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大改革与大转型的中国宏观经济走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1 次 更新时间:2014-02-22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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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春 (进入专栏)  


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揭开了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核心问题,以“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为方法,以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为核心实施保障的全面改革。这些改革必将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机制以及宏观经济的走势产生基础性的作用。2014年将是我国全面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行结构性改革的第一年。因此,2014年将是近20年来政治、社会、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为20.1%

在大改革的冲击下,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将对政府类投资产生强烈的下行压力,民间投资空间的释放以及土地市场的改革虽然有利于相应投资板块的提升,但改革的复杂性和渐进性决定了民间投资和房地产投资难以在短期内弥补政府类投资下降以及资金收紧带来的缺口,2014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为20.1%,大体与2013年水平相当。

1.从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状况看,2013年整体资金偏紧状况将在2014年延续,甚至有所强化

(1)由于政府预算改革、政府职能的转变,用于投资的预算内资金将有较大幅度的收紧。特别是在地方政府债务水平大幅度上升,同时在2014-2015年进入到还款高峰将进一步挤压政府的投资能力。同时,还要考虑2014年地方财政将面临资金来源和支出范围的改革因素。

(2)银行贷款规模已经达到历史高点,非金融企业贷款与GDP的比值到2013年底估计达到95%,这也意味着我国对于企业的贷款增速必须在未来年份得到大规模的遏制。

(3)在债务大幅度上升的同时,自有资金扩张的能力在企业盈利下降和财务成本上扬的双重冲击下不断下降,这导致我国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杠杆率近年来持续攀升,从2008年初期的3倍上升到目前的4 82倍,这种高杠杆投资的模式是难以持续的,这也决定了2014年我国企业可能面临去杠杆的压力。

2.民间资本的扩张难以填补政府转型带来的投资缺口

大改革对于我国投资有释放的作用也有打压的作用,但总体而言,由于政府职能转变带来的政府类投资的回落,特别是对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遏制将大大影响地方政府在投资中所起的发动机的作用。

(1)梳理三中全会改革蓝图,以下9项有利于投资扩张: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提振非公经济主体的信心,促进民间资本返流和国外资本的进入;混合所有制的推行和发展、国有企业改革提高民间资本投资空间;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向外资开放服务业,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资本项目对内对外自由化;投资审批权限的废除与下放,市场准入建立负面清单制度,可以降低投资成本;降低社会资本进入文化领域的门槛;扶持创业的优惠机制建设: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和土地市场改革将提高土地供应和房地产投资;股票发行制度的改革,企业资本金获得充实。

(2)梳理三中全会改革蓝图,以下5项将对投资产生遏制效应:房产税推进对房地产投资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政绩评价体系的调整,政府投资冲动将得到抑制,政府投资项目大幅度减少;转移支付增长机制的改革,逐步取消竞争性领域专项与地方资金配套;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的提高,将降低国有业企业的投资能力;城市建设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变化。

(3)鉴于地方政府利用各种优惠政策在进行招商引资、基础建设投资以及房地产投资中的发动机作用,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以及考核体系的重构将使这台发动机的作用受到强烈的转变。2014年民间资本的扩张难以填补政府转型带来的投资缺口。

3.2013年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扬将引发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重新定位,从而抵消三中全会改革对于房地产的利好

(1)房地产待开发面积增速持续为正,说明房地产市场的囤地倾向依然较为严重。2013年1-10月份新增待开发土地面积接近4亿平方米。

(2)商品房2013年新开工面积增速一直处于下行通道之中,施工面积增速也处于下滑阶段。这预示着房地产投资惯性并不强劲,有回落的趋势。

4.从投资惯性来看,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会出现明显的回落

投资的先行指标主要包括新开工项目和施工项目数。从2013年1-10月的情况来看,新开工项目是近3年来的高点。2013年6月以来所启动的棚户区改造、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铁路投资的放开以及其他重点项目上马都具有较强的惯性,从而保证2014年投资增速的相对稳定。

5.宏观经济的稳定、出口的改善、企业财务绩效的小幅提升以及中长期投资信心的提振,2014年民间投资将改变2013年持续回落的局面。

 

消费增速将持续小幅回落,全年增速预计为13.2%

由于“八项政策”、 “群众路线”等政治活动的常态化,居民收入增速难以快速反弹,收入分配政策改革的红利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显化,2014年消费增速将持续小幅回落,全年增速预计为13.2%。

1.反腐倡廉以及财政透明化改革等活动将常念化,短期内对于消费的冲击依然较为严重

根据三中全会精神和党在中期的工作部署,反腐倡廉、巡视制度、 “四风整顿”、“群众路线”以及财政透明化改革等活动将常态化,这对于我国的公款消费、政府消费、假日消费以及会议经济将产生持续性的冲击。这种效应在2013年已经全面显现,由于2014年这些活动将进一步深入,因此它在短期内对于2014年消费的冲击依然较为严重。

2.很多改革与扩收入有关联,但难以在短期内收到成效

由于GDP增速的回落和企业绩效的下滑,2014年的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难以出现明显的反弹。这将使2014年消费回升难以找到坚实的收入支撑。大改革中有很多改革与扩收入有关联,但这些改革十分复杂,难以在短期内收到成效。

3.消费者信心指数处于低谷,启动消费政策具有时滞效应

从消费的先行数据来看,消费者信心指数基本处于近年来的低谷。目前国家出台很多政策都属于中期消费启动政策,例如信息消费刺激、老年消费扶持以及健康消费促进等,这些政策具有十分强烈的政策时滞效应,近期难以发挥效应。

核心通货膨胀率依然维持在相对稳定的区间

2014年价格水平面临小幅回升的压力,但总体而言处于可控的范围,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对平衡将保证核心通货膨胀率依然维持在相对稳定的区间。

1.CPI面临上扬的压力

(1) 2013年4季度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扬,将导致2014年CPI的基数效应较高,如果2013年1 2月底的CPI水平维持在3.0%-3.3%,那么2014年CPI的翘尾因素将在1.2%一1.5%区间。

(2)价格改革的释放效应可能较大。三中全会将各类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全面市场化作为核心要点,并会在2014年快速推出,这将使很多管制价格被放开,以反映正常的供求和正常的成本。

(3)服务业的供求依然紧张,服务类价格将面临持续上涨。从2013年非制造业PMI指数的变化来看,未来非制造业领域的需求将保持较为强劲的态势。

(4)成本推动的因素在持续,其中成本上扬的核心在于工资水平的上涨、各种福利成本支出的上涨、环保成本的上涨以及利息成本等方面。

( 5)货币存量的释放,即2014年M2/GDP值将超过200%,流动性过剩在中期依然存在陆续释放的压力。

(6)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基础薄弱问题进一步显化,农产品紧平衡问题将凸显,食品价格依然存在快速上扬的风险。

2.CPI存在系列下行压力

(1)宏观经济依然处于下行周期底部,产出缺口以及周期性增长都是负的,说明总需求依然偏弱。

(2)产能过剩问题依然严重,PPl维持低水平运转,来自制成品方面的通货膨胀压力不大。

(3)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低迷,特别是在美国退出OE,全球流动性回收、美元价格持续上扬等因素的影响下,大宗商品无论从实际需求、金融衍生、前期产能释放等角度来看,都没有持续回升的压力。

(4)在美国石油供给放量、中东地缘政治缓和以及实际需求依然疲软等因素的作用下,国际油价不会出现明显回升。

综合上述各种因素,上行压力将超过下行压力,导致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在GDP增速轻度回落的同时,CPI出现小幅反弹。

 

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方面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1.我国宏观经济从短期变化、中期定位、全球景气等角度来看,处于一个筑底反弹、周期转换的拐点阶段,我国经济的结构大调整、制度大改革和政策大回转决定了我国宏观经济景气难以在短期快速逆转,对于我国经济的展望不能采取简单的悲观主义,也不能采取简单的乐观丰义

2.我国经济的大改革与大转型,世界经济的政策大转型与大改革,以及全球经济周期性力量的轮转这三大力量决定了2014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框架及其“底部修复”的运行特征

3.我国结构大调整不仅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阶段、制度特性以及其他具有中国特色的各种冈素,同时也必须增加全球结构性调整以及全球改革大竞争的视角

4.全球经济结构人调整使我国传统的“出口-投资驱动模式”转向了“信贷一投资驱动模式”, “政府失灵”替代了“市场失灵”。通过大改革来治理“舣失灵”问题,是破解日前流动性泛滥、债务增长过快、金融扭曲加剧以及产能过剩的关键。

5.三中全会启动的大改革具有必要性和及时性,但大改革对于宏观经济在短期与中长期的影响是不同的,必须高度重视大改革在短期中产生的“创造性破局效应”

6.大改革一方面改变着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机制,另一方面也对宏观经济调控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的稳定、宏观的平衡和缓解大改革的阻力要求2014年宏观经济政策日标与通常年份宵一定的差别

7.2014年宏观经济政策定位应、与只专注于“稳增长”和“促改革”,但稳增长的底线管理应当具有新内涵,底线标准必须充分考虑大改革在短期带来各种社会政治冲击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外溢效应

8.鉴于2014年的价格形势不太严峻,包括金融改革、价格在内的各项改革的推出力度较大等原因,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必须在强化存量管理的同时,流量操作不宜太紧, “大改革”+“强监管”+“中性货币定位“+“结构性短缺的流动性管理”可能是未来恰当的组合。

9.财政政策必须充分考虑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地方债务清理带来的地方隐性支出下滑、改革需要财政建立必要的补偿机制等冈素,2014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定位应当有别于以往年份

10.房地产调控的政策思路必须配合三中全会改革的举措进行全面的重新定位,不会因为改革而出现“刺破泡沫”的问题

11.产能过剩治理的思路必须作出调整

12.三中全会精神的落实和大改革顺利展开依然是中国宏观经济信心稳定的关键,一方面应当强化改革的解读和宣传,更重要的足彻实落实改革,特别是对于市场主体高度关注的核心改革应当制定改革实施的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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