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1940年代的西北现代诗歌运动中，诗人冯振乾在诗歌创作、理论探索、诗刊编辑、指导青年创作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其诗作兼具沉郁、忧愤与悠远、静思之美，融合了新诗的战斗性与审美性，呈现出较为独特的诗歌风貌，且其注重对西北地区特有风情、民俗的发掘，抒写了军旅生涯的生命体验与战斗豪情，所创作的“新边塞诗”应在1940年代诗歌史、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关 键 词：1940年代 西北地区 现代诗歌运动 冯振乾
1940年代，因战争时局的影响，伴随着文化人士流亡迁徙的现象，文学中心也因之散落、转移和重新聚合，并形成新的中心地带。杨义先生曾提及，抗战时期西北地区有三个文学中心城市值得研究、关注——西安、兰州和乌鲁木齐。①作为大后方重要城市的兰州，吸引了不少东部流亡作家到此寓居②，如于赓虞、焦菊隐、李辰冬、易君左、顾颉刚、萧军、唐祈、沙蕾、陈敬容、冯振乾、牛汉等知名人士，朱古力、韩卫之、牛青萍、红薇、琳书、李泊、阎栋材等流亡作家，还有本土作家杨文耕、夏羊、安汭、蒲之津等，都在此地积极推动着西北地区文艺事业的开展。就笔者对于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的《甘肃民国日报》《西北日报》《和平日报兰州版》《兰州日报》《现代评坛》等重要文艺报刊的梳理情况来看，开展时间较早、持续时间最长、成就最为明显的，正是西北文化人士所倾力的现代诗歌运动。
目前，学界对于西北现代诗歌运动的研究兴趣和关注的问题，更多地集中于对其时已有创作且其后来在文学史上也颇具分量的诗人个体，③但限于作品、史料的完整性及搜集、整理工作的繁杂，呈现其全貌还有待时日，本文尝试着就冯振乾这位“文学史上的失踪者”④与1940年代西北现代诗歌运动这一问题做一些初步的研究。诗人冯振乾是1940年代西北现代诗歌发展的重要推动者，自流亡、寓居西北后，他一直致力于改变西北诗歌的冷清寥落面貌，不仅积极进行诗歌理论、作品的创作，同时创办诗歌刊物、大力提携青年诗人，还约请各地知名诗人投稿，将西北诗歌的发展推进到全国的诗歌运动之中。冯振乾的诗歌创作，也兼具战斗性与艺术性之美，并完成了诗歌走向西北之后的“新边塞诗”发展趋向。
一、冯振乾与1940年代西北现代诗歌理论、批评
西北地区的现代诗歌，在1940年代以前，虽然有部分的本土作家如刘呈芝、高冠青(无名)、王栋(秋水)、李洽(白虹)、赵月霞(菊英)等人在进行创作，但所写的主题多集中于描写个人的情感及苦闷的心境，如“在清静的夜里，/我拨动了枯寂的心弦，/将苍凉悲调，/凛然的奏起；/把这幽凄的心音，/和怨慕的灵情，/飘送到辽漠的天空。/任这哀婉缠绵的音曲，/在轻袅的云影里飞飘，/在柔媚的月波中颤漾”，⑤或是“这残日，我沉压于苦寂烦乱中，/被失意，颓丧了天马的奔驰！/人间缺乏的是同情与爱怜，/我无力，似囚兽静待着屠夫的恤惜！”⑥
“五四”以后觉醒的西北青年，面对情感、理想、人生的困惑、迷茫，最青睐这些空灵伤感、孤独哀凄的抒情短诗，正如李泽厚所云“(‘五四’之后的一代青年)在文学上，抒发胸怀而不成系统，倾吐心臆而尚未定形，散文或散文似的新诗便成了此代心魂的最佳的语言寓所。”⑦然而，他们的诗歌创作鲜少个性风格，且多以文坛的知名诗人为借鉴，主题也比较单一，“差不多每一篇东西，都写有颓废、抑郁、苦恼的字眼，更从那里可以听到作者的太息声音，或者竟是哭声的。”⑧因此，1940年代以前的西北现代诗歌境况，基本上是寥落、乏善可陈的。
1937-1940年间，抗战的烽火虽烧遍了大江南北，然而占据地理优势的西北地区却很少直接遭遇大规模的战争，相对比较安全。因此，这一时期西北各地虽然也有不少诗人加入到时代洪流的歌唱之中，或表达对侵略者罪恶的愤怒，或歌赞战士们英勇的精神，或号召全国民众起来反抗，但情感的真实性方面还是欠缺不少，多流于跟风式的呐喊，而语言的粗糙、主题的单调、内容的空洞无力等艺术方面的缺陷，正是“具着死的决心/怕什么大炮坦克/冲锋吧，同志！/努力吧，战士！/碧血白骨/为最光荣的结果”⑨这一类口号式诗歌的致命缺陷。
在笔者看来，西北地区的现代诗歌运动真正在自觉意义上开展的标志性事件，是《现代评坛》杂志西迁兰州以后，于1940年5月20日开辟的“西北青年诗歌专号”。这一时期，偌大的西北竟没有一份诗歌刊物，西北地区诗歌工作者的阵容也较弱，没有统一的组织，再加上报刊编者未曾协力推动，都是桎梏西北诗运不能热烈展开的症结所在。《现代评坛》的编者赵西，直言西北地区诗歌运动的冷落，要归咎于本地报刊编者的轻视——只是把诗歌作为“一种点缀或应时性质”的东西来加以刊载。他希望通过这个专号，引起西北各刊物报纸对诗歌的重视，使西北的诗歌配合全国诗歌运动而蓬勃地发展起来。
随后，冯振乾、安汭、夏滨等人围绕着朗诵诗、街头诗以及诗的大众化、通俗化问题，纷纷撰文进行专题探讨。冯振乾还创办了西北地区的第一份诗歌专刊《草原》，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充当一个将来蓬勃发展的西北诗坛的“马前卒”；同时也呼吁“诗运展开在西北”，殷切希望西北的诗歌工作者携起手来，“在沙漠中栽花”“坚忍地拓荒”，在荒漠的西北诗坛上培植起美丽的绿洲。《草原》诗刊在西北地区的影响不小，也吸纳了沙蕾、陈敬容、张天授、穆天、谷风、安汭、蒲之津等人投稿，一时之间蔚为壮观。可以说，冯振乾之于西北文坛的最重要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的诗歌创作及诗艺探索，更在于他对西北诗歌运动的大力倡导及引领推动。
冯振乾之于西北诗歌运动的第二次重大影响，是在1941-1942年。此时，诗歌的发展遇到了一个瓶颈，即宣传性与艺术性的矛盾如何解决的问题。西北地区的诗坛因之显得冷落、萧条。有感于此，冯振乾热忱自愿帮助《甘肃民国日报》的文艺副刊编辑“诗歌专页”，并来函提供西北诗歌运动改革的相关建议，譬如增多诗歌刊量、排版的改革、稿费的提高、出诗歌专号、举办学生诗歌征文、编诗歌副刊等。冯振乾还积极向各地优秀诗人约稿，以杜运燮、李岳南、张天授、刘北汜、段丰野、林咏泉、牧丁、李满红等全国知名诗人的诗作来给西北青年提供可借鉴的范本。⑩
此外，冯振乾还发表了不少有关诗歌的理论文章，探索诗歌艺术问题，推动西北地区的诗歌运动。冯振乾撰文批评诗歌发展的弊病在于“感情的泛滥”，他既反对将诗歌当作“工具”的看法，也指斥“纯性灵的个人主义诗歌”，他所企望诗歌发展的未来走向，是“对艺术性与宣传性作精炼的调整”，最终“走向叙事诗、走向史诗、走向伟大的杰作！”(11)冯振乾、李荒、朱古力、红薇、叶明等西北青年诗人也举办诗歌晚会，讨论诗的格律、音韵、朗诵、正视现实、西北风格等相关问题，并形成了西北诗歌要走“民族主义文艺道路”的共识。在冯振乾及其他文化人士的推动之下，《甘肃民国日报》《西北日报》两大报纸皆按期出刊“诗歌专页”，冷落的西北诗坛，“行将蓬勃起来”。
冯振乾之于西北诗歌运动的第三次重要影响是在1946年左右。1945年抗战结束以后，大量的西北流亡作家因种种原由又重返东部地区，这造成了西北诗歌运动再一次呈现荒凉冷清的局面。冯振乾再一次举起“诗歌运动”的大旗，呼吁西北诗歌工作者“鼓起诗工作的热情”，深入生活、热烈学习、勤于创作，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在“诗的真与诗的美”的定律中，产生更结实而辉煌的作品，并争取在更大的读者群中发挥诗歌普遍的教化与推进社会的功能。
1946年前后，与冯振乾一同推动西北诗歌运动的，还有时任《和平日报》(兰州版)副刊《笔阵》主编的“恶魔诗人”于赓虞，以及负责《西北日报》副刊《绿洲》的回族诗人沙蕾。所不同的是，沙蕾更青睐于雪莱的抒情诗学理念，着意于生命中的一景、一事、一感、一悟式的碎片，连缀拼接起来，构建完成一幅属于自我的生命图景。于赓虞则沉醉于异域文明的体验与书写，以及依靠教育者和编辑的双重身份，以诗或艺术的方式，完成青年一代的教育与启迪，并仰赖中国传统文化的“文艺复兴”，实现“国家民族的重造”。这一次的诗歌运动余波，一直持续到1947年5月，最后以于赓虞返回河南老家、沙蕾沉溺人生享乐与浮世繁华、冯振乾悄然告别而结束。1947年以后的西北诗歌运动，最活跃的诗人变成了阎栋材、李泊、芭林、琳书以及西北师院附中“狼谷诗社”的盾子、波潮、剑南等人，诗人们呼吁最多的声音变成了“人民文艺”“新现实主义”，预示着新的诗歌主潮的到来。
历数上述种种，不难看出，冯振乾在西北诗歌运动的发展进程中可谓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其诗歌创作、理论探索与其他文学行为需要加以专门考察，同时，其在整个现代诗歌史、文学史上有何意义，也需要更深入的阐释、研究。
二、融合1940年代两大诗歌主潮的冯振乾诗歌
1940年代的西北诗坛，虽不像桂林、重庆、昆明等西南诸地那样引人瞩目，但也先后汇集了唐祈、沙蕾、陈敬容、牛汉、于赓虞、安汭、蒲之津、阎栋材、李泊等风格各异的诗人。整体上而言，西北地区诗人的流派特征并不明显，更趋向于个体性、开放性、包容性。
从1940年代中国新诗地域版图来看，冯振乾虽多在西安、兰州、酒泉、陇南等地活跃，但他的诗友交往圈却容纳的不仅是同在西北的兰州诗人陈敬容、沙蕾、朱古力、李荒，天水诗人牛汉、安汭、蒲之津，也有远在昆明的刘北汜，成都的牧丁、蒂克、张天授，重庆的李岳南、林咏泉，桂林的方敬、杜运燮，以及城固的林笳、吕亮耕、王亚平等人。(12)作为西北地区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冯振乾在进行诗歌创作时，没有拘泥于某种固定的流派诗歌理念，而更倾向于在个体生命体验基础上的“综合”，他的作品不仅见于《诗垦地》，也登载于星群出版社出版的《诗创造》。(13)冯振乾其人其诗，不仅得到牛汉等“七月派”诗人的认可，也在陈敬容、方敬、杜运燮等“《中国新诗》派”诗人那里很受重视。
就冯振乾和“七月派”诗人的交往而言，最推重冯振乾的“七月派诗人”是牛汉。牛汉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曾经说“他在重庆、桂林等地报刊发诗，意境比较深沉，比我写得好……他是个真正的人，真正的诗人。”(14)一直到牛汉的晚年，冯振乾还是他念念不忘的对象，“这些年，早上醒来，好像奶奶、母亲这些亲人，也包括冯振乾都和我一块儿醒来。”(15)另一位“七月派诗人”段丰野，也与冯振乾交往甚为密切，冯振乾在协编《甘肃民国日报》“诗歌专页”及主编《草原》诗刊、《西北日报》“塞角”副刊时，曾多次向其约稿并加以刊载。
冯振乾和“七月诗人”牛汉、段丰野等人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血与火的炼狱”中成长起来的青年诗人冯振乾，在辗转西北的旅程中，对中国大地的“残败”“凋敝”感同身受，对民族的“苦难”“悲哀”也痛彻于心，正如他所云：“太长的沦落的路，太多残酷的见闻，使我抑却了泪泉的潮涌，一切悲哀与苦痛的遭际，震撼不落泪珠，天大的憎恨与愤懑，也只有随鲜血奔腾在胸膛。”(16)
在诗歌写作中，冯振乾一再强调着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七月的时代”，“七月是新时代的/有真挚的爱/有共同的仇恨！/一个古老的民族/迈出灾难的最后闸门/在自己的土地上/开始重作真正的主人/七月是斗争的/血液，太阳，火光，交织的季节”(17)；同时，他也明确地宣告诗人的自我责任：“诗人是离不了现实的，并且是现实生活中最深入最清醒的一份子”，他应当“告诉人类要什么样的生活，要如何的去生活，要怎样的面对着眼前残缺的生活”。(18)1942年“诗人节”那一天，他既为“时代的诗人”屈原而“招魂”，也为“现在的诗人”而“企盼”——“归来吧/你宗国的热爱/你以伟大的忠贞/爱你的土地你的人民/为你的民族/你忧郁，呼喊/你狂热的抗争/你隐隐的控诉与吞泣……/伟大的诗人/民族的歌手/你的诗篇/是绚深的银河/是时代的暴风雨/是照耀在诗史上的/黎明的红日……”(19)
和牛汉、段丰野及同时期的“七月派”诗人一样，诗人冯振乾在创作时反对冷淡地摹写生活，主张在时代与民族的危难面前，将那强有力的精神、情感、血肉、审美趣味渗入客观描写的对象，摆脱抗战初期那种简单节奏与恣肆感情的诗歌艺术缺陷，从而共同开拓出现代新诗的一种雄浑、深沉的壮美境界。在冯振乾的诗作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那富于时代感的“血”与“火”的色彩，也能领会到他心中强烈的爱与憎的民族情感。
直面民族苦难的冯振乾，因抗战烽火及民族危亡命运而燃烧起来了生命的炙热火焰，诗人内在的情感也开始沸腾：“啊，让我烧一杯浓醇的酒/痛饮，燃起我的青春/我要写一篇如火的诗！”当他收到前方战场寄来的浸染着战士鲜血的信笺时，冯振乾沉重地赞叹：“素笺里面的片片红印……不是颊上的落瓣/不是一个红色的吻/是壮士身上开的/自由的榴花/是大地灾难的泪”。(20)面对一批批年轻生命的自我牺牲，冯振乾的眼泪“都被愤怒的心火烧干了，只余下满眼的红丝与火焰似的光彩。”(21)
关怀现实的冯振乾，心系民生疾苦，批判腐化生活，憎恶投机商人。他用他的笔，描绘着都市的“黑色线条”：欺罔、奉承、媚笑、荒唐、奸险、罪恶、暴发户、狗腿子、肉感的神女、洋装的阔少。他用他的笔，批判着都市中萎缩的人，“是久久放在屋里的花朵/缺乏阳光的憔悴的颜色/是过度的刺激与酒醉的/神经麻痹的/是没有血球的/尸的颜色”。(22)他用他的笔痛斥那些发“国难的”囤积者“是全体骷髅中的肥胖者/像蛀虫一样/无餍的啃蚀健康的肌肉/不管民族的脉管要贫血/不管国家的机体要腐臭……你们的瞳子发着铜臭/你们的手指发着铜臭/你们浑身的细胞都渗进铜质”。(23)
当然，这种如火焰般燃烧的激情，诗人没有任其流泻，而是以更强有力的克制与忍耐将其化为内在的沉默，“当腐烂忘形狂欢在死亡之前/激怒的情绪乃凝如平静的海/酝酿着浪涛汹涌满天的愤懑”。(24)“沉默如火一般的激情”，是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智，更深刻的记忆；“如火一样激情的沉默”，是更愤怒、更痛苦、更激昂、更博深的情怀。
冯振乾的诗歌，除了侧重高扬主体意志，富于悲愤的战斗色彩，也有另一类诗歌，着意于体悟自然与生命的美丽，富于沉思吟味的特色。
他的一首小诗《子夜》，就写得饶有趣味——“纷纷雨敲打着我的小窗，/有芭蕉叶青色之繁茂，/而阶前的孤松逐涛声如潮/房内伏案人的心却更平静了。/我□于红□展卷吟诗。/菱纱窗如似一片橘色之云霞，/而我是一颗云边之星辰。”(25)雨打芭蕉，风动青松，尽得“动”之神韵；展卷吟诗、遥思冥想，诗人独悟“静”之魅力，生命的自在乐趣也悠然可见。虽然这首小诗写于战争时期，但它所关注的已非战斗境况与民生苦难，而在于个人意趣与思想之美，也非战斗气息浓厚的激愤之作，而是讲究意境和色调，作诗艺探索的优美篇章。
冯振乾这一类悠闲自得的诗作，也呈现了流亡至西北大后方的知识群体的一种心灵状态。李泽厚在论述1930年代知识群体的思想变迁境况时，曾以俞平伯与艾青的两首小诗作比：“同样的夜景，却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一叶惊秋，上代知识者心灵里的田园恬静的田园画面也进入了兵荒马乱。这就是走向四十年代的特点”。(26)冯振乾也有一首在乡间夜幕中瞭望、聆听的诗作——“望远村的灯火如昼/有如舟泊近了彼岸的欢会/老人温语慰留/杂着小犬一阵一阵的吠声/月光从窗棂撩到了榻上/村头响起了几下更新/我带着葡萄味的鼾睡/梦深处是一片银白”。(27)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艾青的诗与冯振乾的诗放在一起比较，同样的夜景，却是不同的意境，1940年代初期为战时离乱所震惊的知识者的心灵，现在进入了宁静憩息的状态。
这种宁静憩息，会使得诗人真正进入“生命的沉潜”“诗的沉潜”，并进而完成富于静思之美的作品——“孤独的月亮/高悬在孤独旅人的心/像一面尘封的古镜/有陈年的悒忧与苍白/浮游于乳色的白雾/有多少湖畔的倒影/似一簇百合瓣/一片一片被□剥落/怜惜着，散在月光里/独步在寂寞的幽谷/悠然闲卧在松间的青石桥头/昂首在梦的边□/我□说□此罢休”。(28)月夜漫游，体悟历史长河中的生命瞬间，抑制不住的与自然寰宇的交流融合，或悠然静思、默然独步，或遥思遐想、逸兴纷飞，如此惬意的自在生命状态，如此炉火纯青的字句运用功夫，如此丰富美丽的诗意世界。这类诗作，更近乎“中国新诗派”的艺术风格，正如唐湜在《中国新诗》发刊词所云：“我们首先要求在历史的河流里形成自己的人的风度，也即在艺术的创造里形成诗的风格，而我们必须进一步要求在个人光耀之上创造一片无我的光耀”，(29)诗艺探索与美学追求、人的风度与思想的魅力并存，才是他们所共同追求的诗旨所在。
可以看出，冯振乾是一位“真正地以生命入诗”的诗人，诗歌意境深沉，感情真挚而内敛，善于将经验的所知所感内化为生命的审美形态，大多数的诗歌都强调内容、形式的统一和节奏、旋律的和谐以及感情、思想的融合，显得典雅凝重而又不失其含蕴丰富、情感真切。总之，其诗兼具七月派诗歌的沉郁、忧愤与九叶派诗歌的悠远、静思之美，比较集中地把1940年代两大诗歌流派的风格融为一体，将中国新诗的战斗性与审美性较好地结合起来，呈现出独特的诗歌风貌(30)。
三、冯振乾的西北题材与“新边塞诗”抒写
辗转流连于荒凉广袤的边塞之地多年，冯振乾的创作对象当然也离不开所生活、居住的西北地理、文化环境。西北地区的文化精神特质，自先秦起就多慷慨、苍茫、悲凉之感，在历史的纵深处，西北的文学也一直在回响着这种深邃的悲沉之音，并形成了刚健质朴、沉雄悲壮的美学风格。经历了清末民初的“边缘化”，西北地区作为一个特殊的政治地域，在“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之后，又重新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把西北当作抗敌建国的基地”的呼声不绝于耳。“七七”事变以来，随着大批文化、教育团体的内迁，不少文化人来到西北诸地，于是就有了“大西北”在文化地理上的发现——地域的苍茫辽阔，文化的深沉厚重，民性的坚韧淳朴等等，这一切都奇特地混杂在一起，给予流徙寓居此地的知识群体以强烈的心灵震撼。
长期以来几乎被遗忘的大西北，不仅成了抗战的大后方与根据地，也成了冯振乾等一批流亡作家耕耘的处女地，他们用生花妙笔，描写着这块古老而又新奇的土地。当时的一位诗人李白林曾说：“西北是伟大的西北，是文化的宝藏……寓居于西北的朋友们，要多有发掘，多多摄取西北的特殊素材，创造出独特的风格”。(31)冯振乾在《展开蓬勃的西北诗运》一文中，也大声呼吁“诗歌工作者，歌唱在西北”，并积极探索西北地区诗歌的独特发展空间。
冯振乾非常注重对西北地区特有风情、民俗的发掘与呈现，并借诗言志道：“我受沙漠的诱惑，/爱那原处的美好，/要性子砥砺得更粗野/要理想磨练得更健康。/我是多么的向往它呵：/那星列着□幕的沙原上，/露西亚吹来的浑迟的风沙，/而绿色的草原是碧色的海，/白云会飞，像长帆航在太阳下。/美丽的落日，美丽的夜，/听蒙古少女讲起牛羊的神话。/彤红的篝火烤着芬芳的野味，/看他们狂热的吹起牧笛，/舞起长袖婆娑酣歌，/像一团风中的丛花。”(32)与冯振乾同时期流徙西北的青年诗人牛汉，也创作了《西中国的长剑》《鄂尔多斯草原》《草原牧歌》等大量与西北的沙漠、草原有关的诗作。牛汉反复表达着自身所属的“沙漠之子”“草原之子”的命题，并将之推到悠远的历史、家族的层面，并一再确认着自己的生命、气质、性情、命运与沙漠、草原之间的冥冥关联。诗人将历史的传说与现实的景象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尽情描绘着对于心灵故乡草原的梦幻想象，歌咏着塞北的沙漠与草原风情。
可以想象，在流徙西北时，西北的文化风貌、精神特质，因时代风潮、离乱际遇、地理景观的交相感应，在牛汉、冯振乾等一批知识分子的心头涌起了一种自觉的生命潮动。他们审视着这片土地以及坚韧地生活着的民众，反省着文化落后的现实境况，感受着现代文明氛围中的内在困惑、挣扎，领悟着无声静默的苍穹时空带来的心灵启示，在面对西北大地的空旷、荒凉的巨大存在时，他们并没有陷入痛苦和绝望中不可自拔，反而将这种荒凉辽阔，与厚重的民族历史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充盈着阳刚之气、蕴藏着生命的力度之美的诗歌风格！
独具军人、诗人双重身份的冯振乾，在“西中国”的“歌吟”与“咏叹”之声中，为西北现代诗歌注入了一种全新的精神——“剑气箫心”，并在题材内容与精神内质方面，预示着1940年代现代新诗在“走向西北”之后“新边塞诗”的发展倾向。
笔者这里所谓的“新边塞诗”，主要是针对古典文学中的边塞诗而言的，限定为1917年以后的现代新诗。“新边塞诗”的内涵，笼统地来讲包括几个层面：第一，创作主体本人是“身处边塞”或者有“边塞亲身经历”的；第二，创作对象多以“边塞自然风光”“边塞民风民情”或“边塞生命体验”为主；第三，创作目标更侧重于表现“边塞生活”“边塞风物”“边塞文化”与创作主体之间的丰富联系。
“新边塞诗”的创作脉络，在文学史的叙述中一直存在，但往往更集中在当代文学的范畴之内——自1950年代李季《玉门诗抄》、闻捷《天山牧歌》，1960年代的邵燕祥、李瑛、贺敬之、郭小川，中经1980年代的杨牧、章得益、昌耀、李老乡，可能一直延续到当下的阿信、扎西才让等诗人。“新边塞诗”成为一个文学现象热点是在1980年代，因其“对西部风情和西部人生的抒写”“对现代文明的礼赞与呼唤”“注重生命与自然的感应、契合”而备受关注。有学者虽曾指出“五四”以降的三十年间存在用新体诗来歌咏边塞之作，如唐祈在1930年代末的西北风情诗，但因材料、视野的局限性，却做出“在建国前的三十年间似无多少成就可谈”的论断。(33)事实上，1917-1949年间的“新边塞诗”创作成就还是非常可观的，除了唐祈以外，还有牛汉、沙蕾、李泊、夏羊等一批年青诗人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然而，牛汉等人的诗歌还仅仅止于“想象”与“渴慕”的状态，本文所论述的诗人冯振乾却是一位真正的军人，他的“新边塞诗”抒写则印刻着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与战斗豪情，别具韵味，粗略地概括，冯振乾的“新边塞诗”之“新”可能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冯振乾的“新边塞诗”创作，融合了“军旅生活”的真实体验与生命观感。试看其一诗作：“绥策着一黄下马，/暮色从古渡渐渐退掉，/放开马任他饮着流水，/江边横舟随波在轻漾”“一卷书，一柄剑/，案上清灯残了，/银河岸一串小星，/摇摇坠落/六朝读罢顾影怜豪华，/击剑我歌锵□哀兵行，/弧珠列列灿烂如花”“戍楼□□苍凉的吹了，/我心上锁有一语被风揭起；/伫为遥眺积雪的大□，/扬□指向黄沙的天际。/多少战士死去了！/多少悲歌都变作笳声幽扬。/□白骨幻作荧荧灯火，/照写着溪边□人的蓬帐。”“征旗猎猎风更寒了/月明洒□了山崖/听马的瞪瞪□在清谷里/啸声冽冽冷如冰花”
诗中既有在战场上实现自己理想抱负的高昂意气的展现，又有对于忘我牺牲的沙场战士的悲痛与礼赞，兼有豪壮之风与沉郁之骨，构成了冯振乾“新边塞诗”的特殊韵味。既不像“抗战口号诗”那样的粗糙、激愤，也不像穆旦《森林之魅》那样的深邃、复杂，更近乎盛唐边塞诗的慷慨悲凉、雄浑开阔。
第二，冯振乾的“新边塞诗”创作，还善于歌咏西部的民族风情。
对于侨寓的西北地区，冯振乾给予了深深的敬意，“敬礼！西北/你民族的老家/你民族的母亲”。冯振乾非常注重对西北地区特有风情、民俗的发掘与呈现：“那星列着□幕的沙原上，/露西亚吹来的浑迟的风沙，/而绿色的草原是碧色的海，/白云会飞，像长帆航在太阳下。/美丽的落日，美丽的夜，/听蒙古少女讲起牛羊的神话。/彤红的篝火烤着芬芳的野味，/看他们狂热的吹起牧笛，/舞起长袖婆娑酣歌，/像一团风中的丛花。”(34)
沙漠、星空、草原、落日、篝火、蒙古少女、舞蹈，整首诗构建了一个广袤、蛮野但又不失其苍茫、瑰丽色彩的塞外之境。“塞外狂烈的风沙”“负重前行的骆驼”“热情而憨痴的番人舞蹈”“骄健而又妩媚的哈萨歌女”“萧瑟清远的沙漠圆月夜”“在卵石与砂碛中寒冷而苦寂生长的骆驼草”，都是冯振乾歌咏的对象，诗人在西北边塞生活，也在这里积淀着生命的内质，寻访着生存的魅力。
第三，冯振乾的“新边塞诗”创作，还着意在西部的辽阔时空中，思索生命的神圣、庄严形态。
冯振乾是一个诗人，在西部辽阔的空间存在里，爱遐思“波涛汹涌到何时呢？山展延到何方呢？从旷古到未来的旷古吗？”每在暮色苍茫里登高，冯振乾遥瞰长风吹着莽原，便向往着“对于宇宙的永恒的迫切的呼唤”。夜色浓深之时，冯振乾自喻“用沉思踽步在旷古的坟墓/磷火隐隐地期□我寂寞的步声”，于此间生存，仿佛“一泓□水里捞取青色的梦/风沙绞着万年的憧憬”，但最终还是在自然的启悟中，获得了生命的全新形态：“听黄河夜□移动了星群/一粒□□的星扑向我这诗的精灵”。(35)
无论如何，1940年代的诗人冯振乾，不仅完成了“《七月》派”与“《中国新诗》派”两大诗歌潮流的融合，也在中国现代新诗的“边塞题材”及“西北风格”上有所开创与突破，并预示了两大潮流之外现代新诗发展的新的动态与可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新的萌芽并没能继续开花结果，而是与诗人的命运一道戛然而止。(36)
①杨义：《中国现代文学图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57页
②正如杰甫《关于兰州的几个副刊》一文所云，“汉唐黄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兰州在时轮的旋转中，他要蜕变，他要成长，新的乳汁，渗进了他干涸的胸怀，复活了他的心灵。在塞上，他是文化种子撒播的总枢纽，而文化拓荒的□□，也像汪洋里的灯塔，开始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③譬如孙晓娅对于牛汉早期诗文的研究，张天佑对于唐祈诗文的研究，王贺对于牛汉、陈敬容、于赓虞、李泊等人的研究，以及笔者对于陈敬容、牛汉的诗文及生平经历的考察、研究等等。
④王贺：《牛汉、冯振乾与海星诗社》，载《诗探索》2010年第4期。
⑤月霞女士：《心音》，载《甘肃民国日报》1935年1月9日。
⑥孤萍：《近日的心情》，载《甘肃民国日报》1935年3月13日。
⑦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219页。
⑧刘芝畅：《献给青年》，载《甘肃民国日报》1935年6月20日。
⑨筝友：《战士》，载《甘肃民国日报》1938年3月11日。
⑩冯振乾约稿的诗人很多都是其时或后来的“海星诗社”“七月诗派”“西北联大诗人群”“中国新诗派”的成员。
(11)冯振乾：《展开蓬勃的西北诗运》，载《甘肃民国日报》1942年2月9日。
(12)参看王渭的《王亚平诗史》，李瑞玉的《牧丁主编〈诗星〉的历程》及《甘肃民国日报》的“生路”及“诗歌之页”副刊。
(13)冯振乾的《瓶花》《滚珠集》《读央偶感》等诗作发表于《诗垦地》1943年15期、第5辑；《残废者与受难者》《时代僵化症者》等诗则发表于《诗创造》1948年第一辑的《第一声雷》与第四辑《愤怒的匕首》。
(14)(15)牛汉：《我的第一个诗创作高峰》，载《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8页，第59页。
(16)冯振乾：《燕与蝙蝠》，载《甘肃民国日报》1942年5月22日。
(17)冯振乾：《生长在七月》，载《西北日报》1942年8月24日。
(18)冯振乾：《简谈诗·诗人》，载《甘肃民国日报》1942年1月16日。
(19)冯振乾：《招魂——为第二届诗人节作》，载《甘肃民国日报》1942年6月18日。
(20)冯振乾：《叶片集》，载《甘肃民国日报》1943年4月23日。
(21)冯振乾：《燕与蝙蝠》，载《甘肃民国日报》1942年5月22日。
(22)乾：《颜色的贪婪者》，载《西北日报》1942年6月29日。
(23)冯振乾：《你们，囤积者》，载《西北日报》1942年7月21日。
(24)冯振乾：《沉默》，载《和平日报兰州版》1947年2月3日。
(25)冯振乾：《子夜》，载《西北日报》1942年6月11日，引文中□表示原文字迹无法辨识，下同。
(26)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页。
(27)冯振乾：《帐角集》，载《甘肃民国日报》1942年1月21日。
(28)冯振乾：《月夜》，载《甘肃民国日报》1942年3月29日。
(29)唐湜：《我们呼唤》，许霆主编《中国现代诗歌理论经典》，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9页。
(30)参看王贺《牛汉、冯振乾与海星诗社》一文，刊载于《诗探索》2010年第四辑理论卷。
(31)李白林：《新年新文艺新贡献》，载《甘肃民国日报》1947年1月2日。
(32)冯振乾：《西行辞——留古力兄及另二人》，载《西北日报》1942年9月9日。
(33)彭金山：《“新边塞诗”流变概观》，载《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34)冯振乾：《西行辞——留古力兄及另二人》，载《西北日报》1942年9月9日。
(35)冯振乾：《沉思》，载《甘肃民国日报》1942年6月7日。
(36)孙陇：《一个失踪的进步诗人——冯振乾》，http://www.pinlue.com/article/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