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现象，如有机会深入进去，可以看见本来很抽象的权利，正又一次经历着历史性的变化。以农地农房为例，撇开主张之争，权利演化的轨迹清晰可见：农地农房从原本农民“有权入市”的状态，转向“不得入市”，再经由当下某些地方的“先行先试”，正转向可以再次入市。不过，重新确立权利之路并不平坦，总是起起伏伏，弯弯曲曲。
我是从乐清的故事里，体会到在对待农民基本财产权利的问题上，至今还存在着收权与还权的不对称。证据很明了：过去收掉农地农房入市权的时候，既未先行，也未先试，更谈不到审慎，说不行就不行，禁令写到纸上，全国立马生效！但是轮到农地农房重新入市之际，那可就相当隆重了，不但几经设计与审批的行试之路放得很窄，且“试而不决”、“试而不行”，总丢不下那无穷的担心和忧虑。
记下了：乐清自发的农房入市，至少从1998年就开始了。那里发生的农房入市，形式包括农房买卖、租赁和抵押，交易范围打通城乡，也不限乐清本地户籍人口。特别是农房买卖，全凭“卖房契”成交、过户，由民间的中介办理，无涉官府。持续十来年时间，覆盖一个50来万人口的县级市，怎么看，也是一场够规模的社会经济实验。
本来求规律，就是求对“因果关系”的认知。自然科学搞得精密，主要法门是可控实验——对看不清楚的因果关系，设计一个封闭实验，锁定其他条件不变，端看猜想的某因引发某果，若可重复进行，也重复出现，人们就拥有准确推测之本领。人类能有今天的生活水平，“科学”的贡献莫大焉。可惜，社会科学难有“可控实验”这回事。人类生活绵延不绝，所谓“设定某些条件不变，专看某因与某果之关联”，在经济现象来说没有严格意义上可控实验，主要靠人脑里的抽象能力。经济学试图照搬自然科学的“精密”，搬来搬去，连搬者自己也不知道搬来的是什么。换个角度，把真实世界本身看作一个实验室，运用观察力和抽象力，或可得出一些虽不精密、却也大体可靠、八九不离十的知识。
这样看，温州的乐清持续了十来年的农房买卖，本身就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实验室”。各家各派，大可各带自家之假说——无非是认定的、假设的因果联系——到此地来查验一番。以为农房买卖必定天下大乱的，可以来查找一下，预言里的那些乱象究竟有没有个影子？认定农房入市利国利民的，也可以到此地验证一番，是不是真的利民也利国。中性一点的，以农房入市为“投入”，顺藤摸瓜观察“产出”，分别查看对产业发展、外来人口、本地农民、市场供求、市价、财产性收益、政府的影响，有利说利，有弊说弊，再议趋利避害之道，不也很好吗？
可惜没有。原因也简单，我们这个地方，即便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民事诸事，也常常是“做得说不得”。为什么明明存在，且存在了很多年，却行得说不得呢？答曰：存在之行为可能有悖法律、有违政策、甚至仅仅不符合某种精神、某种从来也没人清清楚楚问出个所以然来的禁忌。既然说不得，诺大一个中国，不少地方上满有意义的存在，仿佛就根本没有那回事，多少颇有价值的“社会实验室”，存而不用，学者只好转头去做看似精密的文章。
由于缺乏对因果联系的扎实探讨，不少指示、政策和法规，实在根本就没有多少道理可讲。还是乐清的故事告诉我们的，突然哪天就刮下来一股风，说农房买卖但凡出了本村人的小圈圈，一概不予承认、不办登记。事实上在人家那里，出村、出县、出省的农房转让，早就发生了多少年。“习惯法”在前，在社会实验室里试了多少年，究竟有何不良后果，查验查验啊！根本没有求证，非动用行政资源横加禁止和限制，究竟道理何在？对不起，从来没见过哪怕符合最低规格的“论证”。说禁便禁了，正如过去常见的官家告示——“接上级通知，自即日起如何如何”——把老百姓并不损害他人与公众利益、也行之有日的财产权利，一下子就转为“法定义务”：服从禁令，接受查禁，或拿许可、拿证明、拿审批批件来！
问题是那些贸然下达的禁令，本身并不是社会实验室里的合格出品。不是说，“一切经过试点和试验”吗？那些禁止农地转让的禁令，在哪里试验过？那些限制农房向外村人转让的禁令，又在哪里试验过？不允许农地农房抵押，试验了吗？到底有哪些可靠的、经过实际检验后才得出的证据，能说明不禁绝农地农房入市，一定就天下大乱呢？没有，真的没有哇。
本系列专栏梳理过的，论到农民的房屋，从来就是农民私产，没有入过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因此也从来就不是集体财产。上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颁布的人民公社60条，曾字真句凿地写道，“社员有买卖或者租赁房屋的权利。社员出租或者出卖房屋，可以经过中间人评议公平合理的租金或者房价，由买卖或者租赁的双方订立契约”——那里面，可没有农房买卖仅限本村人，更没有出村入市就非法、就不予承认、就不提供登记服务的含义。
当然，若后来发生了新情况，需要对农房租赁买卖加以限制，也是可以的。但总要师出有名，总要有理有据，总要试点一番，并对新政策、新限制可能带来多方面影响，有所理解、有所顾及吧？事关数亿农民基本财产权利的法定限制，公共政策辩他个七七四十九天，到人大三读四读才可成法，不算为过吧？可是事实上，快得很，一个部长签字的行政性规定，就可以把普天下农民本来有权从事的农房买卖，一家伙就打入“法外”。如此不合法治之“法”，真有助于建立经济社会的良序吗？
符合“习惯法”的，不试也罢。为什么？行之有年，受到过实际生活的检验，本来已经被证明行得通。反过来的，就要当心了。仍以上文提及的人民公社60条为例，在承认农房是农民私产、买卖租赁皆不设限的同时，却突然宣布，“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买卖和出租”。这一条，超越了常识与经验，因为房地天然合一，允许房屋买卖租赁，却不准宅基地买卖出租，在物理上就行不通。对这样反“习惯法”的规定，本应该试验一把，观察有无行得通之可能。但我看过的文档，却没有试点的记录，定了即禁，也开启了日后“集体土地不准入市”之先河。好在生活很顽强，1961年以后我国农村新的“习惯法”，是民间买卖农房，对宅基地一律视而不见，仿佛家家都是悬空寺，农房转手了，宅基地在事实上也跟着转了，至于政策法律认还是不认，听便好了。乐清以一纸“卖房契”导引农房买卖，其实来自这个“新传统”。
类似的，还有1998年的“土地管理法”关于禁止集体土地转让的规定。本来宪法修正案（1988）已明确，“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再烦读者一回，该修正案并没有说唯有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才可依法转让——但一部下位法就是与宪法唱了对台戏。对此究竟有什么经验可以支持，在哪里试过点，一概往事如烟。
等到城市化的推进，日益暴露出禁限农地农房入市的弊端，“法外”交易活动日益频繁，各地要“拱开”农地农房入市禁令的冲动此起彼伏，“先行先试”才羞羞答答登上若干“改革试验区”的台面。笔者也算在这个题目上做了几年的观察，越看越不以为然：当年收权一不试、二不点，到了还权时刻，“先行先试”就成了一道屏障。不少地方试了好几年啦，行不行倒是给句话呐。要是“先行先试”没完没了，深化改革之大计，怕要再次落空。
蓦然回首，发现所有禁限农房农地入市之规定，其实一条也没有试过。换个方式推改革——以1961年“农房可买卖租赁”，以及1988年宪法“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为支点，全面实行农房农地入市。反对的、担心的、怀疑的、否定的推理、政策、规章和法律，一律“先行先试”，试得出名堂再说其他，可以不可以呢？
来源: 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