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美国的政治阶层都坚持认为高等教育是个人和国家迈向成功的必经之路。奥巴马政府将大学称作“中产阶级门票”，包括教育部部长邓肯(Arne Duncan)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简称：美联储)前主席贝南克(Ben Bernanke)在内的诸多政治领导人，也都把高等教育视作为改善经济境遇的最好办法。家长们和高中辅导员也比较认同这一观点。
然而尽管有着上述言论的规劝，美国高校新生人数自2012年以来还是下降了1.5%。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一数量的减少？虽然人口方面的变化（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生率下降）部分地解释了这一转变，但它被外国学生数量的强劲增长所抵消。其实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攻读大学学位的收益在减少，而成本却在增加。
衡量学位收益的一项重要指标是本科毕业生的收入潜力，而就这一数字来看，本科毕业生相比于高中毕业生的优势在减弱。自2006年以来，25岁以上、从事全职工作的男性大学毕业生的收入中值和男性高中毕业生收入中值的差额减少了1,387美元，降幅为5%。同一类别下的女性大学毕业生情况更糟，其收入中值与女性高中毕业生的差额减少了1,496美元，降幅为7%。
大学学位的价值缩水，在美国年轻人群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根据美国大学委员会(College Board)收集到的数据，在25岁至34岁的年龄段中，男性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的收入差距从20,623美元下降至18,303美元，降幅为11%，同年龄段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的收入差额更是大幅下降19.7%，从18,525美元降至14,868美元。
与此同时，根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高等教育学费指数，按2012年的美元价值计算，攻读大学的成本自2006年以来上涨了16.5%。尽管高校大力度削减学费的举措压制了上涨势头，但仍不足以冲抵剔除了通胀因素后的费用增长。更为严重的是，颓靡的经济形势还导致了家庭收入水平下降，限制了美国家庭供养子女读大学的能力。
这一现象导致了“大材小用”现象的产生。在笔者和同事罗布(Jonathan Robe)进行的一项名为“2013年大学费用负担力及生产力报告”(The 2013 Center for College Affordability and Productivity Report)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从事非技术性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数量呈现出爆炸性增长。如今供职于零售部门的大学毕业生比美国军队士兵数量还多，拥有本科学历的门卫比化学工作者还多。1970年，不到1%的出租车司机拥有大学学历，而40多年后这一比例突破了15%。
出现这样的情况，大萧条和未能带来就业增长的糟糕公共政策只是一部分原因。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学术部门的竞争，各家大学纷纷大手笔兴建豪华宿舍、攀岩 ，提供运动员津贴，行政机构也大大膨胀。更重要的原因是，更多的高中毕业生被送入大学，超过了专业领域可容纳的范围。
1970年，只有11%的美国成年人拥有学士或以上学位，有学位的人当时被认为是整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如今，30%以上的人拥有学位，很大一部分大学毕业生与普通美国人没什么两样——并没有明显地更聪明或更自律。学术水平下降以及分数膨胀令雇主越发认为，拥有大学学位并不代表其为就业做好了准备。
其中也有例外。顶级大学的申请人数大增，因为雇主认可这些院校的毕业生将成为我们社会未来的创新者和领袖人物。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持有者的收入差距近年有所扩大，持有研究生学位的人被认为更聪明、更负责任。
但除非大学计划提供清扫工专业之类的硕士学位，否则它们必须进行变革。目前大学并无改革动力，因为它们常常受制于大学教职规定，享受着政府和富有校友提供的补贴，它们感兴趣的是更琐碎的事情——三流学者进行的二流研究、各种体育竞赛等等——而不是传授知识。然而未来五年内，对大学所生产的“产品”需求下降造成的可怕财务紧张状况将推动两种类型的改革。
首先，大学将必须控制成本。传统的寄宿制大学教育不会消亡，因为大学时光很有意思，而且可以让人实现从青少年到成年的轻松过渡。但教育机构必须缩减开支。在行政人员、教授终身职位和其他成本高昂的配备方面的过度开支必须大刀阔斧地予以削减。
第二，大学必须顺应评估其价值的新标准。随着电子学习的出现（包括可影响全世界成千上万学生的低成本电脑课程和在线课程），市场竞争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激烈。新的测试正在设计，以向雇主确保学生都为就业做好了准备，并帮助招聘人员辨别哪些机构进行了最优异的学术训练。例如，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已经与盖洛普公司(Gallup Organization)联手创建一项指数用于考察毕业生，向大学和雇主提供包括收入数据在内的详尽信息。
这种教育创新带来了创造性破坏正出现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希望。众多得不到捐赠的不知名院校可能会一败涂地，但当年马车制造商因为汽车的兴起而纷纷破产时，美国实现了繁荣发展。这样的大清洗对于仍然与其中世纪起源相关的高等教育系统来说是好事，对于受这种教育系统掠夺的学生来说也是。
本文作者Richard Vedder为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兼职学者、美国大学学费与绩效中心(Center for College Affordability and Productivity)主任，并任教于俄亥俄大学(Ohio University)。Christopher Denhart是俄亥俄大学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