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走上一条和平、稳定、和谐的发展道路，建设富强的国家与生机勃勃的社会，是百余年来中国人的美好梦想，也是早春料峭之中倒在昆明火车站血泊之中那些平民的梦想。对生者而言，只有从事件之中尽可能总结出可以烛照未来的洞见，春夜里的亡魂才可得到最好的安慰。

昆明火车站的血迹还未干，已经有很多专家学者注意到了此次事件恐怖分子“选点”的问题。撇开地缘政治的分析不说，公众感到气愤的，是美丽的春城沦为屠场。“彩云之南”，在当代中国社会心理之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那是阿诗玛的故乡，也是许多国人在未有机会踏出国门时最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昆明的质朴，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文化问题，也正因此，“屠夫们”反人性的兽行才更令人发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点毫无疑义。但对公众而言，“民族问题”的意识仍旧淡薄，甚至是错误的。昆明数十位无辜市民的鲜血是惨重的代价，唯有从中获得足以警示后人的反思，才可以告慰亡灵。

边疆的意义

从西北到西南，暴徒的流动线路让人不安。有评论人士认为，这标志着中国的反恐局势进入新的阶段，危机已经向更多此前并非“敏感区域”的城市地区转移，意味着政府防控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据目前披露的情况，涉案人员原本计划从云南、广东、广西一带偷越国境参加境外“圣战”，但几次尝试未果后转而将行动地点定为昆明。血案背后，是一条由北向南，沿国境线勾勒出的路线图，而其与国境线的重合又增加了事件的复杂性。

长久以来，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外部表述都热衷于鼓吹所谓“边疆危机”，更有人愿意向前追溯，将这种危机的肇始与清末民初的疆界危机勾连起来。经常阅读海外文史研究的读者，应当对这种研究取向不会感到陌生。简言之，这一想法的着眼点在于坐实“边疆问题”在历史上的复杂性，为这一难题再增加一些限定值，意在说明这一困局实属“天下”向“共和国”转变过程中必然的挑战，是“遗传基因”问题。纯粹意义上的史学研究当然有助于我们厘清问题的来龙去脉，但笔者认为这种“边疆”观并不能成为认识、评价中国当下“民族问题”的有力支点。

凡对中国宏观政策有所了解的读者，应该都会知道，从东至西，由南向北，今日中国漫长的陆海边疆早已不是远离“中心”的闭塞边陲。在区域地缘政治与对外交流之中，边疆省份、地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已经发生的重要变化，这一点长期以来总是为“中心”地区所低估。昆明事件是一个契机，但却不应单纯地夸大“边疆危机”，而是要对“边疆”在全局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作重新认识。中国人老幼皆知的国策为“改革开放”，这一“开”首当其冲当然是边疆地区。因此，理解昆明事件，不能以“边疆危机”了事，而恰恰应该借助舆论宣传力量，向公众“普及”边疆社会发展现状的相关知识，了解成就，也不讳言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边疆已成为庞大国家吐故纳新的重要渠道，因此对边疆的认识便不能再墨守中心—边缘的僵化模式，不能以老套的“边疆”话语来封闭自我的头脑。

边疆首先是国界，而在全球化背景下更是文化荟萃、观念冲突、地缘政治敏感的区域以及新的经济增长点。热衷于谈论全球化的人们，往往只谈国家疆界的模糊。实际上，国与国之间交互往来的辩证法是流通速率加快但边界并不因此模糊。美国—墨西哥边界的剑拔弩张实则只是旧时代全球体系的残余，绝大多数边疆地区都处于一个复杂但活跃的状态。强调这一点，是希望走出单一的“危机论”，长远、全面地看待“边疆”在当前中国发展中的位置。笔者认为，不能用一次恐怖事件的破坏性力量推导出悲观的“边疆”观，而应当认识到边疆其实是解决民族问题，乃至实现中国文化与其他异文化对接的桥头堡。

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制度设计之初，就曾警示后人做好“苍蝇蚊子”随“新鲜空气”一同进来的心理准备。在国际局势和国内社会发展的多重压力下，边疆既是国界，也是全球化物资、人才、观念交流的前线。边疆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和暴露的问题，往大处说，可视为“中国”与“世界”关系百余年嬗变的新篇章。“边疆=少数民族=危机”这一公式是以一种粗糙的态度去简化当前问题的复杂性，而这恰恰是需要警惕的。

流动的意义

恐怖分子选择在昆明闹市行凶，其险恶居心在于挑动社会的不安情绪。果不其然，此后网络空间便披露有些地区的基层政府“一刀切”地排查所谓“新疆人”。考虑到中国大规模人口流动已逾20年，对这一问题应对尚且如此武断，实则令人不胜唏嘘。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经济格局的调整，中国是毫无疑问的后来居上者。与英美发达国家将夕阳产业和低端制造业向第三世界转移，同时开拓海外市场有所不同，中国在相对后发的位置上，一无现成的外部空间，二无转移缓冲的余地。换言之，中国30年来的“经济腾飞”，靠的并非是向外攫取，而是内部消化。在“看不见的手”的调配之下，上亿中国人离开故土，在国境之内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人力资源再调配。在社会保障制度滞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全国各族人民以巨大的隐忍完成了新一轮资本积累和产业升级。这期间所付出的代价，是当代中国历史不可回避的。

之所以重申这一背景，无非是想重新锚定昆明事件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格局中所处的位置。从表面看，这是一次恶劣的暴力恐怖袭击；从深层看，这是中国30多年改革所引发的整体变局的一个缩影。矛盾、问题的“流动”，只是人力、资源、信息、资本流动的一个注脚。如果习惯了身处西南边陲也能吃到地道的新疆美味，那就不应该惊讶于犯罪分子的流窜。相应的，如果试图理解并解决昆明事件背后所存在的问题，那么也不应该忽视问题产生的当下语境。

恐怖主义在全球的猖獗，大致与全球化在上世纪80年代的飞速推进相重合。而全球流动带来的移民问题、文化冲突、社会资源再分配等棘手难题，今天正严重困扰着欧美发达国家。有法国知识分子认为，对待北非穆斯林移民问题的态度和策略，将是对法国文明在新世纪的根本挑战。但在西方语境之中，类似的问题往往不会被简化成为单纯的“族群冲突”，而是强调其所处的政治经济语境。

把病症本身当作全部病因，是庸医之所以糟糕的根本。从全球范围内看，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上世纪末全球化的弊端正在逐渐显现，而面对这一局面，现有的制度、政策、思想资源中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无论是老牌强国还是新兴力量，在应对这些问题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既不能闭门造车，也不必妄自菲薄，更不能任由别人在民族问题、恐怖主义的头上胡乱贴上“中国特色”的标签。

恐怖主义“地理学”在深层伤害了什么

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挑战国家主权，破坏社会安定，这已毋须讳言。但笔者认为，尚需认清其在社会文化方面带来的伤害，非此，则不足以调动全社会力量开展防控。

无论这些施暴者的生活经历怎样，都不能抵消其残杀平民的暴行，恐怖主义是无能者的病灶，它只能将全部的能量转化为对无辜者的伤害。就其象征意义而言，恐怖主义除了制造社会裂痕，无助于任何问题的讨论和解决。

眼下，两会闭幕，坊间热议“简政放权”。笔者又回想起前几年学术界借哈贝马斯的理论热闹讨论过的“公民社会”。这二者之间的相同点在于，都认识到了“社会”对一国的重要意义。培育一个自主有力的“社会”，才能使资源充分利用，民主法治切入实处，才能谈“中国梦”。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是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议题。对中国人而言，对民族问题具备基本的认知，按道理本应是常识，但现实情况却是，似乎只有昆明事件这种恶性案例发生时，人们才热议一番，旋即归于沉寂。更有甚者，网络曝出云南某城基层民警在昆明事件之后勒令一位守法的维吾尔族商人从辖区搬出，这样的荒唐举措更反衬出目下这一问题在社会话语中的尴尬地位。

恐怖袭击的代价是无辜生命，如果只是催生人们对“他者”的恐惧和拒绝，那么恐怖主义的问题就彻底陷入死循环。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告诫社会不要因恐怖袭击而产生无谓的拒斥心理，恰恰是点出了问题关键之所在。

恐怖分子的目的在于以其恶劣手段，摧毁社会建设的良性进程。至少从表象上看，它是所谓“民族问题”的一个恶性变种。恐怖主义不能与“民族问题”之间做生硬的连接，但若要彻底铲除前者，还是要全面深入地把握后者。换言之，不能因为恐怖分子的存在就去夸大或简化中国当下民族问题的复杂面向，也不能回避对民族问题的讨论、分析对新一阶段改革的重要意义。民族问题的讨论不进入社会主流话语，不摆脱社会进化论的窠臼，不彻底批判“给了这么多钱还闹事”的简单思维，其后果就是我们的公民社会建设本身受到影响。如果对此状况不加警醒，那么恐怖主义只需升级一下自己的手机地图，就可以让社会惶惶不安，使正常的民族、地域关系无法维持，这才是恐怖主义所能达到的最恶劣的后果。

“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是写进宪法的国家基本原则。对中国民族问题的描述、评估，一直夹在古今中西语境之间。坦白地说，中国人自己对其“定价权”并不占据主动位置。对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的想象、猜测甚至某种曲解，本质上都是对当下正在展开的历史的回应。无论是寻找帝国“边疆危机”的说辞，还是无知地将打击恐怖主义等同于解决民族问题的全部，都是社会丧失良性讨论空间和基本常识的表现。

民族问题可以有多种理解方式，既可以把它视为统一的现代化实践与多元文化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可以把它看做是全球化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重组所造成的内部问题；既可以用经济学的杠杆去平衡不同人群之间的资源分配，也可以用人类学的手段去再现“他者”之于主流社会的意义。简言之，民族问题嵌合在总的社会进程当中，需要总体规划，也需要因时因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但最坏的结果，就是肢解问题的整体性，并且夸张其某一特定表现对“正常生活”的影响。新中国60多年来民族工作的经验、改革以来各地区各行业内部处理民族问题的自主创新以及别国在族群政策方面的有益参照，都可以成为下一阶段进行改革的借鉴。“民族问题”是改革深水区之缩影，虽局面错综复杂，但一旦引起社会良性探讨并引入正轨，也是最能够做出成绩的领域之一。让中国走上一条和平、稳定、和谐的发展道路，建设富强的国家与生机勃勃的社会，是百余年来中国人的美好梦想，也是早春料峭之中倒在昆明火车站血泊之中那些平民的梦想。对生者而言，只有从事件之中尽可能总结出可以烛照未来的洞见，春夜里的亡魂才可得到最好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