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中国，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重叠”、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改革也进入攻坚期、涉入深水区，在调结构、促改革、稳增长、惠民生等领域都面临诸多难点问题，需要仔细权衡，精心施策。

改革是“龙头”

如何平衡“两只手”。政府与市场这两只“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只有正确把握和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两只手”的比较优势和协调配合作用，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健康运行。十二届全国人民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建立权力清单制度等，这一系列举措旨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让市场主体不断迸发新的活力。如何做到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找到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点，是对本届政府治理能力的考验。

如何平衡稳增长与促改革。《报告》指出改革是今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要向深化改革要动力。改革是一项长期目标，改革红利的释放需要时间，而短期增长压力就在眼前。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势下，如何平衡改革与增长的矛盾，实现7.5%的增长目标是本届政府面临的难点问题。增长的压力，使得改革负重前行。“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必须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经过认真比较、反复权衡，把增长预期目标定在7.5%左右，兼顾了需要和可能。”但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如果经济增长低于预期目标，政府又将采取何种措施来稳定增长？如何平衡短期增长目标与长期改革进程之间的矛盾，是政府面临的挑战。

如何实现政府的“自我革命”。“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改革是政府的自身革命，是向自己动刀子，是割自己的肉，是壮士断腕。其核心是理顺几个关系：一是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二是理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三是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四是理顺政府部门间的关系。《报告》中提出的几大重要领域的改革如简政放权、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企改革，这些改革都在“自我革命”。如何在重要领域取得突破，推进改革进程，避免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是对政府的政治勇气和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

如何协调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改革的配套。《报告》提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本届政府改革的重点，而经济体制改革不是孤立进行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在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等一系列综合配套改革的协同推进中，才能充分地释放改革红利。这就要求相应的政治、文化、社会等体制改革的配套协调，要求政府职能等进行改革和转换，要求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体制改革协同跟进。各项改革之间的配套、协调，对本届政府也是一大考验。

结构调整是“重头”如何平衡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长期以来，经济结构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的梦魇。因此，推动结构调整也就成为历届政府的“重头戏”，结构调整同样也是本届政府的“主攻方向”。《报告》指出“当前我们面临着很多不确定因素，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在这种形式下进行产能过剩的治理、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会变得举步维艰。英国《金融时报》刊文指出由于7.5%的增速目标存在一定难度，如果将增长放在首要位置上，那么中国则需要部分牺牲结构性改革，同时增加对环境的压力，中国必须保持目前政策的弹性，以便于在问题和风险出现时就立刻对政策进行调整，避免出现整体经济的滑坡。李克强总理表示只要经济增长不突破下限，就集中精力调结构、促改革。即使经济增长突破了下限，也要把稳增长和调结构、促改革结合起来。这对政府将是巨大的挑战。

如何发挥“基础作用”与“关键作用”。《报告》提出“要增强内需拉动经济的主引擎作用”，“要发挥好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国家统计局公布2014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11.8%，低于预估中值13.5%，创下自2006年2月以来最低水平。这表明消费还难以成为拉动经济的主引擎。“把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主要着力点”，就是“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提高的办法是“多渠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这些措施的实行都需要时间。

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今年1—2月同期投资亦明显降温，同比增速回落至17.9%，为统计局公布不含农户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以来的纪录低点。表明投资已经增速放缓投资增速。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房地产业是投资的主要领域。制造业面临着产能过剩和结构升级，属于本届政府“转方式调结构”的重点产业，房地产市场要“抑制投机性需求”，这些领域的投资能否起到稳增长的关键作用尚属未知。那么，投资应走向何方？《报告》中提出的稳定的财政政策和适度松紧的货币政策能否满足稳增长的投资需求，能否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在消费需求不振时，投资需求能否稳定增长就成为关键，中国经济巨轮行稳致远任重道远。

民生改善有“奔头”如何控制CPI。3.5%左右的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指标，对于本届政府是严峻考验。原因有四：第一，农民工市民化的较高经济成本、居民实际收入的提高需求对物价形成压力；第二，人口红利减弱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将推动物价上涨；第三，《报告》提出的居民用水、用气等资源性产品的阶梯价格改革，造成物价上升的压力；第四，人民币汇率下降，导致进口原材料的价格上涨，从而形成输入型通胀的压力。

如何保就业。《报告》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关系经济升级、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的大事”。但当前我国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存，高校毕业生、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和困难群体再就业以及城镇稳定就业等多重挑战交汇。2014年仅高校毕业生就有727万人，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以上。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要靠发展，在就业人数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受宏观经济形势下行的影响，2014年就业工作任务艰巨，就业与增长的矛盾凸显。如何“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使劳动者生活更加体面、更有尊严”是民生大事。

环境治理有“盼头”如何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我国长期形成的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耗、低产出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生态红利严重透支、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大。当经济增长目标低于预期时，环境保护是否会放松？是经济优先，承受污染代价，还是环保优先，牺牲经济增长？抑或是二者兼顾，在增长和环保之间寻找平衡？“淘汰钢铁2700万吨、水泥4200万吨、平板玻璃3500万标准箱等落后产能”，能否顶住受损利益群体的压力？向污染“宣战”以后，方案如何执行考验政府的治理能力。

如何建立跨区域、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建立跨区域、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报告》提出的新课题，污染问题不是单个地方的责任，由于其负外部性，仅靠个别的政府、企业和人，无法有效解决污染问题。治理污染，既需要建立跨区域、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又需要全国一盘棋的谋划。既需要行政力量的推动，又需要市场机制的主导。既需要政府的行动，又需要企业和居民的参与。既需要系统的顶层设计，又需要细化的操作措施。既需要中央政府的统筹，又需要跨地区、跨部门的协调。既需要不断探索，又需要迫切推动。如何打破地方利益的分割，协调行动，形成合力“出重拳”，建立联动机制，考验着政府的智慧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