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靠自己养活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中国拥有世界21％的人口，却只有世界9％的耕地。中国最肥沃的土地要依赖灌溉，因而易受水污染、洪水或干旱的威胁。中国水资源相当匮乏，而且分布极不均匀。“干旱的北方”——长江流域以北所有地区有中国2/3的耕地，却只有全国1/5的水量。即便加上“湿润的南方”，中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也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
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使得中国有更多财力从国外购买粮食，但粗放的增长模式也为粮食生产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隐患。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从前是鱼米之乡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现在，珠江三角洲一半的粮食要靠其他地区调入，而长江三角洲勉强能够自给。收入的增长也导致人们转向食用更多的动物蛋白，而动物蛋白的生产更耗费资源。压力在不断增加，中国的粮食价格和其他国家一样也在不断攀升。
尽管如此，中国的粮食仍然可以算作自给自足的。在最近十年中，每年人均粮食产量在333.29公斤（2003年）至411公斤（1998年）之间徘徊，平均达到人均380公斤。一部分粮食如大豆和食用植物油大部分依靠进口，但是主要的粮食作物如大米、小麦和玉米绝大多数靠国内种植，进口的数量不到总消费量的5％。由于这种粮食上的自给自足，尽管肉蛋奶等高端食品的价格上涨幅度较大引发民众抱怨，但大米小麦等大宗粮食价格一直相对平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7年粮食的平均价格仅上涨10％，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幅度。大米和小麦的价格上涨幅度较少，而玉米和大豆上涨了15％－25％。2008年第一季度，大米仅上涨了3.5％；与此相比，单是2008年三月份的最后一周，泰国大米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从每吨580美元涨到760美元，飙升了31％。中国政府和往年一样储备了大量粮食。2008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透露，政府储备了1.5亿到2亿吨粮食，这相当于全年粮食消费总量的30％－40％。这一数字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为全球粮食储备提出的17％－18％的安全线。仅大米一项，储备量就达到4－5千万吨，这使得中国在国际大米市场的持续混乱中能够独善其身。
既然这样，那为什么还要担心如何养活中国这个问题呢？在可见的将来，除了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外，应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撼动中国的粮食安全。像全球变暖这样的长期威胁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趋显现，但强劲的经济和技术进步不是应对这些威胁的最好防范吗？
事实上，中国现在必须担忧自身的粮食安全问题了。随着化肥和杀虫剂创纪录的使用以及水土的流失，粮食产量很可能会萎缩，与此同时，需求却在不断增长。不断上升的能源价格导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也威胁到粮食生产者的收益率。近些年，为了应对这场危机，学者们提出了两个相互对立的战略，一个强调国内粮食安全，另一个是依赖国际市场。现在是到了吸取一些教训，并规划未来的时候了。
立足国内的粮食生产
中国的粮食生产历经起伏。数十年来，政府以牺牲农村发展为代价鼓励沿海地区出口工业的发展。但是，大量使用化肥和杀虫剂保证了粮食的供应。从1994年到1998年，中国连续5年获得粮食大丰收，每年粮食产量超过5亿吨。粮食价格下降了，粮价的下跌以及多年来对农村地区的疏忽导致了粮食的大减产。2003年人均粮食产量只有333公斤，比1998年下降了20％。国家粮食储备下降到不足年粮食消费总量的30％，这也是197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粮食减产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政府重新开始鼓励粮食生产。政府规定了最低粮食收购价格，并且确保由国营粮库进行支付。政府增加了对种粮农民的补贴。人们逐渐讨论所谓的“三农危机”（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个词涵盖了中国农村的诸多问题，包括收入停滞不前、公共服务减少、地方政府人浮于事、腐败蔓延、社会资本减少、环境恶化和群体性事件的增加。现在，“三农危机”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对这一危机的讨论使得政府的农村政策在过去5年间从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模式更多地转向了“凯恩斯主义”模式。2005年政府取消了农业税，并对农村发展的投资每年以25％－30％的速度增长，其中大部分用于免费的初等教育和农村卫生保健的重建。
虽然这些政策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但是不可否认它们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一些四处流动的农民工终于不再把在家乡生活看得那么可怕，在找不到满意工作的时候返回家乡。珠江三角洲经济特区的血汗工厂切实经历了劳动力短缺（所谓“民工荒”），这是二十年来破天荒的第一次。另一方面，粮食产量回升，2007年达到了5亿吨。实际上，2007年中国粮食生产还出现了一定盈余，出口的粮食比进口多出700万吨。为了在最近国际市场粮价上涨期间稳定国内的粮食价格，中国政府于2007年12月取消了包括小麦、大米、玉米和大豆在内的84种粮食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在2008年早些时候，还对57种粮食产品进一步征收5％－25％的出口暂定关税。中国政府也很英明，没有深陷于盛行一时的生物燃料风潮。2002年以后，中国从美国引进了一批玉米酒精生产线，但人们很快就认识到这是个错误，2007年6月，政府停止了所有利用玉米或其他粮食为原料的生物燃料新项目。总而言之，政府出台的这些鼓励国内粮食生产和稳定国内粮食价格的政策是有成效的。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关于大豆的案例研究
与其他粮食作物相比，近几年中国的大豆生产处于世界市场的力量支配之下，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大豆在中国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作物，差不多5000年前就已在中国种植。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培育五谷，大豆就是五谷中惟一的豆科植物。
几千年的耕种培育出了丰富多样的大豆品种，还积累了大量与之相关的传统知识。
截至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口大豆有很长的历史，并且到了21世纪初，大豆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够自给。但是在WTO谈判期间，中国政府决定在农业部门作出相当大的让步。结果是，大豆的进口关税降到3％。此后，大豆进口量不断增加。
2003年，大豆进口量达到2074万吨（三年间翻一番），中国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2005年，大豆进口量达到2650万吨，是国内产量的1.6倍。这些大豆绝大多数是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大豆成为中国完全依赖进口的少数几种粮食作物之一，2007年，进口大豆占国内全年消费量的2/3以上。
国际媒体往往关注大豆贸易中的生产国。2008年4月28日，德国《明镜周刊》发表一篇题为《为满足中国和印度的胃口而努力》的文章。在该文中，巴西的大豆生产被描述成一种“死亡文化”。大豆种植加剧了森林乱砍滥伐并促使大批小农户纷纷破产。该文还认为，中国人吸干了从拉普拉塔河到亚马逊河的大豆市场。马托格洛索州的大片土地已经变成了绿色沙漠，除了使用大量杀虫剂种植的单一作物别无他物。
不幸的是，正在中国发生的故事的另一面却很少受到关注，这里的情况和巴西一样令人感到悲哀。中国的大豆生产者不仅遭到大量进口大豆的打击，而且面临着大豆出口减少的局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每年向韩国和日本出口100万吨大豆，其中绝大部分是有机大豆。最近几年，每年的出口量逐步减少到20－30万吨，部分原因是因为购买者担心那些进口到中国的转基因大豆会造成基因污染。不难想像，种植大豆的中国农民由此受到巨大伤害。在中国东北黑龙江省，约2千万小农户种植的大豆占全国总产量的40％。据2006年9月的一则新闻报道，2005年黑龙江的大豆价格跌至每公斤28美分。即使不计劳动力成本，这一价格也低于生产成本。因此，仅2006年，这个省的大豆种植面积就萎缩了25％。2007年至少继续萎缩5％。成千上万的豆农急忙转种其他粮食作物，或干脆抛荒土地加入外出打工者的队伍。
在中国大豆生产出现如此巨大转折的期间，国际市场上的一些主要玩家与强大的政府联手合作（这种合作在WTO和其他所谓“自由”贸易谈判中经常发生），因而大发横财。2003年底，由于美国大量的贸易赤字使得中美两国已处于贸易战的边缘。为了缓解这种紧张状态，中国总理温家宝于2003年12月访问美国，并宣布中国将派出代表团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尤其是大豆和棉花。人们可能把这样的声明视为一个值得嘉许的和平协议，但在现代金融世界中，结果往往是善有恶报。
在该声明发布之前，即2003年12月，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期货交易月平均价格是7.7美元/蒲式耳。2004年3月和4月，当中国大批购买这些商品时，大豆的价格就冲到9.82美元/蒲式耳和9.89美元/蒲式耳。然后，价格快速下跌到2004年8月的5.93美元/蒲式耳。相比之下，2003年4月和2005年4月大豆期货交易月平均价格分别只有6.04美元/蒲式耳和6.23美元/蒲式耳，比2004年4月的价格低35％以上。尽管所有这些市场操作至今没有违法的证据，但在中国却掀起了风浪，在中国人脑海中恐怕将长期存留着挥之不去的所谓“大豆危机”的阴影。
中国科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估计，中国为在此期间购买的大豆多花了15亿美元。
最后，中国国内的榨油企业成为最大的输家之一。从美国进口的高价大豆转嫁给这些榨油企业并使它们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困境。2005年，国际粮食巨商开始大显身手，大量收购中国榨油企业。据估计，目前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 ）和路易达孚（LouisDreyfus）4家最大的粮商部分或完全控制了中国大约90家大型榨油企业中的64家，从而控制了85％左右的市场份额，这种市场集中程度使得中国的豆油市场很容易受到市场操纵行为的攻击，如大豆油仅在2006年9月到11月的2个月内就从5000元/吨涨到了8000元/吨。不用说，这些巨商控制的榨油企业更青睐北美和拉丁美洲的转基因大豆种植户而非国内的大豆种植户，因为前者已经被直接并入这些巨商的全球运营活动中。这进一步打击了中国本土的大豆种植户。
自从中国加入了WTO之后，中国大豆种植者、豆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输给了国际粮食巨商。在这个所谓“自由贸易”幌子下的另一个输家就是大豆自身的未来：随着大批小种植者的迅速破产，中国大豆品种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与之相关的传统知识将一同消失。对新自由主义学者而言，所有这一切看起来都是为了让大豆的生产和分配更划算而必须付出的调整成本。但是，如果把所有外在的社会和环境成本都计算在内，那么，这种把大豆生产突然并快速地从中国传统的耕地上转移到巴西以前的热带雨林地区的做法将极有可能露出它的庐山真面目：一场难以弥补的灾难。
贸易自由是正确的道路吗？
如上所述，中国政府在鼓励粮食自给自足方面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相比之下，国际经销商对大豆市场的劫掠却使成千上万的人穷困潦倒。尽管如此，许多自诩为经济专家的人都试图把“市场方案”作为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万应灵丹，这样的“狂热者”在国内和国外都不鲜见。
这些年来，知名经济学教授茅于轼一直宣称，中国没有必要担心粮食供给，因为只要让市场不受政府干预，世界市场将自动形成最佳的资源配置，所以市场将阻止任何长期粮食危机的出现。他指出，全球粮食市场在它存在的数十年间很少出现粮食短缺，相反，因为供给过度，出售粮食却成了经常性的挑战。他承认，市场粮食充盈并不意味着就没有人挨饿，因为有些人穷得买不起足够的粮食，但这个问题应当很容易通过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来解决。茅教授甚至认为中国没有必要保护耕地：考虑到很高的人口密度，中国在粮食生产上毫无优势可言，因此，为什么不放弃粮食生产，专注于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那样可以发挥比较优势的领域呢？利用所获得的利润到国际市场上去购买粮食，这将远比针对城市盲目扩张制定城市规划法这样的方法抑制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更有效率。甚至在2008年4月，全球出现粮食危机的时候，茅教授仍然在一次采访中坚持认为，中国应该减少粮食生产并且计划从国际粮食市场上购买更多的粮食，因为从经济学观点看，中国生产自身所需的大部分粮食根本没有效率。
数十年来，像茅教授这样的人在中国人的学术和媒体圈子里发挥着不可小视的作用。他们缺乏常识的程度以及他们对政策的影响，是中国现阶段会遇到诸多问题的一大原因。万幸的是，渐渐有迹象显示他们的影响力开始下降，他们无视现实到了如此荒诞的地步而受到越来越多中国学者和普通人的批评。一些中国读者给茅教授这样的专家起了“美国鹦鹉”的绰号：他们在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中采取典型的美国立场，充当最激进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学派的代言人。
来自国外专家们的建议显得精妙和圆滑一些。茅教授建议中国应该主动放弃粮食自给和粮食安全，他的外国同道们则说中国放弃粮食安全是市场条件下命定而不可避免的。《金融时报》2008年4月25日中文版的一篇在线文章引述瑞银（UBS）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的话，建议中国应该逐步增加粮食进口，并且放弃长期延续的粮食自给的政策。在5月8日另一篇文章中，他说，“我们已经看到需求高涨、供给紧张和市场开放形成的完美风暴对其他商品进口的作用，这些因素或迟或早必定同样会对粮食进口产生作用”。
安德森先生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完美风暴”的比喻是多么贴切和具有讽刺意味。对他而言，这可能仅仅意味着进口迅速增加和价格的猛涨。但是正如上文对大豆案例的分析，对那些众多被全球大豆贸易边缘化的无辜农民而言，这一“完美风暴”可能意味着生计被摧毁的灾难。幸运的是，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稻米还未商品化到大豆那种程度，世界上绝大多数大米仍然是本地生产和本地消费，而不是像大豆那样被少数国际粮食巨商所控制。鉴于全球大米贸易仅占中国年度大米消耗量的10％，如果中国放弃粮食自给并期望全球市场来养活它，那谁也不敢想像会产生什么样的风暴了。
我们应当吃什么以及我们应当如何生存？
通过对两种粮食生产和贸易政策的比较，我们只是触及了如何养活中国这一问题中最容易的部分，甚至在这个方向上我们也仅仅触及了问题的表层。如果要对近年来国际食品价格大折腾的原因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我们就不得不挑战来自西方国家的一些说法。比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08年4月18日的声明中认为，粮价上涨的原因不是生物燃料生产，而是糟糕的农业政策以及印度和中国正在发生变化的饮食习惯。这种把发展中国家当替罪羊的说辞显然是可笑的。毕竟，由于中国的粮食绝大部分仍然是自给的，而且2007年中国是粮食净出口国，那么中国怎能为国际粮食市场的波动负责呢？
尽管默克尔的指责毫无道理，莱斯特.布朗1995年的畅销书《谁来养活中国》中提出的问题依然值得我们警醒。这本书有一个贴切的副标题“唤醒小小地球的警钟”：如何养活中国的问题，本质上是如何养活21世纪的世界的问题。中国现在的粮食生产极大地依赖于化肥和农药——化石燃料的衍生品。这种所谓“绿色革命”的农业生产方式其实是对资源和土地的透支：中国20％以上的耕地因为化肥和农药的过量使用而遭到污染。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已经超过50％，而且还在上升。从这些层面上看，中国的粮食生产离真正的自给自足和可持续生产还有相当的距离。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似乎还不是迫在眉睫，但2008年的雪灾和2009年初北方大旱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在绿色和平中国分部2008年发布的一个报告中，中国农科院的科学家们警告：温度升高，农业用水减少以及耕地面积减少会使中国2050年的粮食生产总量下降14％－23％。所有这些技术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讨，但在此之前，我们也许应当问一些更基本的问题：我们应该吃什么？我们希望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尽管科技越来越进步，现代社会中因饮食不当致病的情况反而越来越多。在中国，和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一样，人们只要有支付能力就把他们的日常饮食转向肉类和乳制品，而过去他们经常吃的粮食则用来饲养牲畜。80年代中国的一位领导人提出为了中国人更加强壮健康，人们应该向欧美学习消费更多的肉蛋奶。其实，有越来越多的营养学证据表明，传统中国人那种以植物为主，肉蛋奶为辅的膳食习惯是最有利于健康的。不幸的是，这位领导人当年一拍脑袋提出的想法，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以健康为代价实践着。在1980年以前的中国，95％的玉米是被直接消费，而今天75％的玉米被当作了动物饲料。2007年，中国人的人均肉类消费量是53公斤，城市居民的消费量正快速接近美国的消费水平。营养学家建议，每人每天食用油摄入量不应超过25克，但北京人人均消费量已经高达54克。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穷人都完全拥有获得他们所需粮食的权利，但是，今天中国的消费阶层正在盲目模仿美国生活方式中的糟粕。无论对我们的身体还是对我们这个星球而言，摄取过多的脂肪、过多的动物蛋白、过多的糖和过度加工的食品都是不利于健康的，再加上越来越缺乏运动的现代生活习惯和私人汽车的享用，这就是肥胖、糖尿病和心脏病等现代病的完美配方。中国的肥胖率在最近10年几乎翻了一番。据估计，每10个中国孩子中就有1个肥胖的，而且这一数字正以8％的速度递增。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五分之一的孩子有不同程度的肥胖。
与此同时，营养不良持续威胁着穷人们，这一问题常常伴随着现代广告宣传及其错误信息而变得更为严重。在中国，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开始认识到了母乳喂养的优点，但大多数人仍然被广告所误导而认为牛奶配方比母乳更好。在农村地区，母亲们在市场上卖掉鸡蛋给孩子们买糖和巧克力，显然，她们被误导以为这些加工食品应该更有营养一些。在城市的穷人中，一些父母节衣缩食好几周甚至几个月，为的是让他们的孩子最终能吃上麦当劳“巨无霸”这样的垃圾食品。在一些农村地区，维生素A缺乏症仍然很常见，一些被国际粮食巨商所影响的研究人员仍然迷恋于研发推广诸如转基因“黄金大米”这样的高科技思路；其实只要人们有相关知识，胡萝卜和其他一些富含维生素A的蔬菜就是极易得到的就地疗法。我的一位受过大学教育的朋友甚至告诉我：“在我小时候，我们常常直接喝刚从奶牛身上挤出来的牛奶。当然，它没有超市里卖的牛奶那样营养和卫生。现在，我的孩子可过上了好日子了。”在2008年9月三鹿奶粉危机之后，大概所有人都明白这种成见是多么荒唐。可是，有多少人意识到：无论有没有三聚氰胺，刚从奶牛身上挤出来的牛奶营养价值都远远超过任何经过多次处理和长途运输的超市牛奶。
经济的高速增长给中国城市带来了令人惊叹的外观以及塞满汽车的宽阔道路。私人汽车的数量正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20年前，北京二环路以外被认为是郊区，今天，这座城市正在建设环绕其他环线的六环路。城市的扩张占用了大量耕地，4000万无地农民的数量还在增加。全国耕地数量从2001年的19.14亿亩下降到2007年的18.26亿亩（1公顷=15亩），并快速滑向18亿亩，即中国政府打算在2020年以前确保粮食安全的底线。
在《谁来养活中国》这本书中，布朗认为，“中国作为巨大的粮食进口国的出现将提醒我们：在我们自己自然系统以及我们所依赖资源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这将迫使我们重新界定什么是人类安全，要认识到粮食短缺和与之相关的经济不稳定性比军事入侵更具有威胁性”。他关于中国成为巨大粮食进口国的预言还没有成为现实，但他的警告完全有现实意义。2008年，粮食和能源价格的暴涨在四十多个国家引发了社会骚乱。
对这一切需要承担起主要责任的应该是地球的消费者阶层——我们中那些开着私人汽车和坐着喷气式飞机旅行的人；那些通常吃着数千里之外运来的食品（美国的平均食物里程是2000公里）的人；那些享受着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并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人——无论这些人生活在北京、孟买还是纽约。随着生物能源梦想的破灭，我们中一些人仍然会寄希望于诸如核能和地球工程学等其他技术手段。哪怕暂时抛开技术可行的问题，利用技术手段维持现在的生产生活方式，难道这就是我们所必需和真正想要的吗？无论是对地球生态，还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我们现在的膳食习惯以及与此相关的生活方式都是破坏性的。我们正在破坏我们的星球却活得并不开心——抑郁症在富裕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更为常见，并且在中国高收入阶层中快速蔓延。
归根结底，如果到了无计可施的时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还是能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利用饥荒、瘟疫、动乱以及战争产生一个新的经济平衡。这个，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就是其中的例证。如果我们希望不要碰上这些人类的巨大灾难，我们就只能坚定不移地拷问和节制我们的欲望和贪念。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警钟为我们所有的人敲响。因此，在现在还有时间的时候，我们不妨自问：我们应该吃什么？我们需要如何生活？我们希望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上？我们应该如何为此而努力？
文佳筠，原美国NGO组织全球化国际论坛（IFG）研究员
原载于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报告》，本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