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中国的建立，东北的胜利奠定了一个良好基础。但这其中有一个战略上的转变，就是由最初的和平接收、独占东北到军事决战的转变。这一战略转变的最突出标志，就是东北局书记人选的变化，即由政治上强的彭真为首，转而为军事上强的林彪为首。这样的转变根本上是形势变换伴随着战略变化，导致东北局内部出现对局势判断上的分歧；但实际上并不存在，至少在当时并不存在路线上的对错。历史的复杂性在于，在战争条件下能迅速决断的问题，在后来的和平环境中出现了不寻常的反复，并上升到路线对错，悲剧也由此上演。
中共中央为何任命彭真为东北局书记
自1941年12月上旬太平洋战争爆发至1942年夏天，美国在太平洋战场取得一系列战役的胜利。据此，毛泽东在当年7月9日给刘少奇的一份电报中判断：“整个国际形势战后一个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的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在此国际形势下，国民党在战后仍有与我党合作的可能。虽然也有内战的另一个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因此就须估计日本从中国战败后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的部队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合作的条件（此点目前不须对任何人说）。”此时，毛泽东已经将东北问题与国共将来可能的合作联系在了一起，可以说有了一个方向性的思路，但并没有具体的计划。
循着这条思路，1943年6月，在刘少奇领导的北方局之下设立了一个北方分局，又称晋察冀分局，由分局书记彭真全面领导，其中的一项工作就是要为解决东北问题做准备，而其主要机构就是北方分局之下的冀热边特别委员会。冀热边特委会书记为李运昌，他还兼着晋察冀军区第13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职务。1944年7月，李运昌所部建立的冀热辽根据地已伸展进东北的南满地区。1944年9月1日，中共中央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及城市工作部（后来改组为统战部）。该委员会的主任和部长均为彭真。城市工作中的很大一块就是东北城市工作，那里是中国当时主要的工业基地。1944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彭真在延安主持城市工作会议，其中就研究了开展满洲工作和调干部到东北的问题。12月5日，彭真在中央党校第五部回答学员的问题时，公开了毛泽东的想法，八路军、新四军将来要到东北去。很快在12月15日，晋察冀分局专门向彭真汇报了开展东北工作的情况。
1945年10月9日，东北军区成立，彭真任政委，司令员是程子华。
在当时军政一体的情形下，东北又在苏联红军控制之下，毛泽东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造成“独占东北”的局面。且这种占领是和平占领，所以有城市工作经验的彭真就成为合适人选，尽管这些经验是城市地下工作的经验，至于如何管理城市则大多停留在书本之上。即使如此，彭真在山西与阎锡山的合作，以及彭真本人所具备的城市工作经验在中共高级干部里，仍算得上最突出的。
彭真与林彪矛盾的症结何在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忙着接收华东、中原，对于东北似乎是鞭长莫及。而共产党所在的华北正毗邻东北，且东北已在苏联红军的控制之下。在毛泽东看来，东北这块“肥肉”已经炖在“锅”里了，建立自己的政权机构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甚至有建都长春之议。
10月19日，中共中央向东北局发出了《关于集中主力与国民党争夺辽宁、安东的方针》。23日，中央指示东北局：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毛泽东甚至提出：关上东北的大门，海上守住安东（今丹东——笔者）、营口，陆上守住山海关、锦州，不让国民党军进入沈阳。即使不能达成此目标，亦可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迫使蒋介石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11月3日，《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还有如下说法：“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中央军不得开入，否则引起内战由彼负责。”当时，为阻止国民党军队开进东北，中共军队进行了武力拦阻。
但是，抗战后国内和平成为首要课题，军事力量处于弱势的共产党更是要极力避免战争；军事力量的翻转是在东北战事结束之后，因此在这个时候，共产党的首要目标就是在和平条件下参政议政。具体到东北，也由最初的“独占”，随着国民党进军东北，共产党部队逐步后撤，改变为“平分”。到1946年4月，四平争夺战之前，“平分东北”仍是毛泽东要坚持的一点。四平之战是和战决策的分水岭。失去四平后，东北联军迅速退往哈尔滨，平分东北已然不可能。
彭真遵照中央的指示，占领大城市以利将来的谈判达到和平；林彪则称遵照中央的指示，工作重点在于建立根据地，准备长期斗争。
在当时，不论是国内连年战争人心思定，还是国际上的和平呼吁，盼望和平的声音是绝对的主流。具体到东北三国（中美苏）四方（美、苏、国、共）在和平的主流下，最终却选择了残酷的战争，这并非彭真和平努力的失败，实际上也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党派的努力能够达成，最终的解决只有靠枪杆子。而在这样具体环境下的彭真与林彪，正分别代表了最终是“和”还是最终是“战”两个相反方向的选择，两个人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1945年11月24日，中央通知东北局：国民党可能派兵袭击沈阳，我军准备在沈阳城与敌人展开巷战。为此，东北局的每个干部都发了步枪、手枪和手榴弹。在次日，林彪两次建议东北局和自治军总部移到海龙，部队绝大部分撤离城市，准备建立以延吉、临江、通化为中心的根据地。彭真则坚持留在沈阳做最坏的准备。看似在走和留的问题上，彭真和林彪直接产生了分歧，实际上仍是目前方针的分歧。最后，林彪发火道：谁想占沈阳谁占，我可要把部队撤走了。林彪放弃了与国民党军队在沈阳决战的计划，主动采纳了黄克诚的意见，即放弃城市，到远离大城市和铁路线的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也就是回到了共产党武装斗争的套路上去。而彭真则缺少建立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央最初任命彭真的优越性与合理性正慢慢丧失。因为那些富有建立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经验的同志，在东北局又占有大多数，与居于领导地位的彭真在想法上以及做法上都有距离。也由此，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在东北局内部代表两条思路的彭真、林彪的冲突就公开化了。随着战争成为最后的解决手段，彭真离开东北局也就如最初任命时一样顺理成章了。
在撤出沈阳后，林彪又指挥部队先后撤出绥中、兴城、锦西等地。
就在大部队撤离沈阳的当天，苏军就将中长铁路及其沿线城市全部移交给了国民党军。
11月26日，国民党军占领锦州、义县。东北门户洞开，中共全部控制东北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
中央政策的变化因素
11月28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起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
12月5日，彭真致电中央军委并林彪，提出我仍可集中主力与敌争夺沈阳、长春。同一天，高岗和陈云复电否定了彭真的意见，并建议建立根据地，整训部队，建立地方武装，以备翌年春天的决战。
12月7日，中央复电肯定了林彪的意见。在此前后，国共美三方开始商谈筹建“军事调处执行部”。此一时期的和战拉锯与此一机构密切相关，尽管这个机构只存在了短短一年。
林彪接电后，于12月11日发出关于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长电。
12月24日，国民党军进入沈阳。同一天，意识到问题严重的刘少奇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说：
东北情况我不会比你们更清楚，但我对你们的部署总有些不放心，觉得是有危险性的。你们主力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仍有夺取三大城市的态势。你们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否则恐有一时陷入被动之危险。
12月28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北局的指示电：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正当林彪准备分散部队时，中央根据与国民党谈判以目前占领区域为界停战的先决条件，又要林彪主动出击。也就是说，在和战问题上，中央的态度是随着谈判所达成或可能达成的条件在转变。但对于前线部队来说，这样的转变却是难以适应的。对于彭真来说，因为缺少相关经验，如何布置工作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林彪在这个时候也产生了怀疑，他在1946年1月5日电询中央：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完全可靠，则我在东北主力目前应集中力量作最后一战；如不可靠，则仍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明年之进攻。盼复。
1月6日，中央即回电：国内和平有望，目前阶段并可能是最后的一战。
这封回电表明中共中央对国内和平有很大的信心，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这并不可靠。中共中央之所以有此判断，是源于1月初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平的正式成立。“军调部”四处加派小组赴各战区督促停战，最初确实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果，但仅仅一年这个调停组织就在战争的巨大轰鸣声中寿终正寝了。
这封电报对于彭真来说则充满希望，完全符合他争取和平的思路。
1月10日，林彪报告：根据中央部署，此间作战部队决定明天，向阜新、新立屯一带出动，消灭该地之敌，争取有利结果。
林彪所部刚与敌人交上火，情况又出现了变化。就在1月10日，国共代表张群和周恩来在《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和声明》上签字，并与此前为执行“双十协定”，国共双方达成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一并交由国民政府主席公布。停战时间点定在了1月13日24点。
因此，在1月12日，刘少奇以中央名义连电林彪、黄克诚：你们对顽军进攻务必于1月13日24点以前停止，否则违法。林彪此时已集中起兵力，很有取胜的把握，却必须停止进攻。1月14日，林彪再次电询中央：我驻军地区与城市，顽军是否有权进驻？如有权进驻，则我之后方即难设立。倘顽军开入后，实行高度分散，以合法地位控制政权，限制群众运动，则我既不能在军事上打他，又无合法地位进行群众工作。如我无政权、财权，则部队衣食、供给如何解决？如我无一定的整块立足地区，则顽军一旦翻脸，我岂不无立足地区？
也正是在1月14日，为执行并遵守停战协定，以林彪为总司令，彭真、罗荣桓为第一、第二政委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此一名称的改变并非无的放矢，它显示了共产党愿意与国民党共管东北的诚意。此前，之所以称“东北人民自治军”即有“独占东北”的意图。另一个因素就是苏联当时与蒋介石签订有条约，不允许八路军在东北活动，故而进入东北的部队只得以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名义行事。
当时，中共中央与东北局之间函电交驰。其中1946年1月26日《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工作的方针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具有标志性意义，和战问题尤其是彭真、林彪的政策选择在此都可以找到线索。因此，不妨抄录如下：
东北局并林彪、黄克诚：
（一）国民党新六军、新一军等正向东北输送，美国必须助蒋进占东北，苏联亦必须将东北交蒋接收。我方亦不能不承认蒋军进入东北接收主权，我在东北虽有实力，但尚无任何合法地位，因此苏军不能公开向我办任何交代。现全国停战业已实现（这在蒋是被迫停战的并不是蒋的阴谋），东北亦必须停战。整个国际国内形势不能允许东北单独长期进行内战。但由于蒋军在进攻锦州、阜新、热河时，我未能给以有力打击，使蒋轻视我在东北力量，相信杜聿明报告，认为可以不费大力即能击溃东北我军，控制东北。因此蒋现拒绝与我谈判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不想承认我在东北地位，而仍想武力解决。在此情形下，东北的武装冲突，暂时还难避免。
（二）我党目前对东北的方针，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在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下，只有这个方针才是正确的，行得通的。因此企图独占东北，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行不通的，必须在党内加以肃清。在目前形势下这种思想显然带着冒险主义性质，是目前客观形势下不能允许存在的。如我们对国民党采取内战方针，我们必归失败。
（三）由于蒋介石现在还不愿承认我在东北地位，不愿和平解决并不愿实行民主改革，因此我们在东北要实行和平解决与民主合作的方针，还有严重困难，还必须经过严重的甚至流血的斗争，才能达到目的。但是这个方针只要我们明确地加以确定，并为之而实行不疲倦的斗争，是一定能够实现的。因为苏联和美国都不容许国共两党在东北进行长期内战，全国人民和东北人民反对内战，不论国共两党都不能违背人民意志长期内战。在全国停战后，政协改组政府谈判已获有结果，全国均须与国民党和平合作不能内战。我们在东北有力量能在东北长期坚持，蒋介石在东北有很多困难，只要他在东北打一二个败仗，他的威信必然降落。由于这些客观条件，我们完全不应怀疑东北问题有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实行和平合作的可能。
（四）但要达到东北问题的和平解决及与国民党实行民主合作是有严重困难的，这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并做到以下几点：
（甲）必须我们采取一个完全坚定公开明白的和平合作方针，动员全党全军及东北人民为东北和平民主而斗争，并使自己的行动严格限制在防御与自卫的范围内，不给对方以破坏和平的任何借口，不给对方以难受的刺激，并采取一切办法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表示诚意与他们合作。
（乙）在军事上力求巩固自己，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打下长期坚持的基础，在完全自卫的条件下力求打一二个大胜仗。
（丙）力求苏联在外交上配合我们这一和平合作的方针。
以上数点，望你们努力做到。我们采取和平合作方针，苏联和美国是赞成的，全国人民和各党派都赞成，如我在军事上能站住并给蒋以打击，我们必能打破蒋之内战方针，争取东北和平的实现与我在东北的地位。
（五）为了实行上述方针，中央已告恩来和国民党及马歇尔谈判，提出我们派人共同接收东北，我之东北武装编为地方部队，地方政府民选自治，国民党到东北武装不超过十万等条件，并派中美停战小组到营口，如国民党拒绝谈判则东北发生冲突将由国民党负责。中央还准备公布东北情况及我对东北主张。同时望你们立即实行下列各项：
（甲）在军事上避免在长春路沿线及其他若干大城市如抚顺、吉林、龙江（即齐齐哈尔—编者注）、牡丹江等地与蒋军冲突，切实退出长春路及这些大城市，以表示我方让步。但必须巩固地控制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切实准备在蒋军向我进攻时给以歼灭的打击。在军事上我应采取完全防御的姿态，不应有任何进攻挑衅的行动，在完全防御的有理的条件下来击败蒋军的进攻。不在大城市及铁路干线附近决战，在军事上想亦是有利的。
（乙）切实加强内地农村工作，发动群众，准备在决战不利时能长期坚持，而不陷于溃败。
（丙）对国民党派到各地之接收人员，一方面应有足够警惕性，同时要表示合作协助的诚意，不要一概加以拒绝，尤其不要加以危害，设法建立下层合作以推动上层合作。
（丁）对国民党军队官兵及官吏进行和平攻势，并设法公开某些负责人（如李兆麟等）设法找国民党谈判。组织地方绅士去与国方接洽。
（戊）将我们和平合作方针向辰兄（指苏方——编者注）切实说明，要求他们给以协助配合。以上各项望你们切实进行，并将情况电告。
中央子寝
从此电的重点来看，我党无疑倾向于和平，其他各点均处于从属地位。征之于电报所体现的策略，彭真的所作所为并无不妥。彭真在与苏军的合作上有重大进展，取得了苏军对中共军队的基本支持。当然，苏联也在利用此点从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捞取好处。
3月6日的梅河口会议，与会的东北局部分委员和部分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对和战问题、创建根据地问题、部队作战方针等问题陷入了争论。彭真、李立三等政工干部认为东北形势是共产党占优势，并据此提出“先攻打长春，后攻打四平”，完成中央建都长春的计划，与国民党平分东北。林彪、黄克诚等军事干部认为东北局势严重恶化，对军事行动极为不利，并批评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没有建立根据地，没有为军队提供良好的后勤保障。会议不欢而散。彭真等人向中央提出调换军事干部，林彪等人则向中央军委致电，反映东北局主要领导盲目乐观。
但好在在林彪在会议上作报告后，彭真主动做了自我批评：“我个人工作有些问题，提得不及时和被动，整个东北是个乱的阶段。”
林彪紧接着彭真的发言后退一步：“我在发表意见时，提到东北局没有战争观念是不对的，而是时间长短问题，这个我说发动群众不敢放手，只是由于补充兵源上得到的印象。”
梅河口会议时在平壤养病的罗荣桓，后来在1949年3月29日的四野高干会议上曾说：“当时东北党的领导上思想又不统一。在对敌我力量的估计上，有的认为敌强我弱，有的认为敌弱我强。由此出发，又产生了是以和平为主，还是以战争为主；是先控制大城市，还是依靠农村，这样一些分歧。”
彭、林分歧此时还有一个细节，那就是林彪向中央和东北局建议：南满地区在我难以保持时，利用战事期间，在敌人逼近时，将这一带全部煤矿与工业进行大规模破坏。彭真接电后，立即报告中央，并表示自己的意见说，破坏南满工业关系全国，影响甚大，须慎加考虑，盼中央速复示。随后的中央复电说：“关于南满工业，不论和、战，我均不应有任何破坏。因为这将影响数百万人的生活，并将在全世界留下长期极坏影响。希望不作此打算，并向有此思想的同志作坚定明确的解释。”此点可以看出，林彪为了胜利，可以不择手段，也可以不考虑战争后果。而彭真眼光更长远一些，还考虑到战争以后的建设。此一细节也说明，彭真与林彪在战争观念上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
1946年3月13日《中央致重庆代表团并东北局电》称：“不论他的兵力、士气与民心，也不论国际国内环境，都无在东北大打久打与反苏反共到底之可能”。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仍旧判断，东北问题最终会走向和平解决。
对于和平，因为有苏军的支持，彭真建议以战争来争取。他在3月16日致电中央：苏军代表表示，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街，我都可以放手大打，并希望我放手大打。彭真还提出：“在军事上可能的条件下，在国民党公开宣传东北军事调动在外，拒绝与我谈判，不承认我之地位的前提下，于苏军撤退时，可否在辰兄同情下，消灭四平以北各大城市之顽军，并占领上述各大城市，逼使国民党与我谈判，必要时再让出一部给国民党以换得和平？”
毛泽东赞同这个思路，在1946年3月23日致电东北局时明确提出，要不惜任何牺牲，以战争换和平，并称：“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
据此，东北局在3月23日下达的作战任务中说：“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也就是说，战是为了和，而且预判形势的发展是非和不可。
由此展开的攻占长春、攻占四平，其主要目的也是要在和平到来之前，得到在谈判桌上难以得到的更大利益。
但四平一战，中共军队失败。最后又不得不放弃长春，渡过松花江北撤哈尔滨。
由谁承担失败的责任
四平的重大失败，必须要有人承担责任。由谁承担失败的责任？作为东北局书记的彭真是首要责任人。
当年担任张闻天秘书的何方在《我在东北四年》一文中写道：当时东北的这种情况，曾造成东北局的激烈争论和下面干部的思想混乱。在东北局里，林彪、高岗、陈云、张闻天等不同意彭真的方针和做法，而彭真则强调他是在贯彻毛主席的路线和指示精神。一直争论到第二年（即1946年——笔者）6月，中央才决定改组东北局，由林彪任书记，彭真（不久即回到中央）、高岗、陈云任副书记。
四平战后，和平已不可能，全面内战也已开始。战事第一，毛泽东要把重担交给只是中央委员的林彪，这样的安排需要巨大的勇气。因为，当时在东北的政治局委员除了彭真以外，尚有陈云、张闻天、高岗。毛泽东选择将军政全权交于林彪（既是东北局书记，又是东北民主联军的司令员兼政委），并不是一个符合常理的选择，但从最终的结果来看，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当然，这样的安排并非一蹴而就。
1946年4月27日，林彪致电毛泽东提议，由高岗来前方代理生病的罗荣桓的工作。毛泽东于5月1日致电林彪：“前线一切军事政治指挥，统属于你，不应分散。如因工作繁忙，需人帮助，则可考虑调高岗等来助你。”这个时候，距离中共中央6月16日作出改组东北局的决定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在四平战事激烈的5月10日，林彪除向东北局并中共中央提议高岗代理罗荣桓任第二政委外，又对彭真及东北局的工作提出建议：“除一般的领导和各种政策的领导外，其次为财政经济工作。”这一点无疑有着改变东北局最初成立时，“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的活动，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接受其领导”的决定。
中共中央于5月12日致电东北局并林彪：“照林彪电以高岗代理罗荣桓为第二政委……此事如东北局同意，望速通知高岗。”但对于林彪提出改变的东北局工作职责的意见，并没有给予立即答复。
5月25日，彭真在哈尔滨主持召开会议，林彪因在前方没有参加此次会议。26日，会议讨论后向中共中央建议：东北局与北满分局合并，西满分局保留。关于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领导人分工的意见是：林彪在前方，由罗荣桓统一领导后方军事，陈云分管财政经济，高岗分管剿匪与兵工建设……彭真兼管军政工作……对林彪在东北局的职务，没有提出具体意见。
6月16日，中共中央向东北局发出由刘少奇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东北局主要领导干部重新分工的决定电报：“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五人组成东北局常委……”
1946年7月3日至11日，改组后的东北局举行扩大会议，彭真参加了此次会议。此后，彭真即淡出东北局。
此次会议的决议，一如既往地肯定成绩，指出不足。《决议》指出的不足是：“东北广大地区的群众工作和土地问题的解决尚在开始阶段。我农村根据地尚不巩固。我干部中有许多人不认识深入农村从事长期艰苦斗争以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共中央为何改任林彪为东北局书记
林彪出任东北局书记的首要因素是东北局内部矛盾引发混乱所致。关键点则在统一指挥权，这里不仅仅是军事指挥权，还包括政治以及经济（主要是后勤保障）的指挥权。东北局在一系列问题上不能形成一致意见，而分歧双方的代表人物就是彭真和林彪。实际上，这种工作上的分歧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何况其间中央决策的变化又起着重要作用。在彭真与林彪之间如何选择，首先考虑的要素就是谁能确保战争的胜利。在这一点上，林彪居于明显的优势。不论是统领千军万马的指挥才能，还是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不论是在军队中的威望，还是赫赫战功，彭真在白区斗争的经验都与林彪的战争经验无法相比。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这样的选择自有其合理性。特别是林彪成功指挥四平撤退，迅速退往松花江以北，在空间上与对手拉开距离，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确实展现了他作为军事指挥员的过人之处。
对于中共中央为什么改任林彪为东北局书记，毛泽东1949年3月13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一番话可以作为解释：“东北局领导下的工作很有成绩。吃了苦，走了路，东北全部到手，很庆幸。七大以后，全党全军，用脚走到东北，大约半年到7个月的时间，有偏差，我们开头也不了解。山海关、锦州守了两星期，消灭敌人在锦州与沈阳间，也是这么希望的。后来林彪说不行，无枪、无粮、无政权、无经费、无鞋，老百姓正统观念。于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是陈（云）、高（岗）、洛（甫）的主张。中央接受了，指示他们执行了，集中起来，胜利了。彭真的错误，舍不得大城市，那是不对的。不要说路线错误，因为时间不长。中央指示后，没有坚持，但工作不能了，要调动。”
中央在东北局问题上，等于否定了自己的决定，是不是也要负起责任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不应该一句“我们开头也不了解”就结束，还是把责任搞清楚才好。至于彭真与林彪的分歧与矛盾是不是存在路线错误，并且在以后几十年内又历经复杂演变，其间是不是被人利用，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来源: 《文史精华》201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