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1年6月石家庄儿童福利院首开“弃婴岛”的先例以来，我国已有10个省区市建成25个“弃婴岛”。民政部曾下发文件，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弃婴岛”试点工作。这一做法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与刑法惩处弃婴犯罪并行不悖。然而，广州市社会福利院的“弃婴岛”从今年1月28日开始试点，到3月16日暂停，其间共接收262名弃婴，这个数字着实让认为“弃婴岛”变相助长了弃婴行为的观点增强了几分说服力。

“弃婴岛”，也称为“婴儿安全岛”或者“弃婴安全岛”，美国称为“Safe Haven”（婴儿避难所），德国称为“Babyklappe或者Babywiege”（婴儿箱），而日本则称为“こうのとりのゆりかご”（鹳的摇篮）。我国效仿发达国家的做法，在部分城市进行设置“弃婴岛”的试点，从起初就存在不同看法，而广州“弃婴岛”的暂停，再度引发了围绕“弃婴岛”的合法性及其存废的热议。

其实，“弃婴岛”的问题，在发达国家也一直备受争议。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赞否两论的夹缝中推进的。德国强调仅从“处理已经被遗弃的婴儿”的角度来支持善后工作，在2000年至2010年5月间，共收容了278名弃婴；日本熊本市内医院首设“鹳的摇篮”，得到相关部门的许可，运营6个月收容了8名弃婴。将设置“弃婴岛”本身的合法性搁置起来，基于“生命至上、儿童权益优先”的原则推开试点，其他的法益都可以接下来慢慢讨论。可是，对于一种制度，不解决其合法性，往往也就难以实现其可持续性。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我国广州试点一个半月所接收的弃婴人数，几乎与德国10多年所收容弃婴人数持平，而日本6个月才收容8名弃婴，这种巨大差异，或许也是我国“弃婴岛”试点受挫的直接原因。

在设置“弃婴岛”方面，美国所走出的法律规制路径值得借鉴。1999年德克萨斯州首次设置婴儿避难所，便制定《婴儿避难所法》（Safe Haven Law）。该法规定，对于将新生儿遗弃在“婴儿避难所”的弃婴行为予以免责，其宗旨在于更加确实地保障新生儿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这种做法，将应受惩罚的弃婴和免责的弃婴明确划界，以州为单位次第推开，可以在保全弃婴权益的同时，解决伦理道德方面的诸多争议。

通过设置“弃婴岛”，本可以期待为被遗弃婴儿提供获得救助的机会，保护、延长他（她）们的生命，为其实现未成年人保护法所保障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提供最大限度的可能性。可是，广州试点的“短命”，恰好为设置“弃婴岛”的反对者提供了论据。诚如论者所言，遗弃生命，是法律不能容忍的犯罪行为；遗弃骨肉，是绝对的人伦悲剧。在现代法治国家，对一般权益的侵犯都必须有法律明确授权（侵益保留论），更何况是对婴儿的遗弃呢！从目前我国相关法规范来看，设置“弃婴岛”，在客观上对可能构成刑法所严禁的遗弃罪之结果予以承认、支援，而且对遗弃者免予追责，要得出“与刑法惩处弃婴犯罪并行不悖”的结论并得到普遍认可，其实并非易事。

弃婴，既然已经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严峻的社会现象，那么，就应当致力于改变遗弃的结果。政府应当正视这种现象，为被遗弃婴儿提供尽可能的救助。一方面要尽可能做好母婴保健法所保障的婚前保健、孕产期保健、技术鉴定和相关服务工作，保障母亲和婴儿健康，从源头上预防、抑制弃婴情形发生；另一方面要认识到弃婴原因的复杂多样性，将为此提供最大限度的救助保障确立为政府的法定职责。既然设置“弃婴岛”及其试点均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那么，就应当努力推进相关立法，为其提供充足的法律支撑。

《检察日报》2014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