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太民主化的“新把戏”

奥巴马连任以来，在推广民主方面相比过去四年更加积极。一方面，奥巴马在第二任期所任命的负责外交、安全事务的官员，例如，新任国务卿克里与新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对民主人权事物一直就十分上心。另一方面，经济转好也开始让美国重拾自信，美国众多非政府组织重新开始活跃。根据美国2013财年预算，美国在全球多数地区的“民主投入”都有显著提升，尤其是在美国的战略重点亚太地区，投入相比2012财年同比增长25%，这足以让“自由之家”、“民主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开辟更多项目了。

2013年12月，苏珊·赖斯就“人权问题”发表公开演讲，这是继希拉里发表“互联网自由”公开讲话以来，美国政界再次聚集“民主”议题。在这次讲话中，赖斯明确提出了未来美国全球民主推广的四个指针：不通过“枪杆子”推广民主；在民主人权与美国国家利益冲突时接受短期折中办法；对侵犯人权行为施以经济制裁和外交压力；推动21世纪的“人权议程”，这其中包括尊重男女平等、非歧视同性恋、保护发展公民社会等。乍一看，赖斯的四点方针好像意味着美国在对外民主化上有所收敛，但只要美国仍然把强调自己的“民主优越性”、推广“美式民主”视为己任，那么其做法就不会有什么根本区别。

国务卿克里也在2013年年底数次为“人权问题”站台。12月，他先在“国际人权日”上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支持那些因为倡导人权而被关押的人们”，后又呼吁寻找老挝一名失踪已久的“公民社会”领导人，称此人“有领导风范”。克里出访越南、菲律宾期间，多次谈及人权问题，还就此向越南政府施加压力。美国新一轮亚太民主化的典型案例是启动“东南亚青年领袖”计划。2013年12月，奥巴马亲自通过视频讲话的方式启动该计划。其实，早在一年前，美国国务院就已经开始了相关活动。从活动的规模和政府的投入来看，“青年领袖”计划堪比前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提出的“公民社会2.0”计划，将成为美国未来四年民主战略的“标杆项目”。美国在计划书中表示，东盟地区65%以上的民众在35岁以下，均属于计划的覆盖人群。美国将针对其需要提供“领导力培训竞赛”、“赴美留学”、“促进区域内学术交流”、“探索解决地区问题的方案”、“劳动技术和英语培训”及“培训青年志愿者”等方面的援助和支持，借此促进美国加强与东盟的联系。美国社会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民主化战略的主要支持者和参与者，如今，这些民间精英也想出了一些隐性推广民主化的“新手段”。例如，刚刚从纽约市长任上退下来的亿万富豪布隆伯格，就将退休后的精力投入到自己新创的“咨询事业”中。在任职纽约市长的12年期间，他自掏腰包6.5亿美元拆解了纽约的“财政炸弹”，创造了数十万就业岗位，根除了这座超大型城市的若干“城市病”。如今，他希望把这些经验推广到全世界，向更多超大型城市输出自己的“纽约模式”。而全球人口最多的十大城市中，大多都分布在太平洋两岸及南亚地区，可见亚太将是布隆伯格施展的重点。

手法更为灵活多变

从赖斯、克里的演说及美国政府和民间近期的一系列举措来看，奥巴马的民主输出战略有其独特之处，体现了美国在经历若干民主化经验和教训后的“重新起步”。在理念上，奥巴马的思路与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时期强调的“软实力”一脉相承，强调通过非暴力、非胁迫的方式推广美国世界观和价值观，以保护人权活动人士为名干涉他国内政。但是在具体做法上，奥巴马比希拉里更为柔和、隐蔽，不喜欢搞“形象工程”。“东南亚青年领袖”计划开展一年多来，媒体上鲜有报道，远没有“公民社会2.0”那般兴师动众，但各项工作却稳步推进。

此外，从此轮民主化战略来看，美国吸取了过往的经验，尤其对“阿拉伯之春”进行了深刻反思。美国民主战略思想界认为，“阿拉伯之春”不仅未能改变该地区军人干政、法制薄弱、漠视人权等传统顽疾，还使该地区陷入美国不愿看到的混乱之中，甚至有损于美国外交利益。历史经验表明，凡是此轮“民主化转型”演变为社会动荡后，“民主化”几乎都以失败告终。美国应更重视营造“民主化”发生的基础，而不要做“点火者”。

在上述理念和反思的指引下，美国此轮民主输出呈现出三大主要特点：一是注重输出法律制度和解决方案。以往美国在推行民主化时，强调“照搬”美国制度，要求建立“三权分立”、“一人一票”的制度体系，常以此为提供外援、改善关系的先决条件。但这些“高大上”的政治制度无法解决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因此难以成功。如今，美国则将更多精力用在输出“民主的细节”，根据对象国需要制定相应的“民主化援助”计划。例如，近些年印尼、菲律宾先后遭遇海啸台风等天灾袭击，美国恰逢其时地提出“帮助”东南亚国家修建防灾减灾网络，借此推进当地“公民社会”的力量建设；东南亚国家普遍希望扩大对美出口，承接美国产业输出，美国随即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中加入关于环保、限制国企、独立工会、跨国争议仲裁等条款，打着帮助对象国提升在美贸易分工地位的旗号输出美国的各项基本经济社会制度。

二是瞄准青年、草根、中产阶级等未来社会支柱。以往，美国民主化喜欢走“上层路线”，注重培养、影响乃至收买对象国政治精英，培育政治代理人，期望由此类“少数人”推动美国化的内部改革。但伊拉克、伊朗和中亚颜色革命后的情况表明，此类行动虽然可能短期起效，但长期来看这些代理人仍旧“唯利是图”，随时可能与美国翻脸。如今，美国开始将主要目标放在广大青年、草根和中产阶级上，利用各种方式向其输出美式价值观，造就大量欣赏、钦慕美国社会制度和思维模式的普通民众。美国尤其看重城市和中产阶级的作用，认为在未来国际社会中，城市的作用将更为突出，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将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只要美国能在城市治理上掌握一些领先世界的“绝活”，那么美国就仍然能够居高临下的“指导”他国。

三是手法更为灵活多变，能屈能伸。赖斯的演说表明，民主化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特殊性”正在下降。为了本国国家利益，美国能够接受在民主问题上的“妥协和让步”，使美国在与所谓的“非民主”国家接触中有更大空间和余地。例如，美国改变了对缅甸、越南等国外交的生硬做法，不再追究“民主人权”上的旧账，或以一些不切实际的“人权改善”标准作为改善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而是通过接触和经济、外交方面的“奖赏”促使对象国立场松动，类似做法迄今效果良好。这种改变也使美国在外交行动上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可以更为灵活地将民主化、对外战略和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多渠道、慢慢地向对象国输出民主化“基础”，从而在外交和人权两方面一箭双雕。

“糖来了”比“狼来了”更加危险

上述一些事例表明，美国民主化的强制性、颠覆性色彩正在减弱，而诱导性、蛊惑性正在增强，手法变得更加隐蔽、复杂，更难以被发现或防范。由于美国民主化的主要对象已转变为一般民众，其具体措施做法开始积极迎合草根民众的不满和需求，如在教育、医疗、收入、社会治理等方面提出带有鲜明美国特色的倡议、解决方案或援助条件，这些民主化行动很多时候已难以和正常合法的慈善、外交援助、救灾和商业合作区分开来。这意味着，一旦对象国采取强硬手段打击或禁止此类行动，将伤及不少民众的切身利益和感受，遭致反感。由此看来，民主化已经不再是一场“渗透”与“反渗透”斗争，而是美国与当地政府之间争取“民心”的斗争了。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