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进入大调整、大转型时代。未来五年，世界经济将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趋势与特点：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转入低速增长时期；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发达国家力推制造业振兴，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加速，成为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两大新动力；“创新发展”备受重视，新兴产业蓄势待发，争夺产业与技术制高点的竞争更趋激烈；全球能源结构与供求格局深刻变化；发达国家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将导致全球范围的流动性过剩，加剧金融动荡与通货膨胀；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加速推进；区域一体化成为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重要形式。世界经济的大调整令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出现诸多新变化，我国必须坚持扩大开放的基本国策，创新对外开放的战略与模式。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进入大调整、大转型时代。主要经济体增长前景分化，美国将保持温和增长，欧洲经济仍将处于金融危机之中，日本经济仍难以摆脱失速状态，新兴经济体增速有所回落，但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世界经济的大调整令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出现诸多新变化，机遇与挑战的内涵不同以往，我国必须坚持扩大开放的基本国策，创新对外开放的战略与模式，构建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新优势，才能在世界经济大调整中趋利避害，乘势而上。
世界经济的主要趋势
——世界经济转入低速增长期
2007年之前，世界经济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与繁荣时期，尤其是2004—2007年期间，全球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9％，比近30年来的平均增长速度高近1个百分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四个重要因素：一是以信息通信技术、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革命；二是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三是1991年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带来的和平红利；四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的体制调整与开放政策带来的制度红利。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终结了世界经济的繁荣，拖累世界经济步入了低速增长时期。据预测，未来十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将降至2．9％，明显低于金融危机前五年的3．6％和危机前20年的3．1％—3．2％的平均增速。
导致未来世界经济低速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着高负债、高赤字、高失业和低储蓄的结构性问题。美、欧等重灾区经济体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才能走出困境，其政府、企业、家庭通过“去杠杆化”来修复资产负债表并非易事。二是世界经济处于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下行阶段。新一轮产业革命尚处于孕育期，5年内难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三是发达国家和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 ，全球人口总抚养比将自2015年后开始上升，对储蓄率与投资率产生不利影响。
——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
发达国家由于占世界经济份额高，长期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未来五年，发达国家经济减速，在全球经济份额下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更加重要，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这可以从新兴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份额持续上升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与投资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这两方面显现出来。
——两大新动力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进一步深化
各国发展理念趋同，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开放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包容发展”的理念。发达国家的再制造业战略和发展中国家大规模的对外投资，成为整合全球价值链的两大新动力。
制造业将更加受到各国重视。过去20年，东亚、南亚等地区的一大批发展中经济体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在低附加价值的制造与服务活动中占据日益重要地位，其中，中国取代美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大国。发达国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转向制造业与服务业的高端价值环节，在享受低成本进口好处的同时，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产业“空洞化”挑战，结构调整和失业压力上升。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反思危机前过度追求经济服务化、虚拟化的教训，纷纷推出了 “再制造业化”战略。围绕制造业振兴，美国政府制定了包括基础设施更新、人力资源提升、5年吸引1．5万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的 “选择美国”计划、“五年出口倍增”等一揽子措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制定了振兴制造业的类似计划（尽管名称各不相同）。可以预期，全球制造业供给能力将快速扩张，在需求不振的形势下，未来世界经济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产能过剩和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
此外，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对外投资将成为整合全球价值链的新动力。在全球生产价值链整合中，发展中国家将更为主动。随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向投资规模的持续扩大，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化，各国利益更加融合，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合作也将更为深入。
——“创新发展”备受重视，新兴产业蓄势待发
从历史经验看，重大的危机往往会激发新一轮技术革命。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战略措施，美国等发达国家政府更加重视新技术研发与新产业发展。美国政府2009年、2011年两度发布《创新战略》；英国政府发布了《技术蓝图》报告，明确提出英国要努力成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创新科技投资之地；德国出台了《纳米技术2015行动计划》、“生物经济2030国家研究战略”、《可再生能源法》等一系列科技计划。发达国家在研发投入总量、技术储备、人才与产业基础等方面仍将占有明显优势，继续引领全球技术创新的方向。
面对科技创新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新兴经济体也不甘落后。俄罗斯发布了《俄罗斯联邦2020年创新发展战略》，印度提出2020年成为知识型社会与全球科技领导者的目标。中国则大力推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新兴经济体在技术研发上急起直追。针对日趋活跃的技术创新，西方有学者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从近中期看，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将是创新最为活跃的领域，云计算、大数据、虚拟现实、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将不断拓展新的应用领域与模式。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3D打印、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加速发展。美国页岩气开采技术的突破与大规模应用，对全球能源价格、能源结构和能源地缘政治将产生深远影响。但是，未来五年，尚难以看到可以产生革命性影响的重大技术突破，新兴产业仍处于产业化的初级阶段，尚难以担负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的重任。
未来各国围绕人才、资金、技术与标准、知识产权、市场的争夺将更加白热化，在产业与技术领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合作也将更加广泛多样。
——全球能源结构与供求格局深刻变化
国际能源领域正处在大变革时期。一是能源结构将发生重要调整。2005—2011年，太阳能和风能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 6l％和25％。风电已连续5年成为欧盟第一新增电源。美国页岩气呈现爆发式增长，2011年美国页岩气产量是2000年产量的 15倍，占其天然气总产量的34％。2009年美国超过俄罗斯成为全球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未来全球能源结构将进入油、气、煤、可再生能源、核能五足鼎立的新格局，可再生能源和非常规油气成为新的快速增长的两个领域。
二是国际石油供求格局出现重大变化。非常规石油资源带动石油储量增长，美国页岩油的勘探开发成为未来石油资源新增量的重要来源。未来非常规石油产量增大，开采成本较高，加上主要产油国严重依赖石油出口，低价石油的时代难以再现。石油消费中心东移，生产中心西移。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正成为新的石油消费中心。
三是世界能源地缘政治将出现新的格局。美国能源独立取得重要进展，减少了对中东地区的依赖，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调整提供了巨大空间。中东、北非地区一些产油国政局动荡和存在战争风险，给全球石油市场带来不确定性。
气候变化日益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全球性问题。尽管各国在二氧化碳减排上存在分歧，但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各国达成多项共识，为进一步展开双边和多边磋商、达成新的具有普遍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奠定了基础。
——全球流动性过剩，金融动荡与通货膨胀压力增大
金融危机后，出于救助金融危机、刺激经济增长、降低融资成本和稀释外债成本等多重目的，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同时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未来世界经济将面临严重的流动性过剩局面。
全球流动性过剩将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持续动荡。一是可能导致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振荡，加剧通货膨胀压力。二是加剧跨境资本流动。逐利是资本的本性，过剩的流动性会四处寻找高回报的机会，在不同国家之间套利，从而加剧跨境资本流动，并可能冲击各国金融市场甚至宏观经济的稳定。新兴经济体由于其相对较好的增长前景，将成为资金流入的重要选择。三是加剧汇率波动，发达经济体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压低本国货币的汇率，推动各国间竞争性贬值。新兴经济体面临较大资金流入压力，可能推高其汇率。四是可能在局部形成新的资产泡沫，积累新的金融风险。五是美国将多方维持“美元霸权”。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导致美元的贬值，加之美国经济相对地位的下降，对美元的国际地位产生不利影响。面对其他货币的挑战，美国出于战略利益考虑将多方维护“美元霸权”，对任何潜在的竞争货币采取打压措施，从而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
——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加速推进
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有所不同，美国次贷危机源于房地产泡沫破灭和过度金融创新；欧债危机源于政府过度负债。但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现有的国际治理机制和国内经济体制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化带来的冲击。国际金融危机揭示了现有全球经济治理的重大缺陷，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实力对比的新变化也对全球治理变革提出了迫切要求。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变革快速推进，全球治理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是新兴经济体在现有多边治理机制 （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与话语权有所提升。二是20国集团G20取代8国集团G8成为大国经济政策交流对话与协调的新平台，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明显提高。三是发达国家加速推动制定新的国际规则，围绕利益分配和规则制定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面对新兴经济体崛起的挑战，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极力推动新的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试图将气候变化、国有企业、竞争中性、劳工标准等纳入国际规则。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但新兴经济体利益诉求分化、协调能力较弱，在重大问题上难以形成一致声音，制约了其在全球治理变革中的作用发挥，发达国家主导全球规则制定的局面中期内难以改变。
——区域一体化成为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重要形式
金融危机后，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贸易摩擦影响的国际贸易金额占比不到1％，各国在经济发展中的相互依存和利益交融日益增强，经济全球化仍是主流。多哈回合陷入僵局，各国将主要精力转为构建区域一体化安排，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安排成为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重要形式。与多边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非歧视原则不同，区域贸易安排会对非成员国形成贸易转移效应。各国均担心被边缘化，在多米诺骨牌效应下，争相加入或发起新的自由贸易安排。未来五年区域一体化将保持快速推进势头。
对大国而言，区域一体化战略还可以将经贸利益与地缘政治战略有机结合。大国将推动自己主导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作为实施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在已经和准备启动的自贸谈判中，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东盟推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将对亚太地区的一体化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美欧自由贸易区、日欧自由贸易区一旦建立，意味着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将形成更加紧密的关系，中国可能被排斥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区域贸易集团之外。
世界经济大调整对我国的影响
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不断深化，未来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与格局的变化，将给我国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对我国经济发展与结构升级产生重大影响。
——世界经济大调整给我国带来的挑战
第一，出口增长与结构升级的压力加大。一是全球经济减速导致我国出口的外需增长放缓。二是我国一些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正受到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加有力的竞争。如果我们不能持续增强国际竞争力，加快出口结构升级，我国出口将面临严峻形势。三是针对中国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持续抬头。经贸摩擦从传统出口产品向技术密集产品、从贸易领域向投资领域、从实体经济向规则制定扩展。四是我国出口结构升级将加剧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正面竞争。发达国家实施 “再制造业化”战略，更加重视货物贸易出口。我国出口结构升级将使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分工关系从互补为主转向更多的正面竞争，如果处理不当，可能重演当年日美贸易战的历史一幕。
第二，保障我国金融安全与资源能源安全的困难增加。一是全球流动性过剩和资金跨境流动加剧，将增大我国巨额外汇储备保值增值的风险，影响人民币汇率稳定，压缩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空间，增大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风险。二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不仅令我国进口资源能源付出更多代价，而且存在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可能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稳定。三是国际政经环境和地缘政治变化，威胁我国海外利益安全。我国海外投资、人员大幅增加，且有较大比例集中于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与地区，维护海外利益的任务将更加艰巨。
第三，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环境更加复杂。一是“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相互交织。我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能力与国际社会的期盼存在落差，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加重，将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形象与对外经贸关系。二是区域一体化快速推进，我国面临被主要区域贸易安排边缘化的危险。三是发达国家力推制定新的国际规则，可能导致国际规则朝不利于我国利益的方向演变。尽管全球治理变革与规则调整为我国提供了更多的参与机会，如果我国不在决策体制方面作出重大改革，大力提升参与国际治理的意识、经验和能力，全球治理变革与规则制定则可能不利于我国利益。四是周边战略与安全环境复杂化，影响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美国实施“重返亚洲”战略，日本、越南、菲律宾等与我国海洋主权与权益的争端加剧，部分周边国家出于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与恐惧，采取联美外交政策，一些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均不利于我国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
——世界经济大调整给我国带来的机遇
世界经济的新变化将给我国带来加速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新机遇。
第一，引进高端生产要素与产业活动的机遇。全球经济低迷更突显中国经济良好前景，跨国公司更加看重中国巨大的本土市场和人力资源、基础设施、配套产业等新优势，加速将研发、地区总部、先进制造等更高技术含量、更高附加价值的产业活动向我国转移，高端人才等生产要素也将加速流入我国，有利于我国通过“引进来”提升技术水平和国际分工地位。
第二，整合全球资源，推进技术与产业升级的机遇。一是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发达经济体，为我国企业提供了海外低成本并购获取技术、研发能力、国际品牌、国际销售渠道的难得机遇；二是全球性新技术研发创新热潮，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大力改善创新环境，我们不仅能在传统产业实现大幅提升，而且可能在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国际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
第三，提升我国出口结构的机遇。一是发达国家更新基础设施和新兴经济体建设基础设施，将带来全球性的基础设施建设热潮，这有利于我国扩大海外工程承包并带动我国机械、设备等高附加值制成品的出口；二是新兴经济体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将为我国性价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发电设备、建筑机械、运输设备等资本品提供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带动我国出口结构的升级。新兴经济体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其消费结构升级也将为我国质优价低的消费品出口提供新市场；三是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将有力地推动国际服务外包，我国可以充分发挥大学毕业生多的人力资源优势，实现服务外包的大发展。
第四，拓展我国发展空间的机遇。一是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为我国参与全球规则制定提供机遇。二是区域一体化热潮有利于我国发挥市场吸引力，打造与我国经贸联系更加紧密的周边环境，落实周边外交战略。三是发展中国家日益重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修订法律法规，改善投资环境，将吸引中国企业投资作为重点，有利于我国更好地利用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土地、劳动力和市场，改善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拓展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空间。
应对世界经济大调整的政策建议
未来五年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世界经济大调整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必须审时度势，冷静分析，沉着应对，抢抓机遇，在对外开放领域做几件大事与实事，才能真正实现化危为机，趋利避害。
第一，着力提升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继续拓展出口市场空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但出口产品集中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未来一段时期虽然外需增长放缓，但随着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升，我国出口增长和提升国际市场份额仍有很大空间。一是树立制造立国、质量立国理念，创造出口竞争新优势。发达国家的“再制造业化”战略昭示出制造业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我国更应该高度重视不断培育制造业国际竞争新优势。要围绕这一目标，在技术追赶与创新体制、房地产制度与市场、劳动力成本与技能、税收、汇率、贸易便利化与自由化等各个层面，改善增强出口竞争力的舆论环境、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二是创新特殊经济区政策，打造“六大中心”，即把我国从现在的世界“制造中心”扩展到“国际制造”、“国际物流”、“国际销售”、“国际结算”、“国际研发”、“国际维修”六大中心，大大提升我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三是要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提高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加快服务领域对外开放，改善投资环境，大力引进技术含量与附加值更高的外商投资项目。四是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大力开拓国际服务外包、海外工程承包市场。
第二，大力支持企业“走出去”，打造几十家我国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与全球行业龙头。一是与美、欧等发达国家商议签定投资协定，并研究探索签署多边投资协定的可行性，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二是配合资本项目开放与国内投融资体制改革，率先改革现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大大简化审批程序，尽早取消审批；三是大力完善对外投资服务体系，包括信息服务、融资服务、法律服务、海外人员与资产安全保护服务等。四是大力增强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不仅要“走出去”而且要“扎下来”。
第三，积极主动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探讨与美、欧建立自由贸易安排的可行性，力争5年内与重要经济体谈成一个大的区域贸易安排。
第四，加强周边经贸合作，发展“铁杆”朋友。一是要与周边国家发展互惠互利可持续的经贸关系。充分考虑周边国家的发展目标与主要关切，综合利用贸易、投资、金融、援外等多种手段，把农业全产业链投资与贸易合作、基础设施建设、转移出口导向型的加工制造项目、资源开采与深加工等作为经贸合作的重点领域。二是让周边国家充分分享我国的市场机遇，通过单边降低关税、重点分配进口配额、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安排等扩大自周边国家的进口。三是加快周边大通道建设。开工建设中老柬铁路和直通印度洋的中缅铁路；打通经朝鲜直通日本海的水、陆通道；修建中蒙铁路复线、提升中蒙公路等级；加快与中亚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公路、铁路网建设。四是加强陆海统筹，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不仅要认识到海洋对我国安全的战略意义，而且要认识到海洋对保障我国资源能源安全和发展经济的巨大作用。除了继续发展传统的海洋农渔业、资源能源开采与加工、航运、旅游等传统的海洋经济活动，还要大力发展海洋生物、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水利用等新兴产业。要创新理念、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在维护我国主权的前提下，大力开展海洋经济的国际合作。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