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世界经济长波演进决定的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在各阶段的相对竞争力变迁与市场经济动力机制角度，分析今后10年我国经济发展形势与10年后至未来50年甚至更长时期的经济增长趋势显示，我国经济或将进入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增长速度有可能持续下降，之后稳定在一个相对较低水平；同时，由于牵引经济增长的技术来源仍以引进与模仿为主，由此决定与美国的经济差距虽然会继续缩小，但在一个较长时期尚无法取代美国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方向上的地位。保持清醒意识与谦和之心，韬光养晦，仍然是我国今后相当时期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应该采取的策略。
〔关键词〕中国奇迹；经济长波；市场经济；竞争力；发展趋势；发展陷阱
随着国际经济地位的提高与近几年经济增速的下滑，我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引起了社会各方面广泛关注，这些关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我国今后若干年的发展趋势；二是我国的长期发展趋势，其中尤其体现在我国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上，即是否能在未来20－30年甚至更长时期，如50年内赶上美国并取代其领导地位。本文将从国际经济关系变迁机制与市场经济动力机制着手，分析我国这两方面的变动趋势。
一、有关论点评述
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趋势，绝大部分学者是相当乐观的，唐任伍等认为(2011)，如果能够克服30多年来的制度创新疲劳症，就能够产生新的爆发力进而使我国经济仍然能够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续写“中国奇迹”。〔1〕巴曙松等人(2010)从城市化角度提出我国经济能够在未来较长时期保持较快增长。他们认为，虽然随着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原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将消失，但通过城市化推动的基础设施投资、技术创新与扩散，需求升级等，仍然可以使我国在一个较长时期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2〕对我国经济长短期发展趋势最乐观的，无疑是以林毅夫(2012)为代表的部分人，他们从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及潜藏的需求出发，认为我国在今后20－30年内仍然能够保持7%以上的增长速度，其保证在于我国与发达国家巨大发展差距所产生的基础设施需求与消费需求等，同时包括城市化、产业升级、区域振兴、深化改革与技术创新等，而基础则是我国高储蓄支撑的投资增长。林毅夫特别指出，只有靠投资而不是消费为引擎，才能保证这个目标的实现。〔3〕
相当部分人以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经济增长各要素禀赋变化，尽管所得结论并不十分乐观，但仍然认为我国经济能够保持6%以上的增长速度，如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2)从储蓄、劳动、资源与外部需求等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我国经济增长潜力与2001－2009年相比虽然将下降3－4个百分点，但未来10年仍然能够保持7%的增长速度。〔4〕翁缓缓、高汝熹(2011)等则从结构变量、制度变量与技术变量等角度，认为我国未来10年能够保持8.79%的增长速度，而在2020－2030年间虽然风险与挑战并存，但仍持较乐观的态度。〔5〕“中国2007年投入产出表分析应用研究”课题组(2011)，则由以42个部门为基础的模型中，得出十二五期间GDP增长速度约为7.9%，2016－2020年约为7%，2021－2030年约为6.2%的结论。〔6〕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2)从比较全面的角度对我国经济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但通过恰当的战略措施可以成功跨越该陷阱，未来10年仍然能够保持平均7.9%的增长速度，但到2020年将下降到7%。〔7〕这种观点在以“中等收入陷阱”角度分析我国经济发展趋势的论著(马晓河，2010)中，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8〕对我国经济发展趋势最乐观的当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W．福格尔(2010)，他认为中国在2000－2040年间能够保持8.4%的平均增长率，到2040年，中国的GDP总量将占全球GDP总量的40%，是届时美国的近3倍(占14%)。〔9〕
关于我国在什么时候能够赶上美国GDP并充当世界经济的开拓者，大部分人都是从今后几十年中美之间的增长趋势角度进行预测，较为乐观的人认为20－30年内我国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悲观一些的人则认为需要40－50年。但无论时间多长，依据都是建立在我国GDP仍然能够保持7%以上的增长速度。
从不同角度看，这些分析虽然各有道理，但却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即都是从增长的可能潜力且依据30多年来的增长趋势进行简单预测。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并不是由所谓的需求潜力与可能的要素供给等决定的，而是由内在动力机制，也就是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决定的，如果不能保证资本获得一定的利润，那么无论要素的供给多么丰裕，需求的欲望多么强烈，都不可能推动经济增长。正如欧美与日本，尤其是西欧与日本，要素的供给极其充裕(存在大量的失业与过剩资本等)，但经济却极其疲软；非洲一些国家的发展水平十分低下，人民祈盼改善生活并能够享有与欧美发达国家同样生活水平的愿望极为强烈，却并不被看好其发展趋势一样，原因就是缺乏来自市场经济动力机制的推动。
从国内外各方面情况看，不仅时下，而且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都在逐渐衰减，经济或将进入一个低增长过程。在这种低增长状态下，我国与美国的长期绝对差距虽然会继续缩小，但却难以在20－50年内赶上并取代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及我国在其中的相对地位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任何一国经济的发展都取决于内外因素，内部因素包括制度、资源禀赋、创新能力等，外部则取决于它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相对地位，而一国的相对经济地位与其在世界经济长波中的相对位置是密切相关的。由于一国的体制与资源禀赋等因素在短期内呈相对稳定状态，因此一国在世界经济长波中相对位置的变化便可能是决定其经济发展趋势的关键因素。
所谓长波，也就是约5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10〕。经济长波是由世界领先国的主导性产业与基础性产业的周期性更新所引起的，然后随着技术的扩散，其余国家根据发展水平的不同先后沿着领先国开拓的道路前行。在同一长波中，技术具有同质性，因而相对竞争力由成本的高低决定，相对成本的高低由发展水平决定，两者呈反比关系。随着长波的演进，进入同一长波过程越迟的国家的相对竞争力越强。也就是说，领先国最早进入新长波，但它也会在后继者不断增强的竞争压力下最先进入长波的衰退期。正是受到这种不断加强的压力，迫使它进行技术创新最终率先进入新长波。随着技术的逐渐扩散，技术领先国会首先感受到发展水平较落后国家不断增加的竞争压力，原本控制的国内外市场也会被后者不断蚕食，由此陷入衰退过程。但随着长波演进过程中更后进国家的进入，那些对领先者造成压力的次领先者不仅在传统产业上会受到后进国家的挤压，而且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更会受到更(最)领先国家的打压，由此经济也将沿着领先国家的轨迹陷入衰退。只要这个过程不被新的长波打断，那么这个过程就会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先后出现。
在这样一种机制下可以看清二战后各主要国家之间相对竞争力变化的过程。战前，西欧与美国基本处在长波的同一位置，但因战争破坏导致的重建而落后于美国，所以美国在战后率先进入了新的长波。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不仅要满足本国的巨大需求，而且要满足西欧等其他国家不断增长的需求，经济增长因此强劲有力。然而，随着技术的扩散与西欧完成重建后的追赶，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首先感受到来自西欧的竞争压力，但后者又很快受到来自日本的压力。这种情况说明，在整个长波运行过程中，西欧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在相对有利地位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原因在于，战前日本与欧美的差距并不是特别大，与西欧一样都是长波的跟随者，战后都主要使用来自美国的扩散技术。由于日本的人均收入差距与西欧相差巨大，加之日本的文化与社会结构等特别适合战后以重化工业为主的生产技术，所以西欧在给美国造成压力不久就遭到来自日本的压迫。日本由于与身后的追赶者差距十分巨大，因此能够在一个较长时期处在相对有利的地位，这是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能够长期处在国际最有利地位的主要原因。因此作为追赶者，日本在完成现代化并进入高收入国家后，最终在美国进入新长波后的反击和以东南亚国家不断逼近的追赶中落入“发展陷阱”。
如上面指出的那样，在长波演进过程中，任何国家都不能在一个位置长期停留。随着日本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汇率的不断升值，相对于欧美的成本优势不断丧失，与此同时，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以东亚四小龙和墨西哥为代表的次新兴国家与地区崛起，由此开始不断地蚕食日本的传统市场；更致命的是，为摆脱西欧与日本的压迫，美国在20世纪70－80年代之交进行了以信息技术、生物等为代表的重大技术创新，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了新长波的跋涉，从此不仅摆脱了来自西欧与日本的竞争压力，而且开始强有力地反击西欧与日本，致其陷入萎靡不振状态，甚至导致日本进入“发展陷阱”。美国经济则在发达国家中一枝独秀。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西欧各国才逐渐进入新的长波，日本则到2000年后才进入新长波。
曾经给日本造成竞争压力的东南亚各国与墨西哥等，在长波机制的作用下，同样追随先行者的轨迹前进，即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随着成本的提高，在传统产业方面遭到更后进国家低成本竞争优势的挤压致市场不断丧失，高新技术产业又因缺乏创新能力难以向上突破，同时较高收入的国民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致使大量有效需求向发达国家转移，这不仅造成以整体企业为对象的收支状况恶化，还使整个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不断衰竭，而且引起国家贸易赤字和外债不断增加，最终以金融危机形式致整个经济增长陷入停滞。
在此过程中，促使东南亚各国陷入衰退并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进入了世界分工体系，凭借绝对低廉的成本优势与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等，挤占了以四小龙为首的东南亚市场份额；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产业分工体系的健全和劳动者教育水平的提高等，这种挤占效应更加突出。正是这一不断增强的竞争力，不仅使我国避免了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而且还因此扩大了自己的经济势力。
不过，以印度、越南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也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而进入国际分工体系，从而对我国造成竞争压力。如果说在汇率改革以前，尤其是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暴发之前，通过产业聚积与规模效应等尚能以劳动生产率的较快增长而部分抵消人均收入(美元)提高的作用从而保持一定的竞争力，那么随着汇改以来人均美元收入以远快于实际经济增长的速度增长，以及经济相对成熟导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同时印度、越南等国随着各方面条件的逐渐完善和竞争力的快速提高，国内外传统市场遭到日益强盛的挤占；另一方面，随着汇改以来我国人均美元收入以远快于实际经济的速度增长，反映出产业提高速度赶不上消费需求层次的提高水平，由此大量有效需求通过购买国外高档商品、海外旅游、留学等等途径向发达国家转移；另一方面则是创新能力不足，无法应对来自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竞争。这些都在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正是逐渐衰减。
而印度、越南等较后进国家，在长波机制决定的不同位置国家的相对竞争力变迁机制下，经济发展过程同样会沿着被它们追赶的国家的发展轨迹前进。比我国稍落后一些的印度目前就遭到越南、孟加拉国等国家的追赶而陷入发展无力的状态。
三、今后数年我国经济或将进入“发展陷阱”
我国目前在世界经济长波中的不利位置，必然反映在动力机制的衰竭上，也就是资本利润的减少或利润率的下降。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是资本支配的经济，只有保证资本获得一定的利润，各项社会资源才能被动员起来进而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否则会成为经济的废弃物(失业)。所以，利润高低成为市场经济中动力机制力量强弱的核心指标。
由于利润的多少由企业成本收入关系决定，因此对资本利润变化趋势的考察，应该从以企业整体(所有企业的集合)为对象的成本与收入关系角度出发。从宏观角度看，企业整体的成本主要由要素报酬支出(工资、利息、地租)、政府税收、资本折旧与进口的原材料等构成，收入则为国内的消费支出、投资、政府支出与净出口等构成。
从国内外环境看，原来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随着经济的逐渐成熟，要素供求关系的变化，尤其是以美元衡量的人均GDP以远快于实际人均GDP的速度增长，已经在逐渐衰减，即我国企业整体已经由原来(改革开放以来到2007年前后)低成本与高收入〔11〕并存的有利局面，转换为当前高成本与低收入并存的不利局面，而且这种状态及其趋势暂时几乎看不出有力量能够改变；以劳动和土地为代表的基本要素的供求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原来的相对过剩变为相对短缺，致使要素成本以远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增长(劳动工资1999－2011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13%，土地价格与资本利息的上升则更明显)，构成企业成本重要内容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更是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近1倍(2001－2011年平均增长率达22.59%，是同期经济增长率10.5%的1倍多)〔12〕，更主要的是，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持续升值，同时价格水平也以较快速度增长，出现了所谓的人民币“内贬外升”现象，使得以美元衡量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增长率远远高于以本币衡量的实际增长率，在近几年中的一些年份(如2011年)甚至超过1倍以上。
一般而言，成本的高低与收入多少呈反比。因为，在假设技术等不变的条件下，成本的高低与竞争力的大小成反比，所以，低成本反映竞争力强进而会带来高收入；高成本则反映竞争力弱从而必然带来低收入。我国人均收入，尤其是以美元衡量的人均收入自汇改以来大幅度提高所导致的企业成本增加，必然造成企业竞争力下降并致使国内外市场萎缩，原来具有绝对成本优势的轻纺产品等就是在成本快速增长与汇率升值的作用下，不仅海外市场逐渐被以越南、孟加拉国等成本更具优势的后进国家产品蚕食，而且国内市场也是如此；更严重的是，由于收入(水平)代表人们的需求(水平)，以美元计量的收入水平以远远高于国内经济的速度增长，反映的是国内需求层次的提升速度远远快于国内产业层次的升级水平，说明国内产品在品质上满足不了人们需求层次的提高，大量有效需求必然向海外市场转移。实际情况也充分反映了这点。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最大的海外旅游购物国、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甚至国人因在海外推高房价招致当地居民反感；与此同时，进口消费品占我国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提高，以进口奶粉为代表的进口消费品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伴随这个过程的必然是国内投资环境恶化，加之法制不完备，在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减少的同时还促使大量资本向海外转移。
高成本与低收入的夹击，必将带来企业整体效益的不断恶化，这也是汇改以来经济活力日益丧失，大量企业破产倒闭、歇业的主要原因。更严重的是，企业整体面临的这种高成本与低收入并存困境，短期内几乎没有力量能够改变。因为要突破这种困境，可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几种：一是大幅度降低劳动工资水平等；二是汇率大幅度贬值；三是产业转型升级；四是大幅度增加国内有效需求。然而，这些措施要么在短期内难以取得成效，如产业转型升级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也没有有效完成；要么与政策目标不一致并且在实践中也不可能做到，如大幅度降低劳动工资水平等；汇率的高低变化更不由我们的主观意志决定，而是由供求关系与国际政治经济因素决定，正如当前人民币升值已对我国的产业发展造成实际损害，但我们却无有效扭转该趋势的手段。增加国内有效需求似乎是较容易实现的手段，但实际情况可能完全相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消费倾向日益下降，原因就是两极分化趋势不断加强，要提高消费需求，使其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必须对分配关系进行重大改革，然而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扩大投资，则受到难以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困扰而必然对民间投资形成强大阻隔，日益严峻的财政困难则导致政府投资难以有效扩大。
这种状况，实际上意味着我国即将或已经开始进入“发展陷阱”过程。
根据笔者研究，“发展陷阱”，尤其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具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处在前有发达国家的强烈围堵与后有追赶者贴身紧逼的长波位置，由此使得高新技术产业因缺乏创新能力难以向上突破，传统产业又因人均(美元)收入达到较高水平而难以与较后进国家竞争，致使腹背受敌最终陷入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状态。无论日本还是东南亚等国，都是在这一长波机制下走向“发展陷阱”的。二是落入“发展陷阱”前的一个相当时期，美元增长率持续快于实际增长率。美元增长率在一个较长时期快于实际增长率，之所以会造成当事国落入“发展陷阱”，是因为如上面指出的那样，它反映该国成本的增长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由此在国际竞争关系中必将处于日益不利的地位。这说明，美元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国国际竞争力的变化方向。三是企业收支关系的持续恶化。市场经济下资源的配置是由追求利润的企业在组织，企业利润的大小由总收入与总成本的关系决定，由此而论，一国经济落入“发展陷阱”的原因，一定是(宏观意义上的)企业整体陷入“高成本”与“低收益”困境中的结果。〔13〕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国企业整体的成本收益关系是与上面分析的长波运行和三种不同标准增长率之间差异的非均衡变化相一致的。当一国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要素供给会变为短缺，价格不断上升；资本存量扩大所产生的折旧规模也会不断扩大，与收入增加对应的税率会提高并快速升值。所以，随着经济的成熟，企业成本会不断提高，这种提高对企业而言是致命的。因为在成本提高过程中，企业收入不断减少，而这种减少，一方面来自于成本提高造成的竞争力下降从而致国内外市场不断被竞争对手蚕食，产品销售收入因此不断减少；另一方面来自于收入水平提高后人们追求生活品质改善从而将购买力大量转移到发达国家的产品与劳务上，这种转移的力量与收入水平的提高速度成正比，当收入提高的原因不是因劳动生产率提高而是因价格水平与汇率升值造成时，这种转移的力量也更加强大；再一方面是来自于经济成熟而产生的投资(机会)减少，前两者收入减少引起的利润率下降也会减少整个社会对投资的需求，所以这个因素也可以视同前两项的结果之一。这样一来，企业成本支出中一个越来越大的比例将无法通过商品销售而返还到企业，由此利润会不断减少。利润下降产生的投资减少，则会进一步降低企业收入和利润率。这种情况说明，追赶型国家落入“发展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经济成熟到一定阶段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使得要素报酬支付中一个不断扩大的比例不能通过商品销售形式返回企业，致使企业收支状况不断恶化，而日益严重的泡沫经济和汇率升值则不断地加强了这种作用，导致企业大量破产萎缩。
将这种机理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对比可以清楚地知道，目前我国经济正处在“发展陷阱”的入口或者已经进入该过程。
上面讲到，从长波运行的角度看，我国正处于高新技术产业无法向上有效突破，而传统产业竞争不过较后进国家的窘境，内外夹击下大量企业倒闭、内迁或外迁，而与这种转换相伴随的，是汇改以来以美元衡量的增长率不仅快于实际增长率，并且两者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2011年的差距甚至超过1倍，以致许多地区人均美元收入不到4年就翻一番。以美元计量的收入的快速增长，虽然提升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但却损害了我国的国际竞争能力，致使国内外市场不断丧失。这些情况反映到企业成本收入中，就表现为企业的高成本与低收益，结果必然是企业生存能力不断下降。随着“刘易斯拐点”出现产生的要素供求关系转变，加之汇率的不断升值和通货膨胀等，以美元衡量的企业成本以远快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上升，而这种上升给企业带来了两方面的不利结果：一方面导致产品在国际上竞争能力不断下降，市场不断被越南等国蚕食，企业收入因此不断减少；另一方面带来人均收入水平快速上升，促使人们为追求生活品质改善而将大量有效需求转移到发达国家生产的(高档)产品上，如出国旅游与购物、留学等，以至于在我国人均收入还并不高时却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奢侈品消费大国、国外旅游人均消费支出最多和留学生输出最多的国家，且资本的输出规模也日益扩大。在成本不断提高与收入不断流出的双重夹击下，企业效益下降不可避免，大量企业因此歇业或倒闭。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会出现“国进民退”这种逆改革方向的事情。由此来看，我国经济或将进入“中等收入陷阱”过程，这是几乎所有追赶型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
很多人认为，我国虽然有落入“发展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但通过恰当的应对措施是能够避免的。对此需要格外谨慎。日本在落入“发展陷阱”前与我国目前一样拥有当时世界上几乎最高的储蓄率和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政府也有较强的宏观调控能力，更主要的是，它已完成了现代化进程并进入高收入社会，科技研发达到较高水平，形成了机械和汽车制造、医药、海洋工程、游戏动漫等在国际上具有绝对和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收入分配尤其是消费分配相对公平，社会保障程度高，社会关系比较和谐，即使如此也没避免“发展陷阱”作用机制的制约，在其中跋涉了10多年。与之相比，我国除了高储蓄率、巨额外汇储备与较强的政府调控能力这几项可以一比，其他方面都逊色得多。30年来经济增长速度虽快，但却都是传统产业，而且还是其中的中低档次产业和房地产业在数量上的拓展，真正具有核心竞争力，能够保证中国在未来世界经济舞台占有一席之地的产业却尚未见曙光，几乎所有产业都存在被追赶者轻易替代的可能；整个社会的二元化趋势较明显，这是导致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消费倾向不断下降与经济结构畸形的主要原因。同时法制尚不完备，政府行为有较强的随意性，使民间资本视长期研发投入为畏途，社会经济行为短视化。在此基础上将是难以顺利跨越“发展陷阱”的。
外部方面，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以2008年起源于美国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为标志，说明1980年代中期发端于美国的新一轮长波已运行至衰退期，这次危机是其运行到顶并发生转折的重要标志，〔14〕自此，发达国家的经济将像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那样，朱格拉周期会明显缩短，增长过程乏力而短暂，衰退过程有力而冗长。与此相对应的必然是有效需求不振。这说明，在今后约10年时间中，来自发达国家的有效需求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快速增长。更主要的是，即使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比预想要好，能给予我国的机会也并不多，因为我国以美元衡量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可预见的是，随着人民币在今后数年内的继续升值与价格水平的上升，〔15〕人均收入仍然会以较快速度上升，这使得建立在对发达国家贸易出口上的相对成本优势会不断丧失，由此将极大地压缩我国产品的生存空间；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也会进一步扩大我国与其他存在明显竞争关系的较后进国家，如印度、越南等国家在竞争优势上的差距，致使我国在发达国家的市场因此被不断蚕食。由于制度与意识形态的不同，目前正想方设法抑制我国崛起的发达国家不仅乐见这种取代，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它们。所以，无论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势是否乐观，对扩大我国的有效需求都没有太大的帮助。
相比外部形势而言，国内形势也同样严峻。如上面指出，受两极分化困扰，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的消费倾向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之中。尽管自2008年以来采取了各种措施，如家电下乡等促进消费的政策，但其效果并不明显，说明不对分配关系进行重大变革，要明显提升我国的消费率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分配关系的重大调整是极其困难的，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此这方面的改革只能是渐进的，因而需要较长的时间。更严重的是，由于2005年以来以美元衡量的人均收入增长远远快于实际经济增长，致使需求层次的提高速度高于国内经济产业发展的提升速度，使消费支出中一个不断升高的比例被用在国外产品与劳务消费上，且今后数年这种趋势还会继续加强；只有当人民币汇率发生大幅度贬值时，这种趋势才能扭转。然而，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将阻碍这种情况的发生，因此减弱消费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投资方面，随着几十年来投资规模的高速增长，能够市场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大部分已基本完成，正如与我国新建的基础设施比较，欧美的基础设施已显“落后”；除了受到我国技术能力不足限制的高新技术产业仍存在较大的供给缺口外，一般产品的产能已严重过剩，成为经济复苏的最大阻力。如果按林毅夫先生所说的那样，我国经济增长仍然必须依赖投资(而不是消费)，那么前提是必须有足够的投资机会，也就是必须给资本足够的利润刺激，而利润来自于供给不足，但当前我国企业缺少的正是这种供给不足的机会或领域。虽然从绝对意义上，我国还存在一些供给不足甚至严重不足的领域，如城市轨道交通、社会化养老等，但从各国情况看，这些领域要么是严重亏损的，如轨道交通，要么是同市场化与社会公平要求等不相符的，如社会化养老等，因此可供民间资本投资的机会并不多。即使放开垄断行业，也不会对促进民间投资有多大作用，因为这些行业中某些虽然存在一定的利润，但其中一些产能是相对过剩的，如石化、电信、烟草等，另一些则是亏损的或微利的，如铁路等，而这类行业是不可能吸引大量民间资本进入的。
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被寄以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希望，但这是一项在短期甚至较长时期难以完成的任务。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就提出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战略，并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十几年已经过去，转型升级的任务却反而更艰巨了。其原因就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需要一系列条件的，如良好的社会结构与分配关系、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企业良好的财务支撑等等，即使如日本这样的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今，也仍然没有彻底完成结构调整的任务，就说明结构调整的艰巨性。除了竞争压力这个条件外，我国目前尚不具备良好的转型升级的社会经济条件。一个社会的需求能力及其结构决定着一个社会的产业结构，当一个社会相当部分人的收入状况恶化而致消费能力下降时，对产品质量与品质的需求也必然是下降的。这一理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相当程度时，假冒伪劣产品却屡禁不止并普遍泛滥的原因。所以，在一个两极分化较严重的社会，整个产业的转型升级任务将是难以顺利完成的。再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需要的强大创新能力我国也尚不完全具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建立在大规模技术引进与模仿基础上的，在此过程中，并没有建立起能够与发达国家抗争的技术创新能力，汽车产业是这方面的一个缩影。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缩小与在高新产业方面竞争的加剧，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技术封锁与贸易制裁程度会不断加强，使我们难以像以前那样廉价地获取本国缺少的技术与市场，高新技术产业将受到国外更严重的打压，考虑到对中国崛起担忧引发的围堵，打压的力量或许将更加强大。最后，创新是需要企业利润支撑的，而利润来自于相对宽松的宏观环境，目前我国实施的所谓“稳住宏观、搞活微观”的政策，在内外环境比较严峻、企业税赋沉重情况下，企业创新能力与结构调整能力都在降低。
城市化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保证我国经济仍然能够实现快速增长的基础———会产生40万亿的社会需求。然而，如果对此进行客观分析，会得出否定的答案。因为经过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我国劳动力的转移已经基本完成，农村许多地区劳动力的短缺程度目前甚至高于城市，需要继续转移的只是部分家属，并且其中主要是那些在城市化过程中发展情况不太好的农民工家属(在城市获得较好发展且已置业的人中的相当部分其家属已经迁移)，很显然，这些人的家属及部分农村老弱病残人员的迁徙虽然会产生一个较大的社会需求，但他们自身是没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的，主要途径必然是政府的财政支出。如果今后10年经济发展状况良好，财政收入能够保持之前10多年来的增长速度，那么这将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但假如经济形势恶化，财政收入将面临日益严峻的局面，这种情形目前已经有所显现，不少地方财政出现寅吃卯粮，况且即使像北京、上海等经济最发达的东部大中城市目前政府尚且负担不起农民的城市化，对中西部地方政府而言(东部的城镇化大部分已经基本完成)更是如此，原来相对宽松的中央财政在经济下滑趋势下也面临不少问题，这些都说明我国城镇化快速扩张的拐点即将出现，今后或将面临一个缓慢的攻坚过程，也即劳动能力弱与缺乏劳动能力的农村居民的城镇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户籍改革逐渐推进的过程。
假如财政状况恶化，这不仅会成为阻碍城镇化进一步深化的重要因素，而且还将严重威胁我国的金融安全。目前超过20万亿的地方政府债务已经成为全球担忧中国经济安全的焦点之一。考虑到今后相当时间内经济的下行趋势，财政收入状况有可能不断恶化，而为了建设“和谐社会”与“生态中国”，并推进城镇化以及应对经济衰退造成的失业增加等，财政支出压力会日益显现。虽然从企业整体的收支角度看，财政赤字的增加有可能改善企业收支状况，但财政收支持续恶化则可能带来金融危机。一旦发生金融危机，所引发的通货紧缩将对实体经济造成致命打击。即经济下行、财政收支恶化、金融危机相互之间会形成恶性循环。发生危机那样以剧烈衰退甚至社会危机的方式。
以上表明，支撑我国经济高增长的条件已不再存在，进入“发展陷阱”的可能性在增长。更主要的是，如果落入“发展陷阱”，那么其过程就不可能很短，最起码要持续近10年时间，经济增长速度会逐渐下降并最终稳定在一个低水平上，即今后几年增长率将以每年减少1%－2%或更快一点的速度下降，在3－4年后维持在约3%或更低水平上，而且这种预测还是建立在比较乐观基础上的，也就是不发生大的金融危机与社会动荡基础上的。如果发生严重的金融与社会危机，那么中国经济倒退十年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四、未来中美之间差距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排序的不断上升，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人们就在预测我国需要多少时间能够超越美国，有人认为在2020－2030年之间可实现这个目标，有人预测2050年前后会实现这个目标。随着国力的上升，盲目乐观的情绪也有所抬头，20世纪90年代末有人提出“中国可以说不”，近几年来更是有人提出当今世界进入了所谓的“2G时代”。这种乐观显然是缺乏理性的。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国力上升，显然与我国改革开放及其恰当的发展战略有关，但也正如上文所指，这是我国在一个特殊时期进入世界经济长波(参与国际分工协作)的一种客观结果，相比于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等先行者，我们并非特别出色。更主要的是，我国或将进入一个特殊的瓶颈时期，即可能进入“发展陷阱”过程。由此，被我们缩小的经济差距有可能重新扩大。即使经过艰苦努力比较顺利地度过这个阶段，从长波运行机制看，百年之内我国也将难以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引领者。
曾记得上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与美国在长波后期的相对衰落，相当部分人，甚至包括部分美国学者都认为日本在经济上将引领甚至统治世界，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日本的自信心极度膨胀，有人提出“日本可以(对美国甚至世界)说不”，并且有人提出要“买下美国”。然而，余音犹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的美国却已经不再把日本作为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来看待了，两者间的竞争差距不仅重新扩大，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似乎再看不到日本能够重新成为美国有力竞争对手的机会了。相对于我国当前情形，日本当时在各方面都略显优势，即便如此，作为追赶型国家，日本不仅没有摆脱落入“发展陷阱”的结局，而且与美国缩小的差距还被重新扩大。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结果，是因为差距较大的追赶者缺乏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方向的开山拓路能力。这种能力，只有在与领先国家的长期近身搏击中才能获得。作为追赶者，在他人所拓道路上前进的速度自然要比拓路者快，这也是缩小差距的必要保证，是后发优势的体现，但长期在别人开拓的道路上前进，会养成惰性，难以形成必要的创新能力，当差距缩小到一定程度，难以廉价地从领先者那里获得技术时，缩小的差距就可能重新扩大。从长波运行机理看，追赶者要取代领先者而成为世界经济的引领者，需要数个长波的追赶，在不断缩小的差距中近距离反复搏斗中实现。
追赶者取代领先者的另一个条件，是领先者(或者说帝国)在长期的国际经济支配地位中产生了庞大的分利集团而形成惰性，最终因制度僵化等失去创新动力。根据帝国理论，当一个社会长期处于支配地位并获得垄断利益后，极易产生分利集团而导致整个社会僵化，维持帝国所需的庞大开支最终会耗尽国力进而导致衰落。〔16〕这正如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的英帝国一样。从世界历史看，这个过程最起码需要2－3个世纪。但目前各方面的情况都难以看到美国衰落的迹象。这不仅因为美国充当世界领导者还不到一个世纪，更主要的是，由于居安思危(不断寻找甚至有意识地树立竞争对手)，还未形成严重阻碍社会进步的分利集团，因此仍然是全世界最具有创新活力的国家，几乎所有重大的科技创新成果都出自于它，创新制度像磁石般吸引着全世界的俊秀，人口仍保持较快速度增长且结构年青，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等具有高度弹性，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仍然充满活力，所以，无论是从长波还是国际经济关系等方面看，美国仍然会是今后一个多世纪国际经济的引领者。
决定一国在未来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它的科技创新能力，技术差距将决定国家之间的实际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技术进步速度虽快，但却基本上是建立在引进与模仿基础上的，至今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创新能力。从技术创新条件看，我国尚不具备建立全面创新型国家的社会基础。因为创新来自于既有需求满足基础上新需要的产生，对我国而言，从现有人均不到7千美元上升到西方发达国家人均约5万美元之间新需要的创新技术，早已被西方发达国家解决，所以，在此过程中，虽然不排除个别方面有可能取代突破，但要成为与发达国家比肩的创新型国家尚难以实现。巨大的发展差异，决定了我国难以在一个短时期内建设成为全面创新型国家。今后几十年的新技术来源仍然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引进与模仿仍将是我国技术进步的主要源泉。同时，我国现有的教育与科研体制也难以承担创新型国家的任务，应试式初等教育甚至成为扼杀创新意识的元凶，高等教育的状况则更令人失望，以至相当部分高层与精英将子女送往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深造；更严重的是，因对未来缺乏信心，向外移民或获取发达国家绿卡、转移资产等成为相当部分富裕人士的选择，送子女到发达国家留学甚至安居，更是相当部分精英人士的共同选择。据报道，我国科研领域顶尖人才流失数量已居世界首位。〔17〕这样一种环境是难以建立起创新型社会的。自然，教育与科研体制可以改造，但即使从现在着手这方面的努力，从长波运行机制看，也不可能在两个长波之内赶上并取代美国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这种情况决定了我国经济总量在接近美国时，可能会像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那样，经济增长速度开始落后于美国。
从长波运行机制看，一个社会要取得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除了内部良好的制度与改革外，还需要外部存在与被追赶者及追赶者之间较大的发展差距，与被追赶者(与自身较近的更发达的国家)的较大差距，是保证自身有较强相对竞争优势的条件；与追赶者(与自身较近的后进国家)的较大差距，则是自身竞争优势得到发挥的基本条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然而，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我国无论是与被追赶者(如韩国、墨西哥、我国台湾地区等)，还是与追赶者(印度、越南等)之间的差距都已大幅度缩小，加上内部社会环境因素，由此决定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我国很可能失去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这种情况也意味着，我国经济今后或将呈现温和式增长形态，即与被我们长期追赶的发达或较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相接近。这正如增长理论所揭示的，各国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会呈现趋同现象的原因之一。尽管作为后进国家，平均增长率仍然将快于发达国家，但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不会再像改革开放30年来那么大。
要素禀赋方面的情况也反映出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趋势并不乐观，不仅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而且受到资源环境容量的严格约束。由于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致使我国还未进入现代化就面临人口老龄化窘境，因此人口问题将成为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与之相比，美国尽管早已实现现代化，但由于不断地吸引国外移民，因而保持了人口结构的相对年青与总量的合理增长，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资源环境的约束同样严峻，我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在牺牲资源环境基础上实现的，这种状况至今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而且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突出问题。
此外，体制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两极分化问题等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阻碍也是十分明显的。实际上，即使我们能够在改革中克服这些困难，同时假定世界经济形势保持稳定，从上面分析中知道，我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也就是未来10－50年之间的经济形势也并不是很乐观的，能达到3%－5%的增长速度就十分惊喜了。
如果我国今后50年保持3%－5%的增长速度，而美国仍然保持约3%的增长速度，那么在经济总量上赶上美国需要约50年时间，考虑到人口因素，两者之间的发展差距仍然巨大；即使经过更长时间在人均总量上接近美国(人均收入要超越美国，必须在技术上超越美国，人均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技术差距决定的)，也并不意味着中国能够取代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因为其中还存在着技术差距。
其间，未知的因素将不计其数，国家间的沉浮变化更是常态，当我们满怀信心试图超越领先国家时，存在着更多的试图取代我国地位的潜在竞争者。而现代国际关系中，GDP不仅有量的内容，更有质的规定，对一国在国际上的绝对与相对地位来说，质的作用更大。所以，保持清醒意识与谦和之心，韬光养晦，仍然是我国今后相当时期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应当采取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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