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虚拟的金融方面，尽管有其特殊的运行规律，但说到底，金融是流，实体是源，金融最终受制于实体。各国实体经济间的竞争，又取决于生产效率的竞争。然而，在各国自主发行主权货币的全球范围内，其竞争的载体不得不借助于各国共同默认的符号，即美元仍是当今世界主要的国际货币，而美国货币政策的出发点绝不会慈善地考虑他国利益

美元发行不受约束吹大世界资产泡沫

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前的2005年底，我曾警示道：

“作为拥有国际储备发行权的世界第一大国，美国的货币政策仅仅从解决国内经济矛盾的需求出发，一直保持低利率政策，发行了过多的美元。同时，各国中央银行特别是亚洲的中央银行通过外汇市场的干预，持续不断地支持美国的巨额‘双赤字’，导致世界基础货币增长迅猛……巨额的货币资金必然要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猎取利润。从已经破灭的美国新经济泡沫、网络泡沫、股市泡沫，到目前风险极大的美国房地产泡沫，从投机世界石油到目前投机世界黄金、贵金属甚至到森林资源，全球过剩资金一刻不停地在世界各地寻找机会，导致各个被投机的商品出现了历史上从未出现的价格走势怪现象。”

“美元发行不受约束，导致世界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不断。”……“而且可以大胆预计，这个过程远没有结束。”……“近期美国又进入提高利率的阶段。在未来美元高利率的时期，导致新一轮的某个资产泡沫破裂或金融危机降临何处，不得而知！”

“解决世界经济的失衡既不能完全依靠美国的调整，也不能盯着中国的汇率。”……“为此，当前应加大世界经济二大引擎中国与美国的协调，防止经济衰退，为双方经济结构乃至世界经济结构的根本调整赢得时间。”

失衡中的平衡

在2006年初我又补充道：

“尽管目前全球经济的失衡不可能长时期维持，但在短期内又不可能迅速打破这种‘失衡中的平衡’。这就要求世界各国特别是资本借入国和资本输出国双方加强紧密合作，各自加快结构调整，在调整中维持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在稳定发展中逐步消除全球经济的明显失衡状态。”

“持有较多美元储备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要加快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与改革，发展内需；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国，应该对解决全球经济失衡负起第一大国的责任……能否进一步减少军费开支，减少联邦预算赤字，创设有税收优惠的储蓄产品以提高国民储蓄等。”

很遗憾，学者的声音在严酷的世界政治、经济现实面前，总是显得如此的苍白。

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2008年，美国爆发了作者认为不仅是“百年一遇”而是具有新特点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导致了全球经济的衰退。

危机后，同样又是严酷的世界政治、经济现实决定了而不是由学者的建言所左右，全球经济特别是主要经济大国都纷纷进入了不管嘴上承认还是不承认的结构调整新周期，进入了全球需求减弱的历史时期。

美元独大的国际货币体系是问题根源

面对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在2008年总结2001年以来七八年间全球经济“超繁荣”时说：

“前一轮全球经济周期表现的现象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穷国是高储蓄、低消费；富国是高消费、低储蓄，通过扩张信用，靠借穷国的钱来过日子，是寅吃卯粮的经济。在借钱的过程中扩大了进口，扩大了赤字，同时带动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带动了全球的需求。因此，从全球物价上涨的基本原因说，是全球的供需失衡，是全球化中‘人口红利’高回报出现了转折和美元过多现象的共同结果，是上一轮经济周期运行和国际货币体系矛盾必然产生的结果。进一步分析之所以能构造成这种局面的背后深刻的制度原因，是国际货币体系有问题。没有约束美元供给的制度或者说美元供给所引起的全球货币供给过快。而这些问题的引爆点，先是通胀，后是次贷危机。因为这个泡沫吹得太大了。先是物价、房地产价格上涨压力加大了，要加息了，使美国次贷危机的问题一点一点暴露，最后把一系列问题全部暴露出来。至于说，华尔街高管薪酬刺激的一些问题，只是浅层次的技术层面的原因。我认为，这就是这一轮世界经济周期内在的发展逻辑。”

2008年“危机的根本原因，如笔者在2008年底、2009年中反复强调的，是美国政府错误判断(或者说利用)这一轮全球化趋势，长期推行错误的利率政策，刺激了信用膨胀；其他拥有大量低廉劳动力、资源等出口主导的国家，在享有全球化收益时，又一味追求收益而忽视了自身的结构调整，客观上不自觉地助推了美国错误政策的长期推行，造成了全球失衡，最后导致了危机。而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之所以能长期推行，有客观的、深刻的制度基础配合，这就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

今天，当大繁荣、大危机过后，美国政府为减轻危机对美国政治、社会稳定大冲击而不得已采取的渐进的、长达数年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迟早要退出，加上期间美国“重返制造业”政策的扶植、“页岩气革命”的准备、降低消费率、增加储蓄率的政策调整、财政赤字的减少，以及重新捡起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等等。各种政策的组合效应，促使了美国经济正在走出衰退，走向复苏。而陪同美国曾一起祭起凯恩斯主义大旗的新兴国家，由于有些国家该旗举得“过高、过于用劲”，现在累积了不可忽视的系统性风险，增长速度将受到影响。发达国家中的欧元区和日本等，分别又由于货币与财政政策的不协调、人口结构问题、高福利问题等，与美国相比，仍迟迟难以吞下过去10年曾经“超繁荣”带来的苦果。因此，当世界主要大国特别是美国走向复苏之时，世界经济格局自然会出现与过去五六年“同吃苦”时的不同局面。

可以说，全球经济由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个方面组成。在虚拟的金融方面，尽管有其特殊的运行规律，但说到底，金融是流，实体是源，金融最终受制于实体。各国实体经济间的竞争，又取决于生产效率的竞争。然而，在各国自主发行主权货币的全球范围内，其竞争的载体不得不借助于各国共同默认的符号，即美元仍是当今世界主要的国际货币。而美国货币政策的出发点绝不会慈善地考虑他国利益，只是本能地从本国增长、就业、通货膨胀、国际收支等因素出发。因此，基于一定的条件，当各国实体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全球范围内的交易与竞争却又仍依附于、受制于出自美国本国国家意志的美元政策时，在这一“中心货币与非中心货币”国际货币格局下，由不同要素组成的、市场运行体系这一一体化世界经济，自然会衍生、分化出各种与各国共处危机、衰退漩涡时的不同景象，会在金融不同的表现方式——汇率、利率、股市、债市等方面，显现出似乎“新鲜”的景象。

徐以升、许元荣的《大分化——全球经济金融新格局》一书，正是抓住了世界经济过去的“超繁荣”与走出危机后的世界经济转折作比较，以“大分化”这一全书的关键主题词，从经济增长、国家财政与主权债务、债市、利率、汇率、股市等各个角度，前瞻性地分析预测了今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热闹”景象，引经据典，数据支撑，予以了详尽的分析。对中国读者或对研究中国经济的海外读者来说，最后一章“大分化格局的中国前景”，读后可以引发更多的思考。

(作者系国务院参事， 本文写于2014年1月15日，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