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外交大出风头，英国首相卡梅伦访华被欧洲视为"向中国叩头"，至今的屈辱感还在英国的媒体上荡漾，而拜登在北京最终也默认了引起美国强烈反应的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如果可以的话，还可以将夹在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在政局不稳的情况下访华视为中国影响力上升的一个标志，中国向乌克兰承诺提供核安全保护。

今年以来，中国外交风格正在转变，西方都在惊呼中国在维护本国核心利益时直截了当的强硬，他们在媒体上表达了对这种趋势的不安，欧洲抱怨对华政策四分五裂，美国人则焦虑找不到对付中国反击的办法。他们长期习惯了一个中庸甚至有些"忍辱负重"的中国。实际上，来自美国军事迫近的压力以及日、菲等国的领土冲突，是刺激中国转而趋硬的外部因素，世界没有必要因为一个受到挑衅的大国还手感到惊讶，狮子总有醒来的时候。

但中国新领导人不会将自己的国际名声与国内权威建立在紧张的对外政策上，外交风格的转变不是脱离现实的个人抉择，尽管与领袖的个性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此前的外交政策已经不合时宜。

在韬光养晦政策下，中国的外交不分敌友，以少惹事为前提，但是这种毫无原则的政策并不能带来尊重，在南海争端上就看得出来。当中国的力量已经壮大到可能挑战现存大国的程度，没有温度的外交会让人难以猜测真实意图，被视为一种不确定的威胁。因此，中国必须变得可预期才能赢得信任。

新的外交风格遂与此前掩藏自己态度相比更有原则，且爱憎分明，这意味着新领导人更加自信，并想通过展示力量得到公正的对待以及对本国核心利益的尊重。但这并不等于一种扩张性政策，而是由被动到主动，从防御到进取，从面子到里子，从中庸和重商，到"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的转变，也就是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用中国话讲，就是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及"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等。对于那些习惯敲打中国的国家而言，这种风格尚在适应当中。

现在的挑战是，中国的官员们也需要适应，他们或许只是简单模仿最高领导人的风格而不是精神，将"奋发有为"理解为强硬，甚至缺乏外交礼仪的粗暴反应。也有理由担心中国官员会因为这种趋向强硬的外交转型而言行失控，在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中国的一些官员就曾在各种场合表现出幸灾乐祸并试图教训美国，这也是导致中美关系突然逆转的重要原因，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制定。

对友好的或不友好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态度应该是一种理性的克制的反应，而不能简化为"脸色外交"或者"吵架外交"，这些是轻浮的表现，尽管可能暂时让对方屈服，但无法得到中国想要的尊重，更会阻碍中国的战略崛起。中国人应该学会如何使用自己的力量，"硬实力"只是基础，"软实力"才能赢得尊敬。

中国正处于崛起阶段，在这个时候外交风格的转变尤需小心谨慎，不能过于激进而引起国际社会的不安，尤其是由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总是试图妖魔化中国的行动与意图。

在国际舆论中，中国常常得到不够公正的对待，不管是"中国威胁论"还是领土纠纷，西方舆论无论因偏见还是恐惧或质疑做出的不公正"判决"，都会成为刺激中国民族主义持续发酵的诱因。但是，西方舆论不承认自己在刺激中国民族主义中扮演的角色的做法，会让中国人更加愤怒，进一步让一些周边国家和西方感到害怕。

因此，中国应防止在外交风格趋硬的时候鼓励民族主义，产生相互强化的作用。

尤其是中国国内存在一些通过消费民族主义获利的媒体，常将正常的外交博弈用冷战式思维与中国式演义塑造成低级的游戏，这种以说书人角色迎合中国底层观众的做法与其说是灌输爱国主义，还不如说是煽动民族主义。

现在，中国有关日本的报道与评论就像抗日影视剧一样让人感觉到一种原始愤怒的宣泄，在外界看来已经有妖魔化的嫌疑。这种气氛会让国际社会感到恐惧：中国仍然是一个由历史仇恨所驱动的国家。这也是让曾侵略中国的西方坚信"中国威胁论"的理由之一。中国有必要将日本视为一个普通的国家，而不是舆论随意吐口水的垃圾桶。

受到严格控制的中国电视媒体，产生了两个畸形的怪胎，一个是各级电视台以法治为名制作和播出大量以谋杀、诈骗等为内容的真实案件节目；另一个就是军事节目，这些节目有将军事内容娱乐化的倾向，并且深入到外交领域。他们的内容得到了警察和军队的支持。非常多的文职军人成为流行的专栏作家或者电视评论明星，他们有些在媒体面前以鹰派自居发表好战的言论，这样电视台收视率与个人知名度都有提升，也塑造了相关部门的公共形象。

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是，有军方背景的人介入到了中国意识形态与外交领域，甚至"转基因"也成了他们讨论的话题，当然，希望这只是偶然现象。如果形成习惯并继续蔓延，将是一个巨大的隐患。考虑到中国即将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军方与强力部门拥有了合法的渠道介入到外交与社会等事务，如何在该委员会内构建一个约束军方影响力的机制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不仅对外崛起，内部亦在转型，在各种因素和力量交织在一起的过程中，前者会强化军队的影响力与地位，而这也可能对后者产生影响。无须讳言，在一些国家失败的转型过程中，军队扮演了并不光彩的关键角色。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获得成功的一个被忽略的前提是，中国军队一直忠于并服从于党的领导和安排，为改革开放事业护航。

因此，在国家崛起以及军力扩张的阶段，中国的党和政府对军队要有更强有力的控制。中国需要的不是鹰派军人，而是"能打仗、打胜仗"的军人，孙子曾提醒"忘战必危，好战必亡"，那些所谓的"鹰派军人"应该从大众媒体消失，转去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

需知德国与日本曾试图依靠军事征服崛起的悲剧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一个近代史受尽屈辱的大国，他的人民或许过于迷信武力，对于崛起阶段受到的种种遏制、挑衅与不公，可能更没有耐心忍受。

因此，在中国外交更加主动的背景下，应该管束好民族主义与军事鹰派，因为中国的崛起过程必然会遇到种种挫折点燃两者的怒火。中国必须学会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恰当的运用自己的力量，而他的国民也应该在受害者心态与过度自负之间找到准确的定位，大众媒体也应该将更多的目光关注并促进国家转型与国民素质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