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52年，中共干部政策在下述两方面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方面，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成为审查和鉴定干部工作的主要任务；另一方面，“德才兼备”成为选拔干部的根本原则。那么，上述转变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其过程是怎样的，又产生了什么影响？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一简单论述。

一、1952年中共干部政策转变的历史背景

1.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成为全党的重要任务

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毛泽东开始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状况作出较为严重的估计。经由“三反”运动，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成为全党的重要任务，因而也成为审查与鉴定干部工作的主要任务。

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前，鉴于所处的险恶斗争环境，中共从未放松过审查和鉴定党员干部的工作，主要任务是发现和清除混入党内的敌特人员、阶级异己分子和变节分子。在开国之初，鉴于当时很多地方反革命活动猖獗，中共中央仍十分注重对党员干部政治可靠程度的审查和鉴定。但是，伴随“三反”运动的迅猛开展，全党开始将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作为审查和鉴定干部工作的主要任务。

事实证明，毛泽东之所以决定发动“三反”运动，就是要将其作为在全党开展反对资本主义思想斗争的重要步骤。在“三反”运动以前，坚决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问题，尚未成为全党的共识。但毛泽东对此问题却一直保持高度关注，1949年初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全党应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便是例证。建国后，党内又曾发生关于党员致富问题和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这些都促使毛泽东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状况作出相当严重的估计。在此背景下，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这篇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和审定的社论中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或反历史的思想，“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1]这篇社论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明确向全党提出了反对资本主义思想的任务。

在上述情况下，党的文艺战线首先启动了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1951年底发动的文艺整风运动，实际上已开始将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作为考察党的文艺干部的主要任务。随后发动起来的“三反”运动，则将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推向全党。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和审定，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明确提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2]

“三反”运动的迅猛开展，使中共各级领导机关及许多党员干部感觉到，中共中央已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状况作出了严重的估计。再加上截至“三反”运动发动时，社会“镇反”及内部肃反（亦即清理“内层”）工作均已基本完结，全党开始逐步地统一思想认识，转而将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作为审查与鉴定干部工作的主要任务。

2.整顿老干部队伍问题愈发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

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整顿老干部队伍问题愈发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经由“三反”运动，大批老干部离开了工作岗位，为营造新干部开展工作的良好氛围，“德才兼备”开始成为选拔干部工作的根本原则。

所谓“德才兼备”原则，即选拔干部时，既要考察其政治可靠程度，又要考察其知识水平和从事特定工作的技术与能力。这一原则的提出要早于1952年，但直到1952年“三反”运动开展后才真正在各地的干部选拔工作中普遍贯彻下去。

应当说，在全国解放后直到“三反”运动发动时，为弥补干部数量的巨大缺口，各地发展党员与选拔干部的工作从未停止过，但是规模并不大，速度也不快，总体而言坚持了极其审慎的方针。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中共中央鉴于全国解放前后建党工作一度进行得过猛，因而指示在整党工作结束以前，暂不可大规模地发展党员；另一方面也由于全国解放初期各地反革命活动猖獗，使得各地特别是新区的各级党委，不敢大胆地发展党员与提拔干部。

正因为上述两方面情况的存在，使得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在开展各项工作时，仍然一边倒地依靠老干部，即认为老干部入党和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早，又长期在老解放区或部队中工作，久经考验，政治可靠程度较高。新干部则多是在全国解放前后才入党的，当时各地建党工作大多进展得过快过猛，不免出现失误甚至失控的情况，因此这些新干部的入党动机和入党条件还有待在整党工作中加以审查。特别是原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多是在解放战争后期才快速发展起来，在各地党的领导机关看来，其组织成员的政治可靠程度就更值得怀疑了。

各地在开展各项工作时突出强调依靠老干部，使得“德才兼备”原则难以在选拔干部的工作中得到真正贯彻。这是因为，其时留在老区或到新区工作的老干部，多是工农出身，革命斗争经验丰富而知识水平极端低下；与之相反，新干部则多是在解放战争后期从青年知识分子（学生）队伍中提拔起来的，没有多少开展实际工作的经验，但文化程度较高。

不过，这种实际上突出“德”而有失“才”的干部选拔办法，很快就证明行不通。一些问题开始出现在老干部队伍中间。一方面，少数老干部滋生出居功自傲的思想，摆老资格，贪图享乐，不思进取。这些老干部虽久经考验，在阶级出身和个人历史方面没有什么问题，也谈不上与反革命分子有什么联系，但其日趋消极甚至堕落的思想作风，严重影响党的活力。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则是相当多的老干部，对学习政策理论和文化知识有抵触，仍坚持革命时期形成的阶级斗争那套工作办法，来处理和平建设时期的各项工作，由此导致在工作中出现大量强迫命令甚至违法乱纪的问题，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也对党的工作造成许多损失。

上述问题的存在与日趋严重，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于1950年发起了整风运动。但此次整风运动并没根本解决问题，特别是基层老干部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问题仍大量存在，这也对新干部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示范效应。为此，进入1951年，中共中央又决定发动整党运动，以期对全党特别是基层党组织进行系统的思想与组织的整顿工作。但整党运动在1951年里并未与实际工作密切结合起来，而且鉴于其时清理“内层”的工作亦在开展，在考察干部时仍突出强调的是干部的“德”——而这个所谓“德”，又主要指的是干部的资历。如此一来，老干部队伍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正是如此，“三反”运动发起后，首先将矛头对准那些进城后没有抵制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而腐化堕落的老干部。1952年2月，中共中央又进一步作出了《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该《指示》的发布，实际上提出了对党员干部队伍进行全党范围内和一定规模上的“换血”问题，即要将那些居功自傲、丧失革命斗志的老干部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取而代之以经过“三反”考验而又具备一定业务水平的新干部。对此，《指示》中说得十分明白：“‘三反’运动又是了解干部，教育干部的一种最好的方法”，各地各级党委、政府等领导机关，“必须毫不迟疑地开除一批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贪污蜕化分子出党，撤销一批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那些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沓、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与此同时，必须大胆地、坚决地提拔一批有德有才的优秀分子到各种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来”。[3]由此，伴随各地在“三反”运动中大规模撤换干部工作的启动，“德才兼备”开始成为中共选拔干部工作的根本原则。

二、1952年中共干部政策的转变

1.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成为审查与鉴定干部工作的主要任务

上文已述，“三反”运动的迅猛展开，使得全党上下很快意识到了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问题的严重性。由此，各地各部门纷纷围绕此问题对干部展开大规模的审查和鉴定工作。

一方面，各地要求机关干部普遍交代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并将之作为“三反”中审查和鉴定干部工作的主要内容。

1952年4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干部交代和资产阶级的关系的指示，随后，各地结合对贪污腐化分子的处理工作，组织所属干部一律交代自己和资产阶级的关系，以期进一步掌握干部的政治思想状况。例如，遵照中共中央上述指示要求，华东局组织部旋即作出《关于干部鉴定内容的规定》，要求每一个党和非党的干部，均应认真作一次书面的自我检讨，并由组织上做出鉴定。检讨和鉴定的内容为：交代清楚自己与资产阶级直接、间接的关系，特别是经济上的关系；划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揭发和批判生活和工作中的铺张浪费、官僚主义行为，并检查自己在“三反”运动中的实际表现；交代清楚个人历史和社会关系等等。[4]通过开展这项工作，使得各地各部门的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认识到了开展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斗争的重要性。例如山西省合作总社在完成本单位的定案追赃工作后，随即转入组织全社干部交代与资产阶级关系的工作。总社认为，经过开展这一工作，使广大干部特别是老干部，深刻认识到了3年来资产阶级思想侵蚀革命队伍的严重性。经过审查，全社参加交代关系的总计223名干部中，经济上与资产阶级有密切联系或本人家庭是资本家者15人；有严重资产阶级思想者6人，如“有的人在未参加工作前倒卖黄金，参加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发财，计划发财后开商店，娶两个老婆，一个随他跑外，一个在家治内，以享受资产阶级的腐化生活”。由此，总社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即“交代关系是从组织上、思想上巩固三反成果的十分重要的一环，否则，就不能达到与资产阶级划清思想界限的目的”。[5]

总之，通过交代关系的工作，为全党更为全面、深入和持久地开展反对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做好了动员。

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各地在组织交代关系的工作的基础上，纷纷开始对本地党员干部的思想情况进行全面的总结和反思，强调必须改进干部的管理和组织工作，使得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成为审查和鉴定干部工作的长期和主要任务。

例如，1952年5月华北局组织部关于组织工作的报告说，“三反”运动证明，华北“过去党的组织工作上存在着很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缺乏对干部资本主义思想状况的检查，由此使得资本主义思想特别是资产阶级的剥削思想，在干部队伍中不断地得以产生和滋长：其一，“一部分干部以贪污侵占公家财产”，或以自己的正当节余，“放高利贷或买地置产”，向地主、富农方向发展；其二，“一部分干部以贪污侵占公家财物或以来源正当的财物向私商投资入股，发展资本主义”，甚至“有的竟与私商一道投机倒把、偷税漏税；有的则已完全变成了资本家”；其三，部分党员干部“学习了地主阶级作威作福和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作风”，如中共河北南宫县委某委员，“经常与资本家并肩游逛，吃吃喝喝，亲如一家”，而该县另一干部“竟强迫其妹妹给商店老板当小老婆”等等。基于上述情况，华北局组织部提出了改进干部管理工作的系统意见，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普遍、经常性地检查资本主义思想在党员干部的工作和生活中的种种具体表现，特别是要认真审查党员干部是否存在各种剥削行为，让有这些行为的党员作出深刻检讨，并由党的组织部门根据“过去从宽今后从严、思想从严处理从宽的精神，加以适当处理”；并在“有计划、有系统地了解干部”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并严格执行今后的干部管理制度”。[6]

2.“德才兼备”原则开始普遍地贯彻到各地的干部选拔工作中去

在“三反”运动以前，“德才兼备”原则在干部选拔工作中并未得到实际贯彻，一方面各地在考察干部时突出强调“德”——即干部的政治可靠程度，使得老干部成为各地党委开展各项工作的主要依靠力量；另一方面，主要出于恢复和发展城市经济的需要，一些旧有职员被留用甚至被突击吸收入党，在选拔这些干部时一些地方党委组织部门又过分突出地强调“才”，而忽略了对留用干部的政治改造。“三反”中被揭发出来的贪污蜕化分子，主要的是那些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中的老干部，同时也有不少是留用干部。

上述情况使得中共中央意识到了在干部选拔工作中真正坚持“德才兼备”原则的重要性。“三反”运动中，各地党的领导机关也开始对本地过去的干部选拔工作进行反思，强调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干部选拔标准。

例如，山东分局组织部一份关于组织工作的检查报告就说：“三反”工作证明，山东过去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存在很大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提拔任用干部时，往往“只凭以往的印象，没有掌握干部当前发展变化的情况；过分重视干部的党龄和资历”。此次“三反”中就发现有很多干部，从其鉴定材料上看不出什么问题，但实际情况是，“原来艰苦朴素的，现已成为大贪污分子；有些以往较好的，现在变坏了；有些资历很老的，却根本不称职”。[7]

由上述报告内容不难看出，山东分局组织部将清理问题干部的重点放在老干部队伍，为此就必须改变选拔任用干部时单纯强调“德”（这里所谓“德”主要指干部的党龄和资历）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该报告也反思了过去组织工作中存在的重“才”不重德的错误做法，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单纯技术观点”。如山东省某经济建设主管部门在任用旧有技术人员时，一度光看其“技术好坏，不看为谁服务；不注意从思想上改造他们，而只是注意从增加工资、提高职位上来迁就‘团结’他们”，使得很多留用技术人员“成为偷工减料、贪污受贿、直接破坏国家企业的奸细”。[8]

鉴于上述两方面情况，山东分局组织部提出必须坚决将那些腐化堕落的老干部以及贪污受贿的留用人员，彻底清理出党领导下的干部队伍。在此基础上，着重“克服‘资历浅’‘经验少’的顾虑和依赖、等待的错误态度”，“大胆慎重地提拔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9]

与此同时，其他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及其组织部门，亦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坚决清除问题干部、大胆提拔有德有才的新干部的指示精神，纷纷就本地干部工作进行反思和总结，制定出按照“德才兼备”原则提拔新干部的具体办法。由此一来，“德才兼备”原则在各地选拔任用干部的工作中，得以普遍和切实地贯彻，彻底改变了过去很多地方在考察和任用干部时普遍存在的片面重“德”或重“才”的错误做法。

三、1952年中共干部政策转变所带来的影响

1．1952年中共干部政策的转变，是促使整党工作根本转向的重要推动力

1951年3月，中共中央启动了全党范围的思想和组织的整顿工作，这项工作到1954年基本结束，史称1951-1954年整党运动。在1951年，整党工作尚未与党领导下的各项实际工作密切结合起来，也未明确提出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任务，而是一方面面向全党进行一般理论教育，另一方面仍以考察党员干部的政治可靠程度为主要内容，开展审干和鉴定党员的工作。

“三反”运动开始后不久，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整党工作随即与“三反”开始结合起来进行。在此过程中，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开始成为审查和鉴定干部工作的主要任务。而各地围绕干部政策的这一转变所进行的总结和整改工作，又反过来促使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状况做出了更为严重的估计——各地的报告使毛泽东认为，党员干部队伍中的资本主义思想确实大量而严重地存在着，具体来说，在城市中主要表现为部分党员干部的贪污蜕化等问题，在农村中则主要表现为部分党员干部的剥削行为和“单干”致富思想。这就更加坚定了毛泽东关于在全党开展反对资本主义思想斗争的决心，也促使他在1952年6月6日作出了关于中国现时的主要矛盾，已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的论断。[10]

按此论断，整党工作的重点就不应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教育和组织清理工作，而是应将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作为整党工作的主要任务，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将整党工作与党领导下的互助合作运动密切结合起来，考察党员干部在这些工作中的实际表现，并以此为依据开展大规模的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工作。正是依照这一思路，1952年6月30日，经刘少奇亲自修改和审定的《在三反五反胜利的基础上加强整党建党工作》一文明确提出：“根据目前的情势，我们今天的整党任务，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腐蚀和危害，提高党员的标准，加强党的战斗力，以便率领全国人民为国家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斗争。”[11]由此，1951-1954年整党运动的进程开始发生根本的转变，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围绕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进行的整党工作，为农村率先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际步骤提供了组织保障。

2．1952年中共干部政策的转变，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党员干部队伍的布局和组成结构

在“三反”运动中，经济部门是被查出贪污腐化问题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很多干部因经济问题离开了工作岗位，造成了巨大的干部缺口。但是，要弥补这个干部缺口实在不易，一方面，其时的干部队伍中，文化程度较高、熟悉经济工作的本就不多；另一方面，“三反”运动对经济部门造成的巨大冲击，也使得很多干部对在经济部门工作心有余悸，不少干部认为“一做经济工作就要犯错误”，“做了财经工作，没有贪污也要被怀疑”。[12]

有鉴于此，加上大规模经济建设工作对技术干部数量的巨大需求，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技术归队”工作。所谓“技术归队”，即指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遵循“地方（需要）服从中央（需要），次要（工作）服从主要（工作），生产（工作）服从基建（工作）”的原则，将分散在非经济部门的文化程度较高、有一定经济工作经验的干部，统筹调配到经济部门工作。[13]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954年，总计有163000名干部转到了工业建设战线去工作。[14]应当指出，“技术归队”工作，主要针对的是老干部。经过“三反”运动，各级党委虽已认识到单纯强调“德”的干部选拔任用标准是错误的，但老干部队伍作为一个整体，因其过硬的政治素质和久经考验的个人历史，仍旧是党开展各项工作的基本依靠力量。例如，华东局在一份干部思想通报中就批评说，经过“三反”运动，“不少新干部产生一种骄气”，认为“老干部革命这许多年，也不过如此，有的一塌糊涂，还不如新干部”。各地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对这些错误思想必须加以严肃指正，否则，问题严重的话甚至会造成群众对党的领导的怀疑。[15]但是，在选调这些老干部时，各地各级党委已不再单纯强调“德”，而是更为重视对其实际工作才能的考察，使得在经济部门工作的老干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干部，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度出现的“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

与此同时，经济部门及其他各部门的干部队伍中，亦有大批新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如前所述，由于“三反”运动的迅猛开展和干部选拔任用政策的转变，一些资历老但缺乏实际才能的老干部，以及很多留用人员，被清理出了干部队伍；同时又有一大批在各级党委看来，能够自觉与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且文化程度较高的新干部或群众积极分子开始崭露头角。按照中共中央关于依照“德才兼备”原则大胆提拔干部的指示精神，这些新干部被大量地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与“技术归队”的老干部共同构成了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工作的中坚力量。而经济部门（特别是工矿企业）中的群众积极分子，也多被组织部门纳入重点考察范围，大批被吸纳入党，并很快被任用为负责一定工作的党员干部。

可以说，1952年中共干部政策的转变，带来了党员干部队伍在布局和组成结构上的根本改变，促进了干部队伍的新陈代谢，总体上提高了干部队伍的知识水平，实现了干部队伍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工作的开展构建起坚实的组织保障。在此过程中得以普遍、切实贯彻的“德才兼备”的干部选拔任用原则，从此成为中共考察和选拔干部时所长期坚持的根本原则。

（赵亮，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博士生）

注释：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17、535页。

[2] 同上。

[3][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4-65、202页。

[4] 《华东局组织部关于干部鉴定内容的规定》（1952年3月），《组织工作》第8期，1952年4月5日。

[5] 《山西省合作总社交代和资产阶级关系的几点经验》，《组织工作》第10期，1952年5月20日。

[6]《华北局组织部关于组织工作的报告》（1952年5月），《组织工作》第11期，1952年5月30日。

[7] [8] [9]《山东分局组织部关于在三反运动中检查过去组织工作情况的报告》（1952年3月），《组织工作》第9期，1952年4月25日。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85页。

[12] 《华东局关于三反运动后干部思想情况的通报》（1952年5月），《组织工作》第11期，1952年5月30日。

[13] 《中南局关于技术干部归队问题的指示》（1952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中南局文件辑存》第三卷，1954年。

[14] 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9页。

[15] 《华东局关于三反运动后干部思想情况的通报》（1952年5月），《组织工作》第11期，1952年5月30日。

来源：《战略与管理》2011年第11/12期合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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