何讲假。不料他两眼一横，牙缝边“挑”了一声，竟然讲出一句真话：“我是共产党员，不是一条狗！内外有别。”说话间，口水喷洒一地。最有意思是那句“不是一条狗”。正如谚语所说：“谁害什么病，便老谈那种病”。霍英东既被视为“外人”，便照咬不误了。

原来因为是“外人”，处处消息被封锁。我们一直处在信息不对称之中而不自知。难怪霍英东搞的新技船厂、南沙有荣船厂、洛溪大桥、南沙大道、番中公路及其上三桥、三善大桥、沙湾大桥、虎门渡轮码头等几乎所有项目，没有一个不出问题。每个问题，不论从那个角度看，都是诡谲到极的案例，弄到你百般无奈，心力交悴。

作为渔民之子的霍英东，对重建海上丝路有特别兴趣。所以他在南沙新城近傍跟番禺市政府买了一块地，准备搞个船厂负责造高速快船，又搞个船厂负责修船。买地合约签好，钱交过，领到的红线图边界上还盖着32个市政府国土局公章。于是造快船的新技船厂动工了。想不到广州市政府连发十三个文件，说那块地另有他用，原合约“不妥”，“谁都要顾全大局。否则将来全省工业每年会损失700亿”，“会贻误子孙”。一年“700亿”，还会“贻误子孙”。谁担当得起？这不是当头一棒，而是当头十三棒！霍英东问：如果广州喜欢时就可以说我跟番禺已经实施的签约“不妥”，是否我跟广州的合约将来又会被广东说不妥？其他的合约，什么时候会变成“不妥”？

船厂在中央和省领导支持下还是建成起来了。但建起来又怎样？一样被整垮。

快船如果跟澳洲买，省时省力省钱。但霍英东为能让自己人掌握新技术，高价请澳洲工程师来手把手教内地技术人员。为此，船厂职工培训费每人每月平均高达万元。

有卫星导航的高速快船“南沙38号”很快出来了。这是全国第一条科技含量最高的民用船。几级地方政府都忙着拿这船厂去报“引进高科技项目”之喜。南沙更以有了第一家高科技厂为荣。伍绍祖来参观时十分高兴。他对霍英东说：“你可以造军舰了”。当时霍英东计划，将来每年造八九条这样的船，便可以近海远航方式为重建海上丝路开个头。想不到的是，新技的第二条同样的船“南沙68号”出来后，下水一年多了，一直湾在船厂边，不准开航营业。理由是“防止恶性竞争”。南沙第一家正式被挂牌的高科技企业—新技船厂，在被政府反复“报喜”领功之后，就此关门大吉。

有荣船厂的遭遇更惨。霍英东只是投资者。什么董事长之类，全是虚职。一切管理者由管委会领导派出。从会计、出纳、人事到仓库保管，全是他们“一家人”。基金会根本无权过问。后来发现，原来船厂已经全部“转租”给外地人，连自己的船去修也要照高价收费。更甚的是，他们还借“霍英东的船厂”名义，向外大量举债。而这一切，直到债主告到霍家头上之前，船厂董事会竟一无所知。霍英东差点吓出一身冷汗，只好紧急约见记者。说明真相后，他说了一句值得海外商界千万关注的话：“原来船厂办公室主任柜筒里有个公章，不需要通过董事会就可以跟任何人签约。就算你有亿万家财，一个公章就可以令你破产。”

港人应还记得，2001年广州出了一个“洛溪桥事件”。一时风传南北。

二十余年前，为打通珠三角中线通道，霍英东提出要建洛溪大桥，并无偿捐资一千万港元，加上何贤兄弟的捐款，利用当时的特殊政策使这笔钱增值用于建桥。桥建成后，霍英东从未收过一分钱，也没有准备收钱。但大桥收费十几年，群众有意见，人大代表也不断质询。政府却在公开答复中说，洛溪桥是靠贷款兴建的，还要继续收费还贷。其中全无提到霍英东和何贤兄弟捐款之事。在广州地区从大学教授到霍英东集团属下员工，许多人都以为霍英东在洛溪桥收费中赚了大钱。霍英东又一次被玩成冤大头。当年广州大批记者向番禺提出质问，反而被番禺政府办公室主任指责为“有碍安定团结”。两天之后全广州禁议。一些主要报纸还有通知：谁再报导就撤谁的职。此事至今未了。近日省市人大代表继续追问:为什么前期车少,一年半就还贷近两个亿，后期车多却两年才还几千万？为什么一条桥的“管理费”要占每年一两亿收入的30%？为什么年年说账目会公开，却至今未能公开？洛溪桥两边每天有十几二十万人往返,政府什么时候能给他们一个公道?其实广州有不少知情人了解，洛溪桥账本上，根本没有霍英东捐款一项。而还贷项目上却清楚写着霍英东的名字。

类似的事情在其他路桥方面同样存在。霍英东基金会与番禺路港公司与路桥公司合作，借一亿元给他们搞南沙大道，只还七千万，余下三千万不了了之；

1986年，霍英东为在南沙直接打开珠三角西部通道，倡议跟番禺合作，建番中公路及其上三座桥，加上三善大桥、沙湾大桥共一路五桥，由霍英东基金会投资8000万港元，外加150万美元。同时签有三个合约，写明一要还本付息，二要按双方比例分红。当时番禺为方便进口钢材之类建桥物资，把8000万港元投资款中的3000万报为“捐款”。现在17年过去了，这些项目获得了巨大收益。我们却至今未收过一分钱。更未看到账目，甚至连最简单的公司报表都未见过。2002年，忽闻他们要“上市”，并提出还给基金会8000万港元了事。为此，番禺单方面把我们的投资改称为“无息贷款”。当年白纸黑字的合约，竟被视为无物。

基金会亦无他，只要求他们先公报账目，以示公正，却一直遭到拒绝。为什么总是账目不能公开，又总是无人能管？更总是状告无门？

虎门渡轮事件同样使人煌恐不安。

虎门渡轮码头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第四天动工打桩的。霍英东当时所冒风险可想而知。码头建成后，使珠三角东西两岸交往平均缩短一百多公里。到现在已有六千多万车次经码头飞过对岸。十几年来，这码头为珠三角整体发展作了巨大贡献，更为番禺提供了巨大经济利益。到2003年底止，地方政府从渡轮码头所得利润约三亿七千万元，霍英东基金会所得只有三千一百余万元。连番禺零头的一半都不到。而且这是十几年来霍英东在南沙投入四十多亿元后的唯一收入。被梁某挥霍的二千多万，主要就是从渡轮码头属下东引渡公司中提取。而这东引渡公司，也是用霍英东名义在东莞地头建成。

有人说霍英东在南沙是失败的，因为没有赚钱。不错，如果从商人逐利的本性来说，在南沙十几年只有支出，没有收入，霍英东是“失败”的。问题是,在内地、在南沙的霍英东不是商人，不是企业家，而是社会活动家，是以贡献、付出、牺牲为业的慈善家，是致力于改革开放探索、试验的爱国者。甚至他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政治身份，实际上也仅仅限于这些方面的活动。因而若把内地的霍英东仍然看成是商人，他就是“失败”者。

相反，霍英东在南沙组建的渡轮码头极其成功。就这样一个以其巨大社会价值正常、稳定地经营了十几年的企业，居然一样会突然“大祸临头”。政府有关主管人员不知领了什么“新精神”，突然对码头颁发禁令，而且今天通知，明天就带上武器和手镣来“执行”。出于无奈，第二年在北京“两会”上，霍英东又被迫讲了一段话，值得再读一次：

“我参与国内改革开放事业是义无反顾的，也是“不走回头路”的。我已年近八十，还有何求？我只是想借此机会再次提醒一句：市场运作靠法律保障，法律靠信誉支持。如果没有信誉，法律条文有什么用呢？合同合约又有什么用呢？一个十年来健康、有效、作用巨大的企业，仅仅因为某个执法部门的某位领导对某项规章有他个人认为可以“参照”的解释，一夜之间，就变成近乎是“非法”企业，谁的信誉出了问题？

当我在这里发言时，我所关心的，不是所提具体问题是否能够得到恰当处理，而是这些问题拖着的长长阴影，使我不得不关注。”

偏重说教，易出伪君子

梁柏楠多次公开的“自我检查”说的是同一句话：“首先是自己不注意学习”；“都是自己在学习上放松了”；“是自己对政治学习重视不足”。

广州市纪委分析梁某犯罪的原因是：“放松了自己主观世界的改造、拜金主义思想膨胀起来了”。内地讲到官僚腐败原因时，基本上都是这类调子。

我不明白，为什么时至今日，还是讲这种虚幻、不着边际、似是而非的东西。其实，资本主义就是拜金的，市场经济就是逐利的。如果企业家不赚钱，不拜金，当什么企业家？霍英东在南沙就是因为不拜金，所以如果作为商人，他就算是“失败”者。当然，拜金成“主义”会有问题。但什么“主义”没有问题呢？现在内地，凡有官员腐败，就批拜金主义。却不知拜金主义逐利的本性比起封建主义拜神说教的那一套，是历史的一大进步。拜金者会认为金钱是宝贵的，正如拜神者认为神是神圣的一样。正因此，拜金者才会珍惜金钱，才会去积累资本，才会拿资金去投入再生产，而不会在拜神、赌博与地主式的显富比贵中，在蔑视金钱、仇恨财富的潜意识中，胡乱挥霍。霍英东过去在香港就是因为拜金，才积累了那么多资本，今天才可以回报社会，为改革开放做点事。梁柏楠之类，根本连当拜金主义者的资格都没有，实际只是一个怀有典型地主心态，千方百计要“光宗耀祖”，又不惜以命押注的无知赌徒。他的发迹，只不过是这个时代和这种体制在某些时候正好“需要”这种爱做拜神表演的无知者罢了。要知，中国人长期以来不是没有创造财富，而是有大批人胡乱挥霍财富，使原始资本长期无法完成积累，始终难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把官僚腐败问题的根源看成主要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以为通过学习、思想改造、喊口号、表忠心这类不着边际的道德说教可以解决问题，本质上是一种有害的农民意识和江湖习气。

内地在政治教育方面一个严重问题，不仅是假定人性为善，而且非常错误地假定权高位重的人，道德品格一定好。干部口口声声“为党为民”，其实只需对上“负责”。而上面就喜欢对下包庇。结果是一代又一代培养出大批靠表忠心、拍马屁、喊口号往上爬的伪君子。甚至连林彪那样的军事将才，也不得不越来越虚伪起来。

在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广西主席成克杰、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福建省委副书记原厦门市委书记石兆彬、江西副省长胡长青、浙江副省长许运鸿等人之后，仅以2003年倒下的那批高官，贵州书记刘方仁与副省长刘长贵、、云南省长李嘉廷、河北书记程维高与副省长丛福奎、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浙江省副省长王钟麓、辽宁省副省长刘克田、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雪冰、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湖北副省长孟庆平、广西副主席徐炳松，一直到梁柏楠，哪个不是曾经“赤胆忠心”、“兢兢业业”，对党对人民信誓旦旦的政治明星？最近刚被“双规”的重庆市宣传部正副部长张宗海和张小川，更是以宣传教育为业的人。刘方仁落马前夕还对记者说：“落实以德治国，必须大力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梁某被“双规”前一年，是省市著名的“三个代表”学习的“先进典型”。他常在霍英东身边向参加南沙工作例会的全体员工讲解党的政策，讲解如何“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代表先进文化、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三个代表”理论。他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在番禺广泛开展“五必访”、“三不怕”、“三联系”、“三对照”、“三查找”活动，并12次亲自下潭洲镇抓试点，“进行面对面的讲，手把手的教，心贴心的帮”。还有谁比梁某之类更重视“主观世界的改造”？还有谁比他们在改造中“立党为公，立党为民”的表现更“好”？几十年来，中国历次政治运动，总是充斥着这类魔幻般的词语。还是洗脑袋、表忠心、喊口号那一套精神打扮，正是伪君子最容易接受的东西。有人指出，成克杰就曾公开说：“一想起广西还有700万百姓没有脱贫，我这个做主席的是连觉也睡不着啊！”李嘉廷犯案被捉前夕在网上还说：“我最大的心愿是在未来5年内解决(云南)尚未解决温饱的160万人的贫困问题”。类似的如，“一想起那些失学孩子稚嫩的双眼，我这个做市长的就吃不下饭”；“还有那么多下岗职工需要帮扶，我这个省长哪能睡安稳觉啊”等话，腐败官员都讲过。

虚假的东西有时还表现得很滑稽。广州市纪委在一个通报中还提到，2003年廉政建设宣传教育中，“全市党员干部共有990人次自觉登记上交和拒收礼品、礼物、礼金、回扣等折合人民币649260元，港币7500元。”算下来，人均只有660多元！什么回事？梁柏楠还“上缴”过十几万呢！一位读者在网上对梁某案发表他的看法说：“在我们的珠三角一个区委书记的一把手，区区一百多万元算是一个很清廉的好官来咯啦！有什么大惊小怪呢！一个镇委书记最起码的标准都贪千万以上。一百多万只是一个村委书记的标准来的！我们的书记真聪明。自己贪一百多万。亲属就起码超过亿万身家才真了不起呀！ ”另一位在番禺工作过十年的小老板说：“如果只贪一百多万，应该是廉政标兵了。我在番禺时，每年几个大节，这位要送一万，那位要送一万。番禺有多少公司？那家敢不送？”这些看法，虽然不能作为根据，却是很能代表当下民众为什么对腐败深恶痛绝的心理。

我想，总爱从认识层面上泛泛而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广泛空洞之说易含糊搪塞，易被误导为已经找到解决方法，因而可以拒绝追问、拒绝责任。这是爱讲“主义”者的习惯做法，本就是中国至今仍深深植根于农民社会中的社会特征。为什么各地还有大量农民出身的“一把手”当政就是说明。直到现在，对中国的最深理解，仍然要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乡土生活方式的框架下进行。爱独断专横、玩弄权术，爱“鸡犬升天”、“光宗耀祖”，爱虚张声势、怕吃亏，爱赌博而且胆大妄为。梁柏楠之类就是例子。有人说，现代化也是一个“终结农民”的过程。不是没有道理。

爱好精神打扮的人，也爱好“精神打击”。凡有跟他心意不合者，即行被扣大帽。开口便是“六四份子”、“反对改革开放”、“破坏安定团结”。他们对通过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方法，烂熟于心。其实是内心虚弱，自己无法把握命运的一种心态反映。许多腐败分子都是这方面的能手。梁某亦不例外。

世界上还有哪个现代国家有这套“政治学习”、“思想改造”、“精神打击”的把戏？也未听说有“组织”、“思想”、“作风”的 “老三大建设”。如果这套东西行得通，就不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了。思想是可以像建筑工程一样由“工程师”设计制造，说改就改？

牛栏关猫：“到我们这一级别的干部就没人管了。”

腐败是国际性现象。一个国家这么大，出几个腐败分子很正常。如果内地只是出三几十个普通腐败分子，也是小之又小的事情。80年代开始查处省部级高官时，没有“腐败”这个词，只说“不正之风”，最严重的也只是“经济犯罪”。 第一个被查处的是1980年10月，商业部长王磊在北京丰泽园饭庄吃喝不付费，被当作不正之风的典型受到中纪委通报批评。到1987年1月，原江西省委书记、省长倪献策被开除党籍，且被依法判处两年徒刑，才出现第一个由于腐败受刑事处分的省部级高官。

谁想到进入九十年代，形势大变。31省，近7年14个交通厅长倒下（2004-04-17 瞭望东方周刊）；一个广州市，近五年99个局级干部出问题，其中党政“一把手”38人。广州有几个局级单位？贵州从省委书记刘方仁到副省长刘长贵、交通厅长卢万里、地税局局长罗发玉、新闻出版局局长姚康乐等竟然腐败分子成窝，被称作“腐败军团”。近十年被处分的腐败干部有一百多万。带走50多亿美元的4000多腐败外逃分子也只抓回596名。中科院与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发表的《中国高官腐败的特点和变化趋势研究》表明，1998年查处的省部级领导干部12人；1999年查处17人；2000年查处22人。2001年9月26日到10月22日，不到一个月，4个“省部级”高官落马。1987-1992年受到查处的省部级官员就达110人。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计,全国纪委立案处置的腐败干部846150人。其中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被司法机关判刑的高官数量，1992年之后大幅度增加。2003年初，中央决定“加大反腐力度”，结果又是12个省部级高官现出原型。

要知内地查处高级领导的工作还仅仅是开始。而全国省部级干部，约只有二千人。同一份研究表明，在可查的高官腐败案例中，80.6%只因“被牵连而发现”。只有1件受检察机关主动检控。主动投案的只有2.77%。真正只是冰山一角。好像是越反越多，越反级别越高，情节也越反越严重。难怪有人问为什么会“前腐后继”。

腐败已经具有普遍性、结构性和政治性特征。每捉一个腐败分子，周围的人并无惊诧，反而说：“这算什么？是他倒霉罢了。”

这究竟是为什么？我看到一堆从网上下载的资料（据说网上有近200万个网页在讨论腐败问题）。官方、学界、百姓各自给出不同解释。

广州市纪委在总结梁柏楠犯罪过程时除“思想”说，还有个“心理”说：“一把手\"的特殊心理是梁柏楠从一个区委书记堕落为腐败分子的重要原因”。不知为什么，官方总不肯提学者的说法：没有制衡的权力必定导致腐败。百姓的说法很形象：“现在，唯一制约干部行为的只有自己的良心，可现状是，我们的不少干部己经没有了良心。风头过后一切照旧”。

一位网友周洪庆有另一种说法。他认为，官员不怕失信于民的原因有三:一是官帽不在民之手，官帽拎上级领导手中。二是官绩不需民承认。而是“领导说你行，你就行；领导说你不行，你就不行”。所以一些官员要不择手段，欺上瞒下，虚报浮夸以骗取政绩，或者不惜劳民伤财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吸引领导眼球、讨得领导欢心。三是官位不会久不动。虽然有关章程和法律规定，地方官员每届任期通常为五年，而且有些职位还可以连选连任，但只要官员自己愿意，只要官员肯去“活动”，他们往往尚未届满即可升迁或挪动、拍着屁股走人。“三不”的实质是官员只需对上负责而不需对下负责。上不忧国，下不忧民。

比较来说，官方的“分析”最避重就轻，不着边际。相反在这方面，敢讲真话，而且讲得最入骨的，还是腐败分子自己。因受贿被判死缓的原山东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为人目空一切，狂妄自大，手段恶劣，肆无忌惮。他曾得意忘形地说了一句真话：“到我们这一级别的干部就没人管了。”被判死刑的胡长清说得更精彩。他对什么“监督”根本不肖一顾，认为对他是“牛栏里关猫，进出自由”。

为什么“我们这一级”就无人管呢？因为“一把手”口中的“我们”就是党的化身，就是“人民”的代言人，就是“真理”、“正确”、“伟大”。只需要他顶头的一个人承认便谁也不能管，也不敢管。而“头上人”跟“头下人”通常有“信任”关系。那便万事大吉。只要“第一把手”的权力无约束，百姓就普遍“望官生畏”。监督便成虚设。这就是党内历来有“监督”、舆论亦有“监督”,却总是作用不大的原因。

2000年昆明举办了一次政法干部培训班，一位北京的教授在班上说：“你们的李公子(李嘉廷的儿子李勃)不得了，党中央在指挥全国打击走私，他竟然还在走私汽车，幸亏有个好爸爸。”在座的全是当地政法干部，竟无人敢追问。（2003年05月15日 中新网）

张小川安排在重庆电视台工作的儿子爱吸毒，毒性上来又无钱买毒品的时候，就会在重庆广电局大院里大骂父亲：“你这个贪官，不给我几十万，我就把你的事情都说出去”。四周的人没有一个敢报告。（2004年07月23日四川新闻网）

报上介绍知情人说，梁柏楠在任区主要领导以后，大搞\"一言堂\"，独断专行、说一不二，不按程序办事，严重破坏民主集中制；工作作风极其霸道，集官气、霸气于一身，时间一长，就产生一种无形的影响力，大家都不想得罪他，不敢违背他的意志。

梁某“拨地”是个典例。百亩、千亩、万亩，在他的手里，可以拨来拨去，可以无偿拨，可以任意自定低价拨……，毫无法律保障，无社会力量约束。书记权力大到这个程度，还有什么好事？

中国皇帝无人管，眼皮下只有王土、王臣。当年毛泽东也是因为无人管，才可以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想不到现在内地，从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到梁柏楠等人也是因为无人管，便成了当地的小皇帝、小毛泽东。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不也是“莫非王土，莫非王臣”？

党政租金太高：唯有政改才有出路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前赴后继地艰难寻找的“现代化”，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不去弄明白，寻找现代化道路的努力，再过一代人还是会失败。

按目前的认识，现代化，主要就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自由社会三条。其他都是衍生物。但内地直到今天，一边高喊“现代化”口号，一边仍然是官商经济盛行、权威政治泛滥、社会生活仍然离多元、开放、自由的理念很远。社会没有法律权威和理性权威，只有职位权威和身份权威；人家在放弃“全能政府”，内地却企图强化“全能书记”，一把手往往就是一切；各种问题不是依靠有效的制度安排，而是迷信意识形态的教化控制。中国社会要完成向现代化的转变，还有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资本逐利，权力寻租，都是本性。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诺斯在他的理论中指出，国家是这样的一个矛盾体：一方面要满足统治集团的租金最大化，另方面要降低交易费用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税利。因此，经济史上存在大量无效率的组织，促成经济体的长期衰退。

中国近一二百年来经济长期衰退，是诺斯理论的一个很好例证。改革开放本来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希望。但现在似乎又碰到巨大的困难。目前，最大的困难集中到一点，用诺斯的市场用语就是：党政的“租金”太高，国家管理的成本太大。作为顾主的人民可能会付不起。试想，政府为“管理”一条洛溪桥，每年要三五千万元，老百姓还怎样活？为什么内地有那么多伪劣产品？在某种意义下，不也是跟政府租金太大有关？或者说是：由民众肩扛的官印太重。

这种说法我看不明.其实，中国人的天地，就在一方官印之中。所有“天地官印”之说。压断脊梁，把官印扛起。这就是中国三千年历史。

有人说，“中国现实的变革进程其实就是对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阶层进行赎买的过程，赎买的代价虽然很高，但是，却是在一种避免了整体动荡的前提下悄悄进行的过程”。那就要看价钱和承受心理了。如果超过一个承受限度，便会变成大动荡的根源。

按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的研究，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官员腐败造成的各种损失每年约9875亿到12570亿元。一个案件从立案、调查到处理，所投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未计算在内。要知，1994年全国教育经费不到1060亿元；1998年才到2949亿元；到 2002年也只有5480亿元。

2004年2月的《瞭望周刊》刊文指出，现行公务消费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已异化为权力消费，助长了铺张浪费之风，是滋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土壤，妨碍经营领域公平竞争。由此造成我国政务成本日益膨胀，行政管理费用居高不下。有专家经统计比较后指出，我国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1999年全国地方行政管理费中公务员人均开支的办公费、差旅费、邮电费、会议费之和达到近3000元，占公用经费总额的58％。“公用经费”用于公众者，原来只有42%。

当然，最严重的问题不在占用“公用经费”。而在于权力经济。权力当然是最“经济”的。一个电话就可以换几百万、几千万。但把“权力”当作生产要素，对市场、对经济、对社会是最大的破坏。对个人也不会有好结果。中国不少商业奇才，论智慧、论勤奋绝不在西方人之下。但总是难出大企业家，出了也要垮台。结果各行各业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败在官商勾结。

明初的沈万三，已经富可敌国，却因爱傍官，最后家破人亡,几乎等于“满门抄斩”。

晚清的胡雪岩，靠依附朝廷和官宦起家，满足于在特权中投机取巧，一时红到发紫，被称为“红顶商人”。最后却在跟拥有现代经营理念的英商竞争中一败涂地。

随后的晋商更典型。农家子弟雷履泰，于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创办山西票号，是为中国现代银行之创始。当年雷氏立下严明律例，其中有：上下同人不准在外买空缺官职、赌博娶妾等，如有违者立时出号。几经艰难后，终使其票号汇通天下，势倾朝野，以“天下第一号”之称建下百年基业，无人能敌。可惜其晚辈有违祖训，改走依附朝廷路线，热衷于寻求特权，留恋于非市场行为，靠为朝廷筹款、借款，靠西太后的悉心关照过日子。结果三年就垮台。而同一时期，西方银行与现代邮政正从中国沿海向内地扩张，从根本上动摇了票号的经营方式。黄鉴晖在《山西票号史》一书中就指出，如果不是依附朝廷，而是接受现代私人银行制度，雷履泰的玄孙雷东阳，就不至于最后饿死平遥街头。

当下的情况亦一样。

李嘉廷的小儿子李勃和别人说到他的职业选择时曾说过：“身在侯门，不当革命接班人就当商人。”有论者说，李勃就因为“有身为省长的老爸在背后支撑”，因而“在云南商界呼风唤雨”，银行就像自家开的一样，“哪个行业最赚钱，就会携巨额银行贷款‘杀’向哪个行业”。（2003年09月23 金羊网-新快报）

程维高曾公开炫耀说：“我在官场已经得到了这个地位，我儿子在商场上能取得很大成功，也是光宗耀祖”。

李、程两人的话很可怕。说明弄权者不可能自动放弃权术，不仅自己能上不能下，而且要保持权力遗传的封建专制功能。使得权力的退出成本极大。有人翻查了近年落网的大贪官资料，发现几乎所有大贪官的子女都在经商，而且无一例外地“大获成功，大发横财”。但发财又怎样？李、程的儿子是榜样。周正毅、杨斌和福布斯杂志上登过的一些内地落马的富豪同样是例，都是败在官商勾结中。

现代社会，人们能共处，全靠一套契约，就是关于共同价值的认可。这是社会存在本身合理性、合法性和道德性的基础。只有农民社会是“爱好和尚打伞”的社会。

封建社会重身份，市场社会重契约。从农民社会到现代社会是由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转变。市场关系就是契约关系，不是身份关系。一个书记的价值由市场对这个公仆的需求价格决定，而不是由书记的“父母官”身份决定。以身份权力介入市场，就是违反市场对书记愿意支付的租金，或者是书记企图用身份体现的权力非法抬高自己在市场社会的契约中规定的租金。如果不懂这些，搞什么市场经济？叫什么“三个代表”?

“官位”可以“赎买”，但不受约束的贪得无厌之心不可赎买。现在可以看到，当代中国在现代化转型中，最大痛苦莫过于官僚系统的变换。官员要从两三千年的官本位传统转向民本位，要从“父母官”身份转向契约下的“合同工”地位，要从无所限制的全能、全包、全管的独裁角色转为有限能力、接受监督约束的公仆地位。这对抱着满脑封建专制思想的人来说，其中的苦痛、割舍、失落，将无以复加。

“能够通过市场解决的问题，一定不要由政府干预来解决”，“市场经济有可能失败，但政府过多的干预必定导致失败”。在市场化国家中，这些都是常识。但在今天的中国，似乎有点相反，几乎一切稍大一点的经济活动，必定是在官员“领导”下进行。为什么许多大案都跟土地问题有关？因为土地最易进行钱权交易。土地产权变革是中国的致命问题，连这个问题在法理上都无保障，改革会倒退、异化、变质的可能性便存在！

社会主义的改革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但他坚持称自己是“斯大林主义者”，不肯进行政治改革，最终失败。

最近任仲夷对改革问题有精辟的见解。他认为，中国最大的特色是专制。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应同步进行。要向西方的政治文明学习，学习他们的舆论监督，学习他们的权力制衡。要有作为，就得有大勇、大智。要启动政治改革，但同时不能乱。唯有政治改革跟进才有出路。民主是最好的防腐剂。这是许多人的共识。

祖国会富强：可能霍英东是对的

被处死刑的胡长清曾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他为全家办了化名身份证和因私出国的护照；被判死缓的丛福奎早就变成佛门弟子，自号“妙全”，天天在家烧香拜佛。这些省领导，对国家还有什么信念？

我震惊于内地官僚系统的现状，困惑于现代化事业的艰难，更对中国的未来感到茫然，有时甚至觉得无所适从。

我更惋惜，南沙开发事业有如改革开放大局，本是如日初升。现在却是问题丛生，连一个早已经多方专家反复审定并上报国家的整体规划都不知能否执行。还不知今日以全新姿态稳坐珠三角中心位置上的南沙，会不会因为腐败者或无知者的干扰而功败垂成。

我感到无奈，看到霍英东以为改革开放应是大家认同的道路，建设南沙是对番禺人民极为有利，不料自己碰到的“合作者”，原来是要命的对手。正是“我欲将心比明月，无奈明月照沟渠”。霍英东这十几年在南沙的日子，步步艰辛，事事艰难。

目前改革开放大势，应该是好的。但以为后续的发展不会有大问题就很危险。中国历朝都有自己的兴盛期，却有如现代一些大公司，说垮就垮。从汉晋到隋唐至宋元明清，甚至民国初年，均无例外。远的不说，陈济棠时代的广东，形势就一片大好。仅仅因为国民党黑暗腐败的人事原因，一样是说垮就垮。

现在梁某之类在南沙给我们留下的问题，还像疟疾一样，让人颤抖着过日子。而腐败竟有普遍“前腐后继”之势。不禁使人想问，改革开放的路怎样走下去。霍英东想的也是这一点。而不是自己的投资如何能收回。这又使我不能不忧虑。

我没有什么理论，句句大实话。偏偏大实话最得罪人。只是事实如此，我也没有办法。我今年82岁了。也奇怪自己，家国难忘，竟还有那么多东西放不下。

倒是霍英东经常鼓励我。他给我看一张表，上面列出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的巨大变化：GDP增十倍，高速公路建了三万公里，私家车有1240万辆，移动电话有三亿。这又使我感到有点鼓舞。

我觉得有时自己只是在思考历史，霍英东却一直是在感悟历史。他是个有很强直觉感悟能力的人。所以他对南沙开发工作，不论碰到什么艰难险阻，总是义无反顾地倾情投入。他搞白天鹅宾馆后大病一场，差点要了命。本已发誓不再搞大项目了。却又投入更大的南沙开发建设。偏偏又碰到像梁柏楠这样的“合作者”，真正是艰难险阻，呕心沥血。最近也大病一场，一样差点要了命。前后二十年，两次几乎丢命。幸而他命硬，竟能大步槛过。就在大病中他一样日夜关心南沙建设，在病房与工地之间照样奔波。为的是他有一个坚定信念：祖国会富强的。因为人民需要富强。

我想，可能霍英东是对的。

本文2004年8月18-22日连载于香港某报，作者授权燕南网络发布。因版式限制，略去了原文所附的图片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