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文献已经发现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种贡献并非来自于人口规模，而是来自于一种特定经济发展时期的人口结构。然而，人口结构将随着时间发生变化。在现实经济中，由于人口结构的转变，很多国家也都曾经或正在经历着“过山车式”的经济增长。例如，1990年前后的日本经济和当前的中国经济。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中国在1980-2030年的人口结构变化特征与1960-2010年的日本极其相似。为了对比两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变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我们采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方程，估计了1960-2010年日本的潜在增长率，同时，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并考虑到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是人口结构的函数，我们估计了1980-203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在2010年前后，包括潜在增长率在内的主要宏观指标的变化趋势与日本1990年前后十分相似——人口结构转变导致潜在增长率降低。

在1990-1995年间，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下降，人口抚养比上升，通过直接和间接的途径，人口结构导致了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潜在增长率迅速下降，其潜在GDP增长率已经从1990年的4.5%下降到1995年的不足1.1%。5年内潜在GDP增长率减少了3.4个百分点。与日本相似的是，中国在2010-2015年，无论是15-64岁还是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结构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下降，人口抚养比上升。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2011-2015年中国的平均潜在增长率将降至7.75%，2016-2020年将进一步降低至6.7%。到2020年以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进一步降低到6%以下，到205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降至4%以下。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政府并没有认识到经济增长率与日本的人口结构变化相关，在人口红利消失后，日本政府还依然坚信其经济增长率能够维持在之前的水平，正因如此，日本政府实行的经济刺激计划最终导致了泡沫持续膨胀并最终破裂，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可能远不止是“失去的十年”。日本的经验对中国的意义在于，当潜在增长率下降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时，试图采取经济刺激方案来实现短暂的经济繁荣，使实际增长率远高于潜在增长率将导致经济泡沫，结果只能使经济进一步恶化。

然而我们也发现，虽然当前中国的人口和经济特征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十分相似，但是在相似的背后也存在诸多差异。首先，中国当前的人均收入还远不及日本1990年前后的人均收入水平，这就意味着中国可能要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其次，日本的人口生育率和抚养比变化更多地由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因素”引起;而中国的抚养比变化更多地受到了外生的人口政策影响，从1980年至今的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伴随了人口政策约束。这就意味着通过放松人口生育政策，中国还有改变人口结构进而改变潜在增长率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放松人口生育政策对现实经济产生影响的过程是漫长的，为此我们进一步给出了在不同的人口生育政策下，中国在2011-2050年的潜在增长率。我们发现，放松人口生育政策对中短期潜在增长率和长期潜在增长率的影响是不同的：在中短期内，总和生育率(TFR)提高将使潜在增长率进一步下降，但是从长期来看却能够阻止潜在增长率的递减趋势(与基准情景相比)。在所有人口调整方案中，当总和生育率能够维持在1.94的水平(高方案：对应“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时，2030年之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最高;然而，如果我们关注的目标是“人均收入”，那么TFR维持在1.6的水平(低方案：对应“单独二孩”政策)将使长期的“人均收入”水平最高。从不同的人口调整方案来看，如果不改变现有的人口生育政策，虽然在中短期内对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没有影响(甚至优于其他人口调整方案)，但是长期的潜在增长率会呈现出一个急剧下降的过程，如果到那时(2035)再调整现有的人口生育政策，反而会导致潜在增长率进一步降低。

来源：《世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