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它与工业化一道，是现代化的两大引擎。城镇化是一个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自然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复杂的社会发展过程，涉及到人口的空间转移、经济的进步、社会的变迁、文化的演进乃至体制的变革。当前我国城镇化存在诸多突出问题，亟须转型。
第一，城市增长方式转型是城镇化转型的基础和核心。
城市增长方式转型的首要问题是城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过去30多年来，我国城市经济规模迅速扩张，但这种增长是以资源高消耗、资本高投入、污染高排放的方式实现的。必须尽快摈弃旧的发展模式，使城市经济发展转到依靠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上来。我国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集合了大量的创新人才、创新机构和其他创新资源，最有条件通过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是要创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在发挥市场配置创新要素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要有效发挥好政府在制定科技规划、支持基础研究与共性技术研究、搭建创新平台等方面的作用。
城市增长方式转型的第二大问题是城市空间拓展方式转型问题。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是我国城镇化的突出特征。解决城市空间粗放扩张的问题，要转变城市规划理念，使城市规划由扩张性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要强化城市规划的法规严肃性，切实改变城市建设与城市规划“两张皮”、一任领导一种发展规划、大拆大建大手笔的状况。
第二，转变城市社会发展方式是城镇化转型的关键和难点。
城市社会发展问题是全世界都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快速推进的时期，也正处于社会文化急剧转型期，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的大跨度人口流动，使得城市产生很多新的社会问题。一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城市，在为城市发展带来丰富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也给城市社会发展增加了巨大压力。二是城镇化过程伴随的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可能较长时期的治理产能过剩、去产能化过程，在提高城市经济运行效率的同时，也会造成较多的工人下岗，增大城市社会的就业压力。三是城镇化过程中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在促进社会多元化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阶层分化，社会共识趋于减弱、社会相融性下降。四是旧的城市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影响力减弱，新的城市社会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及治理体系尚未形成。
面对严峻挑战，必须加快形成新的城市社会发展方式。促进城市社会发展方式转型，要进一步增强城市的公平性、包容性，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尽快消除同城居民在经济权益、政治权益、文化权益、社会权益等方面的实际差别；要为所有城市居民提供均等的发展机会、均等的公共服务；要发挥好政府主导作用，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构造相互包容、相互关爱、和谐相处的城市社会环境。
第三，城市文化品格再塑是城镇化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近些年来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得到的是千城一面、甚至低俗怪异的城市风貌，对城市文化来说却无异于一场“建设性破坏”，或者说是严重的“城市文化病”。而这种“城市文化病”实质上是在社会急剧变革中“民族文化”和“国家文化”的缺失。
实现城市文化品格再塑，关键在于实现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一要重视人文精神、强化城市的文化功能，把城市真正作为传承文明、承载历史、寄托情感的精神家园。二要丰富城市规划管理的精神内涵，提升城镇化建设水平。三要切实加强城市历史文化遗迹保护，重视保护与利用的结合。
第四，城市管理方式转型是城镇化转型的关键支撑。
我国城市管理方面的突出问题是：法律不健全，体制不完备，管理不科学，工作不精细。这导致了交通拥堵、污染加重、贫困人口聚集、公共安全风险显现等城市病的产生。
治理城市病，把城市建设得更宜人、更美好，必须加快城市管理方式转型，要由粗放低效管理向精细高效管理科学转型，由运动突击式管理向持续常态性管理转型。一要加强立法。二要加强规划。要以即将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规划，统筹协调各地区的城镇化；要增强规划的权威性、严肃性。三要加强公众参与。四要广泛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智慧城市。
第五，全面深化改革是城镇化转型的根本保障。
我们要全面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城镇化转型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这里，需要强调几项与城镇化转型高度相关的改革。一是价格特别是资源性产品价格的改革。要使资源性产品的价格真正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和供求关系。这是城市经济实现集约增长的基本影响因素。二是建设用地市场改革。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要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土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要缩小征地范围，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这是遏制城市空间无序蔓延的关键举措。三是户籍制度改革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要使有条件、有能力落户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尽快落户城市，逐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财力的增长，不断丰富基本公共服务的内容，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这是城市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影响因素。四是财税制度和政绩考核机制改革。要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完善地方税体系，形成“不以GDP论英雄”的政绩评价体系。这是解决“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的根本之策。 （此文摘自李伟主任2014年1月11日在第五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的演讲）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