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对中国征收贸易关税，采取了与他的前任大不相同的做法。中国现在已纯粹被视为经济竞争者，而不再是经济伙伴。也许在程度上有别，但在性质上却是不变：特朗普的政策，是美国在贸易方面对中国累积了10年不满的结果。

美国不满的原因众所周知。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没有兑现开放市场准入的承诺，甚至在一些方面还出现倒退。此外，中国被认为长期使用国家干预措施，包括产业政策，以限制美国在国内市场的商业活动和投资，而中国的企业则实现了快速的技术进步。

不过，从根本上来说，美国现在担心的是，中国经济的急速发展，对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构成了真正的挑战。这令美国产生了中国必须“被遏制”的想法。对特朗普而言，部分的解决办法就是贸易保护主义。

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成功地遏制了日本的增长，后者与今天的中国一样，在对美贸易上保持了巨大顺差。不过，这些政策之所以成功，部分原因在于日本的政策选择带来了很多问题，包括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反应迟缓。为了减少双边贸易顺差，日本实施了所谓的自动限制出口，造成日本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并过度保护其国内非贸易领域（non-tradable sectors），结果是日本陷入了几十年的经济衰退。

然而，自1980年代以来，贸易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在区域和全球生产链的贸易形式兴起后，作为特朗普不满症结之一的双边贸易不平衡，显得是一个陈旧和过时的概念。毕竟，中国从出口中实际获得的增加值，远不及其贸易顺差那么大。

实际上，在过去10年间，中国的全球经常账户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萎缩，从2007年的10%下降到今天仅仅的1.4%。与此同时，美国的贸易不平衡并没有多大变化，这表明美国的巨额赤字根本不是中国的错。事实上，这完全归咎于美国的宏观经济现实，即国内储蓄率低和联邦借款率高，而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将导致这一情况进一步恶化。

中国认识到，特朗普政府执意迫使其削减双边贸易顺差是荒谬之举。但它也知道，贸易战只会两败俱伤。为了缓和贸易摩擦，与日本的自动限制出口不同，中国领导人承诺增加进口，开放国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预计，未来五年内将进口价值8万亿美元的商品。

这是明智之举，它能缓和美国，欧洲很多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对难以进入中国市场的不满。正如中美经贸磋商小组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所强调的那样，中国“大幅”增加购买外国（尤其是美国）的商品和服务，也将使中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在2017年进口了价值2万亿美元的货物，但消费品只占其中的8.8%。为了避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影响，中国人常常到海外购物，因此扩大消费品进口有助于显著改善中国人的福利水平。事实上，中国人在海外购物的花费，现已相当于中国的消费品进口总额。这还不包括越来越多的网上海外购物。

让这些购买活动回流中国，将有助于推动其经济转向消费驱动，尤其是中产阶层及其购买力正在增长。如果美国和欧洲国家响应中国的呼吁，放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效果将会更加显著。

同样，在力求确保科技持续发展的同时，在投资方面更加开放，对中国也是至关重要的。就现在来看，即使中国的经济规模跟美国一样大，但由于其人均GDP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中国在制造业领域仍将享受竞争优势。

然而，尽管近期有所改善，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仍然很低。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科技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更大地开放直接投资，这让它得以在先进科技的研究、开发和应用方面取得进展。

如果中国要继续提升其经济水平，就必须坚持这一进程，并辅之以提倡创业精神和保护知识产权的举措。幸运的是，中国很清楚这一点。有关部门希望在未来五年内获得60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预计五年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将达到7500亿美元。

中国已经坐言起行。为了扩大消费品的进口，中国将于11月在上海举办第一届进口博览会。为了刺激金融投资，中国会在三年内将外资所有权限制提高到51%，朝最终完全取消限制的道路前进。到了2022年，它将取消外国对本土汽车公司的所有权限制，从而让一些公司如特斯拉（Tesla）受益，可在中国完全拥有一家子公司。

当然，这方面还必须做更多工作，中国需要进一步清除制造业和金融改革的体制障碍。但中国已经显示出，跟1980年代的日本不同，它以更精明的方式应对美国的贸易压力。事实上，中国增加进口和加快国内结构改革的应对措施，非但不会埋下长期衰退的隐患，反而会支持高质量的长期增长。

（作者是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上海智库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英文原题：China's Smart Trade Mo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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