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传 “埃塞克斯话语分析学派”的领军人物
拉克劳1935年出生于阿根廷，1964年毕业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大学。拉克劳的学生时代是古巴革命刚发生后不久的时期，激进的学生运动遍及拉美，那时拉克劳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曾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中心理事会的学生代表和哲学学生会的中心负责人。毕业后，拉克劳继续参与阿根廷国内的各种左翼运动，他尤其关注贝隆主义的民粹运动，在他看来，民粹运动中民众的民主要求是围绕某种政治主轴连接的，在这种情况下，大众动员和大众意识形态的构成以及人民的身份认同等，就不能只根据阶级概念来做简单的思考。正是在阿根廷的这种最初的政治经历，使拉克劳开始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范畴（如阶级等）在面对当代政治的复杂局面时的有效性问题。他的思考深受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影响，正如他在后来所回顾的：“ 我从来不是个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在早期的年代，我总是竭力将马克思主义和另外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在某些方面主要受到了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影响，他们每一个人以不同的方式尽力重铸马克思主义，使之更接近当代政治的中心议题。”
1977年，拉克劳在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由于阿根廷国内突然发生政变，这使得拉克劳不可能回去了，他遂留在埃塞克斯大学教授政治理论，并终其一生。在埃塞克斯大学，拉克劳开设了“意识形态与话语分析”的研究生课程，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前来学习如何运用拉康精神分析学，福柯、德里达和巴尔特等人的后结构主义理论以及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来进行政治话语分析。多年来，拉克劳一直是所谓“埃塞克斯话语分析学派”的领军人物，为重振埃塞克斯大学的激进名声（“红色埃塞克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后马克思主义：“‘后一’世界中的马克思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要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是尝试从当代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那些丧失了现实有效性的范畴进行批判性解构：“为了从当代问题出发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包含对其理论核心范畴的解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
拉克劳走了，“走上了那条最黑暗而又不可回返的道路”（狄兰·托马斯《挽歌》）。这位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话语理论的旗手，激进民主政治规划的设计师，在激进左翼理论家们还为如何在全球一体化的资本主义秩序中采取反抗行动而争执不休的喧嚣中，独自悄然地永远离去了。
1985年，拉克劳与比利时政治理论家尚塔尔·墨菲合作出版了《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正式打出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此书现已被视为后马克思主义的“宣言”，是后现代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也就是说，《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之于后马克思主义，具有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是为应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世界中所遭遇的危机应运而生的。因此，后马克思主义是“‘后—’世界中的马克思主义”。按拉克劳和墨菲的说法，它是“后—马克思主义”的，这表明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或者说在其理论运作中仍然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但同时它也是“后—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意味着后马克思主义是在新的历史情势下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逻辑、范畴的超越，“现在我们正处于后马克思主义领域，不再可能去主张马克思主义阐述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也不可能继续那种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过程的幻象，当然也不能再继续没有对抗的共产主义透明社会这个概念”。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已不同于以往马克思主义所处的历史状况，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福利国家的出现使传统的阶级结构变得模糊不清，中产阶级的日益壮大使得经济上的阶级压迫不再是社会的主要压迫形式，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作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的阶级斗争不断弱化乃至消失了，而其他新的社会斗争形式却层出不穷地出现，“新兴起的女权主义、少数种族、少数民族和性少数的抗议运动，人口边缘阶层发动的反制度化生态斗争，反核运动，资本主义外围国家非典型化的社会斗争——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社会斗争存在于更广阔的区域范围，它们正在开创潜在的、甚至不只是潜在的，而是更自由地走向民主和平等社会的趋向”。拉克劳和墨菲声称，当代社会斗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构成了挑战。新的社会斗争形式表明，社会结构已由二元化的阶级对立转变为多元化的主体立场间的对抗，而主体立场（身份）不再仅仅归结为经济地位决定的阶级立场（身份），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多元认同问题。主体立场的多元化使得新社会运动的斗争目标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阶级物质利益，而是多层次的、充满差异的。因此，如果仅以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作为普遍统一的主体身份不过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虚构）的解放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唯一目标，势必会无视甚至压制其他超阶级的反抗压迫、寻求承认的政治诉求。
如果说在1980年代初，拉克劳和墨菲在左翼思想界打出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旗帜时还属形单影只，饱受批评和责难，被指责为离经叛道，是没有实质的“脱马克思主义”（ex-Marxism），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么在十多年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所导致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似乎非常切近地验证了他们在书中提出的模式，而他们当时关注的核心问题，如非本质的主体身份、社会的话语建构性、为争取民主而进行的社会斗争的多元化等，也已成为当代左派理论讨论的中心论题。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表明，拉克劳和墨菲所倡导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在应对当代社会的复杂性而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活力方面，正显示出日益引人注目的理论魅力。对此甚至有人这样评论说：“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惟一可能的未来是成为这种新的后马克思主义领域中有贡献的支派。”
解构及拉康的理论是决定性的工具
通过挪用拉康的理论，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范畴进行解构式重构，其中最核心的是运用拉康的缝合理论对马克思主义领导权概念进行重构。
正如拉克劳与墨菲一再声称的，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要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是尝试从当代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那些丧失了现实有效性的范畴进行批判性解构：“为了从当代问题出发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包含对其理论核心范畴的解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而解构这些范畴的要义在于，“置换它们可能性的一些条件，发展那些超越具有范畴应用特征的任何事情的新可能性。”这些新的可能性当然来自于新的理论资源的引入，“后结构主义是一个我们在其中发现了主要理论思考源泉的领域，而且在后结构主义之内，对于我们阐明领导权来说，解构和拉康的理论是决定性的工具”。由此而言，拉克劳和墨菲所倡导的后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内部向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转向”。
后结构主义可以说是1960年代西方社会后现代转型期的历史状况（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福利国家、跨国资本主义）、现实政治运动（“五月”风暴、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各种革命性的理论（超现实主义、结构主义、海德格尔主义、尼采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加上法国式的浪漫激情等多重因素共同催生的众声喧哗的反叛思想运动。后结构主义质疑传统形而上学视为理所当然的一切观念和原则，以解构的方式对之进行瓦解颠覆，引发了20世纪后半叶西方学术理论的地震式的大变局。拉康是战后推动法国思想潮流由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变的关键人物，他对主体性、语言等问题的深刻洞见，他提出的想象、象征、真实、漂浮的能指、滑移的所指、缝合、对象a、无意识的主体、幻象等范畴，无疑已成为刺激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种种理论话语创新图变的重要思想资源。
运用拉康的缝合理论对马克思主义领导权概念进行重构
拉克劳和墨菲正是通过挪用拉康的理论，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范畴进行解构式重构，以建构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话语理论，以便为激进民主政治规划提供相应的理论根据，而其中最核心的是他们运用拉康的缝合理论对马克思主义领导权概念进行的重构。在他们看来，“领导权”概念是马克思主义话语内部产生的、具有消解其本质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逻辑之潜质的重要范畴，对它加以批判性重构，可以使之成为“激进、自由和多元的民主斗争形式的有用工具”。他们从第二国际理论家到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看到了摆脱经济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束缚的潜能，领导权产生于历史必然性断裂之处，它是一种政治偶然性的连接实践，为激进民主打开了可能性的空间。不过，正如拉克劳和墨菲指出的，经典马克主义的领导权概念只是把政治偶然性连接当作历史必然性的补充，以便能解释、应对历史发展不平衡的错位现象，历史的错位被看成仅仅是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一个例外状况，领导权的偶然性逻辑仍然从属于历史必然性的逻辑。当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包括葛兰西）强调行使领导权的主体是基本阶级时，他们无疑又将领导权连接开启的政治偶然性空间（这是激进民主的生长空间）封闭在经济决定论的本质主义堡垒中。因此，有必要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概念进行解构，清除其本质主义的残余，使之成为理解社会建构之逻辑的出发点。如果像拉克劳所说的，领导权逻辑即是社会建构的逻辑，那么它是如何运作的呢？在何种意义上它可以成为非本质主义的新政治逻辑？即通过领导权的运作建构一种真正的领导权主体的同一性，如葛兰西的“集体意志”，同时又可以避免阶级还原论的本质主义陷阱。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拉康的缝合理论可以为领导权的运作逻辑提供恰切的说明。
通过扭结点将其他要素连接起来的实践即社会政治领域的领导权连接
当拉克劳和墨菲尝试用缝合逻辑来说明领导权的运作时，他们心中想到的无疑是缝合点的“非本质主义的中心化”特征。对他们来说，社会现实并不是本然的既定存在，而是一种话语性的建构。构成社会话语结构的基本要素，一如拉康式的飘浮不定的空洞能指，它们的意义并非自身所固有，而是取决于它们之间相互连接的差异关系，不过，这种连接关系既不是索绪尔式的在一个封闭的共时结构中的稳定的差异关系，也不是解构主义式的无尽分延的差异关系，而是拉康式的缝合，即围绕着一个缝合点（主人能指）连接而形成一个意义的结构网络。也就是说，在一定语境下，某一个基本要素会占据优势地位，对同处于等价系列的其他要素施加同一性影响，使它们暂时丧失飘浮不定的性质，成为意义结构网络的一部分。拉克劳和墨菲将这种优势基本要素称为“扭结点”（nodal point），而通过扭结点将其他要素连接起来的实践即是社会政治领域的领导权连接。例如，像自由、民主、国家、正义、和平等意识形态要素，它们只是些没有确定意义的空洞能指，在意识形态空间中飘浮，由于某些主人能指的介入，它们被回溯性地缝合为一个暂时的意义统一体，如果以共产主义作为缝合点，那它们就会获得“共产主义”的意义：自由只有战胜资产阶级的形式自由才是有效的，因为后者不过是奴役制的一种形式而已；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虚假的，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借以保证其统治的条件不受破坏的工具；市场交易不可能是“公正和平等”的，因为在劳动和资本之间进行等价交换，这种形式暗示出了剥削；战争是阶级社会所固有的，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带来最后的和平，等等。当然，如果以自由民主主义或保守主义作为缝合点，那又将会缝制出极为不同的意义连接。
同样的，在政治身份认同领域，众多主体位置一如飘浮的能指，而主体则在认同——失败——再认同……的转喻式认同过程中如所指般隐现，没有哪个主体位置能完全固定他，赋予其恒久不变的本质身份，也就是说，主体的身份认同总是多元的、流动的。飘浮的能指（主体位置）和滑移的所指（主体），会在特定的语境下，由某个作为主人能指（缝合点或扭结点）的主体位置缝合为暂时的身份共同体，比如在民族危亡时期，民族身份回溯性地成为连接其他主体身份认同的扭结点，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为“粘合剂”，结成民族统一战线，这也就是葛兰西所谓的“历史集团”。当然，在这样的“历史集团”中，领导权主体不再是本质主义的基本阶级，而是民族身份这类空的能指，其意义本身就是不确定的，有赖于与其他身份的差异性连接，它所缝合的意义等价链亦是不稳定的，随时会被其他形式的连接所中断，可以说，“历史集团”内部永远充满着对抗和分裂，“‘最后’缝合的时刻永远不会到来”。
激进民主意味着民主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
如果说在传统政治语境中，“乌托邦是任何交往和社会实践的本质”，那么，激进民主则可说是一种后乌托邦式的政治想象。
因此，社会永远不可能形成一个同一性的整体，社会之构成要素就像能指一样飘浮不定。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这种不确定性正是领导权连接得以运作的条件，而在一个封闭固定的社会结构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必然的关系，它们的意义是绝对确定的，这样就不可能进行任何偶然性的连接，也就不存在任何领导权实践的地方。领导权实践是将飘浮的能指连接为一个意义等价系列，它不是以某个本质要素为中心，对其他要素施加整合，以形成一个“完全成功的差异体系”，倘若如此，其结果便是取消了领导权实践本身；它是拉康意义上的缝合，缝合是回溯性的，其“中心”即缝合点或主人能指的确立是偶然的、暂时的，可变的，缝合既意味着欠缺（能指意义的匮乏），又意味着弥补（缝制能指链的同一性意义），而欠缺是真实域层面的，它总是使缝合趋于瓦解，又引发新的缝合。可以说，作为缝合的领导权实践，是一种在无意义中建立意义、无序中确立秩序的努力，但如此建构的意义秩序不是最终完成的、封闭的，而是未完成的、开放的，领导权实践始终意味着进行新的意义连接的可能性。对拉克劳和墨菲来说，激进民主的政治实践即是领导权连接，它不是单一的基本阶级的解放斗争，而是多元的社会对抗运动的连接（缝合）。激进民主意味着民主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任何完全实现的“真正”的民主恰恰会导致民主自身的终结。激进民主是一种不可能，而又惟因这种不可能，它才始终是可能的。这就正如齐泽克所评论的，“民主的激进特征暗示出，我们只能通过重视民主自身的激进的不可能性来挽救民主政治。”
如果说在传统政治语境中，“乌托邦是任何交往和社会实践的本质”，那么，激进民主则可说是一种后乌托邦式的政治想象。乌托邦理想总是试图给社会提供一个总体性的最终解决方案，以建立一个意义确定、透明、无对抗的完美社会。而与此相反，激进民主的后乌托邦政治想象，则将社会的不可能性、错位、欠缺、多元对抗等，看作是民主政治的可能性前提，“如果政治——不同于积淀的社会形式——要成为可能的，一系列欠缺的能指，一系列不在场的完全性，必须不断地生产出来”。拉克劳和墨菲深信，任何基于某种普遍本质的乌托邦的“理想国”神话，最终都必然导致消除“政治”的极权主义，社会因此而丧失变革的动力，陷入政治冷淡症之中；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政治规划，抛弃了视民主为可根据单一的基础完全实现的客观同一性的乌托邦梦想，但并没有抛弃乌托邦变革社会的政治激情。激进民主是民主革命的深化，它不承诺民主的最终实现，它把民主看作是平等和自由原则在社会对抗各领域扩展的领导权连接实践。用拉克劳和墨菲的话来说，“民主的经验应该由承认社会逻辑的多样性，以及它们连接的必要性组成”，“但这种连接必须不断地再造和协调，而且没有取得最后平衡的终点”。
拉克劳已经远行，他所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理论著述，也许很快就会被当今大规模增殖的各种新理论所淹没，然而它们所曾展现的挑战权威的理论勇气，直面现实的批判激情，无疑将会长久地成为左翼批判理论吸取力量的源泉。 （社会科学报1414期 第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