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由青岛齐鲁商品交易中心主办的“2014齐鲁商品交易论坛”在青岛召开，国务院参事、国家统计局前总经济师姚景源出席此次论坛并发言，他的演讲主题为《改革转型期的中国经济走向分析》。
以下为姚景源演讲文字实录：
姚景源：李总让我们给大家谈谈经济，我知道现在大家高度关注中国经济，我们看中国经济，现在中国经济一方面在合理的增长区间，就是说我们总体状态还是处在稳中有进，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确实要看到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存在，潜在的风险和困难不容忽视。比如说我们看一季度，中国工业增长数同比回落1.3个百分点，大家搞经济工作都知道，回落1.3个百分点不是个小数据。去年出口是正的18.4%的增长，今年是负的3.4%，里外里超过20个百分点的降幅，长时间是大量的贸易顺差，但是今年出现逆差，人民币去年累积升值2.9%，今年到下个月累计贬值3.4%，所以大家都在关心中国经济，都在思索我们怎么样来把握中国经济，我们要把握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路线，最重要的要把握中国经济这个阶段性的重要特征是什么。
中国经济发展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阶段性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三期叠加，哪三期叠加呢?第一就是我们现在正处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第二就是结构调整阵痛期;第三就是以往刺激经济政策产生负作用的消化期。所以大家把握中国经济现在最重要的阶段性的特征，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处在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以往刺激经济负作用的消化期。现在复杂在哪里呢?这三个期同时出现它的作用相互叠加，所以我们看整个局面就更为复杂。
下面我详细解读一下这三个期。
首先我谈谈增长速度换挡期，如果从1978年算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三十多年平均增长速度就全国来讲是9.8，接近两位数的增长。正由于三十多年保持的这样高的速度，所以才有了今天的经济面貌，可能大家都知道在1978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345亿，56.8万亿，1978年的时候中国城市的人均年收入只有343元，农民在1978年一年的收入只有133元，所以应当讲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摆脱贫困从根本上解决温饱，所以我们要想解决中华民族的最根本问题，我们要想致力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发展经济。当然，从历史上看有过我们这样高的增长速度并持续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的首先是日本，日本从50年代开始进入了高速增长，它的增长速度和我们这三十年差不多，日本的高速增长持续多长时间呢?十五年。日本之后就是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和香港，亚洲四小龙是上个世纪60年代进入高速增长，亚洲四小龙高速成长二十多年。我们现在已经三十多年高速增长，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什么问题呢?按照客观经济规律，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时间的保持高速增长，这个道理其实很通俗，就像每一个人一样，你身体再强壮也不可能长时间的高速奔跑，总要经过一段时间慢下来。所以现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由过去高速档换到中速档，首先是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除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把高速档换成中速档以外，我们自身在过去发展中间累积的矛盾和问题也要求中国经济换挡。
大家知道过去三十多年非常重要的是靠两个红利：
一个是改革的红利，从1978年开始我们在农村取消人民公社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我们告诉农民说你交给国家、留给集体的，剩下的是你自己的，我们在城市把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所以改革就解放了生产力，改革的红利就强劲有利的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我们现在的改革，大家知道习近平总书记讲现在的改革进入深水区，怎么理解深水区呢?改革过去有一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水太深石头摸不到了。总书记讲我们的改革面对的问题是以往好吃的肉都已经吃尽了、吃光了现在剩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所以大家知道我们改革要打攻坚战，为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我们就是要重新唤起改革的红利、来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这是改革到了今天我们遇到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还有一个红利是人口红利，1978年开始有几亿年轻人不怕苦、不怕累，踏踏实实干工作，应当讲过去人口红利极大的推动了中国经济、支撑了中国经济。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口红利到一个什么状况呢?去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净减少233万，前年净减少345万，就是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每年都在以二三百万这样一个数量减少。现在我们讲到企业困难的时候，今天很多银行的领导来，我们更多的是讲融资难、贷款难，其实还有一个是用工难，劳工成本不断上涨。人工平均工资2010年是1690元，去年已经达到了2609元。我在长三角、珠三角调研，没有三千块钱很难请到人了，青岛的价码也在此以上。这些年来劳工成本每年以15%-20%在上涨。
我们说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工资上涨是好事，但是大家注意，劳动者、劳动力工资的上涨是因为劳工技术提高进而导致劳动生产力提出促进生产增加而上涨这是良性的，但现在仅仅是因为人工红利丧失导致劳工价格上涨，给企业形成压力。如果劳动力成本每年平均以15%-20%这样的成本上涨，其他要素方面必须降15%-20%。但是很显然做到这一点是何等的难。
这两个红利也要求我们中国换挡以外，另外我们的资源和环境不堪重负，也要求我们换档。过去我们都是高能耗、高污耗，这种大量的消耗使得我们自身资源难以支撑这种增长方式。怎么办呢？我们就进口，现在我们的原油50%以上靠进口，铁矿石一半以上靠进口，现在中国每吃十斤豆油有七斤是进口和进口大豆。为什么讲大宗商品市场呢?我们现在在世界上进口什么什么就涨价，近些年来我们饱受输入性通胀的影响和冲击，自然的状况显然要求中国经济换挡。还有一个是环境，现在我们的环境不堪重负，比如说雾霾，北京1月份是31天有26天是雾霾，现在的雾霾不仅仅是北京地区，一直到东北、华东一直到华南多数省出现雾霾。有一个段子，北京的小朋友讲现在的雾霾已经看不清楚天安门城楼上挂的毛爷爷的像了。哈尔滨回了一段，说我这儿比你还严重，我现在已经看不清楚一百块钱上毛爷爷的像了。
我讲一个统计上的东西，我们国家的癌症统计，中国人癌症发病几十年来一直都是肝癌排在第一位，肝癌的原因就是营养不良或传染病，但是现在肺癌正式取代肝癌成为中国人癌症发病排名第一位，显然环境与自然不堪重负要求我们增长速度要换挡。
回过头来之后，由高速挡换成低速挡，换挡是客观规律的要求，换是我们化解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深层次矛盾的要求，是把我们经济运行各项比例关系这根弦不至于绷的这么紧，进而给我们改革一个良好的环境和空间的要求。
关于换挡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不少同志不适应，首先是干部不适应，干部过去三十多年都是大干快上，但是一讲到换挡不太会干或者不知道怎么干，我们企业家也有这个问题，我们企业家过去更多走外延扩大再生产，从数量中获取效应，现在要换挡也是个新课题。普通老百姓也不适应，老百姓觉得中国经济怎么往下掉，是不是要出大事情了呢?再加上媒体，我们都处在一个不适应的状态。
由于我们处在换挡期，经济工作主要的风险不是上限，不是过热导致的膨胀，还是下限。换挡问题有一条很重要，大家开车都很熟悉，开车换挡不能一下从五挡换到一挡，那样车受不了、人也受不了，所以要有一个过程，这样大家就好理解为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今年工作的总基调叫“稳中求进”，这就好理解了，所以把握理解换挡期。现在有的人讲我们能不能坚持一年半载挺过去，我觉得这种思想不对，因为换挡期并不是一年半载，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三年五载的准备，显然你把我们整个的发展放在三年五载的换挡期，我觉得这个意义很重大。
第二，结构调整阵痛期。我们这个结构究竟是什么问题呢?我们讲了这么多年，我简单给大家讲讲中国的结构究竟是什么问题。首先还是要看生产结构，看生产结构就是看一产、二产、三产。现在是什么问题呢?第一产业极其薄弱，第二产业大而不强，第三产业比重太低。
比如第一产业农业极其薄弱，可能由于我们的粮食连续十年丰收，大家现在对中国的农业问题盲目乐观，我说你千万别盲目乐观。比如说去年粮食动产量是1.2万亿，但我们还是进口了超过7000万的粮食。我们的粮食总理曾经说过九个字，“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我说这里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就是天帮忙，天也不是党员，它不归我们管，你下什么文件也不管用，人家帮你这么多年忙挺够意思了，这几年天不太愿意帮助，谁能保证天还继续帮我们十年忙呢，那怎么办呢?就得“政策好”上下功夫，理解这一点就能理解中央1号文件，为什么知农惠农的政策只能加强不能减弱。现在粮食产量提高更多是靠单位产量提高，单产的提高，由于耕地面积在减少就靠单产，单产提高是靠大量的化肥农药。现在中国单位土地面积化肥使用量是美国的四倍、印度的三倍，大家说不好吃，不是不好吃，导致土壤恶化，接着就是污染。习近平总书记讲我们13亿人的饭碗一定要端在自己手里，为什么?因为全世界养活不了13亿人，比如说大米，现在世界上大米贸易量3800万吨到3900万吨，中国大米一年消费量是1.4亿，把全世界卖的大米都弄到中国来仅仅能满足中国人消费的1/4多一点，现在的农村还是组织化、规模化程度太低，现在中国农民耕地面积是2.8亿，算帐现在85%的农户来算非常小，这样的状态下怎么建设生态农业。我说农业农村这一边是千家万户小生产，那边是千变万化大市场，千家万户小生产和千变万化大市场这两个“千万”必须要对接，但是现在不能把千家万户小生产和千变万化大市场对接的千斤重担交给农民去挑，农民怎么挑起这么重的担子?
我说出现在农村的一个状态希望大家记住，就是4、5、6。中国现在还有4000万老人、5000万留守妇女、6000万留守儿童，加起来一共1.5亿人。这个薄弱环节不解决中国不可能走到一个强国。
第二就是工业，工业现在大而不强，按照联合国[微博]的标准，440种统计的重要工业品当中中国281种世界产量第一，比如中国去年造船总吨位占世界总产的60%，汽车占25%，机床占38%，众多都是世界第一。中国现在服装出口到什么状态呢?全世界现在是70亿人，扣掉中国13亿还有57亿，现在每年服装出口数量是给这57亿老外每人每年平均做三件外衣再加两双鞋，中国鞋子衣服出口数量了不得，但是非常遗憾，我们这么大的服装出口量包括青岛的服装出口的都是贴牌，贴人家的牌子，没有自主知识产权，资源消耗我们的、能源消耗我们的、污染留在我们这儿。所以我们工业在国际分工上处在下游、处在末端。
达沃斯会上克强总理做了一个讲演，讲演的题目是“创新刻不容缓”。我也参会，会后媒体让我解读一下总理讲的“创新刻不容缓”，我说总理讲的很通俗，刻不容缓还用理解吗?你知不知道一刻是多长时间，一刻不就是15分钟吗，真的是一刻。而且现在的创新都是变革性的、革命性的、毁灭性的，比如一个液晶电视机的出现对消费者都是好事，但是对谁是摧毁呢?就是对显象管行业，因为它不需要显象管，原来我们国家最大的显象管生产厂在陕西咸阳，多好的显象管企业不了行，因为创新和技术创新带有摧毁性的。一个光盘的出现摧毁了录像机，二十年前谁家都有录像机，现在都没有了，因为硬碟和光盘的出现。数码相机的出现摧毁了胶卷行业，比如我们国家原来最大的生产厂在保定乐凯，保定乐凯是最大的胶卷生产厂，不光是它，美国柯达公司十年前股票是一股40美元，全世界有几位能预测到柯达公司破产呢，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技术进步。
今天很多领导来，我说银行确实要技术创新，要技术进步，而且要看见创新是摧毁性的，有些行业现在看起来很好，但是说不定就是摧毁性的。
前些日子马云[微博]和王健林在北京打赌，马云说十年时间中国电子商务占到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一半，如果占不到一半他赔王健林一个亿，当时我在场，他们两个说让我当见证人。我是觉得非常有可能，前年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是20万亿，马云一家电子商务是1万亿，已经占了全国的1/20，超过了绝大多数省份。上海一共有54家单体商场去年一年卖了309.3亿，去年11月11号一天电子商务就干350亿，什么都是创新。我跟齐鲁商品交易中心讲一定要在创新上下功夫。但这恰恰是我们的不足，我有一次发牢骚讲过，现在中国干好事的都没有干坏事的创新能力，现在干坏事的这帮人全是高科技，前段时间开会说研究循环经济让我参加，我在会上发言什么循环经济，现在中国真做到循环经济的就是地沟油，从餐桌上出去回到餐桌上来，这不是循环码?所以我们的工业大而不强，我们处在下游、末端，显然这种状况不可能使我们中华民族走到一个强国的地位。
第三个是比重太低，第三产业去年比重是46%，46%跟我们自身比是很高了，但是46%的三产比重跟美国比，美国是80%，我们比美国跌了一小半，全世界平均水平是60%，我们比全世界平均水平还低1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还有个什么问题呢?第三产业不但是比重低，层次也低，一说三产就是餐饮业吃饭喝酒，我们特别缺少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是什么呢?总理曾经讲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就在于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是什么呢?首推金融，然后物流，为生产服务，包括我们交易中心。就是说现代服务业的问题不发达最直接导致的问题是大学生就业，现在就业最头疼的不是总量，是结构，现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工找工作不难，难的是大学生。为什么大学生就业难呢?因为大学生就业领域是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显然我们这块太低，所以保险、文化、教育、科技各种商品交易都应当是我们扶持的重点。这段时间克强总理包括国务院研究的重点问题是要向改革要动力，怎么做呢?就是使这些现代服务业能够发展起来。现在实体经济增速在回落，很困难，但恰恰服务业上的比较好，是现在经济的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现在结构当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产能过剩，现在诸多领域都是生产能力过剩，中国钢铁生产能力是10亿吨，去年生产了7.78多万吨，闲置2亿吨，钢铁价格一路下跌，去年一吨钢利润最低的时候只有四毛三分钱。水泥全国生产能力是30亿吨，去年生产24亿吨，生产能力闲置6亿吨。电解铝是2700万吨的生产能力，去年生产不到2000万吨。现在问题严重在哪里呢?现在生产过剩的能力现在局面不仅没有缓解，还在加剧。比如刚刚过去的4月份，中国一天出刚产量229万吨，什么概念呢?历史最高水平。水泥去年新上了50条生产线，再新增生产比例的话，中国水泥生产能力还要再增加1亿。什么原因呢?原因有很多，我只讲一个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对待调结构问题认识有问题，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说你到我这儿来干，企业说你让我干什么呢，水泥产能已经干了这么多了，过剩我不好卖啊，地方政府说你在我这儿干，我给你土地不要钱，税收先征后还，第三环保局我说了算不查你，你说净搞这些结构怎么调?还有一个问题，产能过剩不单单是传统问题，不单是钢铁、水泥、电解铝、造船，而且很多行业，风力发电产业闲置1/4，光伏产业2010年毛利率还是30%，现在也是过剩。放眼望去什么不过剩呢?找不找，找不出来。
我老朋友的女儿结婚，我参加婚礼，他们让每个人都讲两句话，我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过剩的时代，什么都过剩，仔细找找什么东西短缺呢，找来找去就是好姑娘短缺，我说你看这孩子属于短缺呀，今天结婚了。化解产能过剩是必须要做的，不化解企业没利润，社会结构不均衡，巨大的财富浪费。
怎么办呢?现在是四个一批：第一叫做改造一批，第二消化一批，第三是下决心淘汰一批，第四是转移一批。显然这是对的，但是化解产能过剩有代价，这个有痛苦，不是说那么轻而易举做好。比如说化解产能过剩，说我们GDP可以不要、说财政不要，但是化解产能过剩、淘汰产能带来的失业怎么办?本来现在社会各种矛盾就凸显。
前段时间我去唐山调研，现在河北省唐山市一个市的钢铁产量超过整个欧洲，这回让他压三千万吨，他们自己也承认，他说压三千万吨钢的生产能力直接造成二十万人失业。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减少阵痛。
我前段时间牙总发炎，去了医院，医院说你这牙不行，总发炎，不仅发挥不了正能量还发挥负能力把好牙给弄坏了，大夫说把你这个牙拔了给你种牙，种的这个牙跟原来的牙一样，还好看。大夫说完以后我一想，我猛然反应过来，拔牙拔完了再种不就是跟结构调整一样吗，牙没了不就调整淘汰了吗?后来我说拔吧，拔过牙的人知道不是大夫拿着钳子往下拽，他给你打麻药，拔完一点不疼，我就回去了。我猛然就想，我们结构调整就像拔牙得打点药，不打药猛拔把人疼哭了也不行。后来拔牙一交钱才知道是公费医疗，种牙是自费。我一想这个也有点道理，结构调整恐怕不能让企业自费，让企业全自费他不拔了怎么办，他不调啊，还得公费。当然种牙，新开工、新上的项目效益还好的你自费。所以恐怕我们还是得研究，我曾经说过我们有的同志不理解，事情想的过于简单，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工作方针，现在的经济工作叫“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念起来特别通顺，我干这个工作的，写起来很好，但做起来很复杂。
第三，我们现在处在以往刺激经济负作用的消化期。按照经济学原理任何经济政策都有负作用，我曾经讲过有些人不理解这一点。大家知道经济工作不要追求最佳状态，因为任何经济工作都有成本和代价，而且成本和代价、风险是跟收益是一致的，中国有的人不明白这一点，他总是想风险最小、收益最高，天底下没这个事。我曾经说风险和收益是一致的，他们不服，我说跟你们一说就明白了，你说现在干什么最赚钱?就是贩毒，但是贩毒抓住枪毙这个风险很大，所以风险和收益是一致的。我们到饭店吃饭，我们今天说要吃最好吃的，最好吃的掏钱最多。你说要吃最便宜的，最便宜的味道最差、最没营养。画两条曲线找这个均衡点，这个均衡点是什么呢，就是花钱不多吃的还好。我们搞经济工作的每天每一个决策都是画曲线找均衡点，找着这个均衡点就是经济工作的本事和水平。对于负作用来讲我们没有必须去讲这么多，任何经济政策都有负作用。这个负作用到现在关注的是两个：第一个是货币数量，广义货币数量2001年是15万亿，去年年底是110万亿，用110万亿除以15万亿就告诉我们在十多年中广义货币数量增长7倍，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一，超过美国，当然我们也还有其他原因，不管怎么讲广义货币如此增速、如此数量就知道为什么房价涨、为什么物价涨。现在一方面广义货币数量干到110万亿有如此宽泛的流动性，但是另一方面还是融资难、贷款难，还是钱荒，说明经济存在的问题需要深层次的改革。第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地方债务)，今年年底地方政府一共借了17.9万亿，这17.9万亿的钱占的数量不像国外和国内讲的那样是炸弹，在国际上有标准，一个国家的债务和它的国内生产总值收入有一个比，就是赤字率(债务风险率)，现在债务风险用赤字率来讲还是大大低于美国、低于欧洲、低于日本、低于巴西，所以总量的话还是可控。当然个别地方政府确实有问题，比重过高，但总的来说风险可控。风险可控为什么我们还要讲它呢?第一是增速太快，2006年的时候地方债务是三年翻一番，如果你不干预它、遏制它，三年翻一番的话就了不得。第二，有些地方政府借钱那天就没想换，你说借钱那天就没想还能没风险吗，我也当过市长，我也借过钱了，你说现在有谁来我这儿要钱的?有些地方政府还，这些地方政府把还钱的希望放到土地涨价上。这些使我们货币政策的空间正在缩小。
回过头来，我们在未来三到五年中国一个重要的阶段就是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和消化复苏这样一个阶段，这样一个阶段我们现在看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是挑战也是机遇，所谓挑战是方方面面都充满挑战，所谓机遇是我们处理好这个时期就能够化解中国经济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进而使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的状态。
面对这样一个复杂局面，还是要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还是要坚持“稳中求进”这样一个基调，大家不要急，就是稳中求进，增长要回落，我们还是要把回落的更多精力放在增长和提高效率，我们向改革压动力，向结构调整要空间，从这个结构来说，我们还是坚持两分法辩证的看这三期，我们计划它，紧紧应对挑战，同时也把它看作是机遇，看作是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这样一个机遇，而处理好这样一个重要阶段，中国经济就能够再续辉煌。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来源:中国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