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官员的升迁有一定之规。虽各官缺的补授皆出自于旨意，而皇帝要任用小臣却属特例。甲午战争后，光绪帝曾下诏求贤，胶州湾事件后又三次下诏求贤，然局面没有任何改观。戊戌变法期间，命誉抚廷臣保举人才开始成为光绪帝择用小臣的特殊方法。“明定国是”诏颁布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疏保举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阴同、梁启超等，各地督抚和京内大臣也先后出奏，保举人才，被保举者超过百人，光绪帝几乎全部下令召见，到政变发生前共召见26人。这种前所未有的现象，促动了变法的展开。透过甲午至戊戌年间的保举活动，也可观察到清朝政治的若干特点。
本文的写作，基于这样一个思路：康有为、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主角，发挥了很大的政治作用；然康只是工部候补主事，从未到部任事，梁只是一个举人，还不是官员，按常理来说，在当时京城地面，他们即便是大声说话，也无人听得见，又如何能进据政治舞台的中心？先前的研究已经注意到对康有为的保举，其中最重要的是兵科掌印给事中高燮曾、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保举。由此，我最初的目的是彻底查清此中的真情。档案的阅读使我发现，戊戌变法期间的保举实始于甲午战败之后。此后的三年中，向朝廷保举人才非常普遍，档案中可以看到众多的保折。于是我又放大范围，企图在总体上能予以把握。也就是说，我从对康、梁的保举出发，又注意到这一时期保举的整体情形，这本来只应该是一个背景，然背景看多了，也成了研究的主题之一。
本文有两个主题：其一是清廷官员对康、梁等人的保举，由此观察康、梁派的政治活动及其企图；其二是甲午战后清朝整个保举的情形，由此观察当时的政治实情。双视角的考察使我发现，如果不观察整个保举的大背景，不容易看清康、梁被保举的意义与特点；观察整个大背景后，又使我意外地看到了当时政治的诸多特点。就这个意义上讲，我的这项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种豆得瓜了。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关心面的扩大，引用的档案增多，使得本文变得有些冗长；为了使有研究同好的行家能够方便地查找及检验史料，我虽尽可能进行压缩，仍不可能做到完全抹去证明的过程而仅开列结论。还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档案文献均以年号纪年，为行文方便计，本文仍使用这种纪年方式，在必要时夹注公元纪年。
一、甲午战后下诏求贤
保举作为官员选拔的一种方式，其历史极为久远；到了清代，是否被保举渐渐成为皇帝任用官员时的重要参考。有上奏权的官员平时即有保举之责，而当新君登位或统治出现危机时，皇帝常常下诏求贤，责令大员保举人才。被荐举的官员，一时得不到任用，皇帝也会下旨“交军机处存记”，以待后来官职出缺时尽先补用。咸同年间，曾国落、骆秉章等保举的官员，皆得以重用，成为后来“同光中兴”的功臣，保举也于此时达于鼎盛。因此，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也对保举十分重视，经常下诏求贤。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激起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应，官员与公车上书拒约达154次，参加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
光绪帝迫于战败的形势，于四月初八日御笔批准。同月十六日，光绪帝发下朱谕，说明订约之原委，并表达战后改革之决心。此后京内外官员的奏议主题，多由拒约渐渐转向改革。其中南书房翰林张百熙于闰五月初七日奏片中要求下旨各省督抚保举人才：
……以中国之大，士民之多，岂无瑰伟绝特之士，可以共济时艰？特患求之不诚，用之不当，斯人才所以伏匿而不显也。古者进肾受上赏，蔽贤蒙显戮，故诸侯有贡士之法，汉制州那不举孝康者有罪。今之督抚，古之诸侯也，应请访令保举人才。其有道术通明，操展笃实，才堪经国，识洞帕略、与夫精熟时务，能制机器，通习天算、地典及各国语言文字者，令其特硫保荐，不构正途杂流已仕未仕。奏上之时，应科别其条，实举其长，于某事别白书之，不得一以雷同考语，含混了事……
张氏从中国传统政治学的理念出发，主张求贤于隐。该片当日呈送慈禧太后，十一日发下。十三日光绪帝发布明发上谕：
为政之要，首在得人。前谕中外巨工保荐人才，业经次第摧用。当兹时事多艰，尤应遴拔真才，籍资干济。著各部院堂官及各直省将军督抚等，于平日真知灼见、器识阂通、才傲率越、究心时务、体用兼备者，护列事实，专折保奏。其有奇才异能，精于天文、地典、算法、格致、制造诸学，必试有明效，不涉空谈，各举所长，伴资节取。该大臣等当念以人事君之义，一乘大公，详加考核，倘或苟且塞责，谬采虚声，甚至援引私人，呀构情面，滥保之咎，例有专条，定帷原保之人是问。
其中“究心时务，体用兼备”一语，表示了此时的“真才”标准：精于“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又有着战败后对新学的认知。然而，对于这一标准，官场的意见并不统一。御史杨福臻、给事中褚成博便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该旨下达后，保举人才的奏折纷至沓来。我在档案中查到52件相关的折、片、单。光绪帝收到的第一份保折，为吏部右侍郎长萃六月初三所上，保举副都统衔前驻藏帮办大臣延茂、前太仆寺少卿岑春煊、分发陕西试用道升允、分发江苏补用知府柯逢时，称四人“深明时务，久郁忠忱，才力足为干济之资，性情可保始终之一”。长萃的政治主张倾向于保守，时值甲午战败、主张洋务与时务的李鸿章成为众矢之的，此类政见风头正健。该折称：
抑又思之，臣工保荐人才，要不过后先奔走之任，至于调元赞化，辅治安邦，则帷圣心传重之一二臣，得以审机宜而握枢纽。今念自宗臣而外，奴才素所深知者，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徐桐、军机大臣礼部尚书李鸿藻，公忠体国，守正不阿，众论之所鑫服，薄海之所仰望。奴才尤愿皇上亲之信之，以端用人之本。则一切恃才逞私之辈，将必有所严惮而不敢出，而以身许国之真才，庶几得展所为矣。
以徐桐、李鸿藻来主持朝政，很可能是长萃此折的真实意图。以当时的政治语言之习惯，其攻击的对象可能有二，一是李鸿章，另一是翁同龢。
另一件很有趣的奏折，为七月十七日翰林院侍讲王荣商保算学生萧开泰。王荣商没有上奏权，其条陈由翰林院掌院学士麟书、徐桐代奏。萧开泰，49岁，四川洪雅县监生，光绪十九年由四川学政瞿鸿钱咨送总理衙门，经过考试，认为是有用之才，留在同文馆听候差遣。该折说：
其人精于天算，兼晓制造，平日愤洋人之强筹，所以制御之法甚备。所著书十余种，皆确有心得。其最切实用者，一曰火镜：用玻璃板熔铸而成，借日光取火，厚二寸者，可烧三里外之敌船，厚至一尺者，可烧三十里外之敌船；一曰炮架：用牛皮水袋，可御敌炮，中设机关，两旁安凸镜，能使放炮有准，合之可成营垒，分之可肩负而行；一曰竹筏：左右用木轮驾驶，中安木楷，可以仰卧放炮，以攻敌船；一曰海镜：能入水不濡，洞见海底，又推其法为暗船，可驶至敌船之下，运放水雷；一曰气球：如鸟鼓真，前后左右，惟意所向，中里炸弹，可自上击下，以毁敌垒。以上各件，皆自出巧思，为制敌利器，除气球需银二千余两外，造成须待一年外，余皆价康工省，每造一具，需费不过二百金，为时不过一月，即可告成……
王荣商是当时最富“知识”的人士，后来也为内阁学士唐景崇所保；其所在的翰林院，又是最有“学问”的衙门。他所保举的人士，“掌握着”当时国家最为需要的克敌制胜的“技能”，然今人一眼即可看出，萧开泰只不过是一个江湖骗子。
七月十八日，兵部右侍郎徐树铭上折保举19人：湖北布政使王之春、浙江按察使聂缉粱、江苏前署常镇道蔡钧、直隶候补道卫杰、分发浙江试用道许贞干、直隶候补道张鼎佑，此六员“皆御侮之干城，济时之舟揖也”；福建粮道陈鸣志、福建汀漳龙道刘悼云、甘肃宁夏道周缓、山东登青莱道李兴锐，此四员“有献有为有守”、“公平练达”；直隶布政使陈宝篇、贵州布政使唐树森、江西按察使翁曾桂、福建按察使季邦祯、湖北按察使龙锡庆、湖南按察使俞廉三、两淮盐运使江人镜、浙江宁绍台道吴引孙、河南南汝光道朱寿镛，以上九员“皆淬精励志，力求振作者也”。徐树铭的保折并没有立即起到相应的政治作用，却展示出问题的实质：向朝廷保举人才当然是提议朝廷任用，然而朝廷的官缺都是固定的，这19人即使皆如徐树铭所言，又能安排到哪里呢？
长萃、王荣商、徐树铭的三份保奏提示着当时的背景：一是官员的思想；二是知识水准；三是官僚体制。如此下诏求贤，却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很可能失其原来的主旨。
在此前后，还有其他官员上折举荐人才。同年六月初三日，刑部右侍郎江苏学政龙湛霖保江苏候补道黄立鳌、户部主事毛庆蕃、内阁中书欧阳中鸽、前甘肃宁夏府知府黄自元、河南补用知府刘人熙、江苏候补知县李相厚。六月十五日，陕西布政使护理巡抚张汝梅保新授山东沂州府知府锡良、广西候补道何昭然。湖南巡抚吴大徽保候补知府署长沙府知府裕庆，要求送部引见。七月二十日，大理寺卿浙江学政徐致祥保江苏候补道朱之棒、开缺驻藏帮办大臣延茂、补用参将吴杰、补用都司廖天佑。八月二十七日，河南巡抚刘树棠保翰林院编修宋育仁、内阁中书伍元芝、江苏候补道蔡钧、直隶候补道李树棠、昊桥县知县劳乃宣；前台湾巡抚刘铭传、贵州古州镇总兵丁槐、候选道前山东巡抚任道榕、江西督粮道刘汝翼、安徽风颖道王定安、署浙江温处道候补道宗源瀚、杭州知府陈孺、广州府遗缺知府李士彬、河南候补道穆奇先、吴炳湘、唯州知州蒯辰荪；翰林院编修胡景桂、河南布政使额勒精额。八月二十八日，广东巡抚马工瑶保前户部尚书崇绮、前通政使黄体芳、前国子监祭酒盛显、已革御史安维峻、前翰林院编修梁鼎芬；附片保三品衔广东候补道林贺桐、署惠潮嘉道钟蛇蓉、三品衔潮州知府李士彬。九月二十三日，东河总督许振伟保记名道罗麓林、江苏即补道凌荫廷、湖南岳常渔道桂中行、在任补用知府黄履中、记名提督李永芳。九月二十五日，山东巡抚李秉衡保前通政使黄体芳、河南布政使额勒精额、署安徽布政使于荫霖、江苏督粮道陆元鼎、山东充沂曹济道杭贤、新授甘肃巩秦阶道李光久、五品卿衔前安徽宿松县知县孙葆田、发往山东差遣委用吏部主事卢昌治、二品顶戴尽先补选用道马开玉、三品衔在任候补道沂州府知府锡良、记名简放知府奉天辽阳州风凰直隶厅同知徐庆璋、安徽督粮通判张廷妾、奉天举人刘春娘、已革提督李定明、提督万本华、补用副将张国林、遇缺升用总兵候补副将杨昌魁；乌鲁木齐提督董福祥、广东陆路提督张春发、广东高州镇总兵余虎恩、广西右江镇总兵夏辛酉。十一月十六日，内阁学士唐景祟保翰林院侍讲王荣商、编修丁立钧、修撰张容、检讨宋育仁、礼部员外郎罗文彬、吏部员外郎区德霖、刑部员外郎总理衙门章京沈曾植、江南筹防局道员王秉恩、洋务局道员黄遵宪。十一月二十四日，两广总督谭钟麟保新孤布政使丁振铎、四川布政使王毓藻、浙江候补道李辅粗、湖北候补道曹南英、江西候补道贺元彬、福建候补知府秦炳直。十二月初九日，西藏办事大臣奎焕保二品顶戴四川越街营参将何长荣。十二月二十二日，兼护湖广总督湖北巡抚谭继询保湖北试用道署盐法道赵滨彦、湖北候补道札勒哈哩、湖北荆州知府舒惠、湖北候补知府余肇康。云贵总督楼蕃保云南迪西道张廷燎、开化府知府刘春霖、永昌府知府汤子坤、署龙陵同知候补直隶州知州杨均、署开化镇总兵顺云协副将刘万胜、管带省防绥靖中营留滇补用副将黄呈祥。十二月二十九日，伊犁将军长庚保伊犁知府黄丙馄。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吉林将军长顺保宾州厅同知谢汝钦、候补知府杨同桂。四月十六日，黑龙江将军恩泽保二品顶戴按察使衔四川候补道兼署建昌道安成、国子监司业瑞询、福建补用知府试用同知前署平和县知县刘辉元、云南南安州知州金福善、荆州驻防正蓝旗满洲协领良续。六月十八日，安徽巡抚福润保署安徽布政使于荫霖、徽宁池太广道袁褪。八月初九日，湖南巡抚陈宝簇保署安徽布政使于荫霖、湖北按察使挥祖翼、安徽按察使赵尔龚、陕西按察使李有菜、前福建汀漳龙道刘悼云、奏调江南补用道黄遵宪、江苏候补道志钧、户部候补员外郎毛庆蕃、刑部主事乔树相、兵部候补郎中李本方、工部候补主事喻兆蕃；降调御史屠守仁、降调翰林院编修梁鼎芬。1九月中旬，大学士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保二品顶戴记名海关道罗丰禄。十一月初五日，东河总督任道铭保五品衔前安徽宿松县知县孙葆田、兼署江苏按察使粮储道陆元鼎、长芦盐运使李兴锐、江苏候补道钱志澄、江苏遇缺题奏道朱之棒。南书房翰林张百熙保刑部候补主事乔树相、内阁额外中书杨锐、甘肃西宁道联魁、前台湾道顾肇熙。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二日，奉天将军依克唐阿保奉天释巡道志彭、道员用候补知府徐境第、署金州厅同知准补义州知州高钦。九月初六日，通政使安徽学政李端遇保直隶候补道钱奎元。十一月二十六日，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富勒铭额保二品顶戴镇迪道兼按察使潘效苏、记名简放副都统伊犁惠远城满营左翼协领额尔柯本、记名简放副都统署塔城新满营协领和陈泰。闽浙总督边宝泉保署安徽布政使于荫霖。此外，礼部右侍郎李文田、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张之洞、仓场侍郎廖寿恒、兵部右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吴廷芬、光禄寺卿曾广汉、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兵部尚书徐郁也曾先后上疏保举人才。
在上述保折中，最合光绪帝原诏旨意的，很可能是兵部尚书徐郁的奏折，他保举了6人：
二品街直隶候补道姚文栋，沉潜笃实，专精典地之学，尝随前出使大臣黎庶昌、洪钧、捧福成等，遥历外洋十余年之久，到处考察其兵制、典图。复由印度至云南，穷乡僻壤人迹不到之处，裹粮深入，浏量绘图，著述甚富。
二品街准补直隶清河道高珍麟，器局深稳，精究格致之学，在北洋十余年，总办船坞、机器局，力求排节，去年创造快炮，价廉器利，精巧不让外洋。署天津河间道，讲求水利，整顿营田，数月之间，开垦至数百项之多。
礼部即补员外郎于式枚，器局阂通，学问渊粹，近随大学士李鸿章遮游各国，闻见更广，才识尤精。
三品街候选道梁诚，幼年充美国肆业生，往外洋读书十年余，于各国语言文字、风土人情，无不洞晓，复为前出使大巨郑藻如、张荫担等随员，游历各国，谙练老成，才大心细，精通翻译，熟悉洋情。三品街湖北候补知府章嘉谋，才识明通，屡房繁剧，考究商务，长于理财，于中外出入盈虚之故，了如指掌。
二品顶戴安徽候补道维增，惘幅无华，实心任事，闻其督办皖南厘局，裁汰陋挽，商民感激，收数独旺，颇著康洁慈直之称。
从他保举的人才评语来看，若为属实，当为有用。徐都建议“送部引见”，光绪帝当日下旨：“交军机处存记。”按照当时的官场规则，被保举的官员一般是“交部引见”，由皇帝考察后下旨任用，或交军机处存记。其实，与徐都一样，当时荐主大多请求将所保举的官员“送部引见”，光绪帝也大多予以批准。o然当时候补官员极多，官缺甚紧，被保举的官员交部引见后，大多发回原省，至多是交军机处存记。由此，光绪帝将徐郁所保6人直接交军机处存记，实际上是一种优遇。
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也保举6人：安徽按察使赵尔粪、直隶候补道汤纪尚、二品顶戴候选道伍廷芳，请求“交军机处存记”；二品顶戴江苏候补道潘学祖、盐运使衔候选道梁诚、直隶试用知县吴永，请求“交部引见”；以示等差。光绪帝对“交部引见”者，很顺快地答应了。对要求“存记”者，查军机处相关档册，只有伍廷芳一人。徐保的姚文栋等6人虽交军机处存记，但没有得到起用。
我在阅读档案时发现，以上官员的保折，大多数属于“察吏安民”的性质，这与光绪帝下诏求贤的初衷并不吻合，也与甲午战后“卧薪尝胆”的“自强”风尚不那么合拍。其中最典型的是礼部右侍郎李文田，出奏保举前广东布政使游智开：
今日求才，先求忠说切实之才，然后一切奇才异能算法格致之类，始能收其实用“一前广东布政使游智开，在护理广东巡抚任内，缘参劫属员，不得其职，郁郁移疾而去。寻其所助什九劣员，自该藩司去后，所经参勒者固早经开复，此后吏治益杂。如南海知县潘秦谦、香山知县杨文驶等，皆异常贪酷，签竹难书。自非立上圣明，简放马王璐、谭钟麟先后到粤，将劣员等重与参革，则粤民几无苏息之望矣……臣窃念今日最要在得民心，得民心在澄吏治。顾守正不阿之性或歉于循良，爱民如子之诚或短于刚劲。该藩司政声极著，风力亦道，前在直隶永平府等任，遗爱在民，及升任四川藩司护理川督之时，办理重庆教案，尤得蜀民爱戴……”
故此，他要求“重与录用，以储边才”。李文田是广东人，对家乡的吏治极为关注，该折也反映出他对前任两广总督李瀚章的不满。“察吏安民”本是中国传统政治学中的精要，虽说战败后的中国急需改革，但体恤民情，安良除霸，什么时候也不失其重要性。
上奏保举的疆臣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两位：一是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他于光绪二十一年六月至十一月，先后共上折片9件，保举官员18人。战事虽为大败，他仍保举其营务处冯锡仁、曾丙熙、粮台毛庆蕃、支应局唐际春、转运局林志道。当他回到两江本任后，又保举了一大批下属，其评语多为“察吏安民”。另一位是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张之洞，同年六月至十二月，他先后两次上奏，保举26人。张之洞有着一种天下己任的大气概，保举的官员并不限于两江或湖广，而是全国性的，由此建立一个大的关系网络；然仔细查阅其名单，可知相当多的官员出于其幕中；他保举的人员，后来又被其他大吏再次保举，很可能此中也另有运作。
此次甲午战后的保举，时间长达两年多。一些人由此得到了起用或提升，如游智开(广西布政使)、任道铭(东河总督)、于荫霖(署安徽布政使)、俞廉三(山西布政使)、挥祖翼(浙江布政使)、袁世凯(直隶按察使)、黄遵宪(湖南长宝盐法道)、蔡钧(江苏苏松太道)、罗丰禄(驻英公使)、伍廷芳(驻美公使)……但起用与升官者仍是少数，大量被保举的官员由光绪帝交军机处存记。我在档案中找到军机处存记档册多种，若将保折名单与存记名单相核，可以体会出当时政治的许多内情。
甲午战后的下诏求贤，明显未获成效，中国政治并未因之改变方向。先前由战败而求贤，以求励精图治，而在实际操作中，变成上层大吏为扩充势力而提拔下属特别是候补官员得保获缺升官发财的良机。其中得到起用、升任、存记者，未必尽能袱合谕旨中要求的“有奇才异能，精于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必试有明效，不涉空谈”之条件，根本上讲仍得力于荐主本身的影响力。甲午战后的中国政坛依然如旧，没有新生气，只是各派实力稍有变化：李鸿章之船开始进水，慢慢倾斜，张之洞部队已成规模，并与刘坤一派系势均力敌。
二、胶州湾事件后三次下诏求贤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1897年1月14日)，德国藉口曹州教案派舰占领胶澳。此后清朝在与德国的交涉中，一让再让，不得不同意德国的全部要求。十一月二十二日，俄国军舰驶人旅顺，此后又向清朝提出修建中东路支线及租借旅顺、大连的要求，清朝仍无力抗之。于此时刻，光绪帝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发出给户部、各省将军督抚的寄信谕旨：
自中东罢役以来，中外诸臣矜言自强之术，二年于兹类，现在事机日迫，凡遇各国交涉之事，无不万分棘手，总缘我武备度弛，船炮不齐，以致强郁狡焉思启，合以谋我”一昨复据徐桐折，奏请饰沿江沿海各督抚激励忠义……各省将官有老于兵事，缓急可济者，无论官职大小，现任退闲，准其一律奏调等语，所奏尤为当务之急。著即迅速筹办。如有知兵之员，为该将军督抚等素所深悉者，准其保奏，以备干城之选。
战争一触即发，清朝统治者发现手中并无战将，先前保举的将领，此时根本派不上用场。该旨据徐桐的提议，命保举将才。然从细部去观察，又可以看出，该旨要求各地保举“知兵之员”，其标准仅是徐桐提出的“老于兵事，缓急可济”，似乎不追求克敌制胜的奇异之才。
十二月二十三日，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于西苑，表示“深谅时势之难”，并“谕绿营可尽裁，局员当尽撤”。次日，光绪场召见军机大臣。洁问时事所宜先”，翁同龢提出“以变法为急”、“从内政根本起”，恭亲王等军机大臣皆“默然”。光绪帝命“拟裁绿营、撤局员、荐人材之旨”。二十五日发下明发谕旨：
从来国运之兴，必由于人才之盛，我朝列祖列宗以来，无不下诏求贤，而诸臣亦必灼见真知，始登荐刻，所以名臣硕辅，代有其人。即至同治年间，如曾国藩、骆乘章等进举贤才，或采自幕府，或选从僚属，其时人才漪起，卒能削平大难，宏济时艰。可知封脸大吏诚思以人事君之义，悉心采访，实力保荐，则一时之才自足供一时之用。现值时局孔艰，需才尤亚，各省督抚，朝廷寄以股肚耳目，其各澄心虚己，一乘大公，于所属道府州县中，无论现任、候补，详加鉴别，择其居心正大，才识宏通，足以力任艰巨者，列为上选，他若尽心民事，通达时务，均著出具切实考语，并护列其人之实绩成效，详悉具陈，以备推用。倘瞻构情面，或谬采虚声，保非其人，必坐原保官以荐举不实之罪。
这一道谕旨，实际上也宣布了甲午战后下诏求贤的失败，先前所上的数十份保折，保举了数百位人选，然到危机时刻，仍无才可用。仔细观察，该旨提出的标准首先是“居心正大，才识宏通，足以力任艰巨者”，其次是“尽心民事，通达时务”；与甲午战后诏求“有奇才异能，精于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必试有明效，不涉空谈”之条件，也有不小的差别。
以上两道谕旨还规定：保举者为地方将军督抚；被保举者其一为“如有知兵之员，为该将军督抚等素所深悉者”，其二是“所属道府州县，无论现任、候补”，皆为地方军政人员，而后一道谕旨明确是让其保举其下属的道府州县官员。此中并无中央各部院衙门之责。
不久，各省大吏陆续上奏。云贵总督裕蕃、云南巡抚裕祥奏保5人：署临元镇总兵云贵督标中军副将高德元、西防分统本任临元镇总兵刘万胜、省防分统新授贵州古州镇总兵黄呈祥、记名总兵马惟骥、已革普洱镇总兵覃修纲。裕蕃等人此折为回应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谕旨，从对5人评语来看，虽可谓是整军严整，统兵有方，曾与当地土匪打过仗，但并无近代战争经验，也看不出有与德、俄等国军队较量的能力。这也是当时清军武将的基本特点。光绪帝得奏后，朱批：“高德元等五员均著交军机处存记。”
浙江巡抚廖寿丰奏保11人：浙江落司挥祖翼、署安徽落司于荫霖、前福建桌司张曾歇、江苏候补道程仪洛、杭州知府林启、处州知府赵亮熙；前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江苏候补知县薛培榕、前福建安溪县知县戚扬、署浙江余杭县知县候补知县关钟衡、署镇海县知县候补知县毕治策。评语多为“综核严密”、“学有本原”、“干练勤能”、“贞介绝绝俗”之类，不符合谕旨中在胶州湾事件后要求“力任艰巨”的条件，恐怕只能从“尽心民事，通达时务”的标准来考量了。廖寿丰的保举还超越了本省的范围，大多也不是道府州县官员。光绪帝仍将此11人皆交军机处存记。
贵州巡抚王毓藻奏保8人：其中本省有候补知府陈维彦、黄平州知州署平越直隶州瞿鸿锡、候补同知张济辉、即用知县王人文；外省有直隶长芦盐运使景星、广东潮州府知府李士彬、江苏候补道钱宝传、四川候补道安成。王毓藻保本省官员称“求才之辅治”；保外省官员称“足供任使”。贵州与沿海如此之远，感受不到当时的危机，他显然是将此当作提拔下属的机会了。光绪帝将除瞿鸿锡以外的7人交军机处存记。
安徽巡抚邓华熙奏保2人：一是其下属徽宁池太广道袁艇，其人曾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有年；二是尽先选用道郑官应，称言：“深谙时务，志虑忠诚，级年游历诸邦，研究中外利病得失，汇辑成《盛世危言》一书，缕析条分，事多切要。臣前曾缮写进呈，钦奉朱批‘留览’。上年又开列事实具折保奏各在案。”光绪帝命将2人交军机处存记。
根据前引谕旨此次并无荐举之责的太仆寺少卿隆恩奏保3人：四品衔候选知州前出使随员谢祖玩，称其随使十余国，前后十余年，请求将之发往南洋，交刘坤一派办交涉事件；同知衔升用知县候选盐大使总理衙门东文教习陶大钧，称其赴日本十四年，语言文字精明详审，要求交总理衙门酌量录用；花翎四品衔户部候补员外郎徐友兰，称其两次赴日，先后游历两年，与美商福柏士用混江机器滚刷绍兴三江闸淤沙有成效，要求交南洋大臣刘坤一差遣使用。光绪帝对此没有表示态度。
陕西巡抚魏光熹奏保8人：盐运使衔在任候补道现署陕西督粮道西安知府童兆蓉、候补知府周铭旗、宁陕厅同知张守正、留坝厅同知文麟、渭南县知县樊增祥、白河县知县尹昌龄、候补知县张世英、宝鸡县知县李端集，评语多为勤于政务之词；附片又保举陕西按察使李有粟，公正廉明，体用兼备。光绪帝命全部交军机处存记。
湖广总督张之洞先前已有四次保举，军机处存记人员超过15人。此次他又奏保3人：湖北试用道赵滨彦、奏调湖北差委广东候补道王秉恩、湖北候补道陈重庆，皆为其幕中得力官员。张之洞在保折中写道：
以上三员，才具各有所长，而要归于实事求是，至其清康无欺，不避嫌怨，则尤为三员之所同。窃惟当今世风日卑，官流日杂，以才论则可节取者尚多，以守论则真可信者实罕，至于枪殉情面，顾惜身家，软熟回通，油滑取巧，则尤为近日士大夫通病，即号称贤员者，亦恐不免。然则欲图济时艰，挽回风气，在朝廷访求任用，似尤以志节清鼓者为先。
张之洞的这段话，不像是为所荐下属捆福无华作辩解，很可能是针对京城风头渐起的康有为及其党人的。光绪帝命将此3人交军机处存记。此外，还有一些官员的保举，不再一一细录。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发下“明定国是”谕旨，揭开了百日维新的序幕。与该谕旨同时下达的，还有一道明发上谕：“方今各国交通，使才为当务之急。著各省督抚于平日所知品学端正，通达时务，不染习气者，无论官职大小，酌保数员，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验，带领引见，以备朝廷任使。”这一道谕旨是求“使才”，与先前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谕旨相联结，即求军事、政治、外交三方面的人才。
三道谕旨先后下达，但没有迹象表明形势出现大的转机。甲午战败，创巨痛深，鱼应反省，尔后的保举依然在迷茫的政治中复人旧轨。
三、康有为及其党人的活动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即胶州湾事件发生一个月之后，兵科掌印给事中高燮曾上了一折两片：《请与德国定约由》、《李秉衡不宜终于废弃片》、《请令康有为相机人西洋饵兵会片》，其中最后一片称：
臣闻西洋有拜兵会，聚集之所，在瑞士国。其大旨以排难解纷，修好息民为务。各国王公大臣及文士率有声望者，皆准入会。如两国因事争论，未经开战之先，可请会中人公断调处，立意甚善。臣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学问淹长，才气紊迈，熟谙西法，具有肝胆，若令相机入拜兵会中，遇事维持，于将来中外交涉为难处，不无稗益。可否特予召对，观其所长，访令总理各国事务街门厚给资斧，以游历为名，照会各国使巨，用示郑重。见[现〕在时事艰难，日甚一日，外洋狡谋已寡，正宜破格用人，为自存之计。所谓请自陇始者，不必待其自荐也。附片具陈，伏乞圣鉴。
高燮曾此片中值得关注的为三点。第一，光绪帝予以召见，即康可与光绪帝直接对话，这在当时极为罕见；以往的保折多请“送部引见”，即由吏部等衙门带领数人或数十人同时觑见，皇帝一般也不问话。第二，总理衙门“厚给资斧”，并照会各国。第三，康有为的正式名义是“游历”。片中的“魄”指郭魄，战国时燕人，《史记·燕世家》录郭魄语“王必欲致士，先从魄始”。以康有为比郭魄，高燮曾用意甚高。此时，光绪帝三道求贤谕旨尚未下达，高燮曾此片属自行其是；然光绪帝却对之相当重视，当日发下交片谕旨：“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本日给事中高燮曾奏请令康有为相机人西洋饵兵会等语，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酌核办理。钦此。’相应传知贵衙门钦遵可也。”孔祥吉先生认为，高燮曾的这一附片，是翁同龢、康有为密谋的结果，很有可能是康有为买折。对此，我是同意的，并补充以下两点证据。
其一，就高燮曾的知识结构而言，“饵兵会”、“瑞士国”对其十分遥远；而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明确提到了“饵兵会”：“……一但各国兵机已动，会议已纷，宜急派才望重臣，文学辩士，分游各国，结其议员，自开新报之馆，人其饵兵之会，散布议论，耸动美英。”高燮曾称康有为“熟谙西法”，他的“饵兵会”消息，很有可能就是从康有为处得到的。按，当时国际社会并没有召开“饵兵会”或设有专门的国际组织，康有为可能在上海时得到了不确定的消息；国际上召开的第一次“保和会”，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由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正式提议并发出邀请，二十五年在荷兰海牙召开，共有26国参加，清朝派驻俄公使杨儒为代表参加。总理衙门收到交片谕旨，整整三个月后才复奏，对派康有为参加“饵兵会”一事予以否决：“臣等查原奏称，西洋饵兵会立意虽善，然当两国开战，会中即有饵兵之论，并无饵兵之权，近日土耳之战，不能事先饵兵，是其明证。该给事中所请令工部主事康有为相机人会一节，应毋庸议。”负责外交的总理衙门很可能也对“饵兵会”不知其详，复奏中左盼右顾，言语均不着实地。
其二，张之洞的主要幕僚梁鼎芬在《康有为事实》称：“康有为好捏造谕旨。上年胶事初起，康有为创言愿人外国奔兵会，以保海口，其事已极可笑，康有为竟发电至粤至湘至沪，云已奉旨加五品卿衔前往西洋各国人饵兵会。闻者骇异，其实并无此事。”其中提到了康有为“加五品卿衔”。叶德辉在一封攻击“康党”的信中亦称：
朝传一电报曰，康有为赏五品抑街，游历各国，主持拜兵会；夕传一电报曰，湘抚陈宝茂入军机，黄遵宪督办铁路大臣“一其前电至时务学堂也，同年汪诵年编修为余言之，余笑曰：“此康误耳，不足信。”数日往询其弟子梁启超，则言之恤悦。梁固笃信康教，终身不欲背其师，而亦不能为其师讳。
此中可知，“五品卿衔”一事的传出，是由康有为打电报给湖南时务学堂梁启超。郑孝青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日记称：“谢绮亭、李一琴来。李一琴初归自湖南…又闻康长素已加卿衔，命出洋游历，且充洱兵会员。”时任湖南时务学堂英文教习的李维格(字一琴)，又将“加卿衔”一事告上海的郑孝青。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致函汪康年称：“康先生并无赏五品卿衔之说，饵兵会亦已罢论。惟高位者，颇能为所欲动耳。”张元济是答复汪康年的，在此之前，汪听到消息后去询问张。由此可见，梁鼎芬之说并非逛语。高燮曾的附片，光绪帝的交片谕旨，均无“加五品卿衔出洋”之事，康为何有“加五品卿衔”之语？
我以为，此中似有一种可能，即高燮曾保其参加饵兵会的附片是康本人或其党人自行起草的，原本写有“加五品卿衔”一语，以能与当时的驻外公使身份相当；高燮曾出奏时删去了此语，康不知此中内情；而他听说光绪帝交下总理衙门复议时，误认为此事已成，故有此发电之举。
尽管康有为并未奉派参加“饵兵会”，但高燮曾的保片却使之获得了政治上一系列机会。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年1月24日)，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翁同解、廖寿恒、荣禄、张荫桓“察看”康有为，听取其政治改革的意见；不久，康请总理衙门代奏其《上清帝第六书》，提出全面政治改革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设立“制度局”；二月十九日，总理衙门代奏《第六书》，当日光绪帝发下交片谕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妥议具奏”。在此前后，康在京城中甚为活跃，联络宋伯鲁、杨深秀、徐致靖、陈其璋等人，为其草折，上奏言事，提出一系列的政治建策，促发了四月二十三日“明定国是”之诏。康已成为京城政坛的新星。
四月二十五日(6月13日)，即“明定国是”诏下达两天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奏《国是大定密保人才折》，保举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5人。其中对康有为、梁启超褒扬非常，在我所见过的此一时期的保折中，徐折所用的评语可谓是最高者。对于康有为，徐折称：
臣窃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忠肝热血，硕学通才，明历代因革之得失，知万国强弱之本原。当二十年前，即倡论变法。其所著述有《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记》等书，善能借鉴外邦，取资法戒。其所论变法，皆有下手处，某事宜急，某事宜缓，先后次第，条理梁然，按日程功，确有把握。其才略足以肩艰巨，其忠诚可以托重任，并世人才，实罕其比。若皇上一诸左右，以备顾问，与之讨论新政，议先后缓急之序，以立措施之准，必能有条不紊，切实可行，宏济时艰，易若反掌。
对于梁启超，徐折称：
广东举人梁启超，英才亮拔，志虑精纯，学贯天人，识周中外。其所著《变法通议》及《时务报》诸论说，风行海内外，如日本、南洋岛及泰西诸国，并皆推服。湖南抚臣陈宝茂，跨请主讲时务学堂，仃立学规，切实有用。如蒙皇上召！左右，以备论思，与讲新政，或里诸大学堂，令之课士，或开译书局，令之译书，必能措施裕如，成效神速。
黄遵宪是康、梁一派中地位较高者，在《时务报》内部梁氏与汪康年等发生纷争时，黄竭力挺梁；梁主讲湖南时务学堂，黄亦为关键人物。徐折建议：“若能进政府参赞庶务，或界以疆寄”，即在中央各衙门授予堂官，或在各省授予督抚。谭嗣同是此期康、梁结交的激进变法人士，尤与梁交善。徐折建议：“内可以为论思之官，外可以备折冲之选”，即在中央可人康有为所设计的“制度局”之类的机构，在地方可任“折冲府”之类的专职。张元济是当时中央衙门司官中的激进变法派，在办理《时务报》的过程中，与梁交善，与康也多有来往。徐折建议“若使之肩任艰大，筹画新政”，即亦可入“制度局”之类的机构。徐致靖的奏折，强调了在变法时期须“破格用人”，“盖行非常之法，必待非常之才”：
查康有为、张元济现供职京曹，梁启超会试留京，可否特旨宣召奏对，若能称旨，然后不次推用。其黄遵宪、谭朋同二员，可否特谕该省甘抚送部引见，听候简任之处，出自圣裁，非臣所敢搜请。伏愿皇上既定国是，益矢以休惕帷厉之心，坚决不摇之志，虚衷侧席，广集英贤.早作夜思，如饥如渴，天下之才必将闻风而起，争自灌磨，以仰副朝廷亚亚维新之至意。
徐致靖奏折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让光绪帝将康有为“置诸左右，以备顾问”，这与康《上清帝第六书》中开“制度局”是一致的；其次，徐折还要求“特旨宜召奏对”，即要求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张元济、梁启超。获皇上召见奏对，是康有为及其党人当时的主要政治企图之一。
徐致靖非为奉诏上奏，胶州湾等事件后三道谕旨皆是下达地方督抚，他也属自行其是。然徐折上达后，重石激浪，当日光绪帝明发谕旨：
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奏保举通达时务人材一折。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均著于本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湖南盐法长宝道黄连宪、江苏候补知府谭朋同著该替抚送部引见。广东举人梁启超著总理各国事务街门察看具奏。
该谕旨与徐折当日均呈慈禧太后。光绪帝下令召见康、张，是前所未有的特例。这也使得康、梁等人信心大增，认为光绪帝此后将会依照徐折之提议行事。
黄彰健、孔祥吉两位先生认为，徐折是康有为及其党人自拟的。对此我也有同感，徐折中的这一段话，直与康党的言论乃至用词无异该谕旨与徐折当日均呈慈禧太后。光绪帝下令召见康、张，是前所未有的特例。这也使得康、梁等人信心大增，认为光绪帝此后将会依照徐折之提议行事。
臣愚以为皇上维新之宗旨既定，而所以推行新法，皆委诸守旧之人，夫非变法则不能自强，而非得其人亦不能变法。昔日本维新之始，特拔下僚及草茅之士，如木户孝允、伊藤博丈、大久保利通等二十人，入直宪法局以备顾问，不次摧用，各尽其才。新法皆数人所定，用能新政具兴，臻于强盛。
尽管从道德的层面来看，康有为托人自保，可予以指摘；但康、梁作为政治下层人物欲有所作为，也可用此作为一种政治策略，似可不必厚非。
康有为于四月二十八日召见后，光绪帝当日发下交片谕旨：“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工部。本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工部主事康有为，著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钦此。’相应传知贵衙门、部，转传该员钦遵可也。”总理衙门章京是当时京城各部院司官所心仪的差使，康有为作为候补主事，分部仅三年，又未当差，未经考试与候补，也未经历“额外章京”的阶段，由光绪帝特旨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应当说是特例，也是令京官注目垂涎的优遇。然而康有为对此并不满意，梁启超于康魏见的次日，致函夏曾佑称：“南海召见，面询极殷拳，而西王母主持于上，它事不能有望也。总署行走，可笑之至，决意即行矣。”戊戌政变后，康有为于光绪二十四年底在日本撰写《我史》，对此称言：
既退出，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著在总理街门章京上行走。时李合肥谢恩同下，面色大变，对我叹惜，谓荣裸既在上前面勒我，又告刚毅上欲赏官勿予，当予橄差以抑之。上问枢臣以位里吾时，李仲山欲言请赏五品抑，而刚毅斑在前，请令在总理街门章京上行走，盖欲以辱屁我也。
向例总署章京由各部员考取又复试之，其最高列者，尚须一二年，然后能传到。传到仅当译电等差，有年乃转司务厅，又一二年乃得派入各股，又数年乃可升提调，然后升帮办、总办。吾被特旨入差，为向来所无，入署即可派总办、提调。知交多劝就之，吾终不为屈也。
康有为事后所写的这番话，虽不那么可靠，但也明确说明了两点：第一，“特旨人差，为向来所无”；第二，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系“辱屈我也”。相对于徐折中“置诸左右，以备顾问”的提议，总理衙门章京则被康视为“奔走之差”。
梁启超于五月十二日由总理衙门查看，次日该衙门上奏：“该举人梁启超，志向远大，学问淹通，尚属究心时务……一平昔所著述，贯通中西之学，体用兼备，询为有用之才，拟恳恩施酌予京秩，以资观感。并可否特赐召对之处，出自圣裁。”当日光绪帝发下交片谕旨：“广东举人梁启超著于十五日预备召见。”五月十五日梁觑见后，光绪帝又发下谕旨：“举人梁启超著赏给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由此，梁启超以六品衔、每月银3000两的经费，办理上海译书官局及大学堂编译局。对于这一安排，康、梁也不太满意。
黄遵宪奉旨人京，但因病拖延。由于时任驻日公使裕庚患有腿疾，要求回国治疗，六月二十四日，光绪帝下旨：“湖南长宝盐法道黄遵宪著开缺，以三品京堂候补，充出使日本国大臣。”但他七月到上海后，再次因病停留，一直到戊戌政变时仍在上海。谭嗣同于七月中旬到达北京，十九日由吏部带领引见，当日光绪帝发下交片谕旨：“著于二十日预备召见”。此为特例。召见后，光绪帝旨命：“明保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旨著以知府仍发江苏，尽先补用，并交军机处存记。”此又属优遇。由于形势的急转，该旨命未行，谭嗣同当日被命为军机章京。(后将详述)张元济原本是刑部候补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召见后并未立即安排新职。五月二十九日，管理大学堂大臣孙家照派张元济为大学堂总办；六月二十四日铁路矿务总局成立，王文韶、张荫桓又派其为管股章京。一直到戊戌政变发生，张元济一直是京城中引人瞩目的政治人物。
徐致靖与康有为的交往很可能始于光绪二十四年初，但很快便成为康党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他当时地位并不高，也非为亲近之臣，但他的这一份保折却有四两拨千斤之力。相比于同时期各位大吏的保举，包括张之洞、李鸿章、张荫桓等人，可以明显地看出光绪帝对康有为及其党人的优遇态度。从档案中可知，光绪帝曾于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一日收到都察院代奏的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三月初三日、二十三日收到总理衙门代奏康有为的三次上书及《日本变政考》等书籍，应当说，他对康有为的了解还是初步的；然仅以此等资讯的了解，即对康及其党人如此优遇，又似与翁同断等人的面保有关，尽管徐折上奏时，翁已开缺。
与徐致靖同官的翰林院侍讲学士济激，于五月二十三日上奏保举3人：翰林院编修贵铎、候选道前承德知府启绍、前山东临清直隶州知州陶锡棋。要求送部引见。但他就没有徐致靖那么幸运，光绪帝对之未予以理睬。
四、王文韶、荣禄、陈宝箴、刘坤一等封疆大吏的保举
尽管徐致靖的保折引发了京城政坛的震动，但在百日维新期间，各封疆大吏依然根据胶州湾事件后的三道谕旨，继续保举军事、政治与外交人才。随着百日维新的进展，他们保举的人选及评语也有着不小的变化。
五月初四日，光绪帝收到原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保折，保北洋委用道傅云龙、候选道孙宝琦堪任使才，当日军机处电寄荣禄旨：“北洋委用道傅云龙、候选道孙宝琦，著荣禄伤令该二员来京，听候召见。”自召见康有为、张元济之后，光绪帝对此类人才大多下旨召见，不再是“送部引见”或“交军机处存记”了。
五月三十日，光绪帝收到浙江巡抚廖寿丰两件保折：其一是保举人才，当日军机处电旨：“廖寿丰奏览。二品荫生陶葆廉、江苏候补知县郑清镰，著该抚即传旨两员，来京预备召见。”其二是保举使才4人：江宁布政使袁租、翰林院侍讲黄绍箕、翰林院编修张亨嘉、翰林院庶吉士寿富。光绪帝又发下交片谕旨：“翰林院侍讲黄绍箕、编修张亨嘉著于六月初一日预备召见。庶吉士寿富著于初二日预备召见。”
六月初一日，光绪帝收到江苏巡抚奎俊保举使才折，称：“江苏补用道志钧，癸未进士，光绪十八年由编修改捐道员，指发江苏，历办商务等局”；“盐运使衔改留江苏补用知府刘庆汾，光绪初年随使日本，充当翻译、参赞，在洋十余年，凡东洋语言文字、政治风俗，皆考求精确，洞达渊源。于各国形势政教亦素留心。”当日军机处电旨：“江苏候补道志均、候补知府刘庆汾，著奎俊传知该二员迅速来京，预备召见。”
六月初二日，光绪帝收到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荣禄保折，共保举31人。前四川总督鹿传霖，“清亮公直，守正不阿”，荣禄任西安将军时，鹿任陕西巡抚，交久谊深。他提议重新起用，“若竟投闲，似觉可惜”。湖南巡抚陈宝蔑，“操履清严，识量宏远”；河南巡抚刘树堂，“任事果敢，干略优长”；内阁学士张百熙、瞿鸿截，“练达精明，留心时事”；盛京将军依克唐阿，“老成宿望，威略冠时，’；甘肃提督董福样，“忠勇过人，勋勤夙著”；广西提督苏元春、广东陆路提督张春发、新孤提督张俊、直隶提督聂士成、固原提督邓增，“晓畅戎机，卓著勋绩，胆识恩威能结士心而寄军政”。以上10人皆是一二品实缺大员，荣禄没有提出具体任用方案，仅称“各员均经朝廷简摧，眷任方殷，无待奴才推挽”。湖北布政使员凤林，“持躬谨慎，处事精详，劳怨不辞”，荣禄请求给予封孤之位，“倘蒙天恩，界以疆忻，于吏治必有裨益”。直隶按察使袁世凯，“质性果毅，胸有权略，统领新建陆军，督率操防，一新壁垒”；前太仆寺少卿岑春煊，“激昂慷慨，胆略过人，不避艰险，能耐苦劳”。荣禄称两人“皆生自将门，娴于军旅，若重任以兵事，必能奋勇直前，建树杀敌致果之绩”。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志趣向上，博识多闻，通达中外学问，讲求时务”，荣禄请求“简界重要”。太仆寺少卿裕庚，“精明干练，夙著勤能”；江苏苏松太道蔡钧，气心地明白，才略优长”；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气度沉凝，学有根底”。荣禄称“以上三员，于外交事务确有心得”，请求派他们出使“大邦”，或命在总理衙门“行走”。陕西渭南知县樊增祥，“学问优赡，志节清严”；兵部员外郎陈夔龙，“秉心公正，志趣清刚”。荣禄提议两人可充“司道”之选。广西桂平梧盐法道黄宗炎，“才具明练，办事耐劳”；山西泽州府知府陈泽霖，“性情直爽，勤干素著”。荣禄称两人“皆以将门之后而有吏才”，请求“量予迁除”。降调浑春副都统恩祥，“才略素优，能胜艰巨”；副都统荣和、寿长，候选知府寿山，“曾在军营，勇略素著”；总兵王凤鸣、马玉昆、宋得胜，西安城守协副将田玉广，“勇敢善战，展在前敌立功”。荣禄称“以上各员均可备将材之选”。荣禄作为地方大吏，一下子提出如此之多的人选，且多为高官，是很不寻常的举动。对此，荣禄称：“奴才每念时局艰难，求才为当今急务。要以其人有材，而又济以实心实力，视公家事如己事，不蹈摸(模)棱敷衍积习者，乃能于事有益。”于保举使才，荣禄以附片表示了不同意见：
……惟使才之难，首重品学。必其立身有素，通达政体，本忠爱之忱，充专对之任，始能不辱君命，坛站有光；非仅娴习语言文字，遂为克尽庆职也。夫语言文字虽亦使才之一端，第中国风气未开，士大夫肆此者少，大都学堂及商贾出身之人为多。此琴既未素砺风裁，又未熟谙政治，一旦滥竿充数，不独无稗于军国，抑且贻俏于远人。欲读其选，宜得学识坚率、器局深稳之士，而又济以通权达变之才，庶几胜任愉快。
话虽然没有明说，但其意十分明显，即不满于那些学堂及商贾出身、号称知外情懂洋务的官员。对于荣禄的折片，光绪帝的处理是相当低调的，当日仅旨命将该折“留中”，且未呈送慈禧太后。十一日军机处上谕档中，又记录了荣禄保举人员的名单，很可能是光绪帝命军机处再次进呈。据军机处存记档册，光绪帝下令将之全部存记。
六月十四日，光绪帝收到湖广总督张之洞保举使才的奏折、附单，共保5人：降调内阁学士陈宝深、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直隶候补道傅云龙、奏调湖北差委三品衔分省补用知府钱询、江苏候补同知郑孝青。其中对陈宝深的评语称：“才品兼长，学端志远，办事沉毅有为，向来讲求洋务，于兵轮商务工作等事并皆熟悉，中外大局皆属了然，能见其大，不同侈谈西学皮毛者。”最后的一句，很可能是针对康有为及其党人的。由于黄遵宪、傅云龙已旨命召见，当日军机处电旨：“张之洞奏览悉。分省补用知府钱询、江苏候补同知郑孝骨，著该督即伤该二员来京预备召见。”
七月十三日，光绪帝收到湖南巡抚陈宝簇两件保折。其一是保举本省道府州县，即回应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谕旨，共15人：候补道夏献铭、试用道黄炳离、长沙知府颜钟骥、署衡州府事候补知府陈其摊、署永顺府事试用知府任国钧、候补直隶州知州郭庚平、署江华县事准补永桂通判车玉襄、武冈知州毛隆章、署宁远县事准补邵阳县知县卜彦伟、衡阳县知县盛纶、衡山县知县黎墉、桃源县知县汤汝和，署淑浦县事沪溪县知县陈自新、署新化县事前任芷江县知县起复候补知县李弼清。其二是保京外贤员：
帷是国家当力图振兴之会，庶政方新，需才尤重。凡为臣子，具有天良，苟其人有过人之长，为平日所深悉，自当不限方城，毕以具陈，庶几上副圣主图治之怀，下追人臣窃位之咎。是以不揣冒昧，谨将臣耳目所及京外各员，择其名位未显，而志行可称，才识殊众，为臣素所知信者，共得十有七员，谨塔清单，各具考语，随折上陈。
陈宝箴所保17人为：降调前内阁学士陈宝深、内阁候补中书杨锐、礼部候补主事黄英采、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广东候补道杨枢、广东试用道王秉恩、江苏试用道欧阳霖、江西试用道挥祖祁、江西试用道杜俞、湖北候补道徐家干、江苏候补道柯逢时、奏调北洋差遣湖北试用道薛华培、奏调北洋差遣候选道左孝同、记名简用道两淮海州盐运分司运判徐绍垣、浙江杭州府知府林启、江苏常州府知府有泰、四川邓州直隶州知州凤全。陈宝箴是当时光绪帝最信任的地方大吏之一，保举名单中也透出了一股维新的气息。光绪帝当日明发上谕：
陈宝箴奏遵保人才开单呈览各一折。湖南候补道夏献铭、试用道黄炳离、降调前内阁学士陈宝珠、内阁候补侍读杨锐、礼部候补主事黄英采、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广东候补道杨枢、试用道王乘恩、江苏试用道欧阳霖、江西试用道浑祖郊、杜俞、湖北候补道徐家干、江苏候补道柯逢时、湖北试用道捧华培、候选道左孝同，以上各员在京者，著各该街门传知该员预备召见，其余均由各该督抚伤知来京，一体预备召见。
以往由张之洞等人多次保举的陈宝琛、王秉恩、挥祖祁、杜俞等人，此次皆获召见；其中杨锐、刘光第两人，后来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后将详述）
七月二十一日，光绪帝收到山东巡抚张汝梅的保折，保山东督粮道桂春、武定府知府尚其亨。光绪帝当日发下明发谕旨，命桂春、尚其亨“来京预备召见”。
八月初二日，光绪帝收到两江总督刘坤一保举折、片共4件。其一是保举本省道府州县10人：江苏试用道刘思训，刘长佑之子，“学术、治术自有渊源”，“胆识过人，不为浮言所夺”；江西广饶九南道诚勋，“该处交涉事宜最为棘手，该道颇有强忍之力，率使就我范围”；江苏候补知府柯逢时，“捆福无华，深沉有识”，“即如理财一节，亦复丝丝人扣，滴滴归公”；江西补用知府袁树勋，甲午战争时曾随刘坤一督师，“办理军务，筹铜筹兵，深资臂助卜江苏候补道丁葆元，在淮扬办理水灾、河堤事务“救弊补偏”，“公家省数十万金钱，民间保数百万命赋”；江苏徐州道桂青庆，所属水灾匪患并作，“徐属夙称难治，加以多难之秋，若非该道恩信素孚，区处尽善，几何不成大乱也，’i江苏江宁府知府刘名誉，“心平气和，吏事勤敏”；安徽凤阳府知府冯煦，“所属连年水潦，而各州县情形各异，该府单骑按部逐一履勘”，“且于听断擅长，屡次平反疑狱”，“询不愧为良二千石”；署高邮州知州江苏候补知州章邦直，农商、时务、保甲“莫不严整”，“以臣观之，将来必成伟器”；江苏海门厅同知王宾，“实心实政，宜民宜人”，“士民莫不爱戴”。从刘坤一的评语中不难看出，他的主旨依旧是传统的“察吏安民”。其二是保举使才6人：“江苏候补道钱德培，屡充出使日本、德国各署随员、参赞；又特用道阮祖棠、记名道罗嘉杰二员，先后随使日本，派充横滨正理事官；又试用道陶森甲，经出使俄、德、奥各国大臣奏调派驻柏灵(柏林)办事；又候补道沈敦和，以出洋肄业学生，历办上海租界会审及各处翻译；又安徽候补道张佩绪，清理教案甚多，现署芜湖关道，于洋人善于抚驭。”其三是保举易顺鼎，称其曾在甲午战争时身入台湾，后又在随刘出师榆关，“学识阂通，性情忠笃”。其四是保已革广西桂平梧盐法道向万辣，称其光绪二十三年因参被革，投效刘坤一，被派往会办昊淞开埠事宜，“精明稳练，实为有用之才”，请求由其“给咨送部带领引见”。？此时光绪帝正在颐和园，与慈禧太后有隙，京城中的空气已十分紧张；而刘坤一是当时的重臣，光绪帝当日明发两道谕旨：
刘坤一奏遵保人才一折。江苏试用道刘思训、江苏候补知府柯逢时、江西补用知府袁树助、江苏候补道丁葆元、江苏候补知州章邦直，著该督抚即访各该员来京，预备召见。其另片奏保河南候补道易顺鼎，即著刘坤一传知该员一并来京，预备召见。
刘坤一奏遵保使才一折。江苏补用道钱德培、特用道阮祖索、记名道罗嘉杰、试用道陶森甲、候补道沈软和、安徽候补道张佩绪，著该甘抚即访各该员来京，预备召见。
光绪帝此次是照单全收，即候补、试用官员全部召见，未召人京的诚勋、桂高庆、刘名誉、冯煦、王宾等五名实缺官员，也交军机处存记。对于向万辣，光绪帝在该片上朱批：“向万嶸著交吏部带领引见”。
八月初六日，即戊戌政变的当日，慈禧太后、光绪帝收到湖北巡抚谭继询两件保折。其一是保举“才识卓越，通达时务”的道府州县，共9人：署湖北按察使督粮道岑春其、湖北荆宜施道俞钟颖、湖北候补道陈重庆、甘肃宁夏道胡景桂、奏调湖北差委广东候补道王秉恩、云南候补道翁寿笺、湖北汉阳知府余肇康、湖北候补知府施纪云、湖北候补知府张孝谦。慈禧太后不再下令人京召见，而是将之交军机处存记。其二是保使才，共2人：翰林院检讨宋育仁，“曾充驻英参赞，于内政外交精心研究”；盐运使衔湖北候补知府洪超，“曾充出使日本国随员，于洋务素所究心”。慈禧太后明发上谕：“谭继询奏遵保使才一折。在籍翰林院检讨宋育仁，湖北候补知府洪超，著各该督抚伤知该员来京，预备召见。”
同日，慈禧太后、光绪帝还收到江西巡抚德寿保折，保举4人：九江道诚勋、犊南道周洁、督粮道刘汝翼、南昌知府江毓洁，称之“居心正大，才识闳通”。慈禧太后将之交军机处存记。
八月初八日，即举行太后训政典礼的当日，慈禧太后、光绪帝收到山西巡抚胡聘之保折两件。其一是保举官员10人：新授江宁布政使袁耗、贵州按察使玉恒、新授湖北按察使瞿廷韶、山西冀宁道锡良、山西河东道杨宗谏、安徽凤颖六泅道李光久、北洋委用道爽良、江西候补道贺元彬、在任候选道山西夏县知县盛沉、在任候选知府调补山西永济县署平遥县知县胡延。慈禧太后将之交军机处存记。其二是保举使才，保举盐运使衔候选道许压、江苏候补同知郑孝青。由于郑孝骨已召见，慈禧太后发出明发上谕：“胡聘之奏遵旨保荐使才等语，候选道许压著胡聘之伤令来京，预备召见。”
直至八月十九日，慈禧太后、光绪帝还收到贵州巡抚王毓藻保片，保翰林院编修前贵州学政严修为使才，慈禧太后将之交军机处存记。
百日维新期间，京城与各地有着不小的差距，虽说张之洞、刘坤一、陈宝篇等人一刻也没有忘记注目于朝廷，但毕竟体会不同，其他省份大吏对京城的政情知之不多，信件与报刊的传递又需时日。与京城的风起云涌且急转直下相比，各地不仅是慢一拍，有些地方甚至是基本未变。此中绝大多数的保举，如同甲午战后那次，又成了封疆大吏提拔下属、亲信、幕僚的行动；此中绝大多数的评语，虽也挂有“时务”等名词，但基本上还按照“察吏安民”的思路。由于当时的释递制度，各省到京师的奏折需数日、十数日、数十日，我在这里使用的是收到日期，并将原折日期录于注释中，也请读者注意里面的时间差。
然而，以上材料的排比，又可以明显地看出两点。一是时间上的差别。随着百日维新的深人，到了七月，光绪帝的旨意大变(详见下节)。二是光绪帝对于各大吏态度之差异。他对荣禄最为低调，其所荐人员无一召见，也无明旨下发。虽说荣禄所保者多为实缺大吏，按照当时的官规，也难以再升职，但若比较后来徐致靖再保袁世凯，光绪帝内心中的冷热即可互见。他对陈宝箴最为优遇，陈宝琛等人先前已有多人出保，但陈宝箴一出面，即获旨“召见”。
五、京城中的较量
徐致靖的保折、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京城形势从此风云变幻。然政治高层关注的焦点，是奉旨议复康有为《请大哲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以存国柞折》(即《上清帝第六书)一事，特别是其中的“制度局”。尽管康称其是政治咨询机构，但政治高层看得十分清楚，这个设在宫中、直接对皇帝负责、对重大政治决策及改革方案进行讨论的新机构，将是一个政治决策机构，决心以全力阻击之。
尽管胶州湾等事件后三道谕旨，并没有要求京官上奏保举，但徐致靖的保折，也使京官们加人保举的行列之中。
六月十四日，光绪帝下达两道谕旨。一是交片：“直隶霸昌道端方，著孙家鼎、胡橘菜即伤该员来京，预备召见。”二是电旨：“福建兴泉永道周莲、广东粮道延社，著边宝泉、谭钟麟、许振伟伤令该员等来京，预备召见。江苏上元县知县陈漠、桃源县知县沈佳，著刘坤一、奎俊给咨送部引见。”两道谕旨意味着有人保举。端方、周莲、延扯、陈漠、沈侄5人是由军机大臣刚毅保举的。
七月初三日，仓场侍郎李端菜上奏一折一片，该折片虽未能从档案中检出，但军机处随手档有军机章京拟题：“一，保黄遵宪以备顾问由”、“片一，保庶吉士熊希龄等请摧用由”；当日上谕档录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称：“仓场侍郎李端粟奏黄遵宪堪胜重任折，奉旨‘存’；又奏保庶吉士熊希龄、江苏试用道谭嗣同片……”由此可知该折、片的大致内容为保举黄遵宪、熊希龄、谭嗣同。李是康党中官职最高者，由他出面保举，当属康党的重要行动。黄遵宪此时已命为驻日公使，李端菜再出面保黄，很可能是请求将黄遵宪留京，出任高职，指导维新运动。又由于黄遵宪、谭嗣同已奉旨召京，当日军机处电寄陈宝箴旨：“湖南在籍庶吉士熊希龄，著陈宝蔑传知该员，迅速来京，预备召见。”
七月初五日，光绪帝下令设农工商总局，由内阁明发谕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递工部主事康有为条陈请兴农殖民以富国本一折。训农通商为立国大端……著即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派直隶霸昌道端方、直隶候补道徐建寅、吴惫鼎为督理。端方著开去霸昌道缺，同徐建寅、吴愁鼎均赏给三品卿，一切事件准其随时具奏……”该机构虽是根据康有为的建策而设，但主管官员却无一人为康党。端方是军机大臣刚毅所保，吴懋鼎是军机大臣王文韶所保，徐建寅是军机大臣裕禄所保。
七月十三日，主张改革但非为康党的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上奏敬保通达时务人才。由于他曾任福建学政，因此保闽籍人士4人：福建兴泉永道周莲，“讲求中外政务，实能周知利弊”，四川候补道沈翎清，“原任两江督臣沈葆祯之孙，长才伟略，不坠家风，在船政局十有八年，办事精详”；北洋水师学堂总办候选道严复，“于西国典章名理之学，俱能探本溯原，精心研究中学，亦通贯群籍，著述甚富”；内阁候补中书林旭，“能详究古今以求致用，于西国政治之学，讨论最精，尤熟于交涉商务”。当日奉明发谕旨：“少詹事王锡蕃奏敬保通达时务人才一折。福建兴泉永道周莲业经电谕来京预备召见，现尚在籍之四川候补道沈翎清、北洋差委候选道严复，著边宝泉、荣禄伤令该员等来京，预备召见。内阁候补中书林旭，著该衙门传知该员预备召见。”
七月二十日，与康党甚有关系的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上奏保举将才，附片保举已革道员张上达等人。张荫植是光绪帝的亲信大臣，当日奉明发谕旨：“张荫桓奏护举将才请旨摧用一折。补用总兵郑润才、署通永镇总兵李大霆、署通州协副将龙殿扬、已革广东南韶连镇总兵黄金福，均著交部带领引见。另片奏，保已革山东济东泰武临道张上达、山东候补道黄矶、降补通判临清直隶州知州陶锡棋，均著开复原官原衔，发往交张汝梅差遣委用，侯此次河工竣事，由该抚给咨送部引见。”张荫桓此次保举，并无深意，当时许多人怀疑其卖折。
同日，政治态度温和的左都御史裕德，上奏保举将才，称言：“水师、武备各学堂成就人才，须稽时日，能先就宿将中果有讲求西法训练者，选用一二人，为之准的，收效尤为迅速。”他保举2人：直隶新建陆军营务处记名提督张士元，曾随同僧格林沁、曾国藩“攻剿发、捻各匪，勇于任事，所向克捷”，“在军与士卒同甘共苦，有古名将之风”；革职广东南韶连镇总兵黄金福，“前投效大学士左宗棠军营转战秦陇”，“叠次督队击获海洋大盗”。从两人军事经历来看，并无西法训练的经验，然裕德却称黄金福“于泰西操演各法确有心得”.当日奉明发谕旨：“裕德奏敬保将才以备任使，除已革总兵黄金福已由张荫桓保奏，有旨送部引见外，记名提督张士元著交兵部带领引见。”
也就在此时，光绪帝采取了百日维新中最激烈的政治行动。七月十九日，朱谕罢免礼部六堂官。二十日，自行决定礼部六堂官的署任。与此同时，由于司员士民上书数量激增，军机处已来不及处理，光绪帝当日命军机处递《保举业经召见人员名单》。
尽管自四月十五日徐致靖保折之后，光绪帝对保举的官员大多下达了“召见”的旨命；但由于各地官员来京需时，被召见的主要是在京各员。查军机处早事档、光绪二十四年京官召见单、光绪二十四年外官召见单，此时已被召见的保举官员有：康有为(四月二十八日)、张元济(四月二十八日)、吴懋鼎(五月十三日、七月初九日)、梁启超(五月十五日)、端方(六月二十日、七月初七日)、杨锐(七月十六日)、挥祖祁(七月十八日)、刘光第(七月十九日)、林旭(七月十九日)、谭嗣同(七月二十日)。由于康有为、张元济、吴懋鼎、梁启超、端方已分别另有任用，军机处开出了一个仅有5人的名单：“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西候补道挥祖祁、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其中谭嗣同是当日刚被召见。光绪帝在该名单杨、刘、林、谭名字上画有朱圈。当日奉明发谕旨：“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著赏给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这在当时是惊人的超摧。虽说只是军机章京，但谕旨中有两条特例：一是“四品卿衔”，一是“参预新政事宜”。？杨、刘、林、谭于七月二十一日开始分班人值，光绪帝还颁下一道朱谕：“昨已命尔等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并令参与新政事宜。尔等当思现在时事艰危，凡有所见及应行开办等事，即行据实条列，由军机大臣呈递，侠联裁夺。万不准稍有顾忌欺饰。特谕。”该朱谕又表明光绪帝对这批新进人士的重视与重用。他们在军机处的工作，主要是处理司员士民的上书。此外，光绪帝还另召见了保举“使才”官员8人，并任命江苏候补知府刘庆汾为总理衙门章京。
七月二十三日，反对康有为一派的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陈兆文，上奏保举保湖南举人王闿运，称言：
臣愚以为得百才人，不如得一贤士，才人足以供器使，而贤士藉以访纪纲。以臣所知，湖南在籍举人王阎运，具高世之识，负匡时之略，才兼体用，学通中外，渊妈贞亮，率迈群伦。当成丰军兴之际，以一介书生遨游曾国藩、胡林其幕府，计画指授，功成而不有。曾、胡诸巨以其不受保举，优礼敬待，一时名巨将帅者然称之，而王固运以惬武修文之时，退治经史，破汉宋门户之见，推圣明作述之源。著有《诗礼春秋笺》、《尚书注》、《论语训》诸书，使学者忧然知通经之足以致用。其他撰述，无虑数十万言，上本圣经，旁通子史，于西学之本始，声光电化制器之源流，举精遗魔，迥非近时言西学者所能望其肩背，庶几可谓抉经之心，执圣之权，览百家之旨要，合中西而一贯者矣“一以巨观之，其于拨乱反正之理，中西政法之要，全体大用，靡不周通。至若理对、治兵，又其优为而扰以为末节者也。今国家当百度备举之时，汲汲需贤之日，如蒙皇上特旨召对，视加延揽，资其明歌，以备询采，当有以开张圣听，辅赞机宜，较诸偏才一能之选，将什百焉……
陈兆文与徐致靖同官，其出面保举王阁运，用意在于对抗康党；且陈保王用语之高，也与徐保康相坍，其中的一些话直接针对康党。当日军机处电陈宝箴旨：“翰林院侍读学士陈兆文奏，湖南在籍举人王闿运才兼体用，于中西法政之要，靡不周通。请特旨召对等语。著陈宝箴令其来省察看，该举人品学年力是否尚堪起用？迅速电奏。
七月二十六日，以翰林院侍读学士署礼部右侍郎徐致靖，上奏保举直隶按察使袁世凯，称言：“臣以为皇上有一将才如袁世凯者，而不能重其权任以成重镇，臣实惜之。伏乞皇上深观外患，俯察危局，特于召对，加以恩意，并予破格之摆，傅增新练之兵，或界以孤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独当一面，永镇幾疆。”保举袁世凯，是康党最重要的政治行动，康有为等人事先进行了密谋，以图能在危机时刻利用袁世凯的军力。当日军机处电寄荣禄旨：“著荣禄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袁世凯七月底人京，八月初一日奴见，旨命“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具奏。”袁由此而“独当一面”。与徐致靖的建策相对照，光绪帝似乎是依计行事。
七月二十八日，主张改革但与康党颇有距离的农工商总局大臣端方，上奏“敬举通达时务”人才4人：降调翰林院编修梁鼎芬，“生长海滨，博习时事，志趣劲直，不为势挠”；在籍内阁中书王间运，“综贯古今，博而有要，湖湘学者，群所推仰”；陕西候补道升允，“前使泰西，多所历练，质朴之性，久而不渝”；陕西渭南知县樊增祥，“蔚然通儒，亦精吏事，善持雅操，慈惠之师”。他没有提出任用方案，仅仅是泛泛而言：“以上各员，学有本原，才足济变。若假以一职，必能敷陈典要，切究利弊。”军机处当日电陕西巡抚魏光煮旨：“陕西候补道升允、渭南县知县樊增祥，著魏光蠢传知该二员，即速来京，预备召见。”
七月二十九日，顺天学政礼部左侍郎张英麟，上奏保举“通达时务、足备任使”人才5人：广东候补道林贺炯，“前督臣林则徐长孙”，“现办水陆师学堂及鱼雷等营，并交涉事件，悉心讲求，均得体要”；候选道林怡游，“船政学生，出洋肄习，随使秘鲁、俄、德等国，最长于炮垒工程”；刑部候补主事陈春滚，“历襄疆臣戎幕，随使泰西东洋，凡所经埃及及土耳其、意大利等国，皆能悉心谙访，各得亥要，并于东洋变法始末，确有见闻，不同影响”；大名府知府荣拴，“取暴安良，尽心民事”；分省补用知府刘恩驻，“从军营投效河工，皆能实心任事，自幼惫通西艺，于化学、电学尤属专长，且能制造德律风、鱼雷等物”。张英麟附片称：“各省现办一切新政，尤赖有大员董率，认真整顿，方足以课功而奏绩”；为此保举3人：山东按察使司毓贤、山西按察使景星、甘肃按察使丁体常，“令其独当一面，必能实力任事，破除积习，有裨新政。”由于这一天奏折太多，光绪帝又要去颐和园，延至次日，才发布明发谕旨一道：“张英麟奏酌保人才以备任使一折。广东候补道林贺桐、候选道林怡游、分省补用刘恩驻，均著来京预备召见。刑部候补主事陈春流，著该部传知该员预备召见。”谕旨中没有荣栓，看来光绪帝感兴趣的还是西艺、西学人才。
八月初二日，与康党颇有交往的新任礼部左侍郎阔普通武，上奏“敬举通达时务人才”，共4人：候选道陈日翔，台湾举人，“少时曾出外洋，游历数国，于通商交涉机宜最为熟悉”，办理台湾团练、义勇，为历任巡抚、总兵奏保，“刘永福尤为倚重”；刑部主事陈桂芳，“英才卓荤，博极群书，尤讲求时务”；兵部员外郎祁师曾，前工部尚书祁世长之孙，“家学渊源，具有根底，讲求兵商学问，颇得日本之规模”；分发知县冯宝琳，广州驻防举人，“奢年即习见洋务，于茶商利弊，尤识本原”。阔普通武还称：“以上四员，据奴才所见，均系通达时务之才，用敢据实保荐，且俱在京候选供职。”当日奉明发谕旨：“阔普通武奏敬举通达时务人才一折。候选道陈日翔、刑部主事陈桂芳、兵部员外郎祁师曾、分发知县冯宝琳，均著预备召见。”
八月初三日，反对康党的翰林院侍读学士陈兆文，上奏请召张之洞人值军机处，同时也上奏“敬举通达时务人才”：翰林院庶吉士李樱勋，“于西人言政言教之书，均有体会有得”；四川特用道夏音，“讲求中外政务，皆能实事求是”；江西候补道贺元彬，“现在山西抚臣胡聘之调办铁路矿务，诸事深倚任”；河南光州直隶州知州在任候补知府孙叔谦，“兴利除弊，劳怨不辞”。当日奉明发谕旨：“陈兆文奏敬举通达时务人员以供任使等语，翰林院庶吉士李樱勋著预备召见。”
百日维新期间的京城，“时务”、“西学”已变成最流行的名词。无论是以“时务”自专的康党，还是主张改革但与康党保持距离的中立官员，甚至反康一派，在保举官员时也大量使用新名词。裕德保张士元，就加上了“西法训练”一词，陈兆文保王阁运，也称其懂“西学”。王锡蕃、张英麟出奏保举似为优国，关心新政；张荫桓、阔普通武上疏保举很可能是卖折，从中渔利；刚毅等人走向了前台，一出手即中彩；而李端菜、徐致靖的保举，又最为光绪帝所见重。
从七月二十日任命军机四章京至八月初九日慈禧太后举行训政典礼后一天，光绪帝先后召见被举荐的官员与“使才”有：新任农工商总局大臣端方(七月二十四日)，广东督粮道延扯(七月二十六日)，湖北补用知府钱询(七月二十八日)，北洋水师学堂总办候补道严复(七月二十九日)，新任军机章京杨锐(七月三十日)，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月初一日)，候补侍郎袁世凯、福建兴泉永道周莲、刑部候补主事陈春滚、新任军京章京林旭(八月初二日)，直隶按察使周莲(八月初三日)，候补侍郎袁世凯(/又月初五日)，刑部主事陈桂芳、候选道陈日翔(/又月初八日)，兵部员外郎祁师曾、翰林院庶吉士李被勋(/又月初九日)。光绪帝任命的保举官员，除前已提及的袁世凯外，袁的遗缺直隶按察使由周莲补，周莲的遗缺福建兴泉永道由挥祖候补。此外，光绪帝还于七月二十四日旨命“翰林院编修江标著赏给四品京堂候补、候补江苏同知郑孝青著以道员候补，均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
此时，身在武昌的张之洞，已看出京城局势不稳。由他保举的主力洋务幕僚钱询此时作为“使才”人京魏见；但他担心钱询会同刘庆汾、郑孝青一样，留京为总理衙门章京，于七月二十五日致电总理衙门：
接日本总领事小田切自日本来电云，湖北与日本所商派学生赴东及聘各种教习来部各节。望速遗知府钱怕赴东一议。以便面商。并云，此系外部令其发电，即作为外部之电等语。查钱愉已遵旨赴京，日内计已到。部省本与日本议定派该守带学生前往，今外部催其速往，可否于召见后即令该守速回部，以便赴东至祷。应否代奏，请钧署裁的，并传知该守。
张之洞明显是借日本说事，从他与钱询的电报往来可以明显地看出，此乃抽身之计。
六、懋勤殿：康有为及其党人最后的保举攻势
新任军机章京、内阁候补侍读杨锐七月二十八日在其私信中写道：“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而康、梁二人，又未见安置，不久朝局恐有变动。”杨锐曾为张之洞的幕僚，与张交往甚深，以至于被人视为张在京中的坐探。他的政治敏锐性是很准确的，道破了京城政治变动的底因。杨所称“新进喜事之徒”即为康党及康有为的拥护者；“议政院”当为议政机构，相当于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中“制度局”；而设立“议政院”的目的，就是要“安置”康、梁，光绪帝已“意颇动”；而政治高层对此已进行了全力的阻击，如果不能奏效，“朝局”必有“变动”。
康有为的《第六书》尚在总理衙门、军机处“遵旨议复”期间，二月初八日与四月二十九日，康有为两次代宋伯鲁草折，上奏请设议政处、立法院，五月初四日，再次上书请开制度局。总理衙门五月十四日遵旨议复《第六书》，否定了康有为的设计；然康看出光绪帝对总理衙门议复的不满，通过梁启超，由李端菜于六月初六日出奏。李提出四条建策，其第二条为“请皇上选择人才，在南书房、懋勤殿行走”，光绪帝交庆亲王奕助、孙家兼议复。初八日，孙家兼奉旨议复《时务报》改官报，提议由康有为督办，将康“礼送”到上海。初十日，奕动、孙家鼎递说片，对李端菜的提议予以否定。十四日军机处、总理衙门遵旨议复《第六书》，再次否定了康有为“制度局”的设计。康至此仍没有放弃，七月初三日代阔普通武草折，请设议院(此处的议院非代议制机构，实为议政机构)，光绪帝下旨“存”；二十日，又代徐致靖草折，请设散卿，即“议政官”，光绪帝交孙家鼐议复，孙二十四日奏复。多少受康有为影响的张元济，二十一日由总理衙门代奏，请设“议政局”，光绪帝旨命“留中”。
光绪帝罢免礼部六堂官后，李端菜被命为礼部尚书。七月二十三日，光绪帝召见了谢恩的李端菜，当天下旨“翰林院编修江标著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此时的江标并不在北京，档案中也看不到由何人保举，他的任命很可能与李端菜的面保有关。二十五日，李端粟又上奏折，光绪帝旨命“留中”，并呈送慈禧太后。李端粟的这一奏折，档案中尚未检出，军机处随手档、上谕档中军机章京均未为之拟题，其内容尚无从知晓。然而，八月十九日，即戊戌六君子就义的六天后，礼部尚书李端粟上奏自请惩处：“窃因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臣或谬采虚声，而以为足膺艰巨，或轻信危言，而以为果为忠愤，将康有为、谭嗣同奏保在案。”慈禧太后等当日明发谕旨：
李端莱奏滥保匪人自请惩治一折。该尚书受恩深重，竟将大逆不道之康有为等滥行保荐，并于召对时一再面陈。今据事后检举，实属有意取巧，未便以寻常滥保之例稍从末减。礼部尚书李端莱著即行革职，发往新脸，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以示惩儆。
李端菜保谭嗣同片上于七月初三日，李端菜保康有为折档案中却未见记载，由此似可推定，七月二十五日由光绪帝“留中”的奏折，主旨很可能是保康有为。又查军机处早事档、光绪二十四年京官召见单，光绪帝在二月二十三日、四月十八日、七月二十三日三次召见李端粟，惩李谕旨中称“于召对时一再面陈”，似主要指在七月二十三日召见时的面陈。由此似可推定，是日李端菜召对时面保了康有为，很可能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于是二十五日出奏保举康有为，很可能其中也有前引杨锐所称诸如“议政院”的内容。
李端菜之折，由光绪帝“留中”；然在第二天，徐致靖保举袁世凯，奉旨依议。这一谕旨可能刺激了康有为及其党人，于是发动了保举攻势。据军机处随手档，二十八日，宋伯鲁折：“选通才以备顾问由”；二十九日，徐致靖折：“遵保康有为等由”，候补京堂王照折：“遵保康广仁等折”。据军机处上谕档，二十八日军机处致慈禧太后奏片称：“本日宋伯鲁……又奏请妙选通才折，奉旨‘暂存’“…恭呈慈览。”二十九日奏片称：“本日…徐致靖奏保举人才折，王照奏保举人才折，均奏旨‘存记’……一恭呈慈览。”军机章京在随手档对徐、王两折拟题时用了“遵保”一词，意即遵旨保举，查徐致靖、王照于光绪二十四年未获召见，现存档案中也找不到光绪帝有相关的谕旨，很可能是当时军机章京拟题时误用了习惯用语，并无他们遵旨之事。
宋、徐、王三封奏折皆未能从档案中检出，但大体意思是清楚的，即保举康、梁及其党人，开设懋勤殿之类的“议政”机构。他们很可能听说光绪帝将于二十九日“办事后”去颐和园，急于此时上奏。按照当时的制度，京内奏折须在前一天子夜前送到奏事处，以能赶上第二天的早朝，即上奏是前一天子夜前之事。1孔祥吉先生认为，宋、徐、王三道保折皆由康有为自我起草，对此我是同意的，另补两条证据：第一，湖北补用知府钱询于二十八日召见后，次日电告张之洞：“昨召见三刻，上询鄂，为详敷奏，兵为先，蒙许可，议政局必设”；第二，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召见严复，八月初一日严复告诉郑孝青：“将开懋勤殿，选才行兼著者十人人殿行走，专预新政。”钱、严有此说法，当是他们在召见时光绪帝对此有所透露。杨锐二十八日私信中称“上意颇动”，乃身在其中的观察。
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到颐和园后，与慈禧太后关于惫勤殿与重用康有为一事有着正面的交锋。三十日，光绪帝召见了杨锐，发下朱谕。其中云：
近来肤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笨老谬昏庸之大臣罢触，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今脱问汝，可有良策伴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巨尽行罢触，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
此中的“议政”，即“开懋勤殿”之类的举措；“通达英勇之人”，即康有为及其党人。光绪帝此时选中杨锐，并示之朱谕，自有其用意。杨锐二十八日私信中表达了他对政局内情的感触，两天后突蒙召见，又可见历史之奇巧。八月初二日，光绪帝又明发谕旨：“著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开办，毋得迁延观望。”这一道谕旨表明，开懋勤殿及“登进”康有为及其党人的保举活动，已遭到慈禧太后的全面封杀。光绪帝下令康有为立即去上海，当日又召见新任军机章京林旭。
康有为及其党人此时已知其处于绝境，仍然进行活动：往见伊藤博文、李提摩太，派谭用同见袁世凯。八月初五日，康有为代笔杨深秀折，要求“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并提名李提摩太、伊藤博文，“未为借才之举，先为借著之筹”。这也是一种保举。该折初四日子夜之前递到奏事处。五日晨，康有为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准备南下。光绪帝五日早朝接到杨深秀奏折，下旨“存”，并呈送慈禧太后；上午十一点，接见伊藤博文。初六日，宋伯鲁奏康有为代笔之折，“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该折附片保举马建忠。该折片当于五日子夜前递到奏事处。
此时，又发生了一件事。八月初五日，日讲起居注官裁缺右庶子陈秉和上奏参张荫桓滥保张上达，光绪帝下旨“存”，并于当日呈送慈禧太后。然在该折中有一段称：“皇上力欲去之，大臣谋同保之，务使怨归朝廷，恩归自己，独何心哉？如果发往，则是权归臣下，不惟于山东吏治、河工有损，并于天下大局有损。无怪乎康有为奉命已久.迟延不行，实堪诧异者矣。”若慈禧太后由此而得知康有为还在北京未行，必怒不可遏，很可能是她决计次日走向台前的诱因之一。此外，尚未发现的黄曾源请求训政的奏折，也有可能是另一诱因。
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同时参加早朝，开始训政。当日发下的朱笔谕旨称：“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而当日早朝时收到宋伯鲁的折片，又是保举康有为，慈禧太后不免大怒，明发谕旨：“御史宋伯鲁滥保匪人，平素声名恶劣，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七、结语
以前我对康有为自称其“深获帝心”之类的言论，是不敢轻信的。康有为“作伪”甚多，言词多有夸张之处，对此小心谨慎也是不得已之事。从发生的事实来看，光绪帝仅召见其一次，仅命其为“总理衙门章京”，后又根据朝臣之议，派其出京“督办官报”，也就是将其排除出政治中心。从这些旨命中，很难看出光绪帝对康的格外优遇。但是，若将之与甲午战后的清朝整个保举情形进行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光绪帝对康有为及其党人的确是青眼有加。对于康有为及其党人的保举奏折，光绪帝已经是竭尽全力，最后不惜于与慈禧太后摊牌，以能成立相应的“议政”机构来安置康、梁等“通达英勇之人”。光绪帝并不掌握最高权力，上有慈禧太后的注视，下有太后钦定的军机班底的辅助，不能遂其心愿来做事，更没有任命高官的权力.由此，要观察到光绪帝的内心，不能只看某一道谕旨或某一项决策，而须阅读其对某类事件、某方面决策的全部史料，仔细感受细微差异。这次考察活动，使我改变了以往的看法，也使我理解当时的政治高层与慈禧太后为何对康有为如此警惕，力图将其赶出京城，最后欲置于死地。他们是光绪帝身边的人，了解光绪帝的心思。他们已经看出光绪帝有意重用康，而一旦康人“议政”的机构，原有的政治体系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从甲午战后清朝的整个保举情形中，又能看出光绪帝对各派系、各大臣的态度：对于刚毅等军机大臣的保举，基本听从；对于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保举，大体听从；对于其他官员的保举，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他最关注的是徐致靖、李端菜、陈宝箴等人的保举，尽其权力而从之。也就是说，光绪帝内心中相当清楚各派系的政治企图，也有亲疏之别。他也打破常规，从保举官员中直接任用小臣，其中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刘庆汾、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江标、郑孝晋等人。而对于荣禄的保举，他的态度就相当的低调。
然而，本文对保举的考察，使我体会最为深切的却是甲午战后的清朝政情萎靡。渗败、割地、赔款，激起了战后改革的热情，以“卧薪尝胆”为自我标榜。可是在毫无生气的政治生活中，此一种热情被柔软地消磨殆尽。胶州湾等事件的刺激，再一次激起亢奋，然其前景似无延伸性。清朝的整个保举情形，清楚地表明，绝大多数官员关心的并不是“励精图治”，而是个人仕途的畅达。战败与危局，居然成了许多人得保举、获实缺、换顶戴的机会。直到戊戌政变三个多月后，陕西巡抚魏光熹仍上奏向皇太后、皇上保举7人。他声称是根据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谕旨，然其言词及做法与甲午战后的保举并无二致。由此似又可引申出进一步的结论：若不是康有为及其党人的借势生事，似无可能产生如此激烈的政治振作与波动。尽管今天的人们对康有为的举动可以有多种指责，也可以对戊戌政变后的中国政治走向表示不满，我个人也以为康氏在政治上也不乏幼稚之处；但是，若没有康有为及其党人，就不可能有戊戌变法。他们是造就形势的人，尽管他们最后也不可能左右形势。
来源: 《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