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裘先生，他的“魅力”，我们看是看不出来的。个子不高，清清瘦瘦，说话声音也不很响，但非常清晰，淡雅而有定力。然而，一旦我们知道裘先生治学的一些“典故”之后，则几乎是无不啧啧称奇的。
一生没有浪费过时间
裘锡圭教授“用功”、“惜时”是出了名的。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虞万里介绍说，20多年前，裘先生在大学四年中，中午从不睡觉，用来看书。有人给他算了一笔“时间账”：假如一天两小时，一年就是七百三十个小时，四年就是二千九百二十个小时，等于三百六十五个八小时工作日，恰恰是一整年的工作时间。也就是说，裘先生光从午睡中就抢出来一年的光阴，“这让我震撼！”虞万里说。复旦大学傅杰教授说，当时记者写到，裘先生住在筒子楼，大家共用水龙头，用水时一见水龙头有人，他扭头就走，回去看书。后来，邻居们看见裘先生过来，往往马上把水龙头让给他：“老裘先来！老裘时间紧！”陈宏天先生还曾回忆说，裘先生同女生约会，约定时间女方未到，“他扭头就走——不合算。”裘先生的夫人曾对学生们说，裘先生一生大概是没有浪费过时间。这样的评价，平常得让人肃然起敬。
几十年的光阴，裘先生争分夺秒，记录了四千多张卡片，在甲骨学、金文、战国文字、简牍、帛书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等方面也颇有造诣。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陈剑教授说，裘先生对文字发展的全貌有认识，对许多汉字的形式、时代、内容、性质、史实背景，都有相当精到的研究。用这样的态度去做学问，取得这样的成就是不奇怪的。
但是，裘先生历史系出身，最后打通文史，在这么多领域取得巨大成就，也并非常人看来那么理所当然。裘锡圭先生自己也说，要学先秦史，就要先学甲骨文，那么就要认真学文字学，“我不是科班出身，但还是花时间去学习，从文学系转到古典文献系。”因条件所限，许多专业书买不到或买不起，他就手抄，《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卜辞通纂》、《殷契萃编》、《殷墟书契续编》等书，他都整本整本地抄下来，这无疑是打下了文字研究的“童子功”。他说，治学方法、治学态度就是做事要实事求是和认真，他将《颜氏家训·勉学篇》中“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为往圣继“绝学”
古文字研究，因其年代久远，资料稀少，研究者鲜，而几乎成为“绝学”。在这个领域要深耕细作，取得成就，绝非易事，除了要付出悬梁刺股的苦功夫，还必须要有些天赋。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讲师邬可晶说，裘先生强调做学问要有“才”、“学”、“识”，像裘先生这样的一流的古文字学家，往往可以非常敏锐地发现问题，十分精准地下判断，具有很高的预见性，具有很高的“识”。但裘先生也勉励学生，如果“识”不够高的学者能严谨、勤奋、有责任，做出来的学问也是有价值的。
以甲骨文研究为例，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的甲骨文凡4500余单字，经学者们经年累月的不懈努力，现被考释的单字也不过2000余，但为学术界所公认者不过1000字左右。而近百年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甲骨文中“所易识的字大多已被前人释出，所不识的字因不少在商代以后的文字中就已不再使用，不容易找出它们字形演化的线索，在后世的字书里也很难得到印证。因此再有新的发现难度很大。”（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1981年）郭沫若先生也曾说，甲骨文中不认识的字，大多是专名，如地名、人名、族名之类，其义可知，其音不能得其读。可见甲骨文考释之难。而裘锡圭先生不畏艰险，他1961年发表的第一篇文字考释之作《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五刑》，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董莲池说，裘先生最大贡献是对疑难字的考释。这项工作是很难的，需要对古文字、古文献有精深的把握，非一般人所能为。裘先生文字考释精到，用材料说话，经他考释，不少长期困扰甲骨学者的“疑字”、“难字”释然而解，“裘先生在老一辈学者的基础上，把甲骨文字的考释向前推进了一步”。
1995年，由著名古文字学家、吉林大学姚孝遂教授主编的通贯古今的《中国文字学史》，全书近600页，而介绍裘先生学术成果的篇幅就超过了60页。书中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甲骨文字考释上成就最大的是裘锡圭，“其所写的古文字考释文章，精彩纷呈，很少出现问题。考释命中率很高”。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引驰教授说，裘先生涉猎广泛，是中国古典学的一代大师。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杨志刚亦称，裘先生的研究成果可以称之为科学，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研究亦堪称经典。他对汉字的性质、历史、字体演变及汉字结构类型等问题都做出了深刻的论述。比如，关于汉字是哪一类型的文字，过去有不同说法，孰是孰非，不易判断。裘锡圭先生第一次区分两个层次的符号，认为文字的性质应当由文字本身使用的符号，也就是“字符”来决定，复旦大学刘钊教授认为，这些成就在汉字类型研究上可谓“凿破鸿蒙的创见”。他在汉字学、古文字学领域的学术主要观点凝聚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文字学概要》在大陆出版后，已成为汉字研究方面的经典，被各种涉及汉字的论著反复征引，同时也是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大学生、硕士生所必读的教材。《文字学概要》曾在台湾地区出版繁体字版，又被翻译成英、韩、日等多种文字，对世界汉字文化圈和非汉字文化圈的人群了解、研究汉字，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也为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沟通搭起了一座桥梁。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教授说，对汉字研究而言，《文字学概要》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著作，至今仍没有任何一部文字学的通论能取代裘锡圭教授这部著作。哈佛大学米歇尔·皮特先生亦曾评价道，“权威著作《文字学概要》是对中国早期文字历史和性质的价值无可比拟的考察，精湛丰富，而且涉及早期文字很多不同来源的材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著作标志着这个领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一个正派的人、纯粹的人
裘先生曾说，现实社会中有两个行当是最怕做得不好的：一是医生；一是教师。而作为一名教师，倘若业务不行或是不负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危害性比医生还要大。教师的责任十分重大，“既要在学术上有好的素养，在人品上也要有好的素养。要首先是个人，然后再是个学者，是个教师”。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副教授郭永秉认为，裘先生不仅是很好的学者，也是很好的老师，他的学术思想中也应该包括他育人的思想。他带学生，身体力行，从来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每天工作的时间比年轻人还长，每天6个小时，就是实实足足的6个小时，都是在看期刊、做卡片、写文章。他对自己写文章严格要求到让人受不了。为学生改文章费尽心思，一字一句改。裘先生做学问和接项目都秉持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他说做学问不能浪费纳税人的钱，要做出实实在在真正有意义的东西。
复旦大学中文系戴燕教授则用“正派”来形容裘先生：“学问很正派，做人很正派”。做学问没有食古不化，也没有邪说，而是“守正”。而且，裘先生以学术为天下公器，对己严格对人公平，“裘先生并不因年纪大了、地位高了，而凡事都能‘包容’，他对实事还是有自己的立场”。裘先生的“守正”，用他自己的话说，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加以理性判断，错误的东西要清算，但任何事情也不能矫枉过正。而傅杰教授认为，裘先生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做学术不为政治，不为金钱，不为虚名，一切都是为了求真求实，“这样的一个纯粹的学者，对我们后辈有很大的榜样的力量，有标杆的作用，特别是在不自欺，不欺人等方面”。虞万里教授说，学术和人品的融合，求真求实的精神，好说不好做，道德文章说易行难，“而裘先生是学术与精神的典范”。
裘先生的精神感召力无疑是巨大的。2005年裘锡圭先生回到复旦，组建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时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刘钊教授卖掉车子和房子，来到复旦，担任中心主任。“先生影响很大。我们踏入学术圈，就敬仰先生的道德文章。裘先生登高一呼，我们就都来了”。当时，中心无人员、无经费，亦无独立招生资格，然而不到十年时间，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学术梯队，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学生。而且，中心的师生依然保持着淳朴、精进的学风。
陈思和教授表示，裘先生是我们的旗帜，他组建团队到复旦，做了大量的工作。裘先生治学的风气，甚至对复旦大学文史研究生的培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导师不再把学生当做“资源”来争取，而是更加重视培养学生的素质，“裘先生的严格要求和高标准，使得从严治学成为复旦的传统”。
我想，裘先生留给学术界和社会的，不仅仅有他等身的著作，有他对文字学研究的开创性成果，更有他勤勉而中正、严格而淡雅的宝贵精神财富。
本文选自《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