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全球化对资本主义的影响具有两重性，既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对衰落，又促进全球资本主义再崛起。当前尚未结束的全球金融—经济大危机，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大危机的基本战略就是逆全球化，逆全球化对中国发展而言是严重的危险，必须通过以和平发展为基调的综合性对策予以破解。

【关 键 词】逆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平发展

2008年以来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堪比1929年大危机。1929年大危机不仅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引发了资本主义的深刻改革和全球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那么，是什么引发了当前尚未结束的大危机？新的大危机将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在此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将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一、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动向：资本主义的再崛起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衰落

全球化与资本主义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才真正开始，世界历史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就是全球化开启与不断深化的过程。但是，全球化不等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全球化本质上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500年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在不断全球化，社会主义也在不断全球化，虽然资本主义在全球占据明显优势，但是社会主义也占有重要地位并呈现勃勃生机。

500年全球化史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阶段：二战前的400多年为第一阶段，二战后到冷战结束的40多年为第二阶段，冷战后为第三阶段。全球化在不同时期呈现“进两步”或者“退一步”的不同走向，总体上呈现波浪式发展的规律。

在第一阶段，全球化的基调是立足于国家武力的全球贸易，殖民主义则是其总特征。在前400年时间里，虽然冲突不断，但是贸易全球化的总态势是不断深化的；到19世纪末，随着殖民地瓜分完毕，以国家武力为后盾的全球化走到尽头，接连两次世界大战不仅摧毁了殖民主义体系，也宣告传统全球化模式的终结。

在第二阶段，全球化的基调是以东西方两大集团军备竞赛为背景的两大市场内部的跨国分工与合作。在前20多年，两大集团内部经济联系与整合大大深化，其后两大集团内部开始出现分化(以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和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为标志)。最终苏联集团破产，全球化走出二元化的时代。

在第三阶段，全球化的基调是世界各国和平竞争为背景的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个阶段，阻碍全球化的政治边界基本被打破，全球化第一次得以在全球范围推进，也可以说人类历史从此进入真正的全球化。以冷战结束、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为标志，全球化高速推进，中国加入WTO则掀起全球化的高潮。但是进入21世纪，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开始由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由此引发一轮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并触发全球化出现“退一步”的态势。就资本主义而言，在第三波全球化中出现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最新动态。

1.资本主义再崛起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产生之后，发展迅速。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到其顶峰，最先进的国家不仅经济上，而且社会、政治、文化都高度资本主义化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开始大规模暴露出来，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根源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两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力和控制。一方面，世界上出现了与资本主义相抗衡的社会主义国家，打破了资本主义垄断世界的局面；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了强有力的非资本主义因素，从内部对资本主义形成局部控制。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非资本主义因素，需要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进一步说明。在政治方面，随着社会主义作为现实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走上历史舞台，工人阶级通过经济和政治斗争成功改变了资本主义垄断一切的格局，工人阶级争取到普选权，特别是二战后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在一些国家取得执政权。工人阶级通过对上层建筑的有效影响反作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与经济，建立了越来越严密的社会保障制度，抵消了“无产阶级贫困化”这个铁律的影响，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而相应提高。在经济方面，在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越来越大，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打碎了人们对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迷信，上层建筑再次发挥反作用，国家开始越来越深地参与经济生活，不仅出现了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国有经济，国家还开始立法对资本进行各种管制，比如反垄断。人们喜欢用国家资本主义形容这种“资本主义新变化”，但国家资本主义本质上不是资本主义，因为它不具备资本主义的两个核心要素——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自由交易。国家资本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手段。邓小平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所谓资本主义也有计划，主要就是指所谓国家资本主义。

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再崛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随着苏联集团在冷战中的失败和苏联模式的破产，原苏东地区的国家以及世界上数十个曾经搞过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纷纷转向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全球版图扩大了。

第二，全球化使得资本主义摆脱了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受到的控制，资本纷纷撤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投向劳动力价格低廉而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为了获得本国最稀缺的资源——资本，从税收、土地、环境、劳动保护等各个方面向资本倾斜，为资本提供了类似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环境，于是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获得了蓬勃发展。冷战结束后，随着WTO的成立与扩张，商品、资本、技术的全球流动成本快速降低(发达经济体关税总水平降低37%左右，发展中经济体降低24%左右，中国降低36%左右①)，规模快速扩大(全球贸易额的成长速度比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快一倍左右)。与此同时，信息技术革命和运输技术的进步为跨国公司提供了生产力基础，跨国公司一跃而成为全球化的主导力量。1968年全球跨国公司总数只有7276家，其国外分支机构为27300家，经过20年的发展，到1987年跨国公司总数增加至两万家，国外分支机构增加至十万家，分别增长了2.7倍和3.7倍。此后，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跨国公司迅猛发展，2000年全球达6.3万家跨国公司，设立分支机构70万家，分别比1987年增长三倍多和七倍。跨国公司的生产总值已超过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0%。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UNCTAD)报告显示，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价值链，在全球贸易中大约占到了80%。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直接投资的90%，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979年-1997年间年均增长12.4%，远远高于同期以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国内生产总值6.3%的增长速度。1994年-2004年，全球最大100家跨国公司的海外资产从41.1%提高到53.4%，1995年-2004年全球100大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则从48.9%提高到56.8%。②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过去的多国发展战略调整为全球发展战略。跨国公司全球扩张使其成为国际生产一体化的主要载体。

2.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衰落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冷战结束后，一度认为“冷战的胜利=资本主义的胜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胜利”，但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却导致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乃至陷入深重的危机。

为了规避发达国家的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高环境保护、高劳动保护、高社会责任，资本按照其本能的指引，大规模撤出发达国家，投向发展中国家。初期，跨国公司只将劳动密集型的、利润最低的、最末端的生产环节转移出来，而将研发、管理、营销等高利润部门留在发达国家，从而推进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升级，出现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高潮，出现了发展的黄金期。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随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高，跨国公司进一步将包括总装车间在内的主体生产部门和部分研发、管理、营销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一步步掏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体经济，这些国家特别是美国越来越依赖虚拟经济来维持其经济增长，但是失去有效管制的虚拟经济，最后以疯狂投机和泡沫经济给以回报，从而引发次贷—金融危机，宣告其黄金时期的结束。与此同时，实体经济的缺失还引发了越来越严重的失业，在经济增长期，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维持10%左右的失业率，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也颠覆了“就业优先”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严重失业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而传统上依赖高税收、高福利来缓和社会矛盾的策略也开始失效，因为政府的征税能力也开始下降(一方面是税源减少，另一方面是为了吸引资本而降税)，而上层建筑并不会轻易向经济基础低头，因为怕失去支持而不敢降低社会福利的政府只能依靠借债维持，日积月累最终导致债务危机的爆发。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现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开始下降，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加速崛起。从1991年到2011年的20年间，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G7)在世界GDP中的份额从2/3下降到不足一半，而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则从7%左右上升到20%左右(见表一)。

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综合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爆发于2008年的二战后最大经济危机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虽然有局部企稳迹象，但整体复苏还遥遥无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这次大危机的爆发地和主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越来越显示出整体性、综合性。最初分别被称为次贷危机、欧债危机，而后被称为金融危机的危机绝不仅仅体现在次贷、欧债、金融方面，而是表现在整体经济层面，甚至社会、政治、文化层面。经济层面的衰退与萧条，社会层面的失业、贫富分化与社会动荡，政治层面的政党恶斗与政治僵局，文化层面的反资本主义浪潮等，都深刻呈现了这次大危机的严重性与综合性。这次有与以往相比更广泛、更深重的危机爆发的原因，观察家各有判断，笔者认为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1.周期性因素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很强的周期性，每5—7年就有一个小的周期，每50—70年就有一个大周期。小周期危机通常范围有限、烈度有限，大周期危机通常是综合性危机，范围广、烈度大、延续世界长。历史上曾经发生两次综合性大危机：一次是1873年-1893年，另一次是1929年-1941年。2008年开始的新的危机从性质上类似上述两次大危机，尽管人们已经学会通过政府干预缓解危机的烈度，但是危机因而可能会蔓延更长时间，未来十年都有可能走不出总体萧条的阴影。

2.制度性因素

二战以后，由于人们学会了并且越来越娴熟地运用国家干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相对较轻，因此有些人据此否认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和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然而根植于生产方式和经济规律的经济周期不会因为政府干预而完全消失，而且政府干预越来越无能为力，因为政府越来越被自己赖以存在的制度给绑住手脚。制度问题中最核心的就是按照一人一票决定政治控制权的大众民主与按照资本量决定经济控制权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大众民主使得高工资、高福利成为刚性制度，哪怕右派政党执政也不能对之进行实质性调整。政府可以选择的反危机政策手段局限于减税、增发货币等，增发货币通常会加重危机，而减税的同时不能降低政府开支就只能借债，结果导致债务越积越多(见表二)，欧债危机和美国财政危机就由此而来。陷于欧债危机的国家试图降低社会福利来缩减开支，结果导致大众民主的强烈抵制，引发政治危机。这种危机在全球化条件下更加严重，因为全球化导致政府不敢采取增税、国有化等手段进行干预，那样会引发更严重的资本流出，加速掏空经济基础。可以说制度性危机也是一种高成本危机。

3.结构性因素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1世纪初爆发综合性大危机有其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主要是：出生率持续下降导致社会活力衰减；老龄化不断加深导致社会成本直线上升，欧洲已于2000年变为成熟型社会，即60岁以上老年人多于15岁以下的青少年。根据欧盟老龄化工作小组的统计数据，希腊作为这次欧债危机的源头，其老年人占总人口比率是全欧洲最高的，人口老龄化负担达到GDP的15.9%。⑤家庭制度动摇导致青少年教育恶化，英国50%的孩子是非婚生的，美国1/4的孩子成长于单亲家庭。这些典型的后现代现象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竞争力相对下降的长期趋势。上述结构性因素不仅一时无解，而且还将长期持续。为了缓解结构性因素造成的问题，相当多发达国家依靠引进外国移民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移民数量的增长以及移民家庭的高生育率将会引发这些国家民族结构的深刻变化，由此又产生严重的文化危机。

上述三种因素叠加，导致本次危机具有周期性、制度性和结构性的鲜明特征，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缺乏有效的反危机办法，因为经济周期本身是经济规律的体现，制度刚性看不到大幅度软化的可能，结构性因素将长期存在甚至愈加严重，2008年之后，发达国家政府既采取了一些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也采取了一些自由主义的政策，仅仅是制止了出现大崩溃的局面，但是无力改变危机本身。某种意义上，欧债危机和美国财政危机是危机的升级版，次贷危机可能引发企业破产，前者则可能引发政府或者国家破产。

三、逆全球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危机的策略

全球化引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始料不及的后果：一是自身陷入严重的危机且无法摆脱，二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的崛起导致其统治地位动摇。于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逆全球化，也就是全球化出现“退一步”的趋势。

1.贸易保护主义死灰复燃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虽然各国政府宣称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但政策操作中却出现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如今的贸易保护主义被称为新贸易保护主义，其主要特点是：第一，主要保护手段由关税转到非关税措施，包括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市场准入壁垒、认证认可壁垒等。这些措施灵活、隐蔽、限制性强，世界贸易总额一半以上受到各种非关税限制。第二，保护政策对产品的针对性越来越强，通常选择他国最具竞争力的产品类型进行限制。第三，保护政策越来越针对具体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国这样有强劲竞争力的国家。

据WTO统计，2008年第四季度至2009年第三季度，全球新发起反倾销调查234起，反补贴调查23起。2009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调查达230到250起，同比增长达11%—20%；新发起反补贴调查达41起，同比增长193%。“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lobal Trade Alert)的研究报告指出，以邻为壑的政策在2009年达到顶峰后，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保护主义并未回稳至一个较低水平。2010年和2011年，包括关税上调、出口限制及不公正的监管调整在内的保护主义措施大幅增多，增幅远远超过此前预期。虽然2008年二十国集团(G20)作出了维护自由贸易的承诺，但其成员国总体上却要对约80%的保护主义行为负有责任，G20贸易总额中受影响的贸易额所占比重至少为10%。⑥中国是贸易保护最大的受害国，全球40%的贸易保护针对中国。2001年11月发起的多哈回合谈判本来就磕磕绊绊，结果在经济危机爆发的2008年戛然而止，此后更是难以重启。

历史上，贸易保护主义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恶果令人记忆犹新。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国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对两万余种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全球贸易大战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全球贸易额从1929年的360亿美元下降到1932年的120亿美元。美国本土出口额则从1929年的约52亿美元锐减到12亿美元。世界经济因而陷入更深的深渊。

2.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再工业化

去工业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生产能力，主要是制造业产出和就业比重降低的过程。全球化浪潮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存在去工业化态势。1980年至2010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1.1%降低到11.7%，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从21.6%降低到8.9%。欧盟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从1996年到2007年，工业占欧盟GDP的比重从21%降至18%，工业部门吸收的就业人数从20.9%降至17.9%。⑦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很多人将金融危机的根源归于“去工业化”，于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推行“再工业化”战略。

再工业化是指重新重视和发展工业，包括改造提升现有工业和发展新工业的过程。⑧再工业化发达国家基于工业在各产业中的地位不断降低、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相对下降、大量工业性投资移师海外而国内投资相对不足的状况提出的一种“回归”战略，即重回实体经济，使工业投资在国内集中，避免出现产业结构空洞化。

2012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强调，为了让美国经济“基业长青”，美国需要重振制造业，并表示将调整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家把制造业工作岗位重新带回美国。日本面对自1980年以来的首次贸易逆差提出，从长远来看产业转移造成的制造业空心化是日本出现贸易赤字的趋势性因素。因此，日本政府必将出台措施，着力扭转制造业流失局面。同年12月6日，苹果公司CEO库克宣布要把苹果公司的部分生产线拿回到美国。另外，包括通用电器、克莱斯勒、惠普、耐克等著名品牌，也相继加入回流潮，纷纷把部分生产线转移回美国。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去工业化是全球化合乎逻辑的自然结果，但是却威胁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于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开始出手进行逆向操作，其结果必然是全球对外投资的萎缩，全球对外投资净值占GDP的比重在2007年达到高点(4.59%)后开始快速跌落。

3.主要国家间文化与政治出现恶化势头

面对危机，各国的右翼势力都会不同程度抬头，这是历史规律。但是本次危机中右翼势力已经不仅是舆论喧嚣，而是深刻影响了各国的国家战略与主流文化。

国家战略层面，冷战后全球合作占主流的态势正在被削弱，新的针对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的冷战思维抬头，通过冷战遏制新兴大国的崛起、确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既有统治地位的思维越来越渗透到决策中。美国决心在亚太实现“再平衡”，美日在钓鱼岛问题上主动发难，都包藏将中国拖进冷战框架的大阴谋。美国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胜利者和最大获益者，深谙通过战争打垮对手或者潜在对手的门径。

全球化的大方向本来是走向世界大同，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扭转颓势而推行的逆全球化正在发生文化效应，盖洛普等多家外国调查机构和一些国内学术单位的调查显示，主要大国民众之间的好感度在危机蔓延后开始转折性下降，特别是中日、中美、中韩之间。

历史总是曲折前进，进两步退一步，现在就处于退一步的历史阶段。承认这个客观现实，是我们正确应对的前提。

四、和平发展：中国应对逆全球化的战略思考

逆全球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当前大危机的总战略，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态势分析，大危机形成的萧条期可能要蔓延一二十年(上一轮的全球经济高潮与信息技术革命高度相关，但未来一二十年难以出现一类可以媲美信息技术的科技革命全面推动全球经济高涨)，因而逆全球化的战略可能会延续一二十年，并且会因为逆全球化战略而延长萧条期达二三十年。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逆全球化存在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一种是孤立主义或者说贸易保护主义的，着眼于经济层面的收缩防守。在全球分工合作体系已经高度紧密的今天，这种逆全球化基本是温和、可控的。比如，美国的再工业化只可能抢占高端制造业的阵地，不可能重建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进而和发展中国家争夺中低端工业品市场。另一种方向是扩张主义的或者说冷战式的，着眼于围堵、封锁最具竞争力的新兴大国，通过经济制裁、军备竞赛等方式压垮对方；同时，通过投资军事工业拉动本国经济发展、推进本国高科技研发，并通过冷战强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固有联盟。

中国应对逆全球化的总体战略应该是：第一，坚决避免激烈的逆全球化，也就是说要坚决防止逆全球化演变为针对中国的新冷战；第二，努力缓解温和的逆全球化对中国的负面影响，也就是积极理性防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消极影响。

具体来说，应该从下面六个方面建构应对战略。

1.将扩大内需放在首位

要彻底改变依赖外资、外需推动发展的发展模式，将扩大内需作为国家最高经济战略予以推动，夯实立足国内市场实现发展的经济基础，以应对逆全球化导致的外需萎缩、外资萎缩问题。

2.全力以赴改革攻坚

中国30多年形成的发展方式对全球化有高度的依赖，如今对中国而言不仅全球化红利，而且劳动力红利、环境红利和土地红利均已告罄，惟有改革红利可以大加利用。应对逆全球化，根本上是要转变发展方式，提升综合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但是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会自动实现。中国转变发展方式最大的障碍还是体制，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方式天然是粗放的、不可持续的，必须站在中国梦圆还是中国梦碎的高度看待改革问题，通过改革使中国经济走上企业主导、科技支撑、内需拉动的康庄大道。

3.未雨绸缪确保能源安全

当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和能源进口大国之后，能源安全就成为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成为中国最大的软肋。为此，首先要学习日本，全力推进节能降耗，争取早日赶上日本的节能水平；其次要学习美国，对新能源技术进行战略性投入，抢占新能源技术的制高点。这样就能将能源安全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当然，通过各种手段确保海陆两线的石油运输通道安全乃是战略底线。

4.真心实意维护和平

要将促进国际和平特别是亚太和平作为最高国际战略，全力避免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发生热战或者冷战，如果失去和平、合作的国际环境，中国将出现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危机，现代化会半途而废，中国梦会再度蹉跎。首先要避免领土问题的蝴蝶效应引发与美国的军事对抗，从而为美国右翼提供成功推行冷战政策的社会土壤。同理，要避免台湾问题演变为武力解决。第三要避免国内非理性民族主义成为大气候，从而出现中东那种社会性、文化性反美现象。总之，第二大国要挑战首要大国，特别是首要大国并不孤立时，失败是必然的，500年来世界历史已反复验证。

5.宣导人类共赢的价值观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对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绝对不是零和博弈，绝对不是要代替某国成为世界统治者。中华民族的伟大就在于它会将自己的繁荣与复兴建立在多元共生、天下大同的价值观上，而不是唯我独尊的价值观上。因此，在国内的宣传教育、舆论导向上，不能以压倒美国、报复日本为出发点，而要努力宣导“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语)的思想，宣导人类共赢的价值观。非理性的狭隘民族主义如果成为主流社会意识，将会使一个国家走上德、日曾经走过的邪恶之路、毁灭之路。

6.科学反制逆全球化

全球化浪潮中有三个因素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有效控制的。第一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力因素，这些因素会有力突破各种保护主义的人为藩篱；第二是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组织因素，跨国公司包括发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与其发源国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而跨国公司又是全球化的最大获益者，跨国公司将是逆全球化最有力的反对者；第三是不属于发达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特别是在全球化浪潮中高速发展的金砖国家和金钻国家，这些国家也是逆全球化的有力反对者。中国充分利用这些积极因素，可以有效缓解逆全球化造成的不良影响，争取早日扭转逆全球化。

注释：

①参见胡锦涛《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高层论坛上的讲话》，参见新华网2011年12月11日。

②有关跨国公司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历年《世界投资报告》。

③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

④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GC.DOD.TOTL.GD.ZS/countries。

⑤参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7/19/c_12346946.htm。

⑥参见财经网http：//comments.caijing.com.cn/2012-06-19/111902378.html。

⑦芮明杰《欧美“再工业化”对我国的挑战与启示》，载于2013年3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⑧刘戒骄《美国再工业化及其思考》，载于《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