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糕是个好东西。大家经常用“做蛋糕”和“切蛋糕”来比喻一国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和分配。“做大蛋糕”意味着经济增长和总量扩张，“切好蛋糕”意味着合理分配和规则公平。基于对人性的认知，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只有切好蛋糕才能做大蛋糕。切好蛋糕是塑造正确的激励结构，鼓励那些扩大生产、改进效率和推动创新的经济行为，奖励那些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个人与组织。这样，人们才有动力去做大蛋糕，并使整个社会受益。所以，做大蛋糕很大程度上是切好蛋糕的经济结果。上面这段话，可以被理解为最简明的“蛋糕经济定律”。然而，“蛋糕经济定律”所忽略的是政治在“做蛋糕”和“切蛋糕”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实际上，比经济规则更强硬的是政治规则，经济领域的规则最终可能是由政治领域的规则决定的。国家作为一种垄断强制力的机构，完全可能与市场一起——甚至取代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所以，恰当地理解国家与“蛋糕”的关系，是打开经济增长黑箱的另一把钥匙。
那么，国家与“蛋糕”是什么关系？回顾人类的政治经济史，可以总结出三条简单的法则：第一，没有国家时的主要规则是抢蛋糕；第二，绝对主义国家的主要规则是分蛋糕；第三，立宪主义国家的主要规则是做蛋糕。本文称之为“蛋糕政治定律”。
第一，没有国家时的主要规则是抢蛋糕。如果没有国家，财产就得不到保护。自己做了蛋糕，但未必能吃到蛋糕。这种情况下，比较“聪明”的人会发现，要想吃到蛋糕，最重要的不是做蛋糕的能力，而是抢蛋糕的能力。所以，获取暴力手段成为生存的关键。这样，训练体能，提高作战技艺，改进武器装备，甚至是建立控制暴力的组织，成为一个人的核心能力。凭借这些，有人可以抢到更多蛋糕。因此，如果没有国家，抢蛋糕是常态，是社会的主要游戏规则。而所谓有能有为，是指一个人拥有抢蛋糕的高超技艺。
从理性角度看，这样的社会没有人会去选择搞生产。当然，实际上会有人搞生产。否则，所有人都活不下去，或者只能依赖于采集食物、捕鱼和狩猎。但是，至少相对比较“强”的人不会选择做蛋糕，他们的主要工作更可能是抢蛋糕。这是一种理性选择。别的人辛辛苦苦做蛋糕，但如果他有一支AK-47冲锋枪，蛋糕就是他的了。这里描述的状态就是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或者说是“人与人的战争状态”。没有国家，人类的生活可能就是如此。这也接近于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所说的“流寇统治”--“流寇统治”之下，经济增长决无可能，贫穷、饥饿和随时会到来的死亡成为常态。
第二，绝对主义国家的主要规则是分蛋糕。在这样的国家，分蛋糕的规则很随意，掌握分蛋糕权力的人基本上想怎么分就怎么分。比如，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一个事例是，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后，“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就是命令全国各地的十二万户贵族和富户举家搬迁到咸阳。如果这段史料是可信的，那么这正好为那句话做了注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另一个事例是，公元前119年，汉武帝由于征伐匈奴、国库空虚，决定向全国商人和富户征收新的财产税，史称“算缗”。这实际上是政府单方面的财产征收。汉武帝说，我要打匈奴但没有钱怎么办，收点财产税吧？我说一个数字或比例，家里财产比较多的就照此上缴。大家知道，这里并没有什么规则可言，国家说怎样就是怎样。后来，为了有效征收算缗，汉武帝还鼓励国民互相揭发，不按规则做的商人或富户就有坐牢甚至灭门的危险。当然，此类事件并非古代中国所独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在其著作中提到，欧洲近代绝对主义国家兴起之时，法国和西班牙亦曾有过类似事例。
在这样的国家，社会精英的理性选择不会是进入做蛋糕的部门，而是进入分蛋糕的部门。只有进入分蛋糕部门的人，才可能真正拥有和控制财富，才可能拥有一些安全感。否则，拥有再多财产，随时都可能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境地。所以，这类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精英和上层社会家庭的子女竞相谋求进入分蛋糕部门。政治权力部门职位一旦出现空缺，就有无数人即使挤破头也要去考试或竞争。与做蛋糕的部门相比，分蛋糕的部门拥有控制利益分配和资源配置的更大权力。分蛋糕的手会随时伸向做蛋糕的部门，这是绝对主义国家的现象。
第三，立宪主义国家的主要规则是做蛋糕。为什么主要规则是做蛋糕呢？因为分蛋糕的规则是由做蛋糕的人一起制定的。在上面讨论的绝对主义国家，分蛋糕的规则是分蛋糕的人自己制定。如果同一批人既决定分蛋糕的规则，又实际负责操刀分蛋糕，结果就乱套了。财产的重新分配和税率的随意更改就会成为常态。但是，在立宪主义国家，财产受到确定无疑的保护，税率的更改需要互相协商和经过复杂的程序。实际上，做蛋糕的人通过一整套复杂的制度和程序控制了分蛋糕的部门，使得后者的权力被限定在有限范围之内，而不能随意裁量和恣意妄为。
在这样的国家，社会精英更愿意进入做蛋糕的部门，而不是分蛋糕的部门。由于分蛋糕部门的权力受到了有效制约，政治权力不再是致富的捷径。相反，进入做蛋糕部门成为渴望致富、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的不二法门。这样，大量社会精英选择进入做蛋糕的部门，并受到做大蛋糕的有效激励。立宪主义国家的蛋糕就更容易做大，持久的增长、创新与繁荣成为可能。这里的逻辑也符合诺斯的经验研究结论：从13世纪到17世纪英国政治体系的变革和立宪政体的确立，塑造了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率的产权制度，从而成就了后来的工业革命。
所以，“蛋糕政治定律”可以简明地表述为：“没有国家时的主要规则是抢蛋糕；绝对主义国家的主要规则是分蛋糕；立宪主义国家的主要规则是做蛋糕。”比较三种国家状态，就会发现，没有国家时经济增长几无可能，人类只能在谋求生存和自我防卫的低水平上徘徊。与绝对主义国家相比，立宪主义国家的长期经济前景无疑会更好，因为多数社会精英都选择去努力做蛋糕，成为财富的创造者。相反，绝对主义国家的社会精英们最感兴趣的是如何分蛋糕，成为财富的分配者——甚至是财富的掠夺者。两种类型国家的高下一目了然。奥尔森曾经这样说：“当存在激励因素促使人们去攫取而不是创造，也就是从掠夺中而不是从生产或者互为有利的行为中获得更多收益的时候，那么社会就会陷入低谷。”这是一位经济学家对不同类型国家长期经济绩效的判断。
国家与“蛋糕”其实是一个严肃的政治议题。10年前，有一本全球流行的寓言式畅销书名叫《谁动了我的奶酪？》，讲的是商业界的市场机会和企业成长。今天，面对政治与公共领域，禁不住想问一句：谁动了我们的蛋糕？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