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的论述中梳理有关城镇化的目标、基础、动力、本质等思想，可以得出：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是城镇化的目标；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是实现城镇化的基础；生产力发展是城镇化的动力要求；“以人为本”是城镇化的本质要求。这些重要思想对今天中国的城镇化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城乡关系　城镇化　以人为本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关系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早在150多年前，马恩就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城乡分离、城乡对立的现象着手，开始分析和研究城乡分离的原因以及城乡发展的未来走向，提出消灭城乡对立、实现城乡融合的思想和理论。这些思想和理论对于我们今天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是城镇化的目标

人类社会城镇化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类探讨和研究城乡关系的历史，在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就曾经研究了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的由来和未来的走向。他们关于城乡关系的思想散见于一系列经典著作中，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共产主义原理》、《论住宅问题》、《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城乡关系与社会分工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人口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态，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①。同时，由于城乡的分离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对立”。在城乡分离和对立的进程中，城市始终主导并深刻影响着乡村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资本的顶礼膜拜和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造成了城市的畸形发展，大量积聚于城市的农业人口同时受城市工商金融资本的剥削，从而给农业生产造成更大的影响，更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差别甚至对立。然而，社会的发展是在一定的矛盾范围内前进的，城乡分离、对立甚至冲突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的历史阶段。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高度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城市中人口、资源的严重超载等又为消除城乡对立创造了物质技术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接受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在对城乡差异与对立的不合理性进行批判的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消灭城乡对立、实现城乡融合的必然性以及具体途径。“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②其实，早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恩格斯就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思想。他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③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未来社会的城乡融合在新的更高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这种融合的模式将尽可能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两者的偏颇。

通过以上关于马恩城乡关系思想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城乡关系以及人类城市化进程的研究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城乡对立、城乡差别，他们在历史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城乡对立的同时，又明确地肯定了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向乡村的扩展以及对乡村经济的冲击具有历史必然性，城市化发展具有其历史进步性，在生产力尚未高度发展之前，“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④。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新型产业的出现以及“城市病”的蔓延，城乡分离和对立终将逐步消解，进而实现城乡之间的融合，其实质内涵即是城乡一体化的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是实现城镇化的基础

从生物生存的角度看，存在于自然界的生物需要相互间的“物质变换”来获取自身所需物质，即通过一系列的化学作用转化为自身有用的物质，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为其他相依赖的生物提供维持生命正常所需要的材料。人是一种存在于自然界而且始终不能脱离自然界的高级生物，马克思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⑤由此可见，在马克思那里，自然是人生存的基础，人类自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从来只有在自然界中才能生存，只有靠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的物质变换才能提供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

从物质变换的角度看，人类城镇化的进程也是人与自然关系不断变化的过程。以工业化为动力的近代城镇化进程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实现了人的存在方式的根本变革。在农业文明为主的乡村社会，人们在与自然直接的作用过程中获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由于农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比较直接，相互间的作用和反作用的周期也较短。因此，在农业文明时期，人更多地对自然有一种敬畏之情，从而自发地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城市化（城镇化）预示着人的生存方式的提升，在告别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同时获得了生活质量的改善，使人们通过“物的依赖关系”作为纽带连接成为社会关系。如果把自然分为“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的话，乡村社会中的自然更接近自在自然，而城镇社会中的自然则更多的是人化了的自然。人居住在人化了的自然环境中，使人与自在自然相隔阂，因此人对自然的认知能力也就相应地受到影响。从表面上来看，城镇化使人与自然的关系间接化了，人类可能不会因为一时违背自然而招致直接的影响。而且，城镇作为现代工业的中心，现代技术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的生存环境，人类由此天真地认为自然总是按照人的需要来改造，而且技术进步是无止境的。但这恰恰是人类的短视。因而，城市一方面聚集着社会发展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也破坏着人与土地之间最原始最淳朴的物质变换，使自然的物质交换链条在某种程度上形成断裂，甚至大量的工业废物对土地和生态造成了持续性破坏，影响到人类的健康生活。恩格斯很早就提醒过我们，如果人类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征服的胜利，人类终究会受到自然界的报复。自工业文明以来人类经历的数次来自自然环境的灾难已经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

城市化进程中人对自然环境的漠视成为城市污染、环境恶化的主观因素。从1952年的伦敦雾到2012年的北京霾，人类经受了与自然关系不和谐而导致的恶果。如果说城镇化是现代社会能使人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阶段，那么，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城镇化战略是能够满足这一要求的前提和基础。

生产力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分工是导致城乡分离的直接原因，也是推动城乡关系发展的直接动因，而反过来生产力又是社会分工产生和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分工的发展程度进而成为城乡关系发展趋势和演进方向的决定力量。因此，生产力发展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

首先，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分工形成和产生的条件。分工的出现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的，它是历史的产物。历史上几次大的社会分工都是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其次，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生产力诸要素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生产工具日益更新，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不断提高，劳动对象的范围逐步扩展，这一切又使得分工的不断扩大和发展成为可能。新的社会分工出现后，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生产资料、劳动力及其他社会资源分配逐渐趋向于生产效率较高的地区或行业，人口也加剧了从以农业产业为主的乡村向以非农产业为主的城市（城镇）的迁移，社会的城镇化率不断提升。再次，生产力发展的不同状况也决定了城乡关系的不同发展面貌。因为每一次新的生产力的获得，都会使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近代城市化的进程与工业化、现代化密切相关，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不断革新、进步的结果。技术进步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深厚而久远，也是城镇化发展归根结底的原动力。无论是产业的集聚或分离，还是产业结构演进、调整，抑或是城市规模或城市规划的变革，无一不是技术发展的最终体现。但是，尽管马克思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绝不能认为生产力发展是城镇化的唯一决定因素，那种认为“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化自然而然就推动了城镇化”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很早就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⑥很显然，城市化也会对工业化、现代化起反作用。没有城市化，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也很难在封建母体中孕育。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化与现代化、城市化相互影响，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城市化带了现代化，正是在这有系统的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共同演化的进程中带来了现代的城市文明。

“以人为本”是城镇化的本质要求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解放人、发展人的学说。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发展的起点，“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⑦马克思关于人的思想强调了自然和社会的“属人性”和以人为中心，把人当成社会历史的主角，把人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和最终尺度。人以实践的方式作用于自然，与一般的动物不同，人既是认识的主体，也是实践活动的主体，人能够利用规律达到掌控他物的目的。马克思的人本思想不仅确立起了人在自然界以及社会历史中的基础和主体地位，而且确立了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最高目标。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自身的发展将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人在很高的程度上摆脱了自然界和社会的束缚，每个人的诸方面都得到尽可能地充分发展，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高度和谐的社会。

然而，一个人人都能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不是想当然就能实现的。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分工直接造成劳动者的片面发展，而恰恰是由于体力和智力的分离导致了社会分工的出现，因而只有消灭这种简单以体力和智力的不同而进行的分工，将劳动者身心、体脑结合于自身，使其在社会职能、活动方式的转换中获得更大的自由，人自身才能获得更加全面的发展。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⑧人追求自身的发展不仅要求人通过自己的斗争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也要求人从社会的剥削、压迫中解放出来，从禁锢的错误观念中解放出来，使个人的体能、智能、才能等诸方面尽可能地充分发展。城镇化的实现也正是完成这些解放的途径之一。城镇化是人类社会迈向现代文明的必然历史进程，是人的存在方式的根本变革，也是人的实践本质的体现。以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为动力的城市化进程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构成关系的结构”。在农业社会中，人通过与自然的直接作用获得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生产方式居于主要地位；城市化则预示着告别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而使人们的生存方式得以提升，使人们通过“物的依赖关系”作为纽带连接从而形成社会关系，并构成群体的相对独立的非依赖的生活方式体系。在马克思看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超越了人对人的依赖，成为社会发展的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关系以及人的多方面的需求全面建立和爆发。以人的自由性为基础的个人全面发展阶段，是第三大形态，第二形态是第三形态的前提和条件。

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三形态的理论从人的发展的角度经历了“人的依赖性—人的独立性—人的自由性”的转变，从城乡关系的角度经历了由“城乡分离—城镇化—城乡融合”的转变。从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关于斗争的学说也是关于人的学说，马克思关心无产阶级的命运，关心人的发展，他认为“以物为本”甚至“金钱至上”的社会终将会被“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所代替。

从现实的发展来看，城市化也是人作用于自然的实践过程的结果，人按照自己的目的进行生产实践。城市比乡村给人提供了更好的衣、食、住、行的条件，人类建造和发展城市是为了人自身生活的更方便、更自由、更安全，为了让人的本性、人的需要、人的情感得到更加充分的张扬、满足与实现。但是从人类城市化进程的实际来看，人似乎不能得到想要的结果。在现实中，人的物质生活提升了，城市繁华了，人们的精神家园却越来贫瘠了；城市堆积了众多的商品和财富，然而环境污染、犯罪、吸毒、疾病、冷漠等现象似乎更加泛滥了。人们力图通过自己的力量建设属于人类自己的美丽城市，但结果却事与愿违，甚至一定程度上城市成为人的异己的力量，出现“城市异化”的现象。这样的城市不是人类所希望实现的“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近年来，随着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日新月异，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然而在城镇化进程中，由于更多地重视城镇化的发展速度（依据传统对城镇化的理解）导致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主要是：重视土地城镇化忽略人的城镇化；重视表面的高楼大厦忽视文化建构；重视工业发展忽视生态文明；大城市饱和小村庄空巢并存；现代化的城市文明与拜金、信仰缺失、贫富分化、资源缺失现象共存等等。面对传统城镇化过程中已然出现的问题，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必须转变思路，坚持马克思主义城乡统筹、城乡融合的理念，在实践中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统筹城乡，发展马克思的人本思想，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和谐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作者分别为太原科技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部讲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太原科技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部教授；本文系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山西省农业发展模式研究”成果，项目编号：w20121006）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2页。

②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第6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7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58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5～69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8～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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