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一月是最冷的月份，秦颖从南方来北京参加一年一度的书展，身上还有股热气，我说家里暖和，来吃碗热腾腾的苏氏面条吧。岂料他坐下一杯茶没有喝完，就问我牛汉先生近来怎样，他有几个问题想亲自听他说说。说话的工夫，我们穿起了外衣，直接去敲牛汉先生的门了。我以为牛汉和秦颖不是很熟，岂料他们见面后如同老朋友，开门见山地有问必答起来。是的，有问必答，从不哼哼哈哈，这是牛汉的风格。更难得的是他无论问还是答，都是从他内心发出来的。我记得第一次我和牛汉先生站在一起，用老家话说，他像根竹竿一样矗立在我的对面，开口他便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山西人，他听了大喜，说我们是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有什么问题尽管问，他是有问必答的。那时我还年轻，就唐突地问道：
“胡风集团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怎么越看材料越糊涂了。”
“绝对错案冤案。我不是现在这样说，是一贯这样想，这样做的。当初他们整我，审案的人满口胡说八道。有一次，我实在给问火了，就猛地站起来，把桌子掀翻了！”
如果当时像现在手机照相一样方便，把我的样子拍摄下来，目瞪口呆这个词儿就是逼真的我了。那是一九七八年下旬的样子，胡风集团的平反问题，充其量还在审理中，多数人都在盼望青天大老爷呢。比如我的老同事、老领导绿原偶尔和我提及有关胡风集团的人和事，还极其谨慎，很有分寸。我呢，正赶上全国上下清理工农兵学员，好像他们倒成了一场浩劫的肇事者了。出版社有的领导提出来，把这帮人统统赶出出版社就完事儿了。有的领导主张办个文学进修班，让他们学习两年，然后毕业考试，按学习成绩再分配工作，合格的做编辑，其他另行安排。毕竟，“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是全方位的，出版界也面临着青黄不接的问题。我知道，当时的社长严文井和总编辑韦君宜是后者，他们亲自给我们讲过课，改过作业。得过人家好处的，是不能忘记的，我先后写文章称赞过他们的功劳。后来，看了一篇孟伟哉先生的文章，说他当初也是积极的运作者，借此向他致敬了。牛汉先生当时还没有这样的资格，但奉命做了我们现代文学的班主任和老师。他可不会虚应故事，而是认真地给我们推选了一批五四以来的读物，其中一些作者和作品当时还远没有被主流声音认可，足见牛汉先生的胆识和眼光。最让我们感动的是，不管什么老师给我们布置的作业，他都会挨个亲自批改。每有他赞赏的内容和文字，他像批改小学生的作业一样，画上红圈，并在最后写上一段评论，鼓励为主，但是批评一针见血，绝不来虚套。我写父亲来京的一篇小文，他画了很多红圈，在最后的批文里肯定我写“所见所闻所想”，一定坚持下去，切忌编造，甚至鼓励我好好修改一下，投稿发表。自然，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有了他的鼓励，就是最大的收获了。他利用自己的声誉和关系，把北京城里能请到的知名学者和老师，远至北京大学，近到社会科学院，都请到了我们学习班的讲台上，这种认真扶植后人的态度和亲力亲为的精神，在我的同行前辈们身上，知名度如牛汉者，我只在先生身上看见过，受益过。
尽管有了这层师生关系，我却从不叫他老师，只称“老牛”。我倒是很喜欢这样称呼他，因为在很多方面老牛都有老黄牛的勤劳、耐劳和吃苦的品质。老牛从未间断过写作，编辑工作一样出色，不仅是著名的《新文学史料》创刊人之一，而且始终亲自约稿，亲手栽培和呵护它，就是他退休后，也一直在把关；遇上什么难题，他又是上下调解者和疏通者。事业上的繁忙，丝毫不影响他参与家务的管理，不仅买菜做菜，外孙女也是他和老伴儿一手带大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的一次午后，我在路上碰上他的外孙女一边走一边抹泪，正纳闷儿每天老牛都要送外孙女上学，怎么今天放心让外孙女哭着去学校呢？不期差点和老牛撞个满怀，只见一米九的老牛竹竿般地站在我跟前，两道眉拧着，一张脸黑着。我还没有来得及打探怎么回事，老牛早开了口：
“小坏蛋，还想逃学，小小年纪，由你了！”接着他口气一转，道，“小苏，你养儿子也不能惯啊。孩子不教不成材。英语成语怎么说来着？‘闲置了棍子，惯坏了孩子’，对吗？”说完，他追外孙女去了。
我和牛汉先生一直是邻居，见面说话如同家人聊天，还不仅表现在这样的家事上，单位的人和事，他一样一针见血地给我点拨。尽管出版社在全国有名，但具体到单位的具体人，糗事和囧事一样多，一样烂。遇上看不惯的人和事，只要碰上老牛，我就会向老牛请教，而老牛则会很形象很简练又不乏诗意地答道；
“小人一个。”
“那是个软蛋。”
“那人鼻涕。”
……
事后琢磨他的回答，不仅形象、准确，令人发笑，也让人解气。萧乾先生去世时，他的夫人、我的老同事文洁若托我带讣告给老牛。我带了三封，分别是绿原先生、蒋路先生和老牛。他们住的楼层是正好是四层、三层和二层，我就先到了最高一层，挨家往下送。前两家只说声谢谢，收下，而老牛看了讣告，眉头一皱，说：
“不去，萧乾是坏人。”
“谁都有毛病，算不上坏人。”我笑道。
“他就是坏人，不去。”
老牛顽皮地冲我笑笑，关上了门。老牛果真没有去，我倒因此备感不解了。关于他救萧乾先生于深水中，是他亲口和我讲的。那是在咸阳干校的事儿，萧乾先生因为自保的需求，时不时向工宣队和军宣队写纸条，揭发别人，表示上进。那时候，工宣队和军宣队何等权力，何等武断，何等专政！在人人自危的环境里，萧乾先生的行为自然会引起众怒。也该萧乾先生有那么一劫，一次劳动中不幸落水，众目睽睽之下，硬是没有人下水拯救。老牛，一米九的大个子，下到水里，把萧乾先生拉到了岸上。我向别的见证人求证过这一事件，竟然还有人对我说“老牛多此一举”！人性之复杂，让你咋舌，但是老牛谈及这个事件时，则淡淡地说：
“好歹是一条命，怎么能见死不救？”
救活人，不送死人，这也许只有老牛这样性格分明的诗人做得出来吧。
那日，秦颖带了他的新相机，要给老牛照相，老牛尽管腿脚已经不够方便，却积极配合，我因此有机会第一次和老牛合影。分别时，老牛让儿子给我每人取了一套刚刚出版的《牛汉诗文集》，赠送我们并签了名。老牛给我的签名是：“福忠张敏文友存，牛汉，二?一三年一月”，签毕，盖章，还找来一张纸巾衬上，怕红印泥染了白生生的纸。我很高兴：这是第一次得到老牛赠送他的精选诗，因为前两卷都是诗歌。关于白话诗，我请教过老牛多次，也让他给我推荐过他认为好看的现代诗人和作品。我看后，无一例外地对他说没有感觉，有一次甚至口无遮拦地说：我觉得中国现代诗歌连合适的语言载体都没有解决好。
面对我这样无知无识的信口雌黄，老牛从来不辩解，不多说，只是憨憨地一笑，似乎表示理解。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他从来不送我他的诗歌集子。但是，他送我他的散文集子。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老牛创作散文进入高潮，赢得阵阵喝彩。他送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是《萤火集》，签名是“福忠张敏同志正谬，牛汉，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第二本是《童年牧歌》，签名是“福忠张敏二位文友评正，牛汉，九八年十月二十八日”，还在对面页上写着：“写的全是山西家乡的小故事，土得不好说了。”第三本是《散生漫笔》，签名是“福忠张敏文友评正，牛汉，九九年七月十二日”，括号里写了“无好文章”四个字。这三本书我反复阅读，尤其“绵绵土”系列，阅读中感觉到的那种亲切和力度，是我阅读经历中难忘的甘美的品尝之一：
我从母体降落到人间的那一瞬间，首先接触到的是沙土，沙土在热炕上焙得暖呼呼的。我的润湿的小小的身躯，因沾满金黄的沙土而闪着晶亮的光芒，就像成熟的谷穗似的。
我们那里的老人们都说，人间是冷的，出世的婴儿当然要哭闹，但是一经触到了与母体相似的温暖的绵绵土，生命就像又回到了母体里安生地睡去一般。
此后每当看到他一米九的竹竿般挺拔的身躯，我都会联想到绵绵土的巨大力量。万物土中生，没有绵绵土的养育，谁能成人？老牛写自己的出生，却写出了人类的生存。老牛曾经多次跟我说，有大人物曾经批评他，笔下只写“小我”，而他们的作品是在写“大我”。这类荒唐的谬论曾经叫嚣一时，霸道一时，然而，只要你的写作不符合人性和自然，再大的“我”也一样会被历史淘汰，被埋葬，被遗忘，被嗤笑。老牛甘居“小我”，却滋润着广大读者，这就是历史的选择。
最近一个朋友和我说，如今文化人谈论文化人，有一种新说法：新犬儒主义——对自己百般的“儒”，儒到自己什么下作事儿都做得理所当然；对别人，百般地“犬”，撕咬、狂咬、疯咬，只要需要，无所不用其极。我不敢说这样界定如今的知识分子是否有道理，但是我知道如今一部分知识分子都没有了底线，像老牛这样历经苦难而底线依旧的老派知识分子，真的是凤毛麟角了。能有老牛这样的前辈做老师，做邻居，受益匪浅，这是自然的，但是遗憾也总难免。我曾力劝过三个老同事写自传，一个是我的老师著名翻译家黄雨石，一个是我的老同事、老领导、著名诗人和翻译家绿原，一个就是老牛了。黄雨石先生满口答应，但是等他打算动手写的时候，他得了可恶的帕金森病，力不从心了。绿原先生每听我劝，只是微微一笑，说一旦写作，他的出生一定吸引人，因为他出生后差点给扔掉。老牛一直答应写，但是最终出了一本口述版，没有亲自撰写。这中间的差别，要多大有多大，要多小有多小。我所以力劝，是随着我渐渐老去，著名的文化单位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感觉多数人是人云亦云的，少数人还算有些看法，而极少数人是有想法有说法的，算得上是独立的，自由的。现在这个社会环境下，双重思想是绝对的，独立和自由都是相对的，只是个程度而已。我估计，老牛一定攒足力气写过自传，他的精美的散文很可能就是这种尝试的另一种收获。但是，要写自传，卡壳就是常态了。双重思想可以有，但是在写作中因双重思想不断地置换而卡壳，是在所难免的。难点至少有两点，其一是怎么审视自己的历史。中国人，写过五关斩六将容易，高兴，来劲，而写走麦城甚至否定自己，就不容易，不高兴，不来劲了，因为后一点是要忏悔的，这是一种现代意识，中国文人还没有这样的传统。其二是在现实中如何扮演角色，要在写作中准确地界定，更难。老牛的身份角色复杂些，革命者，著名诗人，官职大小是做过的，无论两千年来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还是打江山坐江山的模式，他都无法从内心深处彻彻底底地摆脱干净。这从他和曾经的患难朋友绿原的失和，最能看出一些端倪。
说来有些不可思议，我们那个文学进修班，三个班主任，其中两个都是“胡风分子”，一个是负责古典文学的舒芜；随便一提的是，舒芜先生非常胜任这一职务，因而在他的自述传记里把这段经历认作他晚年所做的两件重要事情之一，也确实名副其实，当之无愧。一个是老牛负责现代文学，而我的老师黄雨石负责外国文学。那个学习班的地点在四楼，是外文编辑室和古典编辑室的几十年的所在地。当初，我不止一次看见老牛和舒芜坐在绿原的写字台前，侃侃而谈，相聚甚欢。我喜欢一团和气的氛围，看见三个饱受不同磨难的人坐在一起的场面，因感慨而感动是少不了的。然而，众所周知，胡风集团的冤案平反后，舒芜很快就被晾出去了。这不难理解，个人的不良行为应该承担其不良的后果。这是常态，任何矫情只能是越抹越黑。老牛和绿原先生的失和，却是我怎也想不到的，甚至至今仍不理解的，因为我当初看见他们形影不离的时候太多了。他们是怎么失和的，按说他们是我的邻居，应该知道一些。然而，至今我仍觉得如坠五里雾中。说法很多，每种都可信，又不可信。我们毕竟生存在一个双重思想的环境里，每个人的说法都有其倾向性，听信哪一种都可能不是真相，而是一种误导。背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次清理“精神污染”运动。那时候还时兴有组织地学习文件，然后有组织地讨论。记得至少两次在编辑室的讨论会上，绿原主持会议的主旋律都是“我们不能泼脏水把孩子也泼掉”。我至今也不大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当初只是觉得绿原先生是诗人，深谙哲学，表达总是高人一筹，听来很新鲜。我很想亲自请教他，但是那时他已经是外文编辑室的领导，我们说话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随便，几次冲动之后，我到底还是没有敢造次。老牛对这样的运动深恶痛绝，曾跟我如数家珍地倾诉是谁谁谁去向更高的领导告的状，捣的鬼，多么小人，多么鼻涕，多么可恶。什么是精神污染？巧立名目，目的是谋私，就是因一己之利不让这个国家安宁而已。他很激愤地倾诉的这些话，我也不能百分之百地听明白，但他提到的两个大人物，其中一个的夫人曾经和我在版本图书馆是同事，那时候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背景，每次会上她发言特积极，但是唧唧呱呱的发言绝无法超出街道办事处主任的水准。亲见到这样内里得不能再内里的人与事，一些大人物的“高调”，就显得格外可恶，可鄙；如果“高调”到伤及民族和国家正常运转的地步，那就该杀该剐了。老牛把话说到这个分上，我还是不知道他与患难朋友为什么会失和。当然，从现代知识分子的应该具备的特性讲，独立和自由是主要的，失和未必是坏事。
近几年来，老牛腿脚不如过去灵便，但是每次下楼活动，他都尽量拒绝别人搀扶，尽量少坐轮椅，尽管走得步履蹒跚，但是他尽量坚持自己走走。有时，看见他远远走来，或渐渐远去，腰脊不再笔直，心里都会禁不住感叹：唉，岁月不饶人，身板硬朗者如牛汉也会老去吗？如果迎面相会，我们一定会说上几句。我表扬他思路清晰，依然健谈，能活到一百岁，他则每次都一本正经地说：
“我又看了你的文章了，你当不了官。”
我不知道老牛手头有什么报刊，便难以肯定他看了我的什么小文，只能含糊地说声谢谢，浪费你的时间了。他听了摇摇头，还是一句话：
“你当不了官。”
这样评论文章，恐怕也只有我们这样隔辈人相处几十年才会有的。我们的对话听来有些驴头不对马嘴的味道，但是我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说，至少我认为我是知道的。大约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样子，一次，他跟我说：社里给他向上报了副总编，但是上面不批准，说人民文学出版社不能有两个胡风分子来做领导。当时，绿原先生已经是出版社的副总编，负责外文编辑室的业务。想来，老牛的话不是空穴来风，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内情，那就两说了。他说这话的时候有些伤感，有些无奈。毕竟，他热爱文字，热爱文学，愿意在更高的位置上发挥更大的能量。他来做一个副总编，给出版社带来的一定是巨大的受益，是这样的出版体制下一个具体单位的福祉。然而，几十年来的垄断出版体制，就我几十年来的体会是：我们做不好还做不坏？做好怎样，做坏又怎样？做好未必有人说好，做坏了却有人堂而皇之曰“交学费而已”。
还好，老牛经历的事情多的去了，见怪不怪，这事说过就过去了，但是谈到他的儿女的工作和分房的烦恼，这样的表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段时间，我看见过不止一次。出版社是一个大酱缸，什么鸟都有，因此什么声音都有。眼皮薄的人说，出版社是大家的，不是专给胡风分子办的，有个女儿在出版社就行，凭什么还要把他的儿子调进来？利益相关的人则说，出版社的职工人人住房困难，凭什么都分给胡风分子……中国的事情永远是这样：苦难是自己的，享受应该是大家的。老牛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但他更知道因为他的冤案，全家几十年来一直在跟他受苦受罪。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弯弯腰，低低头，他都得忍受；再难听的话，也只能当耳旁风。老牛仙逝后，有报纸说这位七月派的最后一位诗人，一米九的大个子，腰脊从来是不会弯的。老牛是诗人，也许亲口说过这样的话，如今有人这样写了，如果他地下有灵，他也许很乐意听。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人都得从这样一种体制的屋檐下过，焉能不低头，不弯腰？从我与老牛几十年的相处中体会到，更准确地说，老牛的底线是“宁弯不折”，更像一竿高耸的竹子，风平浪静时挺拔，硬朗，骨力，然而狂风恶风来了，不弯腰不点头就是死路一条，那就得弯腰，点头，而底线是活着，活着并记住，瞅准时机反弹，用手中的笔写苦难，写光辉的人性，在修直人类文明进步的通衢上做出自己微薄的贡献。
与老牛相处几十年，他身体一直很好，很少生病。今年以来，散步经常碰上他的儿子，问候中得知饭量一直保持在一碗。一旦相见，我见他说话底气真的很足，思路明明白白，一再夸他一定能活到一百岁。约两年前，我和他许诺，一定邀请他吃我家的苏氏面条。在我认识的前辈里，凡是我从内心尊重的，都请他们吃过我的面条。有几位，甚至是我和好面团，做好臊子，带了登门去做给他们吃。这是我母亲言传身教给我的一种做法。因为老牛身体一直很好，我有些麻痹大意，因为这样那样的借口一直拖着，到底没有能够给老牛做一顿苏氏面条，竟成了我的一个最大遗憾！
到八宝山送走老牛最后一程的第二天，我亲手做了一顿苏氏炸酱面，在餐桌上摆了一小碗，端出香炉，洗手焚香，饮茶漱口，十分歉疚地悄声招呼道：
老牛，飨食。
来源: 《随笔》201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