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陈家湾——在中国，从农田到餐桌的过程始于像陈家湾这样处于农业中心区的村庄。葛松青（Ge Songqing，音译）和邻居地里长出的农作物，最后不是进了他们的厨房，就是送到本地市场，然后再从那里运输到其他省份。这些是中国烹饪中用到的主要作物：大米、白菜、胡萝卜、萝卜和红薯。
但他们的农田被工厂环绕，灌溉使用的是工业废料污染的水。这里的废水中有毒重金属的水平是全国最高的，居民担心土壤也遭受了类似的污染。虽然没有科学证据，但他们怀疑接连发生的癌症死亡事件跟这种污染有关，而且儿童血液中的铅水平也让他们担心。
“我当然害怕了，”60多岁的葛松青指着农田附近的烟囱以及水质污浊、长满藻类的灌溉沟渠说，她和孙女以及当过兵的孙女婿同住的房子周围都是这种沟渠。“但我们没有做过体检。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患上癌症，只会给孩子们添负担。”
随着中国对环境严重恶化的意识不断提高，在过去一年里，对于农业中心区的土壤污染及其对食物链的潜在影响，普通中国人和一些官员的焦虑感急剧增加。近年来，政府已经进行对中国各地的土壤进行了大范围检测，但却拒绝公布调查结果，这不仅加剧了人们的恐惧，也让普通中国人更难判断自己吃的究竟是什么，更难识别出存在违规的工厂了。
本周一，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世元略微透露了一点官方调查结果，数字非常惊人。他在北京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有5000万亩耕地已经受到中重度污染而“不宜耕种”了，面积相当于美国的马里兰州。
今年5月，一个危险信号从遥远的南方传来：广东省的官员说他们从市场、餐馆和仓库中发现了155批次的镉含量超标大米。其中89批次来自湖南，葛松青的农田所在的省份。
这份报告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恐慌。今年6月，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发表社论说，“土壤重金属污染侵蚀了国家粮食安全基础，成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公共健康危害问题。”
中国环境保护部今年发行的一本书称，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达2000万公顷，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六分之一。这本书名为《土壤污染与人体健康》，它写道，每年收获的农作物中，有逾1300万吨被重金属污染，约9万公顷农田受到农药影响。
但政府一直拒绝透露污染的详情，让农民和消费者无从得知食物链中的污染物水平。2010年完成的土壤调查报告已被作为“国家机密”锁了起来。
“我们认为，公众有权利知道情况有多糟，”绿色和平东亚分部(Greenpeace East Asia)的权益倡导者马天杰说，他正在研究有毒耕地的问题。“中国公众可以接受环境遭到污染这个事实。最重要的是给他们提供质疑制造污染者、改善环境的手段，而不是让他们不知情。”
高层也有一些官员承认出了问题。今年1月，国务院宣布到2015年将建起一个全面监测土壤污染的系统，推广治理修复的试点项目。
学者们指出，在中国的粮仓湖南省，土壤污染问题特别严重。一家市场调研公司的资料显示，2012年湖南出产了1700万吨大米，占全国总量的16％。
湖南也是中国出产有色金属的大省。因此，根据总部设在北京的研究团体公共及环境事务研究所2011年收集的数据显示，它的镉、铬、铅和非金属砷污染也排名靠前。
对工业废水进行镉检测显示，2011年全国的镉污染有41%来自湖南省；这个数字自该组织2004年首次收集数据以来，就一直没有低于30%。废水被排放到河里，然后流入灌溉沟渠。
“中央财政对湖南施加压力，让他们保持高水平的水稻产量。”绿色和平项目经理马天杰说。“另一方面，种植水稻带来的那种GDP增长永远没法跟发展工业比。”
湖南拥有丰富的金属原料，因此省内的共产党领导人大力推动矿业发展，也让官员们陷入了马天杰所说的两个当务之急的冲突：“他们必须用湖南的大米养活这个国家，但他们也要发展自己的经济。”
渗入湖南农作物的重金属中最糟糕的一种可能是镉，科学家们说，较高的镉含量会导致脏器功能衰竭、骨骼弱化和癌症。
“镉会积聚在肾和肝里，”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学者陈能场说。“积累到某个程度，就会给这些器官带来严重的健康风险。”
积聚在水稻植株里的镉不仅进入了中国人餐桌上的大米，也渗入了家畜的肉中，因为农民用稻壳来喂家畜。但是，没有公开的数据显示食物中的镉污染水平。
中国的新闻机构对一系列癌症高发村庄进行了越来越多的报道，提出了癌症和各种形式的污染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一些科学家目前正在进行研究。
7月，中国疾病和污染控制中心公布了一项研究，其中有多项发现表明，流经中国中部几个省份的淮河遭受污染，跟岸边居民癌症高发存在着直接的联系。
在湖南，尤其是衡阳市管辖的这个区域——包括葛松青所在的村庄——患上癌症不算什么稀奇事。
刘家村的一名妇女说，她的丈夫患上肝癌，不到60岁就去世了。“他没有做重体力活，也不抽烟，只喝一点点酒，”这名妇女只是说自己姓李。跟附近的其他村庄一样，这里的农作物也出现了枯萎现象，村里的水井也被绿色淤泥堵住。李女士说，跟她童年时的情况相比，现在的变化非常大。陈家湾2007年时有100人，目前只有20人还住在这里，大多数是老年人，葛松青说。她还说近期有许多人因癌症过世。
没有公开数据把这些死亡和农田附近的工厂直接联系到一起。但2009年发表在一份中文期刊上一项研究说，该地区的主要农作物存在“重金属污染的高风险”，等级可以被评为“安全”或“好”的农作物还不到一半。
中国农民“跟土地的联系很深”，广东土壤学家陈能场说。“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让人难以搬迁到其他地区，他们有一种宿命感，接受他们遇到的任何事情。”
这种认命的心态在整个湖南省中部蔓延。在衡阳的某个地方，工业废水毁坏了附近的农田，愤怒的村民在互联网上对此进行了指责。但村民们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对政府采取行动不抱期望，因为附近工厂都跟当地官员有关系。
“因为存在地方保护主义，这些工厂绝不会关停，”农民王先生说，他不想透露全名，因为怕遭到报复。
对于湖南官员来说，衡阳周围的矿山和工厂就是维持湖南有色金属生产大省地位的中流砥柱，这些有色金属对一些基本需求是至关重要的，比如汽车蓄电池需要的铅。“很难说服他们关停这些公司，”权益倡导团体绿色潇湘的发言人孙成说。
湖南官员还盼望着扩大有色金属行业的规模。在2015年结束的一个五年计划中，政府官员们承诺要提高该行业的营收，实现18%的年增长率，并且已经批准了总投资为85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150万元）的80个新项目。对于省里应该把什么事放在首要位置，农民是没有发言权的。
国务院公布的土壤污染全面监测和治理目标目前还没有付诸行动的迹象，在湖南农村，农民们仍然忧心忡忡，但是他们认命了。
“你在这片土地上出生，你在这片土地上长大，这个事情你没有办法，”葛松青坐在一条小巷里，身边放着一桶胡萝卜。“体质最差的人已经死了。我们还要在这里耗下去。”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自香港、Patrick Zuo自北京和陈家湾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