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北地区借助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地区经济增速高于全国3个百分点，但也同样面临经济增速下行的宏观走势：工业增加值增速下降、消费低位徘徊、投资增速持续回落、企业利润表现不佳，经济运行指标和区域增长情况出现分化。为进一步摸清经济运行内在机制，全面掌握各区域经济运行特点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研组于今年6月16日至22日赴陕西、甘肃两省进行实地调研，并召开西北地区省会城市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对当前西北地区经济运行情况进行研判。从调研情况看，西北地区工业生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逐步扩大；民营经济占比逐年提高，经济结构有所调整；中小企业成长迅速，企业活力有所增强；市场活跃度不断提升，创业氛围有所改善。一季度以来，西北地区除宁夏外， GDP增速均在10％以上，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成为仅次于西南的第二经济增长板块。
西北地区经济运行的总体情况
1—5月，西北地区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但投资、消费和出口增速均有所放缓，经济指标和区域增长情况出现分化。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发展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工业生产增速总体回落。1—5月，西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比去年同期回落2．7个百分点。其中，陕西同比增长13％，比去年同期、今年1—4月分别回落 4个百分点和0．2个百分点；甘肃同比增长13．5％，比去年同期、今年1—4月分别回落0．7个百分点和0．4个百分点。
二是工业企业利润分化明显。今年前4个月，西北地区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964．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4个百分点。其中，甘肃增速最快，同比增长36．2％；陕西增速较慢，同比增长3％，比去年同期回落6．7个百分点。 1—5月，新疆规模以上企业亏损面达49．1％，其中大型企业亏损面45．5％。工业企业利润区域分化的同时，行业内部分化也较为突出，比如，甘肃石化、电力、建材三个行业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拉动明显，但有色、煤炭行业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下降，冶金行业由盈转亏。
三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1—5月，西北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在高位运行。陕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6个百分点，与一季度持平；新开工项目3973个，比去年同期增加708个，主要投向第三产业。甘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1．5％，增速比1—4月提高0．78个点，计划总投资亿元以上施工项目1506个，比去年同期增加529个。
四是物价涨幅平稳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5月，西北各地CPI同比涨幅在3％至5％之间，青海、新疆CPI涨幅均在 4％，甘肃CPI同比上涨3个百分点。调研发现，八大类商品价格及服务价格全面上涨，其中食品、居住类价格上涨最快，分别涨幅4．6％、3．1％。从5月份CPI变动看，环比均有所回落，大体回落0．1—0．6个百分点，甘肃、陕西分别在回落区间两侧。调研发现，陕西八大类商品价格及服务价格环比呈现“二升六降”格局。
五是消费市场低迷走势趋缓。1—5月，西北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去年同期均有所回落，甘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4．8％，比去年同期下降1个百分点，但比1—4月提高0．1个百分点；西安、宝鸡、天水等地的市场消费保持基本稳定，同比增长均保持在15％以上，高于全国2．5个百分点。
六是进出口增速有所回升。1—5月，西北地区进出口总值增长明显，陕西、青海同比增长分别是 24．8％、34％，宁夏高达120．9％，这是由于去年同期三省区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负增长。从省会城市出口总额看，西安的总量、增速均位居前列，乌鲁木齐、兰州的总量紧跟其后。总体看，西北出口增速回升具有区域特点，由于西北地区经济外向度不高，出口波动对经济总体影响不大。
在经济高位运行、增速逐渐回落的背景下，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也取得初步成效，市场活力得到进一步激发。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优化稳步推进。1—5月，青海第三产业投资增长了42％，比去年加快24．7个百分点，比重同比提高2．8个百分点；新疆轻工业增速高于重工业增速2．6个百分点，特别是加工工业增速达到18．3％；陕西非能源工业增速超过能源工业增速10个百分点以上。二是非公经济发展势头良好。1—5月，青海非公经济比去年同期增长24％，新疆非公经济增长 24．8％，快于公有制经济12．6个百分点。三是一些带动能力强的大项目、高技术项目发展较快。1—5月，青海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数同比增长70％；三星存储芯片、德国大众汽车、三一重工等一批技术含量较高的大项目落户西北地区。四是中小企业发展势头良好。 1—5月，新疆中小企业增长29．2％，比大型企业高出23．6个百分点，出现了一批在行业内领先的技术型中小企业。五是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1—5月，甘肃附加值高的一般贸易增速明显快于加工贸易增速，加工贸易占比从前几年接近 50％下降到不足10％，而且一般贸易中高新产品出口比重超过 30％。这些结构的外在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市场的需求变化，高附加值、高技术产品在出口中占比逐年提高。
西北地区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
——内部自主增长动力不足，下半年经济走势继续堪忧
这是一个长期性问题，也是西北地区经济运行的突出特点。
首先，西北地区私营经济占比偏低，容易影响区域经济活力和自生增长动力。据统计，2011年，全国私人控股企业在企业法人中的占比为79％，西北地区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约6个百分点。从企业所有制构成看，全国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比例为1∶22，西北五省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平均比例为1∶12，而青海仅为1∶7．7；从每万人拥有中小企业数看，全国平均水平107户，而甘肃仅有38户。以上三类指标均反映出西北地区私营经济仍处于弱势，中小企业发展相对滞后。
其次，工业产品主要集中在能源化工、冶金机械等中间投入品和生产设备上，这样的产品结构易受到国民经济的终端需求影响。 1—5月，国内消费需求低位徘徊、出口同比增速快速下降、设备投资增速放缓，从而导致对原材料和机械设备需求的下降。这也给西北地区经济增长带来较大冲击，下半年上述情况可能难以有明显改善。
第三，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迫使外部有效投入增速有所放缓。由于中央财政资金趋紧、央属企业利润增长缓慢，中央政府和部分央企在西部地区投入资金的增速也有所回落。例如，1—5月，甘肃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中国家预算资金同比增长24％，比去年同期回落37个百分点，比1—4月回落9．6个百分点。外部需求增长减缓，内部自主增长动力不足、投资增速下降，预计下半年西北地区经济增速会进一步下滑。
——地方财政收支压力加大，社会民生发展难度增加
财政收支矛盾是个普遍现象。经济增速放缓、企业利润下降，必然导致税收和财政收入增速下降，而保障民生的支出近年来却逐年增长，使得财政收支矛盾凸显。特别是在产业重型化明显、社会事业欠账较多的西北地区，这一矛盾显得更加突出。从调研情况看，1—5月，陕西财政收入同比增长6．55％，比去年同期回落8．56个百分点，创增速新低；与此同期，民生支出同比增长19．67％，分别高于财政收入、支出13．2个百分点和3．6个百分点。甘肃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2％，比去年同期回落14．8个百分点；而公共预算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7．1％，高于财政收入12．9个百分点，比1—4月提高3．1个百分点。
由于房地产市场短时高增长，前几个月各地财政收入增幅普遍较高，但是，5月份以后，房地产交易已逐渐平稳，投资增速回落。受此影响，与房地产相关的财政收入也呈现大幅回落态势。预计下半年，各地区地方财政收入增幅在房产交易下滑和营改增试点的双重影响下可能进一步收窄。加之西北地区各省地方财政节余有限，财政收入下降可能会直接影响社会民生事业的支出。
——部分地区产业结构单一，易受经济波动的影响和冲击
总体来看，1—5月西北地区经济总体保持平稳运行，但有些地市经济总量偏低、产业结构单一，受经济波动影响较大。例如，甘肃嘉峪关 GDP构成中工业占到82％，而工业中超过85％是金属冶炼压延工业，而1—5月，钢材、镍、铜、铝价格分别比同期下降11．9％、22．4％、10．3％、8％。作为嘉峪关最大的企业，酒钢公司加工一吨钢材的利润最低不足5元，前4个月利润同比下降91％。受此影响，嘉峪关GDP增速、财政收入出现了较大滑坡，城市运营管理难度加大。又如，受煤炭价格下降影响，陕西榆林超过百家煤炭企业停产，进而使得整个产运销生产链条上的众多企业发展和工人就业也面临困境。
——工业用电量与工业增速背离明显，用电量远低于工业增速
工业用电量是判断宏观经济走势的重要风向标，能够在一定程度反映工业增长的质量和水平。从调研情况看，西北地区省级数据相对较好，但也存在差异。例如，5月份，甘肃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3％，工业用电量增长9．6％，一致性较好；1—4月，陕西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2％，工业用电量仅增加 4．2％，差距较大。但是，一些地市工业用电量与工业增长背离情况比较明显。例如，1—5月，西安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2％，工业用电量下降5．1％；宝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8％，工业用电量下降1．8％；天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工业用电量下降4％。
近年来，西北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较快、工业重型化程度有所降低，1—5月，西北地区一些高耗能工业增速下降较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工业增长的用电弹性。但是，以上数据反映的明显背离应该引起高度关注，其中不排除在经济增长指标的压力下，部分地区将下半年的增长预期提前预计在上半年的工业增速中，从而形成“预期虚假”的高增速。宏观经济形势在下半年如果不能明显好转，统计数据的水分能够得以纠正，地区工业的实际增速可能出现大幅下降。
相关政策建议
西北地区经济增速高位回落，是全国经济运行走低与其自身发展动力减弱共同作用的结果。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西北地区增长空间较大，潜在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一方面，西北地区应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培育自主增长动力；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可增强宏观调控政策的区域针对性，加大对西北地区基础投资的力度，促进西北地区充分释放增长潜力。
——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培育持续增长的新动力
西北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从高位回落，有宏观大环境的影响，但主要原因还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较为粗放。2004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引起资源、能源类产品价格飙升、产业高速发展。西北地区抓住契机，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大力发展能源、化工、冶金等重化工业，有力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但是，发展中也出现产业结构单一、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问题，高增长态势难以为继。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西北地区增长启动较晚，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仍可激发增长潜力，将增速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上。
一是把鼓励发展民营经济作为调整产业结构、增强经济活力的抓手。由于国有大型企业在西北经济总量的比重较高，许多大企业特别是央属企业在全国配置生产体系，西北地区往往只是其生产单元而非销售和利润中心，这就使得一些国有大型企业对当地经济的辐射带动能力有限。地方政府应加大创业支持力度、鼓励中小企业发展，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通过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招商引资调整产业结构，克服所有制结构单一导致的经济活力不足等问题。
二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在电子、航空、生物医药等一些特定领域，西部地区科技资源丰富、科研水平高，但科技转化能力不强，政府部门应加大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努力建设创新发展的支撑体系。
三是加快物流配送体系、商贸综合体和消费市场环境建设。西北地区消费者价格指数往往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消费对当地经济增长的贡献又低于全国水平，这与西北地区物流成本高、消费市场不发达有关。要将西部地区物流体系建设纳入国家物流配送体系的总布局，地方政府也要积极推进商贸综合体建设，使其在促进居民消费升级的同时优化经济需求结构。
——推进一批综合效益好且兼顾多种目标的投资项目
从当前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看，供给、需求增长的空间都很大，由于存在供需结构性矛盾，产能过剩和供给不足同时存在。特别是，西部地区发展总体起步较晚，仍有许多基础设施项目可供选择，可以找到一批综合效益好的投资项目，又能将社会过剩产能和西北地区真实需求结合起来，在缓解供需结构性矛盾中推进产业、产能的梯度转移。
一是鼓励西部的新能源直接进入农户。西部地区光热、光伏、风能资源丰富，但面临上网难、外送难的问题，如果转换营销思路，鼓励分布式能源以村庄为单位就地消化，既可解决光伏产业产能过剩的情况，又可缓解新能源入网困难，还能在降低农民采暖、用电成本的同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保护当地的生态和环境。当然，在成本收益上需要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支持力度。
二是加强西部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开展以小型水利设施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扩大西北地区水浇地面积，以弥补农田水利建设投资欠账较多的历史。加大农村人居环境建设，重点解决农村道路、给排水、垃圾处理等问题。加大西北地区退耕还林的政策力度，保持西部地区生态平衡。推进物流配送中心和乡镇商贸中心的项目建设，在提高农村生产效率的同时，改善民生、扩大内需。
三是加大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扶持力度，广泛开展大学生就业岗前培训。职业教育实习实训的设备投入大，生均成本高于普通学校，政府应加大职业教育机构的财政扶持，打通职业教育向本科教育转换的渠道。要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支持社会力量开展大学毕业生岗前培训、创业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解决结构性就业问题。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地方财政收入预期目标
根据年初预算安排，今年中央财政收入60060亿元，比 2012年执行数增长7％。从1—5月份财政收入的情况看，要实现这一目标，今年后几个月中央财政收入平均增幅需达到 11．3％左右，实现预期目标难度很大。从调研情况看，西北地区也普遍存在财政收入和其他经济指标大幅度低于年初预期的情况。因此，中央政府可考虑率先适当修正财政收入的预期目标，并鼓励地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调整。这样的做法，可以防止为了保证年初目标导致税收的过度征收，进而形成对经济的逆向调节。
——遏制地方官员GDP挂帅意识和统计数据造假行为
在经济发展初期，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区域竞争有利于充分挖掘地方增长潜力，也能够有效激励各地方政府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单纯追求GDP高速度的行为有悖科学发展观要义，不利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亟须改变地方官员GDP挂帅意识。从调研情况看，西北地区地方官员追求工业和GDP高速度的意识比较普遍，有些地方还很强烈，如果这种意识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可能会对下一步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造成不利影响。因此，要调整优化地方官员政绩考核和选拔任用机制，特别是完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责任追究机制，对于单纯追求GDP高速度而导致严重产能过剩、财政金融风险突出的地方官员要追究责任。要严格遵循统计规章制度，切实保证统计数据的质量，对于个别地方统计数据的造假行为要公开曝光、依法严惩，为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奠定坚实的“数据基石”。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