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当前已进入了大转型、大治理的时期。继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之后，发展与治理正成为新的时代主题。在这样一个新时代主题背景下，如何在发展中推动有效性治理、在治理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重大课题。不妨说，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大治理”时代。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在大治理时代，内部需要统筹运用治权治理国家，外部需要联通国际开展国家外交治理。

我国是大治理时代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其内部的治理以及对外关系的良性治理事关国际社会的发展与治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但当下中国仍然大而不强，在社会经济的大转型时期实现大治理，面临着多重挑战，突破这些挑战和障碍，需要综合的“大治理”思维和战略。

2010年，我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2012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8.3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0%以上，超过美国经济总量16万亿美元的一半。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中国虽已成为经济大国，却还远不是经济强国。2012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排在世界的90位左右。依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在国民生活富裕程度指数中，中国仅仅排在第102位。这对于GDP排名世界第二的中国，不但是个讽刺，也是个警醒。而且，中国城乡间、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社会结构性矛盾突出，资源环境等发展的瓶颈制约突出，经济增长过于依赖物质资源投入。至于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

2010年，我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大而不强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且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在国际产业体系和贸易分工中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世界500强品牌中，美国有239家，我国只有25家，并且这25家大都是能源、钢铁、电力、银行等企业，并非高新技术企业。另外，更让人不安的是，我国企业核心技术、高端技术的80%掌握在外资手里。

无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仍将是个发展中国家，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便集中精力推进现代化，解决发展和民生问题。

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减速状态，世界也因此忧虑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走向。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由两位数高速增长放缓到2011年以来的中速增长。美国《新闻周刊》有影响的国际版编辑法里德·扎卡里亚在《后美国时代》一书中就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到2007年增长水平的大约一半，中国的体制面临着其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考验。考验的结果对于全世界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若考验合格，将表明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还能继续存活，而如果考验不合格，那么中国将会沦为又一个其发展模式只能管用一时的新兴市场。

实际上，中国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过热正采取多种手段调控。看最新的一系列政策动向，在未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将更多注重提质增效、注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注重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提升、注重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引领作用的建设以及经济竞争力的增强。与此同时，中国还将加强海外经济利益的合理布局，提高中国在全球配置经济资源(投资、贸易、金融、货币等)的能力，强化经济力量向政治、安全和战略方向的转化能力，并提升中国的国际经济援助的水平。

国际信贷评级机构标准普尔认为，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的决策者会继续努力使年经济增速保持在7%以上。中国为此可能会继续采取措施深化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以实现这一相对强劲的经济增速。

一言以蔽之，中国需要“大治理”。

首先，经济发展需要大治理。以资源、劳动力大量投放和出口主导为特征的传统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亟须转变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内需为主的轨道上来。中国经济能不能顺利转型，硬实力的基础能不能进一步夯实，既关系到软实力的发展能不能有足够的物质支持力度，也是对中国模式的优化、完善和发展，这事关中国软实力的未来。

其次，社会矛盾需要大治理。回顾东亚和拉美一些发展中国家走过的历程，人均收入停留在5000至1万美元时很容易出现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经济停滞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2012年，我国人均收入约5000美元，恰好处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了社会矛盾多发期。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人员流动规模的扩大、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以及社会群体利益的分化，各种影响和谐与稳定的不安全因素逐渐累积，一有机会就会宣泄和爆发出来。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环境恶化、社会不公正、腐败奢靡之风等问题的存在，既破坏了社会和谐，也是我国最容易遭受西方主流媒体攻击的“软肋”。

大治理思维，需要有牺牲和放弃的精神。而这种牺牲和放弃，将赢得一个国家的良性和健康发展，因而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