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法国后现代大师德里达说“60年代发生的事，动摇、改变了世界的根基”。
2003年《毛泽东传》作者菲力普·肖特说，对于他们这一代成长于1960年代、被革命激情燃烧的欧洲人来说，遥远的中国和轰轰烈烈的“文革”让他们充满向往与理想，尽管并不清楚那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是1960年代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刻下的烙印”。
的确，1960年代是一个十分奇特而又重要的时代。
19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向第二次现代化过渡，苏联等国正在进行第一次现代化，中国则刚刚开始第一次现代化。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大现代化模式都处于深刻转型（或改革）的关键时期，第三世界诸国多数正处于争取独立或确立发展模式阶段。
1960年代，特别是其后期，西方世界在经历战后20多年的发展和繁荣之后，普遍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动荡和发展迟缓。第三世界的迅速崛起震撼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革命运动不断高涨，武装斗争波澜壮阔，捷报频传。美国的侵越战争激起了全世界和平正义力量日益高涨的反战、反帝运动。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反传统运动愈演愈烈。《法国1968：终结与开端》一书中写到：“‘六十年代’是美国人权、新左（派）运动的同义语。”以1968年震动世界的法国学生运动为代表的学生工人运动席卷多数发达国家，主要发达国家里一片激烈的造反之声，激进的造反者甚至已在设想“后资本主义”的新秩序。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西方发达国家1950年代初发端并盛极一时的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右翼保守主义思潮已成强弩之末，后现代主义异军突起，左翼思潮在不长的时间里席卷西方主要国家，西方新左派的影响迅速扩大。西方左翼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1960年代又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公开化的时代。由于在如何看待战后资本主义制度、如何认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如何认识战争与和平等问题上分歧的发展，196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严重的争论以至分裂。在西方国家，由于不满“老左派”一味追随苏联的种种做法，以及认为传统理论缺少解决当时西方现实问题的能力，“新左派”应运而生并不断壮大，在当时的各种社会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60年代，苏联虽经历了领导人的不正常交替，但自1950年代开始的改革仍在继续进行。至1960年代末，改革的力度已大不如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已现端倪。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后，东欧各国不思进取的保守主义上升，改革的进程明显放慢。
1960年代中期，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场面和对巴黎公社精神的召唤使第三世界和西方左翼热血沸腾。
总之，1960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一个激进的年代，一个激情迸发的年代。它是如此纷乱噪杂，又是如此和谐统一，起码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来看。只有对这十年有一个全面、概略的掌握，才能对当时各种事件进行有意义分析；才能知道当时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才能知道什么任务是能向当时的人们提出的，什么是不能的；才能知道1970年代后的许多事情为什么会那样产生和发展。
动荡的西方
西方发达国家是带着巨大的成就感进入1960年代的，但它们却在这十年受到战后前所未有的文化、社会、政治和道义冲击，带着惶惑不安和已经隐隐发作的严重经济危机进入1970年代。
战后，在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推动下，继承1930年代罗斯福“新政”和战时政府干预的经验，同时也借鉴苏联计划经济的成功范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国家干预、福利政策、大众民主为主要内容的体制调整，对古典资本主义模式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正和发展。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大规模干预，实行某种“混合式经济制度”，以期在市场力量与国家干预、私有制与分配正义之间建立某种平衡。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危机和阶级冲突，适应了当代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在这种体制背景下，战后20多年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新工业革命与新发展大潮推动下，经历了一段经济、科技快速发展时期。资本主义中心区进入经济繁荣与产业升级的新阶段，出现了大众高额消费的福利社会。在美国，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消费社会的到来，垄断资本在大获其利的同时，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大为提高，相当大的一部分美国人分享了美国社会的富裕，中产阶级的队伍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这种变化是如此之大，以至有的历史学家，如英国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把1945至1970年代初称为某种“黄金时期”。“这段时间的繁荣，不但是史无前例，可能也是少有的例外”，“它所造成的经济、社会、文化的惊人变迁，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巨大、最快速、最根本的”。
正当西方当权者和垄断资本家沾沾自喜地进入1960年代时，正当按照“贫穷引起革命”的传统观点理所当然地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和革命形势感到失望时，1960年代资本主义中心区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却是另一幅图景：学生造反、工人罢工、反战运动、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反体制运动烽烟滚滚，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个性解放、“跨掉的一代”等反主流文化、反正统价值观的思潮交相激荡。
1962年6月，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密西根州的休伦港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著名的《休伦港宣言》。《宣言》批评美国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国家，它的民主是一种“没有公众的政治”，它的公民受到一种他们所不知道的力量的威胁。《宣言》对战后美国社会居于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提出挑战，痛斥美国社会存在的严重弊端，发出激进改革的呼喊。它对当时几乎一代美国青年产生很大影响，标志着美国新左派组织的正式形成。
1962至1963年间，因受到当局的镇压，美国东部黑人为争取进入大学平等权利的斗争愈演愈烈。1963年6月12日密西西比州黑人领袖遇害，随即引发全国性抗议运动。毛泽东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中指出：“一个全国性的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斗争，正在美国的几乎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城市展开，而且还在继续高涨。”美国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书中也写到：1965年夏季，美国的种族骚乱再次高涨，“似乎美国的每个黑人区都在造社会的反”。
进入60年代后，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全条约”、要求归还冲绳和撤出一切美国军事基地的斗争此伏彼起。1964年1月，日本人民举行的反美大示威达到高潮。
1964年1月，巴拿马的反美风暴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
1965年2月7日，美国开始空袭北越，越南战争的升级引发了全球反战运动的高涨。
1965年10月中旬，在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策动下，由各团体组成的“越南日委员会”发动了有几千万人参加的全国性反战活动。会议组织者在会上说，越南战争说明美国的自由主义已经腐败，除了革命似乎别无选择。会议组织者后来回忆说：1965年是美国新左派运动“明显放弃改良主义”，是开始走向“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长征的一年。
1966年被认为是美国“真正的嬉皮士之年”，它于1967年春夏之间达到高潮。数万反主流文化的美国青年以诸如怪诞的发型、奇异的装束、震耳欲聋的嘈杂音乐、荒唐的集会、放荡的性行为以及吸毒等“垮掉的一代”的形象，表示对权威的蔑视和对政府的反叛。他们反正统、反文化、反体制、反权威、反价值、反学校、反城市、反主流、反政府……在“一切开放，怎么都行的六十年代”，整个年轻一代似乎都处于“打倒一切”的反叛亢奋之中。
1967年起，意大利都灵、比萨、那不勒斯等城市学生反对现行大学制度的罢课演变为占领大学的风潮，到1968年已频频与警察发生冲突。
1967年6月，西德“社会主义学生联盟”领导的学潮，使全国许多大学陷于瘫痪。
1967年，为抗议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中出现的严重社会问题，日本东京大学两个学院宣布无限期罢课，至1968年1月，日本已有116所大学先后举行罢课。是年春夏，东京大学等的学生与冲进学校的警方紧张对峙。
1968年1月底，越南民族解放阵线的春节攻势在世界范围里掀起了新一轮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美国反战示威的人数骤然增加三倍。
1968年1月至6月中旬，在反战运动和反种族歧视运动的推动下，美国共发生221起大规模游行示威，遍及101所大学，有近4万学生参加。4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占领学校，一些学校的学生在校内建立“解放区”。
1968年4月4日，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遭暗杀，标志着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非暴力战略的终结，愤怒和绝望的黑人掀起的动乱大潮旋即席卷美国40多座城市。“拿起枪来！”成为许多黑人本能的反应。
1968年5月，发端于年初的法国学生运动逐渐达到高潮。学生与警察的冲突不断升级，终于酿成10日的“街垒之夜”。整个巴黎烽烟四起，处处街垒。一位学生领袖声称：“今夜街上所发生的一切是整整一代人在反抗某种社会制度。”28日，总人口5000多万的法国有1000多万工人罢工，300多个工厂被工人占领，30多所大学被学生占领。“五月风暴”中，学生、工人、市民的游行队伍中高举着胡志明、格瓦拉、毛泽东的画像，赫然在目的还有“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再创一个巴黎公社”等大幅标语。在运动的高潮中，整个国家接近瘫痪，政府对局势失去控制，法国似乎走到革命的边缘。“五月风暴”打碎了二战后西欧“升平盛世”的神话，成为1968年甚至整个1960年代左翼思潮和行动高涨的标志形象。人们甚至已经习惯于将1968年与1789年、1793年、1871年那些不朽的革命一样相提并论。
1968年，全球学生起来闹事，从西方世界的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及墨西哥等，到社会主义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各地一片学潮。青年人对现状的愤怒与反叛，汇成一股汹涌澎湃大潮。
1968至1969年间，意大利都灵等地爆发了大规模工人罢工和占领工厂活动，反对雇主和右翼工会。
1969年上半年，美国学生新左派运动进入全盛期，300多所高等院校发生抗议示威，全国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卷入运动。在华盛顿、麦迪逊和伯克利等地发生街头战斗。爆炸和纵火事件大量上升。
从1960年代初起，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伴随着各种风起云涌的抗议运动，左翼政党中的激进主义开始复兴，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不断增长。法国、美国、德国的左翼学生把“三M ”——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作为精神导师。以“新左派”相号召的新马克思主义运动在1960年代开始声名显赫。他们把矛头指向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抨击美国的越战政策。1960年代初创刊的《新左派评论》（英国）、《左派研究》（美国）以及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萨特的存在主义等在激进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风靡一时。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九大”政治报告中说：日本、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心脏地区，爆发了空前巨大的革命运动，越来越多的人民正在觉醒。
1960年代的不满和动荡从何而来？1950年代富裕、冷漠的的社会气氛中为什么会酝酿出如此广泛、尖锐的激进主义情绪？富裕社会中造反的基础何在？1950年代“沉默的一代”为什么会被1960年代“造反的一代”所取代？这些“繁荣时代最明显的受益者”为什么要反叛这个社会？有一点似乎可以明确，造反不是贫穷的产物，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和经典的劳工运动，其直接原因不在经济方面。它有新的主体，回答的是新的问题，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用传统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这些问题显然不够全面。
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调整形成了新的经济和政治格局，暂时缓和了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这种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国家干预并没有消解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它在缓解传统矛盾、改变传统危机形式的同时，又使私有制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积累和加深，使资本主义产生新的、更为复杂的结构性危机。例如：不断膨胀的政府开支，巨额的预算赤字、恶性通货膨胀以及国家官僚机构异化所造成的难以接受的后果。1960年代西方的造反风潮，应被视为“新政”式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产物。
在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下迅速发展的经济，造成了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使处于社会底层的一部分人因不能适应对劳动力提出的更高的文化、教育和技术要求，不仅失去了就业的机会，甚至失去了就业的能力和资格。福利国家并没有像它所许诺的那样可以约束经济的自发力量，使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免于危机的困扰。在一片繁荣的经济中，他们的地位却一步步地边缘化。富裕社会中的贫困是社会矛盾进一步深化的重要表现。此外，由于在私有制基础上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严重失衡，使工人阶级既无法避免经济危机的威胁，也没有得到经济发展中自己所应得到的份额。更糟糕的还在于他们不得不面对工厂里专权独断的管理机构以及机器对人奴役的整个体制。1968年“五月风暴”中罢工占厂运动并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工资，正如工会领袖所说：学生的斗争是为了把民主带进校园，工人的斗争则是为了把民主带进工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西方世界（特别是法国、意大利、日本、比利时等国）逐渐走向高涨的工人运动中，左翼力量相互接近，影响增加，而改良主义、工联主义的色彩则相对淡化，一些国家中共产党的影响有所扩大，左翼政党中的激进主义开始复兴。
战后，随着经济发展和教育普及，发达国家中受到高等教育的青年剧增。1950年代，青年学生有“沉默的一代”或“失落的一代”之称，在美国等社会里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进入1960年代后，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和知识经济初现端倪，人们的价值观发生着迅速的变化，这在战后出生的年轻一代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与从大萧条困境中走过来的父辈们不同，他们因没有三四十年代与50年代的对比而满足眼前的富裕，更不满足一种以顺从、听话为条件的富裕社会，不愿意为了物质上的富足而逆来顺受。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断加强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国家的干预、公司的专横、技术的统治和精英至上的科层制，使得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敏感地意识到发达社会对他们的压抑。他们不满资本主义教育体系，认为学校不过是整个统治机器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要把青年学生训练为服务于这部机器的律师、工程师和经理，成为企业和官僚制度的齿轮。他们要求的已不只是学习的权利，而是对学习的内容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因为“大学属于学生”。“垮掉的一代”摒弃物质第一、循规蹈矩和机器时代，对资本主义的正统价值标准提出了挑战。他们不再像前辈那样“为取胜而拚力比赛，而是向比赛规则挑战，或者干脆拒绝比赛”。1960年代这些不满现状者并非为贫困所迫，相反，他们是富裕和教育的产物。
国内的“新政”和繁荣没有改变帝国主义的本性，它们在国际上仍然奉行老殖民主义者的“丛林法则”。1960年代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特别是美国的越南战争，招致了世界范围内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战运动。新帝国主义处处受到挑战和抵抗，美国往往成为“邪恶帝国”同义语。反战运动成为其他各种工人运动、左翼运动、抗议运动的催化剂，大大刺激了左派势力的发展。年轻的知识阶层由战争的非正义性推断出政府的非道德性和虚伪，继而发展到怀疑创造了战后繁荣的资本主义的合法性。美国A.拉波鲍特在《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中指出“越南战争是新左派得以发展的最重要因素”。1968年初，德国学生领袖号召把反战与反抗欧洲阶级统治的斗争联系起来，“在所有公共机构内进行长征”，“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建立反机构的解放区，它相当于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期间敌后游击队的解放区。”奉行“丛林法则”的帝国主义使自己置身于全世界人民丛林般高举的抗议的手臂中。反战运动使政府权威和精英政治受到严重挑战，成为引发国内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并蔓延到其他发达国家。
与自由资本主义相比，国家干预突出了国家、行政权力的作用。通过行政权力对财富进行再分配，虽然缓和了社会劳动领域的阶级冲突，但它必然扩大官僚机构的权力及这种权力调节的范围，导致国家官僚体制的巨大扩张和政治决策过程非民主化。这样，资本主义在仍然保持“一切异化的根源”——劳动异化——的基础上，又多出了被韦伯称之为社会生活官僚主义化——即政治异化的现代性病症。哈贝马斯把马克思批判的社会金钱化和韦伯所论述的社会官僚化结合在一起，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受到了劳动异化与权力异化的双重压迫。他甚至认为，这种由权力导致的异化，比劳动异化更具有普遍性和危害性。换句话说，与官僚制导致异化相比，劳动异化不再具有直接的政治冲击力。
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既有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又不断产生着一些诸如人的异化、贫富差距、环境、自然资源破坏、家庭和伦理等严重问题。身处发达国家的左翼理论家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些问题。马尔库塞指出，消费社会有着充裕的物质和先进的技术装备来化解和吸纳不满情绪，用更加成熟的方法来控制社会个体，人们被操纵消费者爱好的人所奴役。工业社会通过高度浪费性的生产和消费，把不属于人的本性的物质需求和享受无限度地刺激起来，从而有效地窒息了人类解放的真正需要，瓦解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不满。当人们为商品拜物教所支配，麻木不仁地去做那些并非真正必要的工作，他们也就成为物质的附庸而日趋畸形化，成为单向度的人。另一方面，随着科技发展而日益膨胀起来的见物不见人的文化，又使“技术统治”、拜金主义、纵欲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反理性主义等等恶性发展，资本主义的“非人性”、“非道德性”、“非理性”的一面也日益引起人们的不安，引发对科技文明的工具理性与现代性进行深刻反省。
《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年》称：“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特征的第一次现代化，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出现高潮，发达国家先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进程，发展中国家纷纷投入现代化的洪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代化的转型往往又与发展模式转型相交织，这应当被看作是1960年代西方国家中的种种现象的基本原因。发达国家经过战后20多年的迅速发展，到1960年代先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并开始或酝酿第二次现代化；战后国家干预式的改革与经济景气虽然使当代资本主义大不同于古典资本主义，但其基本矛盾却一仍其旧，1960年代种种激烈的社会运动便是这种老矛盾内在冲突的新表现。
总之，对于发达资本主义来说，1960年代是一个激烈动荡的多事之秋。新老殖民主义在全球进一步溃败，国家干预回天乏术，黄金时代难以为继，新经济危机的阴霾日渐浓重，左翼思潮和力量雄风正盛，新自由主义却已跃跃欲试，资本主义中心区又面临着一次在深度和广度上与“新政”类似——只是内容完全不同——的转变。
1960年代西方世界的动荡和冲突，更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强化了社会主义平等理想的号召力，突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迫切性。它可能产生的另一个后果，是弱化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紧迫感。
崛起的第三世界
1960年，非洲有17个国家获得独立，该年因此被称为“非洲年”。而这仅仅是1960年代世界民族解放高潮的前奏，对第三世界来说，1960年代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反对霸权主义的革命运动高涨的年代。武装起义、游击战争、军事政变、外国干涉、血腥杀戮、政治动荡成为这十年的鲜明标记。在1950年代的基础上，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在1960年代达到了20世纪的最高潮，基本上完成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使命。
1950年代中后期至1960年代，在以美苏为首的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同时，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出现了世界性的反帝反殖浪潮。重要的是，此时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看不到多少“非暴力抵抗”的影响，武装斗争、游击战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民族解放战士使用简陋的武器甚至原始的长矛、弓箭与掌握现代化武器的新老殖民主义者殊死战斗。“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叶剑英诗—作者注）“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就是这种斗争的写照。在如火如荼的人民战争中，老殖民主义体系迅速瓦解，亚非新独立国家的阵营日益扩大。
如果说1955年亚非会议的召开是亚非国家觉醒的第一个里程碑，那么1961年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第一次会议的召开，则标志着不结盟运动正式形成，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1964年77国集团的成立，有力地推动着不结盟运动发展，使之成为独立于超级大国对抗之外的“第三种势力”，在推动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大国霸权主义、建立世界新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是第三世界形成和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1970年有54国参加的第三届不结盟国家及政府首脑在卢萨卡最高级会议上通过的《卢萨卡宣言》中，批评谴责了超级大国对别国的干涉、颠覆，强烈呼吁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标志着不结盟运动日益走向成熟。从总体上看，对于第三世界来说，1960年代的确是一个解放的年代，一个“东风压倒西风”的年代，一个革命与战争的年代。而对于帝国主义来说，则是输掉了战争、输掉了人心、输掉了道义。苏联则由于其霸权主义、与美国的妥协而受到第三世界激进派的指责。
1960年代第三世界风起云涌的斗争，反过来冲击着西方，是整个世界左翼思潮高涨的重要原因，以至一些西方左派认为1960年代的起点并不在西方，而在第三世界。杰姆逊说，第三世界历史对第一世界1960年代的发展有着某种特殊的影响力，最能表现第一世界1960年代典型特征的许多事件都与第三世界密切相关。例如，涌现出声势最为浩大的学生运动的两个发达国家——美国与法国，都是因为它们身陷殖民战争之中。1960年代发达国家的激进运动无一例外地从第三世界斗争中汲取激情和灵感。在他们的集会和游行队伍中，经常可以看到毛泽东、胡志明、格瓦拉的大幅画像，听到高喊“胡”、“格”的声音。此外，A.德利克则意味深长地提醒人们：有一点必须谨记，“文革”和第三世界的独立是同时出现的。
民族国家首要任务是争独立，接下来要解决的便是对发展模式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同样对帝国主义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当时，虽然多数新独立国家选择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西式），但也有一些在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发展程度、行动纲领等各方面十分不同的民族国家，如智利、叙利亚、利比亚、阿尔及利亚、伊拉克、马里、加纳、坦桑尼亚、斯里兰卡、印度以至巴基斯坦等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或类似的激进主义发展道路（苏式或类似苏式），起码自称是社会主义。
这些新兴国家选择或钟情于社会主义不是偶然的。这不仅反映了东西方冷战对峙下“非此即彼”式的判断，反映了第三世界人民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憎恶，反映了经过社会革命或解放战争取得独立地位的特殊经历，也反映了他们希望通过社会主义以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利润动机所必然带来的贫富差别、社会不公及道德堕落，以及希望争取更多社会正义的强烈愿望。战后不断高涨的反帝反殖运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示范效应及社会主义平等、正义的感召力、后发国家客观上必须突出国家主导计划型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不能不使社会主义模式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和人民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所有这些也应被看作是1960年代的产物。
在这些国家中，不论是武装夺取政权还是实行激进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都堪称典型的是古巴。古巴于1959年武装夺取政权并于1960年宣布奉行马克思主义并转向社会主义后，紧接着激进快速地实行了高度国有化的改造，推行高速工业化战略，强调非物质的精神鼓励。1966年秋开始取消奖金和加班费，实行主要依靠精神鼓励的方针，认为这样能缩短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急于过渡和生产跃进在1968年达到高潮。1968年3月起，古巴开始消灭私人小店、酒吧和摊贩，试图通过消灭小贩和个体商业使整个国家进一步国有化、革命化。4月初，党报发表社论，引用列宁“小生产是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量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名言来论证这场斗争的无产阶级性质，指出私有企业是腐败、寄生和反革命的根源。舆论工具指出：“我们到底是要建设社会主义，还是要发展摊贩呢？”“我们必须消灭所有私人商业的形式”，“革命就得和经济法则进行斗争”。与此同时，大规模地动员城市居民下乡，参加各种体力劳动，以实现“最大程度的农村化，最小程度的城市化”。从这样的理论与实践出发，他们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温和路线”提出批评，并严厉批评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式的改革，尽管他们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利己主义也十分不满。总之，像许多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强调公有制、国家计划导向的激进变革，强调主观能动性和道德的作用，典型地反映了后发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接受。1970年代中期柬埔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种种举措，不过是以更为极端的形式再版了当时第三世界激进模式的一些激进做法。
1960年代，社会主义的古巴对世界上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智利的聂鲁达、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墨西哥的卡洛斯·丰塔斯等一大批著名的拉丁美洲进步知识分子，以及著名的美国学者怀特·米尔斯、法国哲学家、60年代新左派运动的思想导师让·萨特等众多著名西方知识分子纷纷访问古巴。在古巴的所见所闻使这些西方左翼的思想泰斗异常着迷和激动。米尔斯回国后立即著书说他在古巴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遇到了新型的革命家。萨特回国后在文章中写道：“古巴人必须赢得胜利，不然我们就将失去一切，甚至希望。”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参加了1968年1月在古巴召开的世界文化代表大会后发表文章说，古巴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国度，它自由、繁荣的文化活动及社会、教育方面的成就，以及让人喜爱的反物质主义的完美境界，“不能不吸引着知识分子”。
面对着50年代西方保守主义思潮的肆虐和经济繁荣所带来的社会结构深刻变化，西方左翼力量感到在发达国家内产生传统式革命的希望渺茫。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英姿勃发、无私无畏、浴血奋战在丛林莽原、崇山大泽中的格瓦拉式第三世界游击战士成为西方左翼激进派心中的偶像。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称“当保守主义的气焰在全球兴盛了10年之后，再也没有另一场革命能像古巴一样，令西半球及发达国家的左翼人士欢欣鼓舞了”。当时，许多西方左翼理论家接受了一种流行观点：世界的解放，将由穷苦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动完成，这些被第一世界剥削、压迫、侵略的国家，“却要回头来解放全世界”。西方世界的动乱，第三世界的崛起和胜利，左翼思潮的高涨，也使许多人一时对世界革命的高潮和胜利充满憧憬。这也应该被看作是1960年代现象。
但是，激情与理想只有在其不违背规律时才具有力量。海伦·德斯福瑟斯等在《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中分析，在经历了各种挫折后，自1970年始，古巴开始改变激进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措施，认识到“一个刚刚摆脱资本主义的社会能一下就跳进一个人人都具有高尚道德的社会”是不现实的。卡斯特罗在1973年提出要纠正“平均主义原则”和“唯心主义错误”，强调“必须利用物质刺激”。古巴革命、建设的意义，在于经过一段不长时间的实践，又开始对苏式发展模式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正。对于当时第三世界许多国家——不论是选择西式或苏式道路，60年代古巴对发展模式的确立和修正、转换，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苏联：走向停滞的改革
当西方发达国家在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先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并酝酿或开始第二次现代化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正处在进行第一次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在历史学家把战后20年称作资本主义世界的“黄金时代”时，他们也都会承认，在战后第一个15年间，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远较西方为快。而当西方发达国家在战后进行以“新政”为主要内容的调整时，50年代中期，一股改革的大潮也席卷了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多数国家。60年代，当西方因“国家干预”已走到尽头，政治经济一片动荡并酝酿新的重大调整时，社会主义的改革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有的则明显倒退。
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标志着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选择。而社会主义改革时代的到来，则使社会主义适应了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时代要求。但这种改革之艰难曲折，则是当时所有人始料不及的。
斯大林逝世后不久苏联进行的初步改革，在解放思想、消除个人崇拜、发展民主、加强法制、扩大地方权限、发展集约化生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如1958年前以“放权”、推行小组包工奖励制度、鼓励个人副业和贯彻物质利益原则等为基本内容的农业改革，在不长的时间里使长期落后的农业得到明显改观。经过初步改革，50年代中后期苏联经济一度出现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人民生活水平也有较大提高，苏联经济地位明显上升。
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最初的改革带有明显的局限性。改革刚取得一些成绩，反复便接踵而至。1958年末，赫鲁晓夫又重新追求“一大二公”的农业模式，如强行合并集体农庄，提高农庄的公有化水平，重新规定庄员宅旁园地、自留地数量，限制个人副业等。1958年12月19日（与我国人民公社大体同时），苏共中央全会在《最近五年来农业发展和进一步增加农产品的任务》的决议中提出：“随着集体农庄公有制的发展，庄员的个人副业经济将逐渐失去它的意义”。这些决策使个人副业急剧减少，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在超越阶段、急于过渡方面，赫鲁晓夫也重复了斯大林的错误。1959年的苏共21大和1961年的苏共22大上，他甚至提出到1980年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在苏联的影响下，东欧各国党也滋长、发展了超越阶段、急于过渡的思想。
改革的反复和盲目，造成经济下滑。从1958年至1963年，除少数部门外，几乎所有工业部门的生产增长率都呈下降局面。农业在1958年取得史无前例的丰收后开始逐渐下降，直至1962、1963年农产品出现负增长，以至不得不大量从国外进口粮食。“按生产原则”进行的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导致党政机关工作重迭，机构设置恶性膨胀。到1963年，全国管理机构总数比改革前增加三倍以上。在采取补救措施稳定局面的过程中，经济体制几乎又回到改组前的状况。
进入1960年代后，面对着初步改革受挫所出现的混乱局面和大量社会经济问题，苏共一方面采取措施纠改革之偏，另一方面希望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新一轮的深入改革。1961年10月，苏共22大上提出了新的改革方向，即扩大企业权限，加强经济刺激，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以及利用各种经济杠杆和加强经济核算等。大会所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中提出：“必须根据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所特有的新内容，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
在赫鲁晓夫的支持下，《真理报》于1962年9月9日发表了利别尔曼教授的《计划、利润、奖金》一文。文章建议减少国家下达给企业的计划指标，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评价企业工作的制度，用利润杠杆刺激企业积极性，把奖金与企业的赢利状况联系起来。《真理报》在发表该文时加的编辑部“按语”指出，这篇文章“提出了重要的原则性问题”，号召展开讨论，从而引发了一场广泛、深刻并波及到东欧诸国的经济改革大讨论。讨论提出了一些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新思想，冲击了传统经济模式的一些基本理论。同年1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利润问题作为企业活动效果的经济指标具有重要意义”，要求有关部门“仔细研究这些建议”。1964年苏联科学院受苏共中央委托，对讨论进行总结，提出包括改进计划、评价刺激企业工作的价格指标和实物指标体系、改进对企业的计划领导制度、提高利润和奖金在企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等九个方面的建议，并要求对此进行大规模试验。但试验未及全面展开赫鲁晓夫便下台了。这次讨论及相关的改革虽然还未突破计划经济的基本框架，但的确在改革传统观念和模式方面走出了重要一步，为后来的柯西金改革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提供了借鉴和启示，是1960年代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思想遗产。
赫鲁晓夫感到了改革的紧迫性，不断出台各种改革方案、措施，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束缚，由于缺乏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也由于他个人的一些缺陷，改革仍是局部的，理论上未有大的突破，改革的各项措施凌乱，带有明显的随意性，未能从根本上触及到传统体制的基本框架。这几乎是处于初期改革的社会主义各国的一般特征。
196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过程中失误的增多，苏联出现了混乱和大量社会经济问题。改革破坏了原有的平衡，但又未能建立起新的平衡和稳定；改革所必然引起的利益格局的变化，触犯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人们在忍受传统体制弊端同时，又不得不面对改革带来的混乱和不安。赫鲁晓夫改革的失败显然不能被肤浅地归结为个人因素，而更应被理解为社会主义改革的艰难和转型的曲折，说明虽然改革的任务日渐迫切，但社会主义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条件还未成熟。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为扭转混乱局面，开始对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政策进行调整与“纠偏”。在克服混乱的同时，很快地恢复了赫鲁晓夫改革前的中央高度集权体制。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他对赫鲁晓夫时期的思路也有继承、发展的一面。例如，在农业政策方面，扩大农庄、农场自主权，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调整副业政策，完善和继续推行集体承包制，大幅度增加农业投资。他上台后第二年（1965年），苏共中央开始全面推行的以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加强经济杠杆的作用、以经济方法为主管理经济、贯彻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的原则等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使企业和经济组织在1960年代末基本上完成了向“新经济体制”的过渡。此后又通过了在工业中普遍建立生产联合公司的决议，深化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在实行“新经济体制”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1970）与上个五年计划时期相比，经济发展呈上升趋势，国民经济得到一定发展。
实践证明，以放权让利、强调物质利益为开端的改革，如果长期不能进一步触及传统理论、体制基本框架，不能在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目标上迈出具有实质性的步伐，则往往在经过一段发展后，都不能避免逐步停顿以至倒退的结局。而正是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勃列日涅夫从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他们认识到发展商品经济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不再简单地把商品货币关系等同于资本主义，但又仍然坚持认为商品货币关系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属性，认为社会主义劳动具有直接的社会属性；他们发现计划经济固有的一些缺点，但坚持认为只是采取方法完善的问题，对于计划体制来说，重要的不是改革，而是运用数理逻辑、控制论、现代信息技术上这些“器物层次”上的现代技术使计划更精确、更周密、更完善，“控制论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在不触动现有体制和利益格局的情况下，使社会主义走出困境；他们希望把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纳入传统的计划体制之内，使其具有计划性的特点，而目的只是使指令性计划体制更加完善；他们也看到了市场经济的活力与效率，甚至提出用摸拟市场机制运行的方法弥补计划经济的不足，但又对市场经济讳莫如深；他们一再提出扩大企业权限，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加强对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刺激的方案，但又不能接受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的商品生产者的改革方向；他们已经感受到当代科技迅速发展的巨大压力，迫切希望加速科技进步实现由数量型赶超转向质量型赶超，实现经济向集约化发展的方针，但又忽视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体制性障碍；他们不想回到传统模式，但又缺乏深入改革的认识和决心，更不能认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他们进行了一些改革的实践，与之配套的理论著述连篇累牍，但在一些事关改革成败的重大理论问题创新上往往乏善可陈；他们可以把思想解放到提出“新经济体制”的程度，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前却噤若寒蝉……这种矛盾基调决定了改革的保守性和脆弱性，预示了改革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
总之，1960年代后半期苏联的改革虽还有所发展，但其势头已减弱，不仅远未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取向，而且是以逐渐升温的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作为这个十年的尾声。1960年代末苏共已开始了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进入70年代后更是不断升级。柯西金1971年在苏共24大报告中说：“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指令性计划是主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我们要批驳主张用市场调节来取代国家集中计划领导的各种错误观点。”会后，苏共中央文件及苏共领导人的讲话中，不再提“改革”，而以“完善”一词代之。1972年底，苏共对柯西金主管的“新经济体制”作了否定性评价。据说勃列日涅夫曾对柯西金的改革说：“看他想出什么来了，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改革？而且，谁懂得改革？现在需要的是更好地工作，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1975年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专门列有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内容。对于1970年代的苏联来说，这种批判似乎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但是，这在1960年代几乎是一个无法逾越的时代局限。在当时，无论是西方保守的自由放任主义者，还是反对市场改革的左翼反对者，绝大多数都把市场当成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语。只有了解这点，才能理解近20年后邓小平为什么把改革比喻成“革命”。
勃列日涅夫执政之初所采取的一些纠偏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向传统体制的回复。如恢复传统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任免制，导致干部队伍普遍老化，不正之风盛行；纠正赫鲁晓夫唯意志论的同时，助长了党内的保守主义；为克服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重新把各种权力集中到中央，等等。此外，1968年“布拉格之春”在助长了国内保守倾向的同时，又推动着欧洲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这些思潮20多年后反过来又成为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重要思想资源。勃列日涅夫执政中期，苏联为推行扩张、争霸的对外政策而背上的沉重军备包袱，使得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显得必要和有效，从而弱化了改革的动力。像赫鲁晓夫一样，随着权力的膨胀，勃列日涅夫也开始大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一个停滞时期。1987年雷日科夫指出，“惰性和停滞不前的力量当时占了上风，一切都回到了旧的轨道”。格。阿。阿尔巴托夫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中描述勃列日涅夫执政中后期，“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就是官僚主义、本位主义、机关专政和独断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所谓双倍的泛滥”，“官僚主义的管理机关膨胀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在传统体制中更加膨胀、稳定和僵化的特权阶层，既是改革停滞不前的产物，也是其原因。它们本能地要求维持现状，抵制各种具有实质性的改革，停滞的改革恰恰增加了他们的能量。
改革逐渐趋向停滞，大量亟待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拖延了下来，问题越积越多，越来越严重，体制性危机在不断加深。1960年代末始，经济增长速度、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速度又呈下降趋势，到1970年代中期则明显出现经济停滞。一般的、局部的、浅表层次修修补补的改革已经不敷需要，而深入改革所必需的思想解放已是遥不可及，长期停滞、僵化的社会越来越难以承受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如果说，五六十年代是想改而方法上有一些问题的话，进入1970年代则已是改不动和不想改的问题了。
西方帝国主义道义尽失，苏联的僵化、停滞和官僚化让人失望。正是在这样一些背景下，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第三世界革命者以及众多热爱和平、主持正义的人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遥远的中国，对中国的试验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忱。（待续）
中国：一种新发展战略的确立
1960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写道：“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10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它。我们要以第二个10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可以把这段话看作是毛泽东向全党提出的60年代的任务。
5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各国改革浪潮的兴起，刚刚开始按照苏联模式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也以自己的方式加入了这个大潮。由于中国革命的传统，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和探索精神，做出这种选择是很自然的。改革之初，相对于其他一些党来说，中国党的认识和实践都是比较超前的。中共八大及在此前后毛泽东等的一系列著作、讲话都证明了这一点。紧接着，这种改革变得异常激进和急促。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对苏联模式第一次大规模的挑战。它们虽然在形式上与苏联模式大异其趣，但从实质上看却是将其固有的单纯公有、平均主义、急于过渡等弊端发挥到极致。激进的改革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严重损失，而且造成了把阶级斗争引向党内的严重后果。这是中国进入60年代的国内背景。
60年代初期，党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对50年代后期各种激进的改革目标、措施进行调整，恢复经济。调整一方面是对原有体制的恢复和修补，一方面也包含着对苏联模式的某种改革，如当时农村出现的“三自一包”等等。从经济领域里开始的调整，不久就扩展到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方面。调整有力地扭转了大跃进等所造成的混乱，恢复了经济，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调整深化了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邓小平当时的一段话可作为代表：“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实际上，这段话已经包含了中国以后改革的基本思路，成为可以生发出一系列深入改革的思想源头。但是，由于对苏联模式及大跃进等认识上的局限性，不断深入的调整也发展了党内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一些分歧。
1962年秋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当成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这一结论不仅是对当时我国国内形势的一个基本判断，而且确立了此后观察和解决国内问题的基本方法，这就是毛泽东在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个思想到1963年9月被概括为“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论断产生的原因，首先的和直接的是用传统的阶级斗争观点观察和分析困难时期党内、国内的一些消极现象的结果。其次，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简单地用阶级斗争观点看待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官僚主义问题。不发达国家在启动现代化阶段，一般都会选择国家主导、计划发展的战略，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如此。这种发展初期几乎是唯一有效的调控方式所必然带来的一个副作用，是权力高度集中体制下难以避免的官僚主义问题。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官僚主义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和忧虑，认为它是旧社会的遗留，严重地破坏了党群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温床。当他的认识没有在体制层面深入展开而只是停留在阶级斗争的框架中时，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第三，由于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分歧，当调整深入到对传统模式的改革及对大跃进错误的纠正时，容易产生“否定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误解。
“以阶级斗争为纲”只能造成更多、更大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在当时与苏联党争论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在帝国主义越来越明显的战争威胁时。1963年5月制定的《前十条》中认为当时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四清”、“五反”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一年后，这个估计又发展为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与此同时，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过火批判也在不断升级。在此期间中苏两党间展开的波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除了反对苏联党的霸权主义内容外，也反映了处于现代化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国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及对改革的不同认识。此后，虽然经济上调整和恢复的任务基本上还能按照原定计划继续进行，但上层建筑领域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却一步步发展。尽管当时这种斗争暂时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政治与经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这种不协调总是不能长久的。
1965年11月，作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线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实际上是以文化批判的形式，提出了1958年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上的分歧与矛盾，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与大跃进之间内在的深刻联系。出于对苏联教训的高度警惕和对当时国内形势的严重估计，“文化大革命”采取了更为激烈的群众运动方式。除了“天下大乱”式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外，它还有更为激进的民主、平等和公正诉求，这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及当时对巴黎公社理想的召唤，以及1968年后全面展开的“斗、批、改”运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十六条》中要求按照巴黎公社“全面的选举制”原则建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让群众直接参与管理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废除考试、贬抑文化知识、课堂教育和知识分子的“教育革命”，轻视正规医院、医生的“医疗卫生改革”，让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和让城镇居民“不在城里吃闲饭”的“上山下乡”，为反对官僚主义让干部与群众“划等号”的下放劳动，以阶级斗争为纲塑造“高、大、全”式英雄人物的“文艺革命”，取消管理和裁撤管理人员的“企业改革”，如此等等。
同样的内容还反映在经济方面，因为“文化大革命”同时还是一场“经济大革命”。1966年8月8日，在通过《十六条》的同日，《人民日报》发表批判孙冶方经济理论的文章。之后，许多报刊相继发表此类文章。康生则把孙称作“中国的利别尔曼”。这种时间上的巧合已经昭示了“文化大革命”的经济内容。十多年后，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孙冶方的经济理论正是改革传统模式的先驱，代表了当时改革的正确方向。
1968年至1970年间，在完成“全面夺权”任务之后，基于经典作家当年有关社会主义的设想，基于全民所有制具有更为先进的性质以及商品经济具有资本主义属性的认识，挟“全面夺权”、“全面专政”之威力，继1958年后，农村再次出现了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高潮，将经济核算单位“升级过渡”，没收或限制自留地，严格限制集市贸易。在城市，将公私合营企业改为国营企业，将大型合作商店逐步转为国营商店，取缔城镇小商小贩及其他各种个体经济，使这个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全民所有制覆盖范围最为广泛的时期。在分配领域，反复批判“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工分挂帅”、“联产计酬”、“计件工资”，把八级工资制当成“资产阶级法权”，取消奖金和附加工资，工资制度进一步单一化，分配领域中平均主义泛滥。将大量临时工转为固定工，进一步强化了统包统配，使企业用工形式趋于单一化。在金融领域，196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并入财政部，成为其领导下的一个独立业务单位，其对国民经济进行管理和监督的职能大多丧失。同时进行的合并税种，简化税目，使税收作用进一步弱化。
所有这些变动，目的都在于提高公有制水平，弱化商品经济、物质利益、经济杠杆在发展国民经济中的作用，都源于“一大二公”、“急于过渡”、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等基本理念。而这些都不过是大跃进的再版。
“文化大革命”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模式从对国外社会主义实践的批判中也可略见一斑。例如当时《人民日报》上批判别国“在农村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铁证”中就有“大力扶植私有经济，鼓励社员大搞副业”以及“鼓励农产品自由买卖，让自由市场到处泛滥”；一些国家当时缓慢进行的经济改革被说成“全面推行以利润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恶果累累”，“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一套：“大肆提拔‘经济专家’”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控制党的各级领导”；批判利用“国际旅行事业为西方‘游客’大开门户”是“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开辟直航西方国家的航线是与帝国主义“加紧勾结”；甚至把实行“五天工作周”说成是“加紧剥削工人的新骗局”，如此等等。不难想像，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来理解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当然是必要的了。
按照原来的设想，“文化大革命”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基本结束。九大政治报告号召“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指出“可以断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必将促使经济战线和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新的跃进”。果然，从1969年下半年起，中国又出现了新一轮的经济冒进、“翻番”浪潮，直至1971年底出现“三个突破”的严重局面，即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工资总额突破300亿，粮食销售量突破800亿斤，大大超出预定计划，以至不得不再次进行调整。
从宏观角度看，对中国来说，60年代是发展模式转换的年代，是一种新型发展战略——抓革命、促生产——逐渐形成的年代。这是一种基于对社会主义新认识上的新型现代化发展战略。如果说，50年代是对苏联模式的第一次冲击，那么60年代则是第二次。虽然这次冲击更为激烈、全面和彻底，但在一些基本理念上却较苏联模式更为传统。
“抓革命，促生产”的要义，一是强调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反作用，二是强调阶级斗争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毛泽东特别重视政治对经济、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先进思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反作用。1958年，他曾多次谈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1957年政治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成果。如果说在50年代，他所侧重的是先进思想对经济基础、先进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那么，到60年代，在不断确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过程中，这种反作用逐渐演变为阶级斗争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反作用。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结束时，毛泽东曾要求不要因为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担心因阶级斗争影响了生产。但他很快便放弃了这种顾虑。继1963年2月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后，5月他又十分肯定地指出，“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这一思路终于在60年代末发展为“抓革命、促生产”的发展战略。
除国内因素外，这种战略的形成还带有60年代特有的鲜明烙印。当时西方发达国家与苏联面临的困境及第三世界兴起的反帝浪潮，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对时代、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影响着中国对改革模式的选择。可以说，60年代中国越来越激进的现代化模式选择，有一个越来越激进的世界形势背景。正是苏联改革的曲折，使人们感到中国的选择是一种与苏联工业化和官僚化模式决裂的较好形式。中国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支持第三世界，对内反对官僚特权、追求平等和群众广泛参与的种种运动，不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那些反对技术统治论、消费至上主义、官僚等级制的左派中都有广泛的基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号召力。
由于国情、传统、发展程度及认识上的种种差别，始于5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改革，在60年代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至60年代末，苏联的改革逐渐趋于停滞，而中国则是以确立“抓革命、促生产”的模式进入下一个十年。从现象上看，在对传统模式的改革中，两国的道路似乎十分不同，但在追求“一大二公”和高度计划的体制，限制商品经济及反对市场经济等方面，两国却有许多相似之处。这种多样性后的统一性，一则反映了改革的紧迫，一则反映了改革的艰难，再则也说明对传统体制进行成功的、实质性改革的条件尚未成熟。
从世界范围来看，60年代，不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东方社会主义国家，都在酝酿或进行模式转换。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在开始第二次现代化过程中酝酿着自“新政”以来某种体制内的重要调整。处于第一次现代化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各国则正在对斯大林模式改革的过程中艰难跋涉。因为改革的深刻性和艰巨性，这曲折的十年应被看作是寻找正确改革模式过程中一个难以避免的阶段。它起码使人们知道有一些尝试是不成功的，从反面准备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契机，凸显了70年代另一些选择的必然性。
否定之否定的70年代
相对于50年代来说，60年代的巨变几乎可以说带有浓厚的戏剧性色彩；相对于60年代来说，70年代的变化虽没有那样的戏剧性，却也十分深刻、巨大。
至7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长期滞胀局面日益明显，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新政”在其无法逾越的制度性障碍前陷入窘境，走到尽头。1973年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更激化了这些矛盾。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对福利制度失败的弥补，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总统为代表，西方国家出现了从凯恩斯主义向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的转变。新保守主义以激烈的经济自由化否定国家干预主义，以效率和安全取代平等与社会公正的理想，以市场原教旨主义对凯恩斯主义进行狂热讨伐。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被主流经济学界接纳并被奉若神明，诺齐克基于极端自由放任主义的“最小国家”说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新宠。7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全盘私有化成为主流，正如国家干预在五六十年代占了上风一样。西方国家经过这次调整，缓和了福利资本主义所激化的矛盾，加之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在20世纪末又出现了一次发展高潮。与此同时，随着70年代中期越南战争的结束，西方社会左翼力量和激进思潮逐渐衰落。作为对60年代左翼思潮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批判，保守主义思潮开始泛滥，正如60年代左翼思潮勃兴一样。
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在60年代达到其20世纪最后一个高潮后，在70年代继续深入发展，在促进南南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南北对话，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世界环境的剧烈变化，第三世界国家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其作用和国际地位也受到削弱。
进入70年代后，苏联开始实行集约化方针，强调把加速科技进步作为推行集约化方针最重要的措施。在深化“新经济体制”的同时，为进一步改革进行试验，如通过了在工业中普遍建立生产联合公司的决议，开始改变工业管理体制。改革虽仍在进行，但与旧体制的弊端和改革的迫切性相比，已远不敷需要。已经进行十多年的改革不仅没有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取向，反而与从60年代末开始的对“市场社会主义”不断升级的批判并行，因而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官方文件和领导讲话中，“改革”已被“改善”所替代。1973年起，苏联在世界石油危机中借油价上涨大获其利，巨额的石油收益掩盖了越来越严重的体制危机。沉重的军备负担扭曲了国家经济结构，积习已深的隋性使党政机构的官僚化程度不断加深，整个社会死气沉沉，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速度不断下降。70年代的苏联被世界公认为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
在中国，从70年代初起，毛泽东已开始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前期一些“左”的或极左政策。在他的支持下，出现了1972年周恩来领导的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和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以及1975年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在这两次著名的整顿中，周恩来提出要加强管理，要落实农业《六十条》，要向世界“开门”，“银行要研究国际经济动态”，批评了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的说法。陈云提出“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1975年，邓小平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他主持制定的重要文件中把实现四个现代化当作“我们伟大的新长征”，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要求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70年代初，中国实现了继50年代引进156项工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而引进的对象已从苏联转向西方。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和准备，中国在1976年结束“文化大革命”动乱后，于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实现了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伟大转折。
对于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虽然起点不一，方法不一，结果不一，但却都是要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苏联等的渐进改革到70年代逐渐停滞。长期停滞在社会结构、心理状态方面造成的后果不仅大大削弱了苏联再次启动改革的动力，增加了改革的阻力，而且破坏了社会对改革的承受力，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加之地缘政治方面不可忽视的作用，增加了欧洲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培养出一大批体制内外的反对派。渐进改革的失败加之西方80年代掀起的强大私有化浪潮，造成了80年代末激进的自由化转轨，造成亡党改制世纪悲剧。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不仅大大增加了中国再次启动改革的动力，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而且增加了全社会对改革前期阵痛的承受力。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与其说我们知道如何改革或在改革中应当怎么做，不如说我们痛切地知道不能怎样做。经过十年动乱的中国在70年代末走上了一条成功的渐进改革之路。在社会主义各国改革纷纷失败，世界范围左翼力量消沉，右翼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风头大炽的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却一枝独秀，其举世瞩目的骄人业绩使人确信社会主义完全可以通过成功的改革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
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奥斯卡·兰格等早在20年代便已提出。但因其太过超前，在近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被正统马克思主义和正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当作异端邪说。对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态度，一直是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战后，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实践已经成熟到人们可以比较冷静、客观地对它进行一些探讨和研究。从70年末到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复兴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适应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已成为主流认识。促成这一发展过程的主要不是理论的推导，而是实践，特别是60年代的实践。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现代化基本模式间的竞争，除了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有形层面进行外，也在更深层次的自我调节、自我改革能力、机制等无形层面展开。就后者来看，正是在60年代，两种现代化模式都处于自我调整（或改革）的曲折与反复之中。至70年代末后，经过种种阵痛，这一历史阶段竞争的结果终于尘埃落定。
从50年代至70年代，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幅剧烈、迅速发展变化的世界图景，其深度、广度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在第一、二次现代化的推动下，时代发展之快使传统与现代的界线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僵硬和分明。昨天是现代的，今天可能就已成为传统。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如果没有一种开放的、解放的、与时俱进的思想状态和精神状态，那失去的就不仅是发展的机会，而是立足的空间。
60年代对现代性批判及其启示
长期以来，60年代中国和西方几乎同时出现的“文化革命”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和困惑。西方左翼理论家因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而兴奋和鼓舞，西方激进青年效仿中国的红卫兵。在一些人眼中，西方的文化革命简直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再版。其实，如果考虑到西方当时已开始进入第二次现代化，而中国则刚刚开始第一次现代化的过程，这种发展程度上的巨大差距决定了东西方文化革命在内容、理解和诉求上的巨大差别。但是，两者在一些内容上的确存在着明显的相似之处，起码从现象上来看。例如：对平等、普遍参与的渴求，对官僚化的厌恶，对物欲的摒弃和讨伐，把意识形态作用绝对化，等等。文化革命在东西方同时出现是一种偶然现象吗？
第一次现代化在创造了极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付出了种种使人难以承受的代价。19世纪西方现代化和工业革命启动之初，马克思已提出人的“异化”问题。20世纪初，从韦伯开始，有更多的人对现代工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非人性”、“非道德性”、“非理性”进行了更为广泛的批判，对科技文明的工具理性与现代进行了深刻反省。自60年代起，随着第一次现代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完成，资本主义现代性（也包括苏联传统模式）更受到了来自各方面广泛的批评：从东方到西方，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从左翼到右翼，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当代西方最为驳杂、庞大的哲学、思想流派——后现代主义，从哲学大师到文坛骄子，从“街垒之夜”的热血青年到放浪形骸的嬉皮士，从示威抗议到性放纵与吸毒……各种思潮蜂起，蔚为一时之盛。60年代是反思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高潮之年。
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左派与后现代主义一些流派指出，工业社会、工业文明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它们还存在着种种弊端和局限性；对科技文明、工具理性与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批判、匡正，是向更高层次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发展的前提。
在他们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广泛批判中，有几个共同点尤为引人注目。
反对官僚制。继马克思之后，韦伯又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官僚制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与批判。一方面，他承认官僚制是有效的管理形式，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他又把它视为对人类某些最重要的价值的威胁。人类在那些受规则支配的、非人格的力量支配下，丧失了个人自由、感情和创造性、主动性，成为贯彻别人意志的机器上的齿轮。战后，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发展，国家官僚体制愈发膨胀，对它的批判也愈加尖锐。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指出，官僚制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使效率高于正义，使人成为“管理对象”和单纯的手段，因而是不人道的。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只看到了生产社会化和雇佣劳动制度之间的结构冲突，却忽视了社会生活行政化和官僚化的危害，而这正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突出特征。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则声称，他们斗争的目标在于“建立人人参与的新制度以取代现在的官僚机构”。由此出发，西方左翼对日益官僚化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感到悲观。引人注目的是，在反对官僚化和管理至上等方面，左翼和右翼理论家竟然找到了许多共同的语言。
强调反作用。60年代西方左翼运动、学生运动的一个鲜明特质在于它主要不是社会运动，是带有浓厚文化和政治色彩的“文化革命”或“文化解放”。“60年代永不磨灭的成就是它带来了文化的变革”。它不是贫穷和匮乏的产物，而是富裕和教育的产物，与古典的、以经济原因为主要目的的社会革命有着明显的区别。其原因应当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领域以外的地方去寻找。新左派同其他许多新激进分子一样，更感兴趣的是新型的社会文化关系，而不是经济所有制问题。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则把道德至上的信条作为其意识形态的主旨。杰姆逊等因此认为，这既是对各种物质决定论的大胆挑战，又过分强调了上层建筑的能量和价值，是“上层建筑信用膨胀”。
60年代初，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提出多元决定的“优势结构论”，以修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论。他将文化和意识形态解释成生产方式，与经济基础处于平等的地位，不存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区别。“矛盾在原则上是被多元地决定的东西”。由此出发，他对当时中国重视意识形态，以文化领域里的革命对抗并超越现代性的文革理论十分赞赏，认为“意识形态可以是决定一切的战略点”。杰姆逊发展了阿尔都塞的理论，否认经济基础决定论，将文化革命的作用绝对化，甚至认为迄今为止人类的历史即文化革命的历史。实际上，这种理论是对现代化过程中某一阶段特征的片面反映。这种特征是：在第一次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侧重满足人类物质追求和经济安全；在第二次现代化过程中，生活质量是第一位的，侧重满足人类追求幸福和自我表现，物质生活质量可能趋同，但精神文化生活高度多样化。
人的解放。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异化时曾说：“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韦伯在分析现代西方的合理化时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铁笼”。其中，物质商品获得了对人的生命的无情权力，物欲至上几乎成为压倒一切的价值。马尔库塞则证明，发达工业社会通过技术进步使大众媒介占领人们的私人空间，通过富裕的生活使人们满足眼前的物质需要而不再追求自由，通过“强制性消费”把本不属于人的本性的物质需求和享受无限制地刺激起来，使个人成为物质的附庸而单面化，为商品拜物教所支配；它通过消费主义成功地压制了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消费至上的资本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彻头彻尾的非人道操纵行为的场所，是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霍布斯鲍姆评价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时说，学生工人造反的原因是因为感到“自己在消费者社会中的生活毫无意义。即使他们在物质上感到惬意，却不得不被大公司任意驱使，成为机器一样的东西丧失了人的尊严，比以前失去了更多的权利。”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能够迅速扩展并得到普遍支持的重要原因，是人民群众日益感受到消费主义死气沉沉的压力。
人的解放的另一层含义，是要把人从“技术至上”、“技术统治”下解放出来。西方科技革命的后果之一，是造成了科学、技术对人的统治和人的价值、自由的失落。这点甚至往往成为西方左右翼的共识。左翼特别强调了“技术统治”与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认为它是资本主义压抑人性和非道德的表现之一。
现代西方思想史上的这些产生于60年代或在60年代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发达国家的“现代病”，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内在的尖锐矛盾，它要解决的是富裕后的问题。置身于发达国家的观察优势，使这些思想家能够在马克思、韦伯等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分析框架和概念。
令人深思的是，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左派往往自称从第三世界特别是从中国获得灵感和启示。佩里·安德森所著《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把中国作为替代苏联的革命后社会的模式，和一种在西方进行社会主义探索的样板”。的确，从现象上看，60年代的中国的确向西方左翼或激进思潮提供了许多在他们看来十分有利于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思想资源，例如：越来越激烈地反对社会主义中的官僚主义，直至付诸“大民主”的形式以实现人民群众的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以空前规模发动群众自上而下地冲击和“改造”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构；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通过“三结合”的方式让群众参与各种管理，实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平等，打破社会等级，反对精英政治；通过参加体力劳动、上山下乡、亦工亦农等方式使知识分子与工农打成一片，实现两者的平等，塑造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高度重视和发挥“反作用”的力量，通过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不断革命”推动生产发展；力倡艰苦奋斗，崇尚无私、忘我的道德境界和革命精神的力量，认为人的意志、精神、觉悟不仅是发展生产的强大动力，也是发展生产的目的；贬抑物质利益，缩小收入差别；认为富裕的生活会腐蚀人们的革命意志，而艰苦的环境和俭朴的生活则有利于培养和保持革命的精神，所以“一穷二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有利起点；坚持政治具有压倒一切的地位和作用，反对技术决定论，反对用经济效益评判一切，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概括起来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一种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双重超越的现代化模式。
考虑到当时东西方严重对立和长期隔阂，各自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及文化背景各异，各自的理论传承、思维方式也大异其趣，特别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现代化的不同阶段上，双方了解的不多，误读的不少。简单的类比肯定是危险的，正如当年西方左翼用“文化大革命”理论作为对抗、超越现代的革命和消解西方现代病或替代苏联模式的良方，中国则把法国“五月风暴”当作“伟大的阶级斗争”去欢呼一样。
但是，从马克思到韦伯再到60年代具有十分不同背景的东西方左翼，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的相同或相近的批判，是否恰好说明当时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尖锐性，以及这些问题存在的长期性？
在现代化过程中，东西方都面临着一些诸如效率与公平、计划与市场、物质与精神、管理与民主、政治与经济等基本的、共同的问题。这些问题必然在不同发展阶段，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不同的现代化之路上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顺序表现出来。由于上述东西方的不同，人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各不相同。人们可以对这些思想的是非、高下提出不同意见，但却不能不承认这些问题有超越国界的重要性。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尖锐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弊端，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启动阶段警惕地关注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但是，时代特征和中国落后的发展水平限制了他的眼界。这使他一方面对那些现代化过程中不同发展模式所共有的一些特征十分敏感，一方面经常被后现代化国家中普遍出现的那些难以避免的矛盾、弊端和两难选择（例如：市场与道德、平等与效率、管理与民主、法制化、体制化与人民群众生动活泼的创造、精神与物质、官僚主义与群众参与，等等）所困扰。而当他从阶级斗争为纲的角度来观察和处理这些问题时，就只能引发一次次以群众运动形式出现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现代化的启动阶段就想实现普遍的平等，在生产力低下的基础上希望缩小甚至消灭差别，在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的条件下追求广泛的群众参与，在利用“强政府”高度集中优势实现赶超战略的大环境中要求清除官僚主义，在限制商品经济、否定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希望实现生产的跃进……毛泽东晚年对斗争哲学的强调，从更深的层次看，正是这种理想与现实矛盾的反映，正是现代化过程中众多两难选择中的困惑。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对现代化进程中难以避免的种种缺失，总要有某些理想、实践、精神来平衡、制约、冲淡它们。这些东西可能是片面的、激烈的甚至是极端的，但往往又是不可缺少的。其中一些内容，在60年代来看可能是不现实的，但在今天，当我们已经享用现代化的成果并不得不面对现代化自身的一些深层矛盾时，对此可能更有一些新的感悟。正如同今天人们在强调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的同时，更加注重平等、公正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在强调物质利益、经济杠杆的同时，也更多地强调“以德治国”；在突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强调现代化“以人为本”的人性化一面；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一样。
来源：《百年潮》2004年第6－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