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少年时代我心中的传奇，也是铸就我心性的底蕴，父亲走上革命之路，和他成为“现行反革命”的壮举，于我而言，都是人生旅途中永不消逝的激励情怀！

1976年5月间，我突然接到河北南宫农村老家七叔的来信，说我父亲“因写信给毛主席，”怒骂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指出毛泽东的误国误民，而被捕入狱，生死未卜。望我能速想办法。

读完信后，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半天才缓过气来，感觉到手脚冰凉，脑袋极热，悲愤、恐惧和绝望让我五内如焚，肝肠寸断！我正在湖南桃源县双溪公社庄家铺林场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下乡知青，哪里又能想得出办法？！但我知道：父亲这下子可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父子连心，而我又能何为？！

我明白，以他的性情，那是他申诉写到最后的恼怒，那是他积愤成疾的爆发！

我读过他不少长篇大论的申诉材料。

父亲是“三八式老干部”，又是党内读过些书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从开国以后，一直郁闷不得志。

1938年，八路军129师到冀南，家乡闹起了抗日游击队。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14岁的父亲是条血性汉子，毅然弃文从武，跟着共产党的地方武装打游击。在冀南大平原上与日寇7年血战，身上腿上，伤痕累累。加上两个大爷与五叔都参加了八路军和游击队，大爷爷一家和我爷爷奶奶的罪就遭大了。冀南是日寇的重点“治安区”，又是即出抗日好汉，也出伪军汉奸的地方，我家也就成了“治安”重点。

在最艰苦的1941年日本鬼子“五一”大扫荡后，父亲不知父母的生死着落，心急火燎，没请假就从部队偷偷跑回家——那是要受处分的。看到二老还在人世，他忍不住泪流满面，对我爷爷奶奶跪下来说：“自古以来，忠孝难以两全。是儿子不孝，害了二老。等打跑了日本鬼子，革命成功，我一定把爹妈接到城里去享福！”后来，他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爷爷奶奶不习惯南方广州的生活。

1948年，父亲随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在开辟根据地时，不幸被敌人包围，不少战友战死于突围，父亲和几个乳源县委负责人弹尽被捕。在武汉，国民党召集记者招待会，战俘被押上台去以展示战功。在答记者询问“共匪部队南下意图”时，我父亲豪气撼人地大侃：“南下大别山，占领大武汉，打到南京去，推翻国民党，解放全中国！”没想到登在报纸上这番话的翻版，后来成为他“泄露我军南下战略秘密”的罪证。被捕、“泄密”的经历，成为他“永世不得翻身”的缘由！

在押往南京的路上，父亲和两个难友在闷罐车里使个眼色一起动手，打倒了两个押解的国民党兵，跳火车逃跑，摔死一个，他也摔得九死一生。是好心的老乡救了他一命。伤愈去找部队前，父亲跪在地上对老乡说：“救命之恩没齿不忘！等打倒了国民党，解放全中国后，我一定要报答您的大恩！” 后来，他又没能兑现自己的诺言！

九死一生回归部队。被捕又跑回来的经历，使他蒙受了无端的猜疑和无尽的羞耻。几经鉴别审查，好不容易过关，但档案中留下了一大堆污点。

从后来持续不断的交代和申诉中，我知道，以其心直口快、刚烈不阿、不平则鸣的性格，和知识分子那种家国天下的胸臆，对民主自由的向往，他不适于极权升级惊涛骇浪狂澜跌起的政治运动——尽管他参加革命后怕连累家人，改了个大名叫“静波”。

土改中，他对农村大量流氓无产者涌入党内入党提干的“阶级政策”颇有异议；镇压反革命，他又对乡下盛行的滥捕滥杀持明确的反对态度，“鼓吹”共产党要“施仁政”；他分管文教，却在大会上对让知识分子“脱裤子”、“洗澡”、“割尾巴”的“思想改造运动”颇有微辞；五七年反右，以其言行，他险些落入箇中。

从此，对“官运”的升迁，他似乎失去了兴趣，也就此一日不如一日的交上了霉运。但从他牢骚满腹的言谈话语中不难看出，说到当年那些战友们的步步高升，他更多地是不服不份，总是强调自己的能力、才华和不遇。他不明白：以他的文化养成和心性，他不属于那个时代！

在大饥荒的年代里，爷爷因熬不过饥饿和重病，上吊自杀身亡。父亲五内如摧，自责不已，坚决从广州调回了邢台，还是管文教。自然，以其档案所载和犯上的脾气，他还是哪次运动也逃不过厄运。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打成戴上“叛徒”帽子的走资派，而那倔犟刚烈的性格，更使他受尽了苦头和磨难。

终于，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后，他说忍不下去了，说不能眼看着自己和战友们“流血牺牲出生入死打下的江山，”就“任由昏君奸臣们胡作非为、任意为祸下去了！”他说岂能让一个民族为拱木独夫殉葬！

父亲拍案而起，给毛泽东写了那封信。信的内容不足道哉：两千多字中，力数了建国以来的治国失误和导致的灾难，但没有精彩思想，只是宣泄极度不满和愤慨，外加激烈的叫骂。

结果好在没判他死刑，只判了20年。人还活着，就有希望！而到1978年出狱时，接出来的父亲，已经面目全非了：高血压、心脏病、半身瘫痪……最终也死于因狱中罹难的病源。

我从此记住了父亲的那封信！那是一种情愫，那是父亲他的人生高峰，也是他在我心中永恒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