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要最大限度地获取贸易发展的动态利益，更好地通过对外贸易促进产业结构的良性调整，必须以知识产权优势理论作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发展对外贸易的战略思想，尽快完成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型。那种只强调保护国内外知识产权，不强调创造自主知识产权的做法；那种主要寄希望于依赖式不断引进外资、外技和外牌的策略；那种看不到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双面效应的思维，都是不高明的科技发展“线路图”和开放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者在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时应依据比较优势还是竞争优势理论而争论不休，但事实上这两种理论均存在一些缺陷。我今天的讲演，将在分析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在我国应用的基础上，结合知识经济的时代特点和我国的现实，谈谈其局限性，并提出应综合这两种理论，来培育和发展自主知识产权优势的理论和战略。
一、完全以比较优势理论为战略导向行吗
中国选择与比较优势相符合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不外乎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的技术含量低的产业，这样中国将陷入西方学者讲的“比较优势陷阱”。这样的产业结构安排和贸易格局很难起到带动本国经济发展的效应。
长期以来，指导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的是比较优势理论，也就是说，劳动生产率及各国资源禀赋的不同能影响世界贸易的方向和贸易利得，通过国际分工可以使贸易双方，甚至是具有绝对劣势的一方，都获得更大的福利。直至现在，许多学者和实务工作者依然主要强调要发挥我国的资源比较优势。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到比较优势是有很大的不适应性的。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比较优势理论越来越不能充分合理地解释新的现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1）比较利益理论的一些前提条件已不存在。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差异为基础的比较成本说，还是以生产要素供给为基础的资源禀赋说，其比较利益的前提是各国的供给条件、生产条件不可改变，资源、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在这种假设条件下，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及其产品才可能具有垄断优势。但当今生产要素和资源可以在国际间加快流动，自然资源可以被改良和再造，也可以被新材料所替代，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又可克服劳动力数量不足的矛盾。（2）比较利益理论所讲的比较成本是对本国的产品进行比较而言的，不意味着本国比较成本低的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就一定具有竞争优势。（3）比较利益理论只注意了经济因素而忽略了非经济因素，忽视了经济安全。（4）比较优势仅仅注重了静态的比较利益，而忽略了动态发展优势。（5）比较优势理论片面地强调了资金的重要性，而忽略了信息、知识、人力资本的培养，实际上这些因素对于IT技术创新更为重要。（6）比较优势论证了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如果充分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就可以实现稀缺资源在国际范围内的最优配置。它忽视了企业作为竞争主体的作用。
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拥有的资源比较优势不外乎是大量廉价劳动力和绝对量不小、但人均占有量较低的自然资源。中国选择与比较优势相符合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不外乎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的技术含量低的产业，这样中国将陷入西方学者讲的“比较优势陷阱”。这样的产业结构安排和贸易格局很难起到带动本国经济发展的效应。
首先，缺乏技术优势和竞争优势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难以为继。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中国拥有几乎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这对于中国而言，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贸易中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然而，一旦考虑到生产率的差异，偏重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中国在出口方面的低工资优势就不太明显，甚至较之某些国家还处于劣势。
在现实的贸易中，一国潜在的比较优势能否实现，贸易利润能否获得，取决于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是否具备竞争优势。如果不具备竞争优势，产品将被排除在国际交换之外，比较利益就无法实现。而比较优势是相对于本国的资源和另一国的情况，在世界范围内就不一定具有价格竞争力了，加上受到国际金融体制的影响及其他非价格因素如产品质量、性能、款式、包装、运输费用、品牌偏好、文化内涵、售后服务、差异化等的影响，使得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由价格竞争力和非价格竞争力共同决定。如果发展中国家在非价格方面的竞争力太弱，它们即使具有低价格的比较优势，也会丧失竞争优势。
其次，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产业结构会带来一些严重的后果。可以看出，如果单纯按照比较优势指导我国的贸易和经济发展战略，可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不一定就能在世界上具有竞争优势。如果一味坚持按照由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结构，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劳动密集产业，会带来一系列后果。
1、贸易条件的恶化。从供给方面看，发展中国家根据现有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进行的生产主要在于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到全球化过程中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供给也越来越多，形成所谓的“合成谬误”，从而使得这类产品在国际上竞争激烈，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从需求方面看，更是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重要原因，因为各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需求日益减少。再深入到从需求结构分析，传统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日趋饱和，国际消费需求结构以及相应的投资需求结构，已向更高层次转换。我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面对的，只能是日益缩小的国际市场和日益下降的价格水平，形成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品交换的贸易条件越来越恶化。
2、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小、附加值低，易出现出口的“贫困化增长”，同时，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市场过于集中，生产地区分布也不均衡，使我国产品极易遭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和冲击。
3、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歧视性的贸易政策，使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受到了诸多贸易壁垒，在国际市场上发展的空间越来越有限。
可见，仅靠比较优势难以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任。不过，比较优势理论就过时了呢？答案是否定的。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和较低的劳动成本，是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许多发达国家的发展最初就是由资源禀赋的产业带动的。只是如果仅仅满足于这些因素，往往就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针对传统比较优势的局限性，一些学者指出，应以竞争优势为基础，提高我国的竞争力。更多学者认为，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有一定的相容性。重要的是应寻求由潜在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的途径。其实，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这种途径就是创新和技术。
如果发展中国家注重技术进步，则可以防止贸易条件的恶化，促进经济发展。我们通过模型可以证明，发展中国家如果专业化生产和出口低技术产品，其贸易条件长期来看会恶化。这种恶化会导致它们原来的比较优势降低，从而使它们有可能实施进口替代，转而使国内生产一部分高技术产品。但是如果仅仅有这样一个市场过程，并不能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改善，从而也不会使发展中国家的福利水平提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以此为契机，通过政府教育和技术政策，一方面发展教育，提高人力资本，另一方面推动科研，提高技术水平，最终会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发展中国家不一定要等到贸易条件恶化后，才实施教育和科技政策，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如果发展中国家从一开始就推动技术进步，那么在贸易条件恶化前就可能影响世界产品价格，防止贸易条件的恶化和差距的拉大。
二、竞争优势理论的优缺点何在
对于我国，竞争优势所含因素太多，而我国一时是很难具备全部要素的，如果不是有重点地制定战略，发展的质量将会受到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相继发表了三部曲《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提出并完善了竞争优势理论。波特认为，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兴旺发达，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源于这个国家的主导产业具有竞争优势，而主导产业的竞争优势又源于企业由于具有创新机制而提高了生产效率。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也就是企业、行业的竞争优势，具体包括六个方面的因素：生产要素、国内需求、相关支撑产业、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政府的作用、机会（包括重要发明、技术突破、生产要素与供求状况的重大变动以及其他突发事件等）。
从系统论角度来看，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有一定的道理。他总结的变量或因素，确实都会影响国家的竞争优势。而且，不单纯从微观的企业或两个产品来分析竞争优势，而是侧重从国家层面来强调，这也是该理论的优点。但是，波特的理论也有其局限性和对中国的不适应性。
1、竞争优势的许多结论不适合解释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主要是根据发达国家尤其是美、日的成长过程所总结出来的。波特认为市场需求越苛刻、越高级，产业的竞争力就越高。但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目前许多产业的发展还处于起步或成长阶段，并没有能力来满足苛刻、高级的市场需求。如果发展中国家将苛刻的、高级的市场需求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如通过严格的环境保护法律或产品质量法律），将难以和发达国家的企业竞争，并最终丧失国际竞争力。
2、竞争优势理论的隐含前提在于：资本是充裕的，企业可以轻易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与现实条件并不完全符合。国际范围内的资本流动仍然受到诸多限制，一些穷国自身的积累能力也有限；尤其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和落后和管理经验不足的情况更严重。因此，在扶持自己的幼稚产业时，一定程度的垄断和贸易保护是必需的，自由竞争只会造成打击民族工业的后果。在对日本的经验进行分析时，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把日本通产省实行的产业扶持政策，作为日本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竞争优势理论对这点的忽视显然构成了它的一个根本缺陷。
3、波特的分析体系包括的特质有好几项，而简化的答案往往会把问题内部一些最重要的部分掩盖掉。这反映了战后影响国际竞争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的复杂性。一国经济发展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甚至不同的国家影响因素也不相同。但是，如果把所有影响因素都考虑进去，往往也会掩盖真正的关键因子。
4、波特的分析没有考虑跨国公司的作用。而明显的例证表明，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同时也使得产业竞争优势有时不完全取决于国内因素。
5、波特的模型分析从企业的竞争战略出发。但是他又几乎完全将企业竞争优势归因于企业外部的市场力量，并假设这一力量与企业进行市场定位，构筑进入和退出市场壁垒的能力相一致。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的确很重要，但过分强调国内市场、相关产业、同业竞争、机会和政府等外部因素而忽视企业自身的因素也是难以有说服力的。
尤其是对于我国，竞争优势所含因素太多，而我国一时是很难具备全部要素的，如果不是有重点地制定战略，发展的质量将会受到影响。波特自己也承认，国家的竞争优势倒也不需要齐备所有的关键要素，国家缺少两个关键要素也不会妨碍它寻求竞争优势，但他没能指出到底如何从仅拥有一两种要素，发展到拥有互动的整体竞争优势。而我们知道，要想持续发展，拥有持久的竞争力，必须拥有垄断性的资源，而自然资源如上分析是可以替代和跨国流动的，因而难以是垄断性的。只有无形的资源——知识，才是国家最大的财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优势，是一个企业和国家能长期取得垄断利润的关键。
三、构建知识产权优势理论与战略
知识产权优势是更核心层次的国家优势，是持久高端竞争优势的必要性条件，要求我们认清趋势，加快发展，制定持久而全面的选择性赶超战略。
比较优势理论的缺陷使我们认识到，不仅不能指望单纯发展比较优势产业来推动国家经济的选择性赶超和高效益发展，而且满足于比较优势还可能造成贸易条件恶化，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竞争优势综合因素太多，而且并不十分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要求；进入新世纪，知识、名牌和核心技术越来越发挥着重大作用，对于企业参与世界竞争、提升综合国力、维护国家安全都有重要意义，因而重视和培育知识产权优势是提高后发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必然和迫切要求。有论者认为，现在知识和技术已没有国界，落后国家可以模仿或买进先进技术。但是，对于企业乃至国家而言，最先进的技术和名牌往往是买不来的。没有自主独立的科技创新体系和名牌开发体系，就只能受制于人。
当前，我国应大力培育和发展相对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而言的“第三种优势”，也就是“知识产权优势”。
知识产权优势是在既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基础上形成的更核心层次的国家优势。它不仅应体现在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部门及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而且还应体现在我国传统的民族产业或低端产品部门，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这些产业部门也必须塑造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民族名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低级关键技术。
比较优势是由一国资源禀赋和交易条件所决定的静态优势，是获取竞争优势的条件；竞争优势是一种将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的综合能力的作用结果；比较优势作为一种潜在优势，只有最终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现在要实现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就必须以国际经济综合竞争为导向，将现有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创造和培育我国的知识产权优势。
只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企业和产业的竞争优势才有可能形成并长期保持。或者说，知识产权优势是持久高端竞争优势的必要性条件。另外，相对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知识产权优势更恰当地反映了时代特点和经济发展的要求。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往往都是用进出口值或净出口值来衡量，但进出口值不一定能代表真正的国际竞争力，也不一定代表这一产业在国内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升级中的地位及对GDP的贡献，因为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国家的对外政策、经济波动等。同样，对GDP做出重大贡献的也不一定是出口量大的，国内需求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而知识产权的作用是具有决定性的，合适的技术发展路径才能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促进经济有选择性的赶超或跨越。
知识产权优势的培育，是一个综合而需要长期努力的过程。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知识产权方面存在很大差距，这就要求我们认清趋势，加快发展，制定持久而全面的选择性赶超战略。知识产权优势并不等于高新技术，而是应针对不同时期、不同行业和不同研究机构，有不同的含义和重点。就短期战略而言，制造业要注意“干中学”，发展实用技术，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国家要提高技术标准；就中期战略而言，要认清世界产业发展趋势，促进生化、电子、信息等技术的研发，多体系科研机构为主体，国家促进合作协调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就长期战略而言，要加强基础研究，以国家和高校的研究机构为主体，加大资本和人力投资，提高国民素质，创立和发展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另外，各地各部门都要注重打造名牌，保护原有民族名牌，鼓励新名牌在国内外的拓展。
面对这个既充满机遇又充满挑战的新时代，我国要最大限度地获取贸易发展的动态利益，更好地通过对外贸易促进产业结构的良性调整，必须以知识产权优势理论作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发展对外贸易的战略思想，并在结合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控股、控技（尤其是核心技术）和控牌（尤其是名牌）的“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突出培育和发挥知识产权优势，早日真正打造出中国的世界工厂而非世界加工厂，从而尽快完成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型。那种只强调保护国内外知识产权，不强调创造自主知识产权的做法；那种主要寄希望于依赖式不断引进外资、外技和外牌的策略；那种看不到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双面效应的思维，都是不高明的科技发展“线路图”和开放理念。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开放观也要科学。过去在土地政策上没意识到，乱搞开发区，是不惜一切引进外资，不惜一切引进外国技术。现在情况有所好转，但还是粗放型的开放，以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数量扩张性为特征。我认为，应当向追求外资和外国技术带动的效益和结构这一类型和模式转变。招商引资应该改成招商选资。坚决反对破坏环境、破坏资源或者大量消耗资源的引进项目。我们去年的外贸依存度是多少？70％，前年是60％。而在发达国家，日本最高时曾经是40％左右，一般都20％、30％。外贸和外资依存度太高，实际上从长期来看是弊大于利的。
程恩富，1950年生于上海，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等4个全国性学会的副会长，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专家，国家社科基金评委，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决策咨询专家，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北京师大等大学的荣誉或客座教授，主编《海派经济学季刊》。（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