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左翼力量的发展是拉美政治进程的组成部分，与拉美政治变迁有着紧密联系。21世纪以来，拉美左翼再次群体性崛起，并在多个拉美重要国家执政。左翼力量不仅成为拉美民主化进程的积极维护者，而且成为发展观念转变的主要推动者，以及地区新政治格局的积极塑造者。在新的国际形势、地区形势以及国内形势下，拉美左翼日益展现出常态化、多样化、温和化、非意识形态化和实用主义趋势，预示了拉美政治变迁的新趋势。

【关 键 词】政治变迁/左翼发展/拉丁美洲

一、国外学者对拉美左翼的研究

国内拉美学界在研究拉美左翼时，对左翼和右翼通常没有严格的划分标准，主要根据国际舆论的评价来界定。①因此，了解国外学者和舆论界对拉美左翼的研究和观点，是比较重要的。本文在论述拉美政治变迁与拉美左翼的关系之前，首先对国外学者对拉美左翼研究做一简要评介。

(一)拉美左翼的含义

对于谁是拉美的左翼，国外学者的认识同样混乱。英国学者艾伦·安杰尔认为，拉美左翼主要指拉美各国的共产党和社会党。②而古巴学者丹尼埃尔·拉富斯则认为，目前拉美及欧洲一些社会民主党主张新自由主义，已不是左翼政党。③智利学者玛尔塔·哈内克认为，左翼是所有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并为建立替劳动阶级利益服务的社会而奋斗的所有力量的总和；在她看来，拉美左翼既包括左翼政党和左翼政治组织，也包括左翼社会运动；她认为，拉美现存的一些游击队组织(如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民族解放军，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等)也是左翼的组成部分。④

拉美左翼有不同类型。艾伦·安杰尔认为，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从来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左翼，因为“许多自称是真正左翼的团体、政党和运动，它们之间的关系经常是敌视甚至是极端对立的。它们之间的角逐有时比与右翼政党的竞争还要紧张激烈。”墨西哥学者豪尔赫·卡斯塔涅达也认为，拉美从来没有一个统一或一致的左翼，而是存在两类不同的左翼。从起源上看，一类左翼起源于共产国际、俄国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这类左翼曾在劳工界、学术界和知识界中发挥过重要影响。另一类左翼起源于拉美民众主义传统，经常持反共立场。卡斯塔涅达认为，当前拉美的左翼仍有两大类型，一类是现代的、思想开放的、追求改革的、奉行国际主义的左翼，这类左翼意识到过去的失误，认识到古巴模式和苏联模式的缺陷，自身发生了相应变化。另一类是奉行民族主义的、激进、封闭和古板的左翼，这一类左翼与历史上的民众主义左翼没有多大区别。⑤许多学者赞同把拉美左翼分为两类的划分方法，但在具体表述上略有差异，如委内瑞拉著名政治家特奥多罗·佩特科夫认为，拉美有两类左翼政府：一类是比较务实和温和的左翼政府，另一类是比较激进的左翼政府。哥伦比亚学者豪尔赫·恩里克认为，拉美既有激进、正统、过时的左翼，也有理智、温和、现代的左翼⑥。

(二)拉美左翼发展的主要标志

哈内克在研究拉美左翼发展历程后认为，不同时期拉美左翼的发展有着不同的标志；这些标志既是拉美左翼的遗产和传统，也是拉美左翼不断发展和成熟的重要体现。第一个标志是古巴革命。古巴革命推动了民众的斗争，使整个拉美大陆沉浸在民族解放和革命的气氛中。第二个标志是古巴革命胜利后拉美出现的游击队运动以及解放神学。解放神学的出现表明，传统上一直被认为是反动的天主教会也在觉醒，不少基层教徒加入了左翼的行列。第三个标志是智利阿连德领导的“人民阵线”，它通过选举夺取了政权。“人民阵线”失败后，在军事独裁统治的恶劣环境下，拉美左翼意识到资产阶级民主空间的重要性，重新举起民主的旗帜。拉美左翼发展的另一个标志是20世纪70年代末尼加拉瓜革命的胜利。⑦哈内克认为，苏联的解体，不仅是对拉美左翼，也是对世界左翼的重大打击，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急剧变化，左翼失去了现实的样板。但她同时认为，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是拉美左翼出现危机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危机此前就已出现。⑧国外学界普遍接受以查韦斯1999年上台执政为标志，拉美左翼出现新一轮的群体性崛起。

(三)拉美左翼的本质

对于拉美左翼的本质，国外学者的认识不尽相同。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拉美向左转是政治性的而非政策性的。如卡斯塔涅达认为，近年出现的拉美左翼潮流，是对20世纪90年代自由市场改革作出的逆向反应，这种反应是政治性的，而非政策性的。许多左翼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其上届政府的经济政策基本相似，并承诺尊重民主；原来的反美主义已被现实主义所取代；这些左翼政府强调社会政策的重要意义，特别强调教育、反贫、卫生、住房政策的作用，但社会政策基本上是在正统市场框架内运转的；虽常与美国发生矛盾，但与美国的关系并未破裂。

第二种观点认为，左翼政府的目标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建立参与式民主。如哈内克认为，查韦斯等“进步政府”的目标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实现工业化。新自由主义政策加剧拉美国家的“去工业化”进程，而拉美地区的“进步政府”则增加在工业化项目中的投资，力争减轻对初级产品部门的依赖。哈内克认为，查韦斯赞成民众参与并试图推进参与进程，因此在查韦斯任内，“委内瑞拉的大众已更具人性，更具批评精神，更具人道主义，而这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⑨哈内克指出，查韦斯不是民众主义者，而是革命领袖。她认为，民众主义领导人利用人民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革命领袖则利用自己的能力推进人民的成长。革命领袖和民众主义领袖与人民联系的方式虽然相似，但有不同之处。民众主义领袖将物质福利授予人民，但无助于人民自立，没有成为增长的桥梁。而查韦斯则主张通过联合、合作社或集体道路，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⑩

第三种观点认为，拉美左翼政府普遍具有右翼化的特点。如美国左翼学者詹姆斯·弗兰克·彼得拉斯认为，“那些通过选举上台的所谓‘左翼’政府，一般都已右翼化”。他认为，从政府政策角度看，巴西的“卢拉更像一位新自由主义的右翼政治家”；阿根廷的基什内尔是“一个进步领导人”，但“离左翼还很远”；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的“政策更接近于中右，而不是左翼”。(11)有些媒体认为，除查韦斯等少数例外，当前拉美左翼政府“用右脚向左转”，遵循市场经济和自由原则，与20年前的拉美左翼已大不相同。

(四)全球化对拉美左翼发展的影响

全球化对拉美左翼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团结造成冲击。哈内克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技术和信息革命在生产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出现了一个分散化(fragmentada)的工人阶级：一部分人从信息革命中获益，另一些人则被排除在该进程之外。现在的工人阶级与古巴革命时期已大不相同，当前的工人阶级更加分散化，内部分化更为严重。新自由主义之所以不利于左翼的发展，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计划不仅是经济计划，也是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计划；作为社会计划的新自由主义，总是企图运用分散化的战略，分化工人阶级。二是全球化不利于左翼的发展。哈内克认为，全球化是资本国际化的新进程，全球化的体制是当前资本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利己主义的、竞争的体制，而不是团结互助的体制。这样的体制必然造成一个日益极化的世界，对左翼的发展不利。

哈内克认为，在新的世界环境下，拉美的马克思主义左翼面临三重危机，即理论危机、实践危机和组织危机。在她看来，拉美的马列主义左翼用外来的理论解释问题，对许多问题的讨论不是基于拉美现实，而是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缺乏来自拉美本土的理论解释，缺乏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分析，没有人能像马克思那样，对其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进行透彻分析和批判，因而不能制定出一个选择方案。哈内克认为，理论危机必然导致实践危机和组织危机。

拉美学者还就左翼如何应对上述挑战提出了以下建议。

建议一：为了克服左翼的组织危机，应加强宪政机构、国家和政党的作用，使政党成为社会动员的重要工具，这是哈内克提出的观点。

建议二：左翼应承认全球化时代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新机遇，并从这些新机遇出发，制订符合道德规范和团结互助的方案。换句话说，左翼所要拒绝的不是全球化，而是拒绝全球化所表现出来的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表现形式。(12)

建议三：应建立左翼与中翼的联合。这一观点是卡斯塔涅达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13)他认为，左翼在拉美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也面临严重危机。为了重振拉美左翼，为了实现通过选举夺取政权的目标，必须建立中—左翼之间的广泛战略联盟。该观点曾一度备受推崇。

建议四：主张对拉美地区两类左翼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和策略。卡斯塔涅达提出，应该支持现代的、思想开放的、追求改革的、奉行国际主义的左翼，因为拉美需要这种左翼。对于民众主义左翼，他的态度完全相反。他认为，民众主义左翼在传统上通常给拉美带来灾难，它仍可能给拉美带来通货膨胀，加剧贫困和不平等，并引起与美国对抗的升级，还可能使拉美近些年在民主和人权方面取得的成就遭到损害。(14)

二、政治变迁中拉美左翼的作用

政治变迁与左翼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政治变迁过程中，左翼不断发生变化，不仅成为拉美民主化进程的积极维护者，而且成为发展观念转变的主要倡导者，以及地区新政治格局的积极塑造者，是政治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

(一)左翼的发展是拉美政治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拉美左翼的起源和发展有着悠久历史。19世纪中叶以后，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在拉美地区广泛传播，马克思的著作开始在进步知识分子中传播。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失败后，大批欧洲社会主义者流亡拉美，扩展了左翼思想传播的范围和速度；1871～1875年间在墨西哥、乌拉圭和阿根廷分别建立了第一国际的支部。19世纪90年代，在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古巴等国，先后建立了社会党组织。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拉美国家相继建立共产党。

在20世纪以来拉美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政党政治不断完善，左翼政党、左翼工会和群众组织不断涌现，左翼思想、左翼运动、左翼政权、左翼政治领袖不断出现。尽管在相当长时期内右翼力量占据一定优势，但右翼从未在拉美“一统天下”，拉美政坛上左右轮替的现象屡见不鲜。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拉美左翼的力量和影响不断增强，古巴建立了西半球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智利、尼加拉瓜等国建立了左翼政府，中美洲出现了由左翼力量领导的武装斗争。

进入21世纪，左、右翼共存和竞争逐渐成为拉美国家政治的常态。继1999年查韦斯在委内瑞拉执政后，左翼力量又先后在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尼加拉瓜等国取得执政地位，左翼力量再次群体性崛起，左、右翼对峙和竞争的格局业已形成。当前，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的左翼政府的地位相对稳固，有着较高的民意支持率。厄瓜多尔左翼总统科雷亚2013年2月成功连任，4月查韦斯的接班人成功接班，智利中左翼联盟有可能重回执政地位，左翼阵营有望进一步扩大。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左翼和右翼在拉美仍将基本上平分天下，双方力量对比将大体保持均衡状态。

(二)左翼是拉美民主化进程的积极维护者

拉美的左翼力图提高民主的质量。左翼和右翼的民主观有所不同。在右翼看来，政治自由和选举民主是民主政治的衡量标准。而左翼则认为，除自由选举以外，民主还有更为广泛的内涵，如公民的社会权利，以及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的权利等。因此，推动政治和社会改革，扩大民众参与权成为拉美左翼的基本政治主张和基本诉求，左翼因而成为民主化进程和民主政治的积极推动者。拉美国家左翼政府上台后，积极推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改革，力图扩大民主的内涵，提高民主的质量，有益于民主化进程的进一步稳固。

拉美左翼是现行体制的维护者。当前拉美国家执政的左翼，都是通过和平的合法手段取得政权的，执政后的改革或政策调整也都在现有制度框架内进行。即使被认为是“激进”左翼的委内瑞拉政府和玻利维亚政府，其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力度较大，但也基本上是在宪法和现存法律制度的框架内进行的，把完善现存政治体制、维护政治稳定作为基本主张和诉求，没有超越和突破现存的政治体制。迪特里奇在分析查韦斯等左翼政府的政策后认为，这些政府仍在实行“资产阶级的发展主义”，没有坚持反体制的政策，没有在“旧文明的国家”去建立新的文明，“新的革命国家并没有建立起来”。(15)

拉美左翼政府把推进社会民主作为基本目标。哈内克认为，拉美左翼政府力图追求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建立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社会”。(16)多数拉美左翼政府执政后，在坚持自由市场经济的同时，加大社会政策力度，推行公平分配和社会福利计划，表现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公平增长的政策取向、新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表现出一种追求社会目标而非经济目标的“以社会为基础”的“激进民主”。(17)

拉美左翼“参与式”民主的诉求丰富了政治民主的内涵。进入21世纪以来，以民众参与地方政府预算制定进程为特征的“参与式预算”在拉美地区迅速扩展，国外学者将其作为“参与式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18)建立参与式民主，或用参与式民主取代代议制民主，是拉美左翼政府的基本主张之一。查韦斯、莫拉莱斯等左翼领导人均以不同方式否定和批评代议制民主，认为“所有代议制民主不可避免的趋势是官僚和精英体制。”在这些左翼领袖看来，参与式民主的核心是鼓励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国家决策；其与代议制民主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人民是否有决策权”。(19)“参与式民主”是拉美国家的“创造性经验”，但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实施效果有较大差异，但这一实践无疑丰富了拉美政治民主的内涵，是对拉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贡献。

(三)拉美左翼是发展观念转变的主要推动者

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拉美国家的发展观发生根本转变，新自由主义发展观遭到摒弃，一种兼顾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所谓“包容性”发展观逐渐形成，而左翼是实现这一转变的主要推动者。

拉美左翼积极推动探索新的发展道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国家普遍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改革虽取得一定成效，但并没有实现预期目标，还产生一系列负面效应，带来许多新问题，特别是贫困、社会分化和社会矛盾更加突出，民众不满情绪增加，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严重社会冲突。90年代以后，拉美各界开始对新自由主义改革进行反思。一些左翼领导人执政后，明确提出放弃新自由主义政策，探索新的发展道路。面对左翼的崛起，一些右翼政府为获得民众支持，也被迫放弃传统的精英主义路线，对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在强调坚持市场经济政策的同时，加大社会政策力度，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拉美左翼极力推动探索经济转型的途径。一些拉美国家的左翼政府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和本国经济的脆弱性表现出了忧虑。在传统上，拉美经济有较大脆弱性，经济危机和金融动荡周期性发生，经济发展易受外部因素的冲击。2003年以后，拉美经济在经历多年持续不断的危机和动荡后，走出衰退阴影，并成功抵御了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拉美经济仍有很大脆弱性，对原材料出口的依赖较大，一些国家甚至出现“再初级产品化”现象。左翼对拉美国家经济的脆弱性依然十分关切，一些左翼政府提出转变经济结构，通过实施“资源民族主义”政策摆脱对外依附。

(四)左翼是拉美地区新政治格局的积极塑造者

拉美左翼政府执政改变了区域合作的传统格局。第一，促使“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失败。拉美一体化有着较重的“联合制美”色彩，中左翼政府执政后，这种倾向进一步强化。由于拉美国家、特别是左翼执政国家反对，美国倡议和主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无果而终，迫使美国转而与拉美国家谈判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第二，左翼政府的执政使一些区域合作组织内部的分歧日益加剧。由于对哥伦比亚和秘鲁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持反对态度，委内瑞拉退出安第斯共同体，厄瓜多尔也曾有意退出，致使该组织出现解体风险。第三，推动执政理念和意识形态近似的国家组建新的一体化组织。委内瑞拉与古巴共同推动的“玻利瓦尔美洲联盟”活动频繁，不断增员，启用共同货币用于成员国贸易结算和记账，在国际重大问题上协调立场，影响力不断扩大。而执政理念温和的墨西哥、智利、秘鲁和哥伦比亚组建了“太平洋联盟”，该组织一经成立便呈现快速发展势头，域内外多个国家表示了入盟意向。第四，造成区域合作的碎片化趋势进一步加剧。当前拉美既存在涵盖所有国家的地区一体化组织，又存在众多次区域一体化组织。政治倾向不尽相同的拉美地区各大国和强国积极充当区域合作“领头羊”，主导一体化进程和地区事务的意识增强，导致区域合作格局进一步碎片化。

拉美左翼执政提升了拉美在美国对外格局中的地位。左翼执政增加了美拉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促使美国更加关注拉美事务，从而有利于加强拉美在美国对外格局中的地位。第一，左翼执政强化了拉美地区的反美情绪。拉美国家一直是美国霸权和扩张政策的受害者，反美历来是拉美民族主义重要的表现形式。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的“大棒政策”招致拉美国家和人民的公开反对甚至武装反抗。在整个20世纪，拉美地区的反美情绪仍在滋生，即使在那些与美国关系非常密切的国家，民众中的反美情绪也十分强烈。进入21世纪，传统反美情绪随左翼执政国家的增多得到强化，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尼加拉瓜等国的执政者均具有不同程度的反美倾向。第二，左翼执政增加了美拉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一些拉美左翼政权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特征，主张替代“新自由主义”，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对美国的批评反应较激烈，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敢于同美国“唱反调”。拉美左翼政府的上述政策显然不符合美国的理念和利益，增加了美拉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第三，促使美国加大对拉美事务的关注度。为应对拉美左翼上台后的复杂情况，恢复和保持美国在拉美的影响力，美国势必会适时调整对拉美的政策。美国政府在密切与拉美经贸、投资、基础设施领域合作的同时，在民主、安全、反毒、军事等领域不断提出新的合作设想和建议，加强与拉美国家的利益捆绑。不管主观动机如何，促使美国重视拉美，有利于提升拉美国家在美国对外关系格局中的地位，增加其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

三、政治变迁进程中拉美左翼的变动趋势

鉴于国际形势和拉美国家国情已发生较大变化，拉美左翼处于一个全新的生存环境中，左翼力量的发展呈现如下一些新的趋势，这些趋势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拉美政治发展与政治变迁的走向。

(一)“常态化”趋势

拉美左翼力量的成长仍有空间，其发展将成为拉美政治变迁进程中的“常态化”现象。

在传统上，拉美国家的社会结构较为简单，左翼和右翼所代表的阶层及其诉求较为明晰，因而左、右翼之间的政策主张和政见差异较大，相互之间的争斗比较激烈，许多国家为此发生过激烈的暴力冲突，双方甚至不惜以军事政变的手段打压对方。拉美国家政坛上左、右翼轮替、轮流执政的现象屡见不鲜，形成一种所谓的“钟摆效应”，左、右翼更迭通常会伴随政府政策的巨大波动。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以及本轮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左、右翼所代表的阶层及其诉求日益模糊化，左翼与右翼的界限越来越不像过去那样泾渭分明，双方斗争的方式趋于理性，双方均合理关注对方的诉求，政策主张更多地考虑对方的利益。伴随双方共同利益的增多，政府政策的稳定性增强，左翼和右翼政府的更替通常并不会改变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尽管如此，拉美地区左、右翼在执政理念、意识形态取向和具体执政措施方面差异犹存。一般说来，右翼倾向于精英主义，左翼则倾向于民众主义；右翼尽力维护现存秩序，左翼则赞成变革；右翼倾向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左翼赞成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右翼主张增长优于公平的社会政策取向，左翼则倾向于优先关注社会公平。左、右翼的分野和对峙依然是拉美政治格局的基本特点。

在可预见的未来，左翼力量的增长仍将是拉美政治发展的“常态”，因为左翼仍有继续成长的空间，拉美社会对左翼的政治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主张仍有较强的接纳能力。许多拉美国家在传统上缺乏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排斥和边缘化现象一直很严重。拉美国家虽然在减贫、改善收入分配、增加就业等方面不断取得进步，但远未达到理想状态。2012年拉美地区约6亿人中仍有1.66亿人处于贫困状态，约占总人口的30％，其中6500万人处于赤贫状态，而当年全地区只有200万人脱贫。(20)拉美国家收入不平等的结构性问题仍非常明显，分配结构中的“过度不平等”、儿童和妇女等弱势群体的贫困现象十分普遍，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拉美国家民众甚至认为，社会不公平程度越来越高。相关调查显示，该地区97％的人认为，本国的收入分配是不公平的或极度不公平的；60％的被调查者认为，政治体制和国家机构是不合理的，对宪法、司法机构和政党表示不信任。民众对现状的不满意和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与左翼的政策主张更为相近，从而为左翼进一步发展壮大提供了空间。

(二)“多样化”趋势

由于传统左翼和新左翼并存，激进左翼与温和左翼分化，拉美左翼将呈现“多元化”或“多样化”趋势。

传统左翼和新左翼并存。拉美的左翼成分非常复杂，且处于不断分化组合之中。所谓传统左翼主要包括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和群众组织，以及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等民族主义政党等。拉美国家的共产党一直是左翼的重要力量。除古巴共产党执政外，巴西和委内瑞拉共产党参政，智利共产党在议会有席位。多数拉美国家的共产党仍固守传统的理论主张和意识形态。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等民族主义政党一直被视为拉美的中左力量，政治影响较大，其中不少曾是主要执政党。这些政党的意识形态合理理论主张近年来变化较大，不少政党完成了由传统政党向现代政党的所谓转型。一些游击队组织也曾是传统左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些组织被美国和欧洲国家列为恐怖组织，其生存环境恶化，甚至面临消亡的命运。所谓新兴左翼一般是指近年来在拉美上升的左翼力量。无论是查韦斯、莫拉莱斯和卢拉，还是这些人所代表的政治组织，其思想体系、政治理念、斗争策略、群众基础和组织形式等，都与传统左翼不同。所谓新左翼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左翼，也不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那种左翼，而主要是拉美国家民族主义阵营中的左翼或激进力量。与传统左翼相比，新左翼比较务实，主张建立广泛的联盟，“以便消除新自由主义的恶劣社会影响”；强调合法斗争，“通过选举取得政权”；成分和表现形式更加复杂。

温和左翼和激进左翼分化。温和左翼和激进左翼的分野越来越明显(21)，两派的基本差异有两个：一个是对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发展模式的态度，另一个是对美国的态度。一般来说，温和左翼执政后，没有改变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和主要经济政策，没有改变国家政治的发展方向，虽然与美国有分歧，但态度比较温和、理智，拒绝把反美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取向。激进左翼主张替代“新自由主义改革”，执政后经济和社会政策变动较大，民族主义特征较明显，对美国的批评比较激烈。左翼的分化成为拉美左翼发展的重要特点和趋势。由于左翼的分化，拉美左翼更加难以划定。

(三)“温和化”趋势

伴随左翼和右翼均向中间立场靠拢，拉美左翼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路线趋于温和化，激进左翼的成长受到一定抑制。

政治立场和政治路线趋于温和化。进入21世纪，随着拉美国家发展观念的变化，左翼和右翼都在调整立场和政策方面，在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上达成重要共识，左翼和右翼的分歧缩小，共同点增多，双方的立场均出现中间化取向。左翼政府和左翼政党极力淡化左翼主张和意识形态色彩，有意识地向中间政治立场靠近，以争取更广泛社会阶层的支持；(22)拉美左翼政府基本上接受和延续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只是在社会政策方面进行补充和修正，更加强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拉美的右翼也在最大限度地改变传统的保守形象，注意吸收和发展一般民众，对各阶层民众关心的社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套主张和解决办法，其基本政治理念日益接近于中间立场。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在有意识地向中间路线靠拢，政治立场趋于温和化。一些拉美国家的左翼在大选中与右翼政党和右翼组织结成联盟、共同执政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激进左翼的成长受到一定程度抑制。委内瑞拉查韦斯总统长期以来一直是拉美激进左翼的“旗手”。随着查韦斯去世，激进左翼力量受到削弱。查韦斯1999年执政后在委内瑞拉开展一场以和平民主方式进行的“玻利瓦尔革命”，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进行全面调整和改造，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主张“超越资本主义”，并渐渐把寻求新发展道路的路径转向所谓的“21世纪社会主义”。查韦斯去世后，其指定的接班人马杜罗面临的执政环境更为艰难。马杜罗虽极力维持查韦斯当政时期奉行的经济模式、社会政策及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和连续性，但为顺利施政和稳固执政根基，他不得不更多顾及中间阶层甚至是反对派的利益和诉求，政策也会逐渐出现“温和化”迹象。委内瑞拉政府政策的温和化，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拉美地区激进左翼力量的成长。

(四)“非意识形态化”趋势

左、右翼意识形态的争论将进一步趋于缓和，双方的较量将更多地在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选择的层面上展开。

近年来拉美地区左、右翼之间的争斗主要不是体现为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的公开争论，而是更多地体现为“激进”与“温和”两种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较量和选择。“激进”模式以委内瑞拉等“激进”政府为代表，主张进一步强化国家干预经济的程度(如委内瑞拉政府“2013～2019年执政纲领”强调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推动社会所有制建设，建设合作社经济；阿根廷、玻利维亚等国政府也不断加强国家主导，继续把一些外国和私人企业国有化)。“温和”模式以巴西、秘鲁、乌拉圭等“温和”左翼政府为代表，强调在坚持市场经济模式前提下大力关注民生。温和左翼政府的政策出现所谓“右倾化”趋势，并得到哥伦比亚、智利等中右翼政府的认同。在“温和”与“激进”模式之争过程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各国政府的政策均趋于稳定化。无论是在智利、哥伦比亚等中右翼政府，还是巴西、乌拉圭等“温和”左翼政府，其政策的稳健化已成常态。即使在“激进”左翼执政的国家，政策也趋于稳定，因为在将能源等战略部门收归国有后，政府在其他领域的政策变动受到众多限制，政策调整空间已相当有限。

(五)“实用主义化”趋势

多数拉美左翼政府上台后，受国内及国际条件的制约，很难对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根本性改造，政策趋于实用主义化，有的政府甚至放弃或改变了原已作出的承诺，仅在社会经济政策方面作出有限调整。这些政府都强调从本国实际出发，往往追求稳定，而不是追求变革，将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和社会安定作为首要执政目标。在地区事务中，拉美左翼政府也尽力摒弃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强调拉美地区团结和自强，追求实用主义的对外政策。

注释：

①苏振兴：《拉美经济五十年的波动》，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1期，第46页。

②［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六卷(下)，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73页。

③转引自徐世澄：《国际社会如何评价拉美左翼崛起》，载《当代世界》，2006年第5期。

④Marta Harnecker， La Izquierda en el Umbral del Siglo XXI， Siglo XXI Editores， Mexico， 2000.

⑤Jorge G. Castaeda， “Latin America's Left Turn”， in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6.

⑥转引自徐世澄：《国际社会如何评价拉美左翼崛起》，载《当代世界》，2006年第5期。

⑦Marta Harnecker， La Izquierda en el Umbral del Siglo XXI， Siglo XXI Editores， Mexico， 2000.

⑧Daniel Rodríguez， “Marta Hamecker： Hacer Posible lo Imposible”. http：//laberinto.urea.es.

⑨Eleonora de Lucena， Entrevista a Marta Harnecker， “Chávez es Contradictorio， pero Fundamental para America Latina”， 15 de septiernpre de 2012. http：//www.aporrea.org.

⑩Claudia Farfán M.， “Por qué Marta Harnecker Salió del Círculo de Chávez”， http：//diario.latercera.com2012/01/07.

(11)参见徐世澄：《国际社会如何评价拉美左翼崛起》，载《当代世界》，2006年第5期。

(12)Daniel Rodríguez， “Marta Hamecker： Hacer Posible lo Imposible”. http：//laberinto.urea.es.

(13)Jorge G. Castaeda， Utopia Unarmed： The Latin American Left after the Cold War， Vintage Books(USA)， 1994.

(14)Jorge G. Castaeda， “Latin America's Left Turn”， in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6.

(15)Heinz Dieterich， No Hay ni Habra Socialismo en Venezuela， 21 de febrero de 2011. http：//www.aporrea.org/ideologia.

(16)Eleonora de Lucena， Entrevista a Marta Harnecker， “Chávez es Contradictorio， pero Fundamental para América Latina” ， 15 de septiempre de 2012. http：//www.aporrea.org.

(17)参见Gladys Lechini y Clarisa Giaccaglia， “E1 Acceso de Brazil en Tiempo de Lula”， in Revista Problema del Desarrollo， Vol. 163， No. 41， 2010； Steve Ellner， “Latin America's Radical Left in Power： Complex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May 2013， pp. 5-25； Steve Ellner， “Venezuela's Social-based Democratic Modol： Innovations and Limitations”， i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43， 2011， pp. 421-429.

(18)Benjamin Goldfrank， “Democracia Participativa y Sostenibilidad Ambiental. Una Revisita alas Lecciones de América Latina”； Nora Rabotnikof， Julio Aibar， “El Lugar de 1o Público en lo Nacional-popular？ Una Nueva Experimentación Democrática？”； Juan Carlos Monedero， “Posdemocracia？ Frente al Pesimismo de la Nostalgia， el Optimismo de la Desobediencia”， in Nueva Sociedad， No. 240， Julio-Agosto 2012.

(19)Carlos Malamud， Populismos Latinoamericanos， Edicion Nobel， 2010， p. 111.

(20)CEPAL， Panorama Social de America Latina 2012， Santiago de Chile， 2012.

(21)Natalia Lucía Durango Vásquez， “America Latina： Dividida por la Izquierda”. http：//www.elcolombiano.terra.com.

(22)Valter Pomar， “Balance y Desafios de las Izquierdas Continebtales”， in Nueva Sociedad， No. 234， julio-agosto 2011， p. 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