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耕文化决定了中国的乡土作家和写乡土题材的作家之多，对中国文学史稍有了解的人便可以自己开出一个很长的名单，故不须赘述。但从事研究评论专业或有深度阅读习惯的人不难发现，能将乡土性与现代性真正融合的作家并不多，当代尤其如此。究其原因，或可借用孟繁华先生的观点：中国当代作家多数存在两种储备不足，一是古典文学，二是西方文学。纵观当下文坛，按照中国凡事论资排辈的惯例与出道先后原则，“50后”、“60后”仍被视为文坛的重中之重而占据较多的话语权，仅从历年“茅盾文学奖”的获奖名单便可见一斑。而事实上，文学的“断代”恰恰发生在这两代人身上，因此给人以“储备不足”的印象也就不足为奇。当然其中并不排除个案的特殊性，事实上，乡土小说家王建和也正是这样一个“50后”的个案。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先后历经“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四清”“文革”直至“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等诸多时代，而后常年生活工作在太行山区沁源县的教育第一线，仅仅从经历和地域的角度而言，现代性对他来说应该比较隔膜与遥远，但同时，他又以自身经历向人们证明了，一个人的转变和超越与经历、地域等环境没有直接联系，重要的是自我认知能力和思考探究习惯的养成。
王建和2009年出版的《人生边的擦痕》，是其以农村为题材的一个中短篇小说结集，一打开扉页，就可以感觉到厚重的乡土气息，而更难得的是这种乡土气息的现实性里蕴含的前卫思考的时代性。
首先，从小说主题看，尽管《人生边的擦痕》分了“人生边的擦痕”、“摔碎的琴音”和“悬崖边的绝音”三个部分，按照作者的解释（参见《且行且歌吟——<人生边的擦痕>文学沙龙记录, 2014年4月28日）,第一部分是北方风土民情小说；第二部分是农村政治小说；第三部分先锋体验小说。但我更看重的其实是作为农村政治小说的第二部分。因为从生存背景和成长经历来看，多数“50后”的价值观是显而易见的，那是一个时代打在一代人身上的深刻烙印，以至于后来变成了他们血液的一部分甚或精神DNA，永远不会改变也不可剔除。如果一个作家的认知能力仅停留在“被填鸭”的层面，你几乎可以肯定不再对他/她的作品抱有任何期待，引用一句最朴实的话那就是，对不起自己曾经历的苦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当代文学才诞生了那么多“新历史小说”，何为“新”？即从历史的迷障中走出来，拔云散雾，自己重新去思考、审视、解析、探究历史的宏观与细部，从“集体大合唱”回归到个人化的“低吟浅唱”，从“我们”回归到“我”，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史观，这是作为具备独立精神和思考能力的人的根本，更是一个作家最基本的素养，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再多的文字也是垃圾，不具备任何价值。因为所谓文学，无非是找到一种“自性”，这种“自性”包括从思想观念到言说方式的方方面面。
作为“50后”的作家王建和是如何拨开迷雾，在废墟上重构自我的精神世界的，这自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正因如此，他超越了同时代的作家，也超越了自我。即使仅从作为一个人的认知层面来看，这一点也是难能可贵的。更多的人（甚至包括许多自诩的写作者），他们注定将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愚昧和拒绝重新认知的偏执抱残守缺地走完一生，对此，许多时候我们只能一声叹息。他的这部分冠之以“政治”的小说，重点考虑的是贫农们挣脱剥削以后的生存状态，《血脉如铸》的王根来，“从徐贵锁长工院爬出来”“又一头扎进张有道家养牛场”，他先是被徐贵锁剥削，多少年以后又被一同翻身做主人的张有道剥削，然而王根来这样一个只有一身力气，没有多少心计的老实疙瘩，这两段被剥削的日子，是他可以吃饱饭的日子，也是他最省心的日子。生产队虽然吃不饱，但是省心。他这一生最难活的是他土改后和刚刚改革开放后分得土地的这两段时日。小说朦朦胧胧提出一个疑问：当杜绝了剩余价值的赚取以后，社会反而停止了前进甚至倒退了呢？
阅读王建和小说最触动人的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有以一次发丧作为单调生活中的一个节庆的蛮子，有在爱情荒漠里虚度青春的民兵韩世世和“我”，有为养家糊口将偷粮食发挥到极致的李起户，有祖传巡田把打屁股修炼到炉火纯青的马铁山，有因同情全村光棍而“献身”获罪的五嫂……。其小说人物可谓分门别类各具特性，而又不乏其共性——依然没有摆脱鲁迅笔下的人物特性——麻木。
小说无处不在的“看”与“被看”模式让我们重新看到了熟悉的鲁迅模式。比如《地脉》里看丧葬，《冬训》里看女人，看投弹、打靶，《玉茭子开花一撮毛》里铁山更是以“看偷家”为职业；比如《人主》，题目虽是人主，但蛮则并不是主角而是一个看客，就像鲁迅小说《孔乙己》中的店小二一样是为看孔乙己而设定的，甚至带着一种偷窥的心理，是对农村单调枯燥生活的有益补充和朦胧的审美意识的激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使得小说的主题发生了偏移而从“人主”中剥离了出来，赋予了新的意义；比如《余烬》里那场“救灾秀”，大家抱着各自的想法来参与或参观火灾，各取所需，最后皆大欢喜，一场灾难给各式人等提供了一个“秀场”；再如《村级革命》中大家一起参与和观看斗人到了失控的状态，而且个个兴高采烈无所顾忌，对国民性的揭示很像鲁迅的《示众》：
“人圈还在往紧缩，愤怒的拳头从一片脑袋旮旯冲出，先是朝天挥动，很不解恨……恰好有嫩面的小将跳到高台上，把马一面干脆推到台下。顿时，一片脑袋淹没了马一面……解了气就行。”
除了对人性的残酷和群众的盲从性的深刻揭示外，在《年年从春天开始》里还描写了村里的女子关爱好未婚先孕被她爹毒打引发光棍们围观的情节：
“来午们跑到关爱好家院子时，已经打罢了……后来，关爱好家爹又抓起镢把要重新打……但是镢把被人拽住了，他也不打算真打了，来午们等了一顿，还没打，就相跟着回到了来午的小屋里”。
这里写了光棍们围观一个未婚先孕的女子被打，因为没有看上而产生的隐隐的失落，这种失落中是否还暗含了对关爱好性事的好奇，和因自身性饥渴所引起的或多或少的嫉妒？很是耐人寻味。总之，在小说中，各种形形式式的“看”与“被看”构成了一个个特定环境中人物的“共谋”关系，让人在怵目惊心的同时又不禁心寒，这是契诃夫式的“含泪的微笑”，更是让人不适不安，不禁让人发问，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觉悟到扮演“看客”无聊，什么时候才能不再对惨痛中的同胞麻木不仁。
小说的另一个明显的结构特点就是欧•亨利式的“回到原点”的自我解构。比如《人主》，蛮则好不容易从灰色的日子中暂时解脱出来经历了一番作为“人主”的“特权”之后，“奄奄往炕上一躺，眼睛深深一闭，觉得一天一天重复的苦日子又回到了身边”；比如《冬训》，从每年冬天的集训始，一番腾挪之后，“只是后来不知不觉民兵工作就没事儿干了。集训时总说叫回去时刻等着祖国召唤，一直到现在也没被召唤”；比如《村级革命》，从开春三队队长张八旺在喇叭里吆喝人们担粪和训斥富农分子刘银贵始，到第二年春天刘银贵从监狱里出来再次还原为三队的一名好劳力终，整整画了一个满圆；再比如《童年的苍蝇》，在“讲卫生，除四害”的号召下，人人都被动员起来参与到“四无村”建设中，家家修起了臭气筒，结果“四无村”的称号因意外落空，“除四害”引发了虫害，风气一过，“到第二年春天捉虫虫的那些天，才把臭气筒的砖拆下来垒了鸡窝。”几乎都是这种画一圈又回到原点的模式；再如《年年从春天开始》，题目便直接采用了这种原点式结构。人们从早已生厌的惯性生活中暂时剥离出来，被一场莫名的集体运动裹挟，你方唱罢我登台，乱哄哄地闹腾一通之后，一切又都恢复了原样。这种写法既是结构上匠心独运的精巧，也更加深了主题的荒诞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实现了对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的继承和超越，既汲取了赵树理在乡土小说中的取材、文体和表现形式方面的优势，同时又避免了将农村“问题小说”简单化处理的“大团圆”结局。在王建和的小说中，因更为独立的个人史观的建立使得他笔下的斗争更加复杂，人性更加微妙，故事更加荒诞，讲述更加客观冷静。他从来不想去刻意解决什么问题，正如他在扉页中所说的那样，“路上又挤又累，不如蹲在路边看走路的人。”这是一种“看客”式的旁观姿态，但这种姿态对于写作者来说是必须的。因为许多时候，写作者需要从生活中抽离出来，做一个旁观者和记录者，这样才能更接近艺术的真实。可能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去功利化”的姿态，反而成就了他的小说，没有赤裸裸的说教，但审慎的反思和过目难忘的警醒却渗透在字里行间，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也不过如此。
从小说内容和表现手法看，反讽与荒诞无处不在，可谓深得鲁迅“油滑”之妙处与王小波“游戏”之精髓。荒诞的本意指不和谐，后延伸为西方文学流派，意指人与环境之间，内容与形式之间，过程与目的之间因失去和谐统一而导致的矛盾、失序、生存的无目的性和生命的无意义状态。在王建和的小说中，荒诞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人在不正常的环境下，被过于强大的形式胁迫失去了理性判断，只剩下过程和形式，而抽离了目的和内容之后生命的悬空状态。这里的人物几乎全都是不明真相的小丑，不自知的帮凶或盲目的看客和作恶者，即使偶尔有像《村级革命》中的张八旺和《童年的苍蝇》中的安古毛爷爷这类人，也只是本能地按照自己的思维惯性生活而对时事采取了漠然的姿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清醒者。尽管事实上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而使得整个一场闹剧得以运转甚或达到高潮，比如张八旺为东风兵团提供了三万斤玉茭子，安古毛爷爷帮二银、变池和“我”完成了交苍蝇的任务，但他们却因此而走向了“历史的反面”。这比写不谙世事的小人物勉强躲过一劫更具反讽意味。
除了被社会潮流排除在外的“落后分子”，小说中还有一类人着墨最多，那就是许多农村常见的一个特殊群体——光棍。《人主》、《玉茭子开花一撮毛》、《血脉如铸》、《奇岫》里分别刻画了蛮则、铁山、王石蛮和赵小弯这些个体的光棍，《这些人，难说》、《冬训》、《村级革命》、《余烬》、《年年从春天开始》里则刻画了一大批群体的光棍。由此引发出对光棍这个群体的一些微妙心理的捕捉，笔者姑且称之为“伤残者的自豪”。比如《余烬》里的史毛儿，平时过着像蛮则一样枯燥无聊的生活，他为了救火被烧伤了半边脸，但得到了女护士的特殊优惠，所以觉得很值。最让人怵目惊心的是《村级革命》里的牛猴小，他原是“卫东彪战斗队”的头，但在整个斗争过程中可以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最后自己也变得面目全非，十分可怖，却以胜利者的心态聊以自慰。这种赤裸裸的精神世界的揭示，除了让人感到愚昧和盲目的悲哀与可怕之外，更能深切体会到精神和情感上的荒芜带给人的致命毁灭。
更有表现情感荒芜更令人咋舌的情节，便是如今人们常说的“基友”。其实他们都是正常的男性，并非同性恋，但因为长期的情感荒芜和性饥渴，娶不到婆姨，最后只好到同性那里去找寻慰藉，这种找寻本身并不像“同志”那样具有真正的目的性，而是无意为之，写来自然随意，却让人在啼笑皆非的同时洞见了生活背面的残酷真相。比如《年年从春天开始》中，两个光棍祥则和来午因为共同的寂寞成了知己。
“祥则和来午说话说到深夜，两个人就合睡在来午被窝里。来午重复说：“扯球淡。”祥则跟着说：“扯球淡。”迷迷糊糊间，来午的腿沉重地压住祥则什么地方，祥则的皮肤涩涩的湿湿的暖暖的，来午感到把腿搭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十分舒服。”
在《冬训》里，类似的描写更加细致，韩世世与“我”在经历了敌对，竞争和各自的追求无果之后终于转为同病相怜。
“韩世世忽然掀起我的被窝把我紧紧抱住，脑袋勾在胸前紧顶住我的下巴骨……我不说话不睁眼，默默承受着一切……他总是用两条复员军人练过武的大腿紧紧夹住我身上某个部分，一只涩涩的大手就在我胸部、腹部、胯部慌乱地触摸……若要触到某处要害部位，还可以有一股奇妙的麻酥透心而过哩，我整个儿沉浸在别扭的幸福中。”
若论时间，这些小说显然比郝杰拍的独立电影《光棍》要早得多，足见它的先锋性。
第四，从小说语言看，它大量使用了方言俚语，并使这种语言得心应手大放异彩。对于小说语言，一直以来王建和有着近乎偏执的个人观点，他认为小说首先且必须是语言的艺术，一流的小说家首先必须是语言天才和语言大师，对语言有着超常的天赋和敏感以及灵活吸纳巧妙转化的悟性和驾驭能力。他认为能将故事和语言合二为一互为一体水乳交融的才是好的小说家，反之，如果没有语言的音韵美感，没有叙述节奏的感染力，再的故事也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的。
对于作家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写作，他认为多数优秀作家都是在充分汲取和运用地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在一次讨论会上，他专门列举了鲁迅、沈从文等人的小说作为例子，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小说语言的独到理解和努力方向。在《人生边的擦痕》中，方言俚语随处可见，几乎可以看作是晋东南方言的范本，人物个性因此而呼之欲出。如《村级革命》中一开村就在大喇叭里吆喝大家去担粪的三队队长张八旺，一出口便让一个活生生的农村队长形象跃然纸上：
“唔—喂，咱的人，咱不管你甚组织，在三队吃粮就得出来担粪，担不出粪吃你们家娘的球呀……”‘
“嗨，刘元贵，日塌耳朵啦，别人违抗我的话你也敢违抗？”
“游街？把你逍遥自在的，他们管你还是我管你呢，他们管你了跟他们要粮吃。”
“你呀你，这些事儿咱解球不下，反正你回来咱三队又多了个好劳力。”
张八旺口无遮拦，直来直去，好说脏话，却始终秉持着一个农民最朴素的认知：无论任何朝代，任何运动，对于农民来说，首要任务就是种地。春种秋收就是农民的宗教。这样一个单纯、耿直、不谙世事又有几分可爱的队长形象正是通过这些个性化的语言让人过目难忘。
对于小说里出现的“脏”字，王建和也有自己独到的领悟，他举了两个例子，一是《水浒传》里的李逵，张口闭口“鸟人”、“鸟皇帝”，但是如果没有这个“鸟”字，就没有李逵这个人，人物性格就站立不起来。一是史铁生在八十年代的一个获奖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里面写了一个人放牛的破老汉，知青问他，和你一起打仗的那些人都当了官，你为什么还在放羊？破老汉说了一句话“反正是球毛赶不成个毡，受苦人当不了个官”。这里面如果没有这个脏字，破老汉的性格同样无法凸显，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一个字，这篇小说也许难以获奖。他同时解释，如果用谐音来取代“脏”字，也可以把这个字理解为一个特色音节，一个语助词。
《童年的苍蝇》中，在枕头圪梁全村齐动员要建设“四无村”的热浪中，家家户户的茅房都修起了臭气筒，只有安古毛爷爷置之不理岿然不动，即使成了灵俏婶广播里的“落后分子”也不以为然，而是很霸气地说了一句：
“喃，要垒垒在我肚上。”他的理由是“好狗日的们，虫虫蛆蛆也不叫安生……无一物不成世界，杀生害命，造孽。”
在小说中，安古毛爷爷的语言描写很少，但就是这么几句话，再加上他的“牛眼珠子”、“蔫皮嘴巴”、“红眼皮”、“一挂蔫塌塌的苍白肚皮起起伏伏地往下落皮屑”，就把一个憨直倔强认死理，但不盲目跟风，尊重常识的老农民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这些人，难说》中，一群光棍恋上了新寡的五嫂，一方面是解决自己的性饥渴，一方面也是解决五嫂和年幼的儿子传根的生计问题，只有一个名叫二水的男人是真心恋着五嫂却憋不出一句话，只知道用拼命劳动来表达，但时隔不久，这种“互助合作”的方式便东窗事发，五嫂以“流氓淫乱罪”被抓入狱，光棍们为了自保自然也作鸟兽散，这时唯有二水带着传根千里迢迢去到省城探监，当得到五嫂的承诺之后，木讷的二水走出监狱的大黑门，忽地抱起传根，只说了一句话：
“孩，你，你，你跟叔亲不亲？”
小说就在这里戛然而止，却让读者于心酸之余终于为这对苦命的母子吁了一口气，同时也为善良人最终换来了后半生的幸福而心怀喜悦。
《他们选了老苗》是他最近创作的一个短篇，与《人生边的擦痕》里的小说相比，更凸显了现实性与现代性的完美结合。小说写了花石崖村的一次换届选举，村里一帮常常干政却不觊觎“皇权”的村民，先后操纵了两届村委换届，前一次选了一个能人，这一次却极力推举一个类似于傻子的老苗。在“我”的极力反对中，老苗顺利当选。三个竞选者中，老苗的演讲是最简单的：“我也不会说，我不像他们能干这能干哪，我就能做到，绝不卖一分一厘地，绝不贪污一分钱扶贫款，村里有了啥的款我也不贪污，我要往我家拿一分钱我是狗家儿，就这。”尽管这种选举程序还不算健全，但村民们对自己的领导者，有了自己的选择权，怎么对待这神圣的一票，只要不贪不占不腐败，成了他们唯一的希冀。
小说中更多的现代性的体现自然还有许多，篇幅所限不再一一赘述，如果说有什么缺点的话，窃以为作者在真诚的背后忽多忽少透出了一种纠结，他的两个长篇小说都是对当下教育现状的剖析与批判，第一部《唉！高三》，第二部《爱情反应堆》（都在花城出版社出版），第一部一声重重的叹息，吸引了许多教育者与中学生的购买欲；而第二部单从书名，就看出作者向市场的缴械与妥协。时代中人被时代所困，这几乎成了这个时代的集体症候，尽管不足为怪，但我依然想说，一个一生与文字为伍，对文字充满敬畏的，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者，放下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反而会走得更远，许多时候，偏执恰恰是对这个世界上少数人的成全。有句话说，“认真，你就输了，认真下去，你就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