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2013年，中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毫无悬念地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的第一大国，这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里程碑。与此同时，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地区结构等诸多方面正在发生着重要变化，各国竞争也日益激烈，国际贸易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态势，它们对中国对外经贸未来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服务贸易的重要性持续增长

国际贸易按产品类型，分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两大类。长期以来，货物贸易是全球贸易增长和发展的主体。现在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全球服务业的迅猛发展和服务型经济的到来，服务贸易开始加速增长，它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1980年至2012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从3650亿美元上升至43450亿美元，占全球出口的份额也从1980年的15.7%上升至2012年的19.2%。相对于货物贸易而言，服务贸易成为全球贸易中增长更快、更富有扩展空间的部分，它是全球贸易的新增长点。一个国家要保持和增进它在国际贸易中的扩展空间，必然要高度重视和努力提升服务贸易的竞争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平衡发展，是贸易强国的重要标志。

改革开放之后，由于缺乏足够的重视，中国服务业的改革与开放远远落后于制造业，导致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2013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5396.4亿美元，仅为美国的一半左右；中国是货物贸易顺差大国，同时也是世界第一服务贸易逆差大国，1995年至今,中国的服务贸易不仅持续逆差,而且逆差不断增长，2013年逆差额高达1184.6亿美元。中国服务贸易的这种发展状况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服务贸易持续顺差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服务出口结构也不够优化，金融、保险等技术知识密集型的服务出口占比还比较低。因此，通过坚定而有序地推进服务业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增进服务贸易竞争力，是当前我们建设贸易强国的重要内容。

能源贸易变局影响深远

在全球货物贸易中，能源贸易因对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的重要影响而始终备受瞩目。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石油价格最高曾经达到每桶147美元，虽然一度暴跌，但是大致维持在80—110美元区间波动。石油价格居高不下，推动着世界各国对新能源的研发和投资。太阳能、风能、潮汐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等，各种新型绿色可再生能源的产业化都被列入大国国家战略，新能源的开发被看作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危机、走向复苏与繁荣的重要引擎。恰逢此时，美国页岩气开采技术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国际能源署在2012年11月份发布的《国际能源展望》中预测：美国将在2015年取代俄罗斯成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到2035年能源自给率将达到97%。

页岩气革命影响深远。首先，美国的成功激发了全球对页岩气开采的热情，包括中国、德国、波兰等欧亚国家正在奋起直追，全球能源供应版图将随之发生深刻变化。第二，这种革命性的变化将对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战略都获得了巨大利好，页岩气革命将降低美国再工业化成本，加速美国经济复苏进程，增进美国制造业竞争优势，改善美国贸易环境，强化美元的全球主导货币地位，巩固美国全球霸主地位，中东的战略地位将有所下降，美国可能会腾出更多的力量致力于重返亚太。

亚洲经贸发展最具活力

从国际贸易的地区结构来看，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工业化国家地位的上升是国际贸易格局中的新特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实力和地位进一步凸显。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新兴经济体前进道路中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它们对发达国家的市场和技术依然有很强的依赖性，粗放、高碳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未来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考察二战以来国际贸易的格局变化，东亚的新兴经济体呈现出高速、持续的增长特点，它们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的经济版图。

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先是日本、亚洲四小龙，然后是中国和东盟，亚洲经济体上演了不同水平的国家和地区依次崛起的精彩剧目。从1948年至2012年，亚洲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比重，从14%一路上升至31%，而同期，北美地区从28%下降至12%，欧盟从35%上升至50%之后又回到35%，非洲、拉美和独联体国家都处于在波动中下降的状态。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日前发布的《2030年全球趋势：可能的世界》报告中指出，如果目前的趋势能够保持下去，亚洲的实力很快就将超越北美和欧洲。所以，从全球经贸格局来看，亚洲是未来全球经贸发展最富有活力和最有增长前景的地区。亚洲经济发展的这一态势，给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难得的地缘优势和战略机遇，但这一态势也是今天美国、欧盟竞相将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的最主要因素，大国博弈让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贸易保护主义呈现新态势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全球市场疲弱的状态下，贸易保护主义开始呈现出新态势。第一个新态势是以低碳名义实施新保护主义措施。碳标签是其重要代表。所谓碳标签，即把生产过程中的碳足迹（排放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量）在产品标签上量化标示出来，以标签的形式告知消费者产品的碳信息。使用碳标签正在成为全球性潮流。国际标准组织正积极制定产品碳足迹标准ISO14067，目前已经完成草案的拟定。碳标签的推行实施，将凸显远洋运输导致的巨额碳排放，显著削弱中国和东南亚等远离欧美市场的国家和地区的低成本优势，导致欧美投资转向墨西哥、东欧等靠近欧美市场的地区，一些投资和加工制造甚至有可能重返欧美本土，全球贸易和投资布局将深受影响。

贸易保护主义的第二个新态势是保护主义措施向边境内延展。伴随着贸易与投资的一体化、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发达国家开始通过区域贸易协定等平台推动经贸规则从边境规则向边境内规则扩展，这些边境内规则包括竞争政策、政府采购、技术创新、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等，它们跨越国界，深入国家治理机制内部。这些从维护发达国家利益角度制定的全球经贸新规则，将从根本上打击和束缚后起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意味着要对国内管理模式、制度和机制进行深远而广泛的改革。

贸易与投资日趋融合发展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投资的大规模增长推动了产业的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和发展。不同国家的企业依据比较优势居于产业链上不同的价值环节，拥有劳动力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企业通常居于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环节，而拥有资本、技术、营销和品牌优势的发达国家企业居于高附加值的研发服务环节，它们之间的分工合作基本依靠国际贸易来实现，从而形成了当今世界经济中国际贸易与投资一体化发展的崭新局面。

贸易与投资的一体化对国际贸易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大规模增长。大量中间产品在国与国之间的运输推高了国际贸易总额；第二，它改变了贸易格局。当发达国家将大量低附加值的制造和服务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加工制造再运往全球市场，包括返销发达国家市场，全球价值链上的国际贸易更多地表现为发达国家进口并产生逆差，发展中国家出口并获取顺差；第三，传统的贸易统计方式面临挑战。按照传统的贸易统计方式，全球产业链上的贸易发展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出口和贸易顺差的高速增长、发达国家进口和贸易逆差的不断累积，但事实上，贸易发展带来的利润和相关产业的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手中，进出口、贸易差额和国际收支状况已经不能真实地反映贸易伙伴相关产业的竞争力状况和各国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的收益状况。

中国的贸易增长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在中国的出口中，大约60%的机电产品、70%的高新技术产品是跨国公司或他们子公司的出口，它们并不反映中国真实的产业竞争力，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增长也并不反映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真实收益。因此，中国需要清醒地认识和判断自己在全球贸易中的实力与地位，努力向价值链的中高端发展。

区域自贸协定竞争日趋激烈

区域一体化浪潮迭起是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据世贸组织统计，截至到2014年1月，全球共签署区域贸易协定583个，其中，超过400个协定是1995年以来签署的。今天的区域自贸协定的内容不仅包括贸易的自由化，也涵盖投资的自由化，不仅地理相邻国家之间，而且跨区域的国家之间也纷纷签署。人们普遍认为，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在局部地区和领域大大深化和扩展了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面对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格局动荡与变幻，欧美发达国家加速了区域自贸区的商签，建立区域自贸区网络成为它们构建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争夺全球经贸发展空间的国家战略。2009年，美国高调加入并力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2013年，美欧开始TTIP（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TPP和TTIP的共同特点就是广覆盖、高标准，其主要内容包括：消除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消除服务贸易和投资的限制性措施；在知识产权、竞争政策、劳工标准、环境标准、政府采购和技术创新等领域制定高于世贸组织现行标准的规则。通过TPP和TTIP的构建，欧美国家不仅能够在未来全球贸易发展中有效地控制全球主要的经贸市场空间，而且能够继续牢牢地占据着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主导地位。高标准的全球经贸规则新体系将强化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遏制新兴国家的赶超态势，并将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置于边缘化状态。

在这样一场新的全球竞争中，如果中国被排斥在外，贸易转移效应与新贸易壁垒将让中国蒙受巨额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TPP和TTIP将可能阻滞中国的东亚区域合作步伐，压制中国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力，并削弱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因而，我们需要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发展中国主导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并将推进与大国的自贸区建设作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