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翻检一下史书便可发现，中国历史无疑是一部浩瀚绵长的革命史，从秦朝的陈胜吴广到近代的辛亥革命，烽火硝烟，金戈铁马，尸横遍野，枯骨无数，王朝历经更迭，江山几易其主，无休止地折腾来折腾去，到头来却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有学人据此得出结论：中国革命的本质是一种循环而非进步，并将此形象概括为“翻烙饼”。无论怎样翻过来翻过去，金字塔的底层构成都毫无二致。但我们同时看到的另一种事实却是：一个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民族，几乎在每一次革命运动中，农民都必然地成为革命的主体。所谓“官逼民反”，这首先是源于金字塔底层的苦难深重，当素以吃苦耐劳著称的中国农民本就从未伸直过的脊梁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揭竿便成了最后的，唯一的选择——这一群温顺如羊的人们便会在瞬间转换成另一种身份——暴民。此时，他们的屈辱和苦难在恩惠的诱惑与武器的鼓励下也如大坝决堤一泻千里，这种仇恨也就势转化为一种残酷的，指向剥削压迫者的战斗力。但无论如何，人们似乎都无法指望这一群革命主体在放下武器之后能够建立起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相反，人们看到的却是：饿狼比原先的狼加倍的凶残和贪婪，这便是中国式革命的悲哀。
作为革命家的孙文大约是看到了这一点，千方百计想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却忽视了如此庞大的一个群体作为土壤的顽固性而不得不遭致必然失败的命运；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也算是看透了，中国遍地阿Q，因此也只有遍地阿Q式的革命和一出又一出“翻烙饼”式的荒诞剧，如此而已；伟大领袖也看透了，所以决定引领他的人民从“翻烙饼”中寻找乐趣，进而提升人生的意义，可谓“功莫大焉”；当代作家王建和也看透了，于是用自己的毒辣眼光重新还原历史，审视历史，书写历史，这是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者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最应该做的，此之谓作家之“事功”。
当“炮打司令部”的导火索在一夜之间引爆了“文革”的烈焰，并以《十六条》作为具体施政纲领下达之后，全国各地自然是风起云涌群情激昂，此时，就连中国地图上最低行政级别的自然村——深居上党盆地的过壁凹也不甘落后。他们以空前的热情响应着伟大领袖的号召，就此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村级“文化大革命”，并在短时间内迅速纠集起以牛猴小为首的“卫东彪战斗队”，和以马海海为首的“贫造队”，以及以刘银贵为首的“东风兵团”等三支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由此可见民间随处潜藏的革命力量是何等巨大。我们不妨来逐一分析一下这些革命队伍的本质。
首先是革命动机。
在《阿Q正传》中，起先，阿Q以为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可一看到举人老爷竟然也害怕革命，他未免有些“神往”了。这便是阿Q式的革命动机。而在《村级革命》中，阿Q们又何尝不是如此？
率先意识到“组织”的巨大作用的是牛猴小，他在第一时间纠结了过壁凹以富农、文盲为主的骨干力量成立了“卫东彪战斗队”，并揪出最大走资派——老支书马一面和富农刘元贵等人作为斗争对象。因为之前他曾多次申请入团但被马一面拒收。“文革”开始，他认为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早几年就知道，毛主席不能叫好人永远受压迫”。后来，因为富农刘元贵的女儿刘月星跟他搞起了恋爱，他的革命动机转变为要向心爱的女人表现自己的能耐和英雄气概，当他听说月星要回学校复课，便顿时心灰意冷，“月星走了革命革给谁看呢？”再后来，为扩大组织不得不归顺了月星介绍的战联纵队，他也被迫沦为了给庄晓首长站岗的“灯泡”，但这时，他的革命动机已转变为能被庄首长提拨重用。从泄私愤到取悦女人再到被领导垂青，这就是牛猴小的革命动机。这时他非但没有了醋意，反而“感到月星是他送给纵队首长的礼物。”
马一面一倒，他一手扶植的接班人——本家孙子马海海便处境不妙，不但不能像他一面爷点拨他的那样“你先掌几年团权，等你一面爷老迈无用了，你顺溜溜地就挨上掌党权啦。”反而差点也成了被牛猴小揪斗的对象。于是立马和马一面划清界限投靠牛猴小，哪知牛猴小旧仇未消，根本不买账，来了个以牙还牙，拒收并勒令他回去写检查。由于反水不成，一气之下马海海纠结了另一帮以贫农和下中农为主的造反队，简称“贫造队”。马海海认为，“革命啦造反啦，不图要权图啥呀？”一方面，为保持队伍的纯洁性他联合了以老贫农牛录为首的一帮人，另一方面，当他看到老贫农牛录竟不知道掌权的“低级觉悟”，又不由得感慨：“看来老贫农只配搞土改，文化革命果然不能叫没文化人革。”
富农刘元贵的亲兄弟刘银贵，参加过抗美援朝，怀抱改天换地的宏伟理想，火线入党并拥有荣退手续，在过壁凹显然属于见过世面的大人物，可多年来一直窝屈在马一面的淫威之下无法展翅。“文革”来了，看到大家都在鼓捣组织，这才受到启发，也急慌慌地着手鼓捣起来，却因晚了一步，只召集了一群被别人发展剩下的老婆老汉，那也不打紧，对于刘银贵来说，过壁凹这些“燕雀”们自然是无法理解他的“鸿鹄”之志的，他的革命理想显然更加“伟光正”，哪怕这只是得益于在省城偶遇他的战友胡臭小。证明便是一挎包“宽宽的红袖章”，“数码码是从省里一直排下来的”。并一再声称牛猴小，马海海们的红卫兵组织是“山寨”的，短期的，而自己才是正规的，长期的。
前农会主席，老贫农牛录死活不做当权派，他认为做了当权派就会“跟地主一样对待”，认为马海海和他爷爷马一面一样贪权是不好的。他对权不热心，可对造反斗人出怨气热心。所以当马海海联合他的时候，他慷慨承诺：“权要上是你的，咱革命就为出气。”
富农刘元贵的女儿，在县城念初中的刘月星的革命动机是要和富农家庭划清界限，所以主动加入了红卫兵，主动斗争父亲刘元贵，并和“卫东彪战斗队”的头头牛猴小搞起了对象。富农刘元贵属于“阶级敌人”，尽管成天被批斗，但他“对文化革命一点也不反感”，因为从土改时期他就是斗争对象，“是文化革命帮助他发展了几个示众伙伴”，即把走资派马一面等人也打倒了，因此“把他挤在次要敌人的位置上。”
对于过壁凹的多数人来讲，有的是为赶时髦，“年纪轻轻的没袖章，走到街上矮人一截，连婆姨也寻不上。”有的是为逃避劳动，“大家都心往一处想，宁革命不担粪。大家吃了饭就等开会，不开会也要去总部，坐在暖暖的炕上谈斗人。”看起来文化革命真是皆大欢喜。
因此，革命对于牛猴小来说是为夺回面子泄私愤；对于马海海来说是为掌权；对于刘银贵来说是为满足虚荣和心理失衡；对于牛录来说是为出怨气；对于刘月星来说是为洗刷自己的耻辱出身；对于刘元贵来说是为把自己搞成次要敌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则是跟风。
在过壁凹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似乎只有三队队长张八旺不懂革命，只知道“担不出粪就吃不上粮”的硬道理，但在排山倒海的革命浪潮中渐渐失去了话语权，看到有人想用游街来逃避劳动，急得直跳脚但也没办法，只能在心里不停地犯嘀咕：“革命也该革，可不一定非得天天误上整工革”，“毛主席哎，你咋就不说上一条谁不送粪就枪崩谁呢？你老人家说得实在是太含糊太绵善了。”最后，这个不懂革命的“边缘人”，非但保不住队里的粮库，反而成了破坏革命的敌人，落得被人揪斗、耻笑的地步了。
同样热衷于革命的胡臭小后来一语道破了革命的动机：“赵匡胤、朱洪武单靠投票还能坐上金銮殿？”赤裸裸地表明了，阿Q式的农民革命的动机不可能是实行民主，而是夺权坐江山，这便是千百年来的官本位主义和森严的等级制对他们洗脑的结果。
其次是革命手段。
牛猴小先下手为强率先竖起招兵旗在第一时间组建起“卫东彪战斗队”，为了扩大革命组织，愣是忍着醋意投靠了情敌庄晓的战联纵三十七支队，并打着征收爱国粮的名义将粮库的玉茭子悉数搜刮走，并对妨碍交公粮的人实施揪斗。
马海海尽管反水不成，但是后来居上，及时团结了清一色的贫农和下中农，很好地保持了队伍的“纯洁性”。
迟了一步占不上大队办公室，三队畜圈饲养员室，把总部扎在他家，院子没围墙，牌匾就挂在当院那棵桃树上。下中农和贫农，尽管很老面，但斗争经验足，从土改就练上了。跪红砖点肉蜡，点肉蜡就是把麻油捻插在地主鸡巴眼儿里然后用火点着。“咱穷人要起来可不是好惹的！
尤其是在斗争马一面过程中，他们利用老贫农牛录们的斗争经验大显身手，先是老贫农们争先恐后痛说苦难史，后来随着斗争的升级，致使场面一度失控：
人圈还在往紧缩，愤怒的拳头从一片脑袋旮旯冲出，先是朝天挥动，很不解恨，后来就寻着目标冲。马一面在高处，拳头在低处，捣鼓偶过去都在小腿上。马一面小腿很干没弹性，还是不怎么解恨。恰好有嫩面的小将跳到高台上，把马一面干脆推到台下。顿时，一片脑袋淹没了马一面，只听得人堆里扑通扑通拳头砸得肉响。站在圈外的人干摩拳，干擦掌，打不住人干着急。就用脚尖从许多腿旮旯穿进去，探着踹，踹住谁算谁，踹住哪片肉算哪片肉，解了气就行。
然而就是这样的残酷斗争在牛录们看来则是家常便饭，他不但“兴奋得团团转”还不停地开导马海海：“这还算武斗？……比起土改俺们那会儿，这是小指头头。斗上一回斗不疼一片肉那叫球啥斗争，不怕，叫人们美美地斗哇，不斗出不了气。”直到马一面昏死过去，他依然淡定地说，“冷水一浇就泛过来啦。”斗争的升级和人性的残酷令牛猴小大开眼界并自叹不如。这就是中国无处不在的暴民和暴力革命，以革命之名行杀人之实且不自知，因为他们是奉了“伟大领袖”的旨意，斗的是罪不可赦的“阶级敌人”。在牛猴小联合了战联纵将粮库悉数搜刮殆尽之后，马海海也不甘示弱，马上意识到不联合外围的组织便会处于弱势，正软硬兼施准备让刘月星帮他与外围组织牵线，结果被刘银贵抢了先。刘银贵虽说鼓捣组织晚了一步，但他百折不挠，首先赋予自己的组织以根正苗红的正宗“嫡系”地位来向其他“山寨”组织施压，并试图用游说法进行瓦解，尽管没有奏效，但毕竟发展了马一面的儿媳妇张三女并让她荣升为自己手下的副司令。当看到卫东彪队与外围组织合作抢粮得逞之后，他终于抢在马海海前面利用自己当过兵的优势及时联合上了省城的同学胡臭小组成了东风兵团，并成立了革委会，重新洗牌之后，马一面由“阶级敌人”变成了革委会副主任，马海海又变成了“阶级敌人”。正当刘银贵大张旗鼓地在过壁凹实践着自己的“鸿鹄之志”时，他的有力搭档胡臭小却被五花大绑着来到了过壁凹变成了“专政对象”，他们的组织也在瞬间变成了“非法伪革委”，刘银贵也自然也成了批斗对象。他们随即成立了所谓正规合法的革委会，马海海由“阶级敌人”再次转变为革委会主任，马一面由于是被坏人利用跟错了人，所以依旧担任副主任，这次阴差阳错的重组终于再次使爷孙俩成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无论什么派别，他们发展组织时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就是：“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嘛。”在这句口头禅的鼓动下，只要人头不落地，大家就可以站过来站过去地永远玩“站队”游戏，所围绕的核心自然是权力和利益，而与真理、公义、是非无涉。对于多数老百姓而言甚至是单纯的热闹和好玩，因为劳动远不如革命来劲，他们也的确“解不下”革命的本质，所以只好盲目跟风，不由得使人想起《让子弹飞》里的“鹅城”百姓的生存铁律——“谁赢帮谁”。
几千年的小农意识、残忍教育（野夫语）和普世价值的缺失催生出阿Q们可怕的两面性：奴性和兽性，要么是盲目效忠主子，要么是将同类视为敌人从相互杀戮中寻求快感。
第三是革命结果。
在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全民大PK游戏中，究竟谁是最大的赢家？官本位和等级制的长期存在造成人们对权力的本能崇拜，这种病态心理驱使处在底层的阿Q们也在不遗余力地试图爬上权力的顶峰，但出身卑微，无知愚昧等因素注定了他们无法真正洞悉一个庞大的社会结构的黑洞，也无法从根本上认识自身受剥削的根源，注定只能成为一个荒诞时代的木偶、玩物、垫脚石和牺牲品。小说的结尾用看似寡淡的笔墨交待了每个人的命运。胡臭小因私自成立伪革委黑兵团被枪崩，刘银贵因受牵连坐了班房，牛猴小最惨，由革命领导沦为面目可怖的残疾人。
猴小全不像猴小了，多半个脸全烧成了明晃晃的疤，鼻尖烧平，鼻窟窿直直朝了前，下颌和包子连扯着一道红紫皮。牛猴小的半边好脸微微笑着，看山区他对惊恐的眼光已磨炼得无所谓了，他说：马海海就你革命革得值，哎，我也还算命大，地雷一炸，汽车也轰的一声烧着了，庄晓当下就死了。我才炸坏一条腿。说着捋起裤子，露出一根黑油油的橡皮腿。
更为荒诞不经的是，即使如此，这些革命的“炮灰”不但不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反而对自己的革命行为颇感自豪：
牛猴小继续微笑着说：联纵队对咱不赖，天津假肢厂住了半年，全部报销，花了一千多呐，你看这，人家县革委还要把我按残废军人对待，你看这手续。
及至第二年开春，刘银贵从班房里出来，依旧慷慨陈词：“臭小哥纯粹冤枉啊，安地雷他根本不知道……你等着看吧，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东风兵团的。”就像鲁迅的悲哀不只来自于故乡的凋敝荒寒，更来自于闰土那一声颤巍巍的“老爷”所引起的锥心之痛，同样，这种无怨无悔的“革命精神”背后透出的无限悲凉才是真正刺痛我们灵魂的荆棘，也正是小说意犹未尽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