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分析中国的开放实践与国际经济学理论、国际规则之间的互动关系，得出中国的开放型经济是以自身的开放实践为基础的，以边境开放为基本特征的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经济活动和体制变革过程。并以此为基础，勾画出中国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基本分析框架，提出了完善中国开放型经济体系中体制机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本文认为，要想全面提高中国的开放型经济水平，一是完善中国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解决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取”与“予”的关系，平衡各种矛盾关系，实现互利共赢，达到国家安全和经济高效运行的目标。二是实现两个转变：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从需求面考虑对外经济活动的绩效，未来还要从供给面考虑改善对外经济活动的成效;转变中国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的角色定位，不仅要提高中国为全球提供公共品的能力，还要继续逐步完成从边境开放向境内体制性开放过渡的改革任务。
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关于对外开放，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两个新要求：一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二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从而实现两个新目标：一要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要实现两个转变：①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转变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的角色定位。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搞清楚这两个新目标的理论和政策涵义，才能理解什么是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什么是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一、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概念和分析框架
中国“开放型经济”的概念与西方国际经济学理论的最大区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性，但这种实践性又不偏离市场经济的导向，它的运行方向在相当程度上又必然与国际经济学的理论抽象和解释具有一致性。西方国家的《国际经济学》教科书可以看作是经济学家们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知识体系的归纳和梳理，即对“开放型经济”的认识和理解(Appleyard，2000)。从抽象意义上说，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宏观经济学研究资源的利用程度和积累问题。而国际经济学是在世界范围内研究相对应的问题，它的微观部分主要讨论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而宏观部分主要讨论在世界格局下资源利用的决定因素和国际传递机制问题。在叙述和刻画这个知识体系时，国际经济学的微观和宏观两部分通常被分为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金融理论。国际贸易理论旨在说明贸易的决定机制和福利分配，以及贸易政策的影响及其依据;国际金融理论则主要说明国际经济活动(商品、服务贸易和资本国际流动)在各国国民收入决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各国国内经济活动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国际经济学知识体系还有两个有别于经济学的基本特征，一是国际交易与国内交易不同，它普遍存在对贸易和要素流动的自然的与人为的障碍，此外还存在货币不同和国际收支的特殊现象，因此描述和解释这种交易需要有专门的理论体系;二是国际经济关系受各国制度和政策的影响，一国政策往往只考虑本国的福利和稳定，而未必考虑全世界的福利和稳定，各国政策目标的选择经常会与全世界的福利和稳定诉求不一致。从本质上说，各国政策的差异和冲突，实际是各国经济条件和市场运行机制上的差别造成的。而在封闭条件下，这些政策的差异和冲突问题便不存在，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却需要有专门的理论来解释这些差别，以及弥合这种差别的政策选择和价值观念。从理论层面上说，开放经济理论在已有的知识体系中已被演绎得十分广泛和深入，但中国人受到“开放型经济”最全面、最普及、最深刻的知识灌输和实践训练并不是这些教科书的课程，而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程中的学习、模仿、价值观转变以及在某些问题上受到的苛刻煎熬。
从一定意义上说，对中国自创的“开放型经济”概念的理解，取决于中国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承诺的广度和深度。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表面上看是中性的、公平的，但它的制定过程实际是由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操纵的，主要反映的是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然而在“民主、自由”价值观的掩盖下，多数发展中国家以让渡部分国家主权为代价接受了它，使之成为了全球普遍适用的“国际规则”。中国接受这种国际规则，当然也要付出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的代价。权衡这种让渡成本和开放收益的取舍，就成为“开放型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六项职能中①，最重要的是制定多边贸易规则。目前，世界贸易组织拥有13个货物贸易多边协议、服务贸易协议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此外，其他的多边贸易协议虽然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但各成员方可有选择地参加。从货物贸易协议的主权让渡性质来看，基本属于边境开放或扩大开放的内容;但是，服务贸易的开放就不仅涉及边境开放，特别是商业存在方式所提供的服务内容，在各个服务部门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境内开放问题。因此，目前各成员所做出的承诺还很不全面，而且即使在其所承诺的部门中，贸易壁垒也依然存在。
事实上，中国在宣布实行对外开放以后就积极准备接受国际经济规则和惯例，这种积极的姿态同时又是慎重的，这集中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创办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上。随后，中国在沿海和内地都创办了许多海关特殊监管区，从性质上看，这些举措都是边境开放的试验区。在边境开放的基本前提下，开放布局从沿海发展到内地、沿江和沿边;开放产业从制造业发展到农业和服务业;经贸关系从双边发展到多边、区域、次区域，中国的实践为自己提出的“开放型经济”提供了现实依据。可见，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其概念可以理解为，它是以自身的开放实践为基础的，以边境开放为基本特征的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经济活动和体制变革过程;这是渐进和动态的过程，既履行对国际经济规则和惯例的承诺，又在规则和惯例的框架之内和之外延伸其广度和深度，有些已经进入境内开放和进一步制度、体制变革的深水区，它与国际经济学的理论解释愈来愈接近，但可能永远不重合。随着中国开放经济活动多维度、多领域、多方式地展开，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用“开放型经济体系”来刻画这些活动的立体形象，这个形象可以勾勒为下面的一个分析框架。
(1)开放的部门和领域。①商品流动：物质的生产和贸易;②要素流动：资本和技术交易(吸收国际直接投资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③服务流动：服务和信息的可贸易性(服务贸易的四种形式)。
(2)开放的空间布局。①沿海与开放城市(优惠政策的先期效应);②内陆与沿江城市(市场准入的差别);③边境地区(市场准入的差别)。
(3)开放的体制与政策含义。①边境开放：关税与非关税措施的削减;特殊区域：海关特殊监管区或自由贸易区;接受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并兑现有关承诺。②境内开放：兑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承诺;人民币汇率体制与外汇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与劳工政策、产业政策、竞争政策、市场监管等经济金融政策与国际规则接轨或协调。
(4)开放的方式。①双边经贸关系;②多边经贸关系;③区域合作关系(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④区域经济一体化(自由贸易区)。
(5)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平台角色与议题设置：公共品提供能力)。①治理平台(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八国集团协商机制、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协调机制、国际金融监管机制、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等)。②治理议题设置(平台中的各自表述或共识的议题)。③公共品提供能力(联合国经费、各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资金份额、谈判中的发展援助、冲突地区的维和、对最不发达成员的发展援助等)。
二、中国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发展现状与完善
1.边境开放的主要内容
(1)外贸法规和体制的调整。中国在非歧视原则、自由贸易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下调整和修改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政策法规，从中央级的法律到30个政府部门的3000多个法规规章、19万个地方的规章制度得到了清理和调整，开展了大规模的法律法规清理修订工作，通过将世界贸易组织所倡导的统一性、透明度和公平贸易等基本原则转化为国内法律，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
(2)降低关税与撤除非关税措施。大幅降低关税。关税总水平由2001年的15.3%降至2011年的9.1%，农产品平均税率由18.8%调整至15.6%，工业品平均税率由14.7%调整至8.7%。2010年降低鲜草莓等6个税目商品进口关税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关税减让义务全部履行完毕。此外，中国还不断削减非关税措施，取消了424个税号产品的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和特定招标，分批取消了800多个税务商品的管理。
(3)履行《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承诺。在按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分类的160多个服务贸易部门的分部门中，中国已经不同程度地开放了100个，占62.5%，接近发达成员平均水平(最不发达成员开放了24个，发展中成员开放了54个，发达成员开放了108个);并将进一步开放11个分部门，已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4)开放布局已深入中国广大地区。继20世纪80年代开放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城市后，1992年开放了18个省区的省会和首府城市;并以上海浦东为龙头，开放沿江5个城市;在同一年，开放了沿边的13个边境城市。在90年代上半叶，中国已经基本完成国土开放的总体布局。
(5)经贸关系全面发展。中国已建立了163个双边经贸合作机制，签订了129个双边投资协定，与美、欧、日、英、俄等均建立了经济战略对话。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正在商建的自由贸易区共14个，涉及31个国家和地区;已先后与东盟、巴基斯坦、智利、新西兰、新加坡、秘鲁、哥斯达黎加等国家或地区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与香港地区、澳门地区签署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与台湾地区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促进了区域经济融合和经贸合作深入发展。
(6)参与了全球经济治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除了不是八国集团协调机制成员外，几乎参加了所有全球经济治理的平台，并开始发挥作用，参加了世界贸易组织对各成员的贸易政策审议，特别是参加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财长、央行行长对话和协调，在全球金融危机治理中显示了中国的影响。
2.境内开放的主要内容
境内开放的含义是，当其他经济体的商品和服务通过边境开放比较便利地进入东道国后，遇到体制和政策障碍，这些障碍有的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国民待遇原则条款中可以得到解决，有的并没有纳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条款，因此仍然存在。例如，一些经济体对国有企业的支持与补贴、劳工和环保政策，以及不少原本只管辖本国经济活动的政策和只对本国经济运行发生影响的体制和制度，在开放深入后都会成为提出公平竞争要求的改革对象。货物贸易会涉及这些问题，但服务贸易的问题更突出，中国服务贸易的开放虽然已经达到和超过履行承诺的标准，但从服务贸易四种形式(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的具体分项和开放的程度来看，开放水平还不是很高。
表1说明，要扩大中国服务部门的对外开放，必然涉足境内开放的深水区，境内开放的步伐将决定服务部门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境内开放问题的争论焦点是人民币汇率。这仍然是由于货物进出口贸易的不平衡产生的，或以此为借口的。在货币汇率和国际收支管理的国际规则中，只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了经常项目的开放规则，而中国早已实现了经常项目的可兑换。由于货币汇率和国际收支管理没有列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内容，因此这种争论缺乏国际规则的约束和仲裁，不可能有明显的结论，但对中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却有一定影响，这说明，境内开放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完善和发展的新议题。
现在，中国的对外开放姿态已被国内外普遍接受。但是，国内外欢迎中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出发点已经与以往有了明显的区别。中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在许多人的意识中可以解读为，我们从扩大开放中还能得到什么好处?其他国家过去欢迎中国开放，仅仅是把它作为一种文明的进步，并不认为对自己的利益有什么影响。现在其他国家如果仍然抱着欢迎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态度，那么它的本意是想表达：现在我们能从中国的开放中得到什么好处?
中国货物贸易的增长是惊人的，其出口占世界市场的份额稳步提高，并有继续提高之势。2011年世界货物贸易额为182170亿美元，中国、美国、德国为前三大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分别为10.4%、8.1%和8.1%。美国、中国、德国为前三大进口国，占全球进口比重分别为12.3%、9.5%和6.8%。2012年全球贸易额预计应为186724亿美元，中国出口贸易占世界市场份额应为10.97%，比2011年提高了0.57个百分点。②与几年前相比，各国与中国贸易的重要性正在超过美国。2006年，与美国的贸易额超过与中国贸易额的经济体是127个，中国超过美国的是70个;但到了2011年，这个比例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与中国的贸易额超过与美国贸易额的经济体是124个，美国超过中国的是76个。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我们从全球大多数贸易伙伴那里都得到了增进福利的好处。根据中国海关2012年12月的统计数据，2012年中国与全球贸易伙伴的贸易平衡关系是55∶180，即对55个经济体贸易逆差，对180个经济体贸易顺差。分地区表现如下：
亚洲：除伊朗、伊拉克、日本、科威特等15个经济体外，对其余33个经济体是贸易顺差;非洲：除南非、南苏丹等16个经济体外，对其余45个经济体是贸易顺差;欧洲：除德国、奥地利等11个经济体外，对其余39个经济体是贸易顺差;拉丁美洲：除巴西、智利、秘鲁等7个经济体外，对其余42个经济体是贸易顺差;北美：除格陵兰外，对其余4个经济体是贸易顺差;大洋洲：除澳大利亚、新西兰等5个经济体外，对其余17个经济体是贸易顺差。
与全球许多贸易伙伴的贸易关系不平衡，成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中国的话柄，或成为“中国威胁论”的证明。再看国际投资活动，企业的对外投资通常被认为对东道国福利有增进，中国吸收外商投资的东道国福利便很明显。从2000年开始，中国正式提出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2012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已达772亿美元，中国宣称已跻身对外投资大国行列。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东道国福利并没有受到国际社会的赞誉和宣扬;相反，投资保护主义却一直困扰中国企业的一些投资活动。究其原因，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并购比重较高有很大关系。
2007年，中国企业248亿美元的海外投资中，并购比重还只占23.8%，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掀起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热潮。2009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已经创下历史纪录，交易金额达到300亿—350亿美元，这比2008年高出3倍多。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为688.1亿美元，其中，企业以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297亿美元，占流量总额的43.2%。并购领域涉及采矿、制造、电力生产和供应、专业技术服务和金融等行业。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实现了自数据发布以来连续10年的增长，达到746.5亿美元，同比增长8.5%，国家商务部宣布当年以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272亿美元，占流量总额的36.4%，并购领域以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生产和供应业为主。但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数据，2011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207宗，规模约429亿美元，与2010年同期相比，并购规模和金额增长12%。投资并购涉及能源、矿产、基础设施、金融保险、奢侈品、高端制造业、生物医药、高档酒店及房地产等28个领域及52个国家和地区。2012年中国海外投资实现大幅增长：全年共宣布329起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业务，其中披露金额的有253起，交易总额约为665亿美元，同比增加244%。按照被收购方所在国家统计，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是中国企业投资前三位的国家，分别为211亿美元、111亿美元和80亿美元;投资的行业中，能源和电力仍然占据最大份额(56%)，其次是材料(12%)和工业(9%)行业(清科研究中心，2012)。
根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数据，2009—2012年上半年，100多家央企在三年半间完成海外并购交易35起，披露交易金额的32起交易共涉及447.37亿美元，每笔交易的平均金额达13.98亿美元;国资企业同期共完成海外并购交易109起，其中披露交易金额的89起案例共涉及212.71亿美元，平均交易金额2.39亿美元;民营企业共完成海外并购交易118起，83起披露交易金额105.69亿美元，平均交易金额为1.27亿美元。
以并购方式实现的企业投资，只对原有企业的股权和资产进行了购买，并不产生新的生产能力和就业增量，有的甚至还会出现裁员现象，因此对东道国的福利效果不明显，而且，并购方式的投资多数是投向资源能源性产业，容易出现“掠夺”的恶评，再加上能够出手大金额实行并购的企业，多数是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国有企业，因此也易于受到“阴谋论”的诽谤，屡屡遭到投资保护主义的阻挠就不奇怪了。
2007年党的“十七大”总结了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经验，针对存在的问题以及对未来深入开放后可能产生的风险，不仅首次把中国的开放战略定位为“互利共赢”，提出要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还在中国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前面加上了三个定语：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内外联动是对中国开放型经济的经验总结。30多年来，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开放，这种良性互动不断地把改革和开放引向深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承诺“遵守规则、开放市场”，对内进行有关法律法规的“废、改、立”，使对外开放既建立在国内改革的基础上，又促进对外开放从政策性开放向制度性开放转变。党的“十八大”报告根据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和未来完善的方向，修改了开放型经济的提法，开放型经济体系的三个定语改变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三个定语的政策含义可以理解为：要实现互利共赢，应当增加货物进口，以减少对许多贸易伙伴的贸易顺差;在对外投资活动中，应当考虑增加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东道国福利，寻求双方共同获益的投资方式和领域。多元平衡的内容包括进出口贸易平衡、国际收支平衡、沿海与内地开放平衡、深化国内改革与扩大对外开放平衡、双边与多边及其他合作方式的平衡、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权利与义务的平衡等。而要实现这些平衡，就必须实行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本文下一节将具体分析其内容。提出安全高效的目的，是在对外开放深入进行条件下对风险的预警。这是总结了中国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后提出的认识，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进一步深化了扩大开放的风险意识，因此，要继续改革和完善涉外经济体制，包括进口贸易管理体制、“走出去”的政策扶持体制、金融改革和金融体制、人民币汇率体制、外汇管理体制、资源品价格改革及其储备体制，等等。这些都是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
三、实现两个转变之一：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
1.从主要发展商品出口向进出口并重转变
过去30多年，商品出口的重要性和政策激励我们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成就也已经很辉煌，现在为什么要把进口贸易提高到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高度来认识，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互利共赢”和贸易平衡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扩大进口的经济学依据是什么，这才是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问题。总体来看，中国进口商品结构是生产型和需求拉动型的，资源品、资本品进口比重呈现上升趋势，中间品进口比重呈现下降趋势，消费品进口比重只有小幅度上升。如果仅是因为考虑贸易平衡而扩大进口，将缺乏可持续性，也缺乏刺激政策的针对性，因此要从有利于国内进一步发展的视角来审视这个问题，才能找到扩大和刺激进口的政策依据。
关于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近年代表性成果有Kanta Marwaha and Akbar Tavakoli(2004)分析FDI和进口对亚洲四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发现进口对这四国经济增长有益。Filip Abraham and Jan van Hove(2005)发现美国贸易赤字的消长与经济增长率的高低成正比，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扩大年份的经济增长率往往较高，而经常项目赤字较低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一般较低。UAkietal.(2011)则以土耳其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进口对于该国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近年来，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总体上认为中国进口有益于经济增长，如佟家栋(1995)、许和连和赖明勇(2002)、范柏乃和王益兵(2004)、徐光耀(2007)、陈勇兵等(2011)。陈勇兵等(2011)测算认为，中国消费者由于进口种类增长而获得的福利相当于中国GDP的0.84%。从进口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和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机制的视角来考虑扩大进口规模和优化进口结构，可以从进口结构的不同类别加以分析。一是在中国初级品的进口中，要保持粮、棉、食用油、大豆等产品进口的合理增长，以节约土地资源，但要与国内食品保障安全和储备制度相配套;能源和矿产品的进口，不应盲目加速增长，要从合理消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培育新能源的视角配置进口规模，为此，要通过能源资源品价格改革来促进进口规模的合理调整。二是资本品进口原则上应保持增长势头，但也要优化结构，要采取政策手段促进大型机器设备、工作母机的进口，以提高资本品的生产效率;特别是要注意引进数字化、智能化的设施、环保和新能源设施，更好地应对和利用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挑战和机遇。三是在中间品的进口中，要逐步改变中国进口关键零部件、国内生产大量消耗资源能源的配套产品加以组装和加工的现状。关键零部件的生产要逐步实现进口替代，鼓励国内生产，而消耗能源资源的中间品生产应逐步由国内生产转为“走出去”生产。要通过价格改革，促进进料加工贸易企业多使用境外的能源资源消耗型中间品。四是消费品的进口，应更多从改善中国人力资本素质着眼，采取政策手段，多进口先进的、适用的教育消费品，如教材、教学设施;医疗器械和设施;公共卫生设施和体育运动器具和设施;科研设备、器材和设施。
2.从以吸引外资流入为主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转变
这个转变的现实迫切性当然是“互利共赢”的要求，但如果仅仅是提出”互利共赢”的良好愿望以及平衡国际收支的目标则是不够的，而需要寻找它的经济学逻辑和依据。以往中国吸收外商投资也好，鼓励企业走出去也罢，其经济学的逻辑都是基于扩大需求的考虑，吸收外资是为了增强资本形成能力，满足国内扩大投资的需求;鼓励企业走出去，十分重要的目标是满足国内的能源资源品需求和绕过贸易壁垒、扩大出口贸易的需求。这些都是必要的，但如果只依据这样的理念和经济学的逻辑，那就很难兼顾“互利共赢”。
要实现这个转变，首先要转变对外经济发展的经济学理念和逻辑，应当从供给面考虑如何使中国企业“走出去”，既能增进中国的福利，又能使东道国获利(Feldstein，1980)。“供应学派”由美国经济学家裘得·万尼斯基在1975年命名。除了裘得·万尼斯基外，罗伯特·蒙代尔和亚瑟·拉弗是另外两位极力推崇“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家。毋庸讳言的是，供应学派的经济学理论并未形成像凯恩斯经济学那样的独立体系，而且供应学派的经济政策在主张上也并不与供应学派经济学家的理论完全相同。在经济政策实践中，供应经济学理论偏重供给方面的改善，如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改进生产技术以及其他要素的素质，还包括提高劳动的参与率等因素。从供应经济学的逻辑考虑，中国企业走出去应当扩大生产型的实体项目投资，这样才能增进东道国的就业和福利(Rainer Klump et al.，2007)。但这样又如何兼顾本国的利益呢?这就需要考虑投资的结构问题。一般性地提出转移过剩产能为什么实际行不通，因为它没有回答谁是过剩产能的需求者。海外投资的加工制造项目应以生产中国国内资源能源消耗型的中间品为主，投资地也应选择资源能源的富集地区，产品需求者是中国，建立起中国与生产地的经济联系，还能扩大进口贸易;过剩产能的转移要以工程承包建设项目为先导，由该承包建设项目为产品需求者。从供给面考虑，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更重要功能是投资于技术和研发部门，这样既能使东道国富集的人力资本提高就业机会，同时又能使中国获得技术工艺、管理、知识和人才等战略资源，从而改善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能力。从经济总体上看，中国能源资源的消耗不宜过度增长，因此，海外能源和资源的投资力度应与国内相关产品的价格改革相配套，否则会盲目刺激国内消费，造成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农业企业走出去，扩大农产品供给来源是符合中国利益的，但要与国内生产者利益相协调，关键是要建立和完善有关产品的储备机制。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结构中，制造业投资比重较低，研究和技术部门的海外投资更低，这种状况需要逐步改变，其中，实现这个转变的题中应有之意是要转变中国国家级对外投资企业的政策目标，不应把企业的资金盈利放在首位，而应把实现国家供给面管理的目标放在首位，因此它原则上应是政策性的，而不应是商业性的，并以此为依据建立一套相适应的考核指标。这种政策性投资机构应当扩大到省市一级，才能有效促进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健康发展。
3.从主要发展商品贸易向商品与服务贸易并重转变
中国服务贸易的“十二五”发展目标主要表现在三方面：①稳步扩大规模。根据中国服务贸易中长期发展目标测算，预计中国2015年服务进出口总额约为7000亿美元。2010—2015年间，年均增幅为15%。②结构不断优化。提高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文化、咨询等智力密集、技术密集和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贸易占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③提高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运输、旅游、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文化、咨询、分销、研发等行业服务出口规模显著扩大，与货物贸易和境外投资协调发展，培育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的重点企业，打造“中国服务”。境外商业存在数量明显增加，加快培育一批具备国际资质和品牌的服务外包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能力逐步提升。
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发展目标只是服务出口贸易的发展目标，是典型的需求管理指标，在发展目标的制定者看来，服务进口只能是自然的结果，而无需操心。这个思路大大制约了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并严重限制了它所需要发挥的功能。长期以来，中国实际工作部门和研究部门形成了比较重视出口贸易而低估甚至忽视进口贸易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倾向。在贸易政策方面，国家出口退税等政策措施鼓励出口，而对进口则实行不同程度的关税和非关税限制措施;在学术研究方面，有关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而对进口的作用却关注较少。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降为次高速增长阶段，以及资源环境约束的不断加大，长期以来的需求管理必将转向为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的新阶段，由此进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将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对外开放亦将由出口导向转向进出口并重的开放新阶段。因此，详尽研究进口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条件，发挥进口调节经济、促进潜在经济增长率提高的作用对于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从近两年的发展形势看，服务进口增长快于出口可能将成为常态。
服务出口贸易增速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目前服务产品的比较优势与货物产品是相同的，即基本都体现为劳动密集型，未来确实应当培育新的具有技术和知识优势竞争力的服务产品，但要看到，中国这种产品的外需是有限的，面临的竞争更严峻。过度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又面临与货物出口争夺资源的矛盾，因此，服务贸易的长期发展应当转变思路。这个转变的良好条件是中国没有经常项目收支的压力，所以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来看，服务贸易可以把贸易逆差作为常态对待，无需改变。而应把服务贸易进口作为发展目标的重点加以考虑，这就需要进一步优化进出口结构。从这个结构可以看出，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在运输和建筑领域还有潜力外，其他领域的增长空间都不会太大，然而在服务进口领域，可以有较大幅度增长的领域还不少。应当借鉴供应经济学的逻辑方法，以改善国内生产要素素质、提高国内要素生产率为战略目标，采取政策性手段，努力扩大进口并不断优化结构，政策鼓励的进口服务产品主要有，专利、品牌(购买与租赁)、技术培训、知识和信息的购买、引进智力(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教育服务、医疗康复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对外资在华研究开发活动的支持等。
4.从政策优惠型加工贸易向国际通常的产业内贸易转变
关于加工贸易，国内的争论很多，一般都把它作为低级形态来对待，这是一个误区。加工贸易的原本意义，就是国际贸易学中的产业内贸易和公司内贸易，并没有高低级的区别，但在中国发展的初期阶段，这种产业内贸易的发展需要借助海关优惠政策才能得以支撑，即需要通过保税措施进口加工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国内没有)，生产才能起步，需要市场在外，才能解决需求(国内没有)，所以是两头在外。今天，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两头在外的必要性已经大大降低。因此，加工贸易已有条件从原来主要依靠海关监管优惠的特殊加工贸易向通常的加工贸易(即正常的产业内贸易)转变。这种转变事实上已经发生，它首先表现为，加工贸易中的来料加工装配形式向进料加工贸易方式转变。前者不是法人企业，只利用廉价劳动力收取加工费，是完整意义的两头在外;后者是企业法人，有企业的成本和利润核算，可以进口境外保税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也可以在国内采购，是不完整意义的两头在外。1995—2012年，来料加工装配方式的进出口贸易额在整个加工贸易中的比重已经从28.0%下降到13.6%。③
进料加工贸易方式的转型升级另有多种形式：第一种是通过产业系列扩张，即从加工劳动密集型产品向加工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方向拓展中实现的升级，这使许多企业的技术、设备和经营能力增强;第二种是从简单的委托加工升级为设计加工，这在广东已经大量发生。这两种升级已经使进料加工贸易的境内增值率大幅度提高。第三种是贸易企业升级为品牌加工供应商，这种升级现象虽然很少，但也已经发生。
5.从主要发展双边经贸关系向统筹双边、多边和区域、次区域经贸合作方向转变
在发展双边经贸关系中，容易偏向大国经贸关系，大国经贸关系固然重要，但也容易忽略与小经济体的经贸关系，这就难以做到扩大各方利益的会合点，也难以建立国际经贸的统一战线，在争取公平、合理的国际经贸关系中必然势单力孤。因此，这种统筹关系的实质就是中国在与各国利益关系中的“取”与“予”的关系;更简单地说，就是如何能做到少取多予，而又不过分丧失自己的利益。
与美国相比，以中国为最大贸易伙伴的经济体明显少。2011年，以中国为最大的贸易伙伴的经济体有16个，分别是：美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马来西亚、俄罗斯、澳大利亚、巴西、智利、埃塞俄比亚、南非、多哥、也门、阿曼、毛里塔尼亚。这些大多是亚洲的大经济体和金砖国家。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的经济体有26个，分别是：阿尔及利亚、巴哈马、百慕大群岛、伯利兹、柬埔寨、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克、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圭亚那、以色列、牙买加、黎巴嫩、墨西哥、阿鲁巴、尼加拉瓜、尼日利亚、秘鲁、圣基茨和尼维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埃及。这些大多是中南美洲的小经济体。这种状况正是美国发展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的结果。因此，中国应在统筹各种经贸合作中加强与小经济体的经贸关系，进一步推进国际市场多元化。
6.从主要依靠土地、劳动力的要素禀赋优势向培育国际竞争的新优势转变
以往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如土地和廉价劳动力等，都是从扩大需求，特别是从刺激投资和外需的维度来考虑和加以发挥的，现在这方面的文章可以继续做下去的空间和回旋余地已经大大弱化了，今后应当从新的思维出发，从新的经济学逻辑出发来考虑如何培育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借鉴和引申供应经济学的理论，未来培育中国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①培育人力资本新优势。未来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存在是必然的。那么它们的优势在哪里呢?它们的优势在于形成新型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工资水平，还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和单位产品成本。工资水平提高并不绝对意味着竞争力下降，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成本下降，有可能抵消工资水平上涨的不利影响。而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也不仅仅只有资本替代这一途径，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因此要创造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政策环境，政府要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在教育和培训的供给方面，政府应该增加公共投入，降低家庭和个人的教育(培训)支出比重。同时，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政府可以矫正失灵的市场信号，提高人力资本回报率，引导家庭和个人对人力资本投资，还要创造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环境。②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产品的研发能力，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培育产品的品牌。加快培育自主品牌，提高产品的品牌竞争力。自主品牌应理解为所有权的归属，它既包括自创，也包括购买等其他形式。创新也有许多形式，有技术革命型创新，它能促进新兴产业诞生、重新组织国际分工和大量企业涌现;也有国际分工条件下价值链环节中的二次创新，其中，既有原创型的，也有适应型、改进型、提升型的;既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也有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的，应当鼓励企业因地制宜、因厂制宜开展各种创新。③采取精致化生产，通过管理创新提升产品质量和档次。许多中小企业没有能力采取资本替代措施，也不具备技术创新的各种条件，但它们依旧可以在现有技术和工艺条件下，通过精细化管理，节约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并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使产品比过去更有竞争力。④培育新的商业模式。通过专业分工，少数有竞争力的企业将不具有优势的生产环节外包，集中资源发展优势的生产和经营环节，并以生产性服务为龙头，跨地区、跨行业，把大量中小企业连接为完整的供应链，形成整体对外竞争的新优势。集中供应链体系的优势是当代国际经济竞争的新实践。⑤发展电子商务。发展电子商务，不仅创新技术和管理，也为创新贸易方式、发展新型业态的服务供应商拓展了空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中国电子商务已有很大发展。运用电子信息和互联网技术手段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创新贸易方式，更大范围拓展国际市场份额，成为企业的新实践。⑥打造新型的国际商务平台。在原有国内市场基础上，改造传统商品市场，引进国际商务的技术手段、运营模式和广告宣传，形成更多的生产性服务项目和服务供应商，形成专门的和综合的生产与服务相联系的供应链体系，打造更多的义乌国际商品交易模式。⑦企业走出去建立国际商务渠道。开拓国际商务渠道是改变传统竞争优势的最有力步骤。海外市场开拓和技术、管理要素的输入不仅需要依靠现有的境外服务供应商，更需要境内服务供应商走出去，在海外建立国际渠道，深耕海外市场，进一步加大中国商品在海外流通领域的竞争力和市场开拓能力，加大从海外输入有利于中国改善潜在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⑧在产业转移中形成沿海与内地互连互补的专业分工关系。以空间延续廉价劳动要素的优势。中西部地区将会更多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不应该重复沿海地区早期工业化的模式。应当在沿海向内地的产业转移中，保持沿海与内地的专业分工联系，建立互补的产业体系，形成沿海与内地优势互补，沿海与内地紧密结合的供应链体系，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发挥中国大国的综合竞争优势。
四、实现两个转变之二：转变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的角色定位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已成为全面提高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重要内容，其目的是要转变中国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的角色定位。即从过去主要是被动地接受和适应国际经济规则的参与者角色向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角色转变。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面临两大制约因素：①提供全球公共品的能力还不够。全球经济治理的经济学含义是处理全球公共品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社会不可能只要求中国主要是这种公共品的需求方。中国经济总量虽然跃居第二，但经济质量、综合国力仍然落后;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日益依赖全球的资源、技术和要素供给以及世界市场，这种需求的增长速度和规模与中国能够向全球提供的市场、资本供给相比，要快得多，也大得多。这种“取”与“予”之间的不平衡是中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和人口状况，以及长期落后所造成的，也是短期内难以改变的。因此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必然经常遇到的难题是，如何回答国际社会对中国少取多予的呼吁。正如美国学者所说，全球经济治理是一种公共品，几乎只有具备霸权条件的国家才有可能生产和提供。这虽然是霸权主义的理论逻辑，但中国没有太大余力提供这种公共品却是不争的事实。②中国国内的体制和政策还不能完全适应扩大开放的要求。虽然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不低，但政府对产业的干预不当、存在某些行政垄断以及国有企业改革仍然不到位，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政策、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均存在与国际规则不完全相符的问题，在扩大开放中还不能完全摆脱被动适应的局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仍然主要是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主要是纠正国际社会的不公正和不公平现象。
更直接的挑战是来自美国全球经济治理战略和措施对中国的遏制和制约。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标志着制约美欧主导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边境障碍问题已经有了全球规则和治理平台，特别是中国的加入，宣告了解决要素流动的边境障碍问题的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对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的多哈回合谈判所涉及的发展议题，美国没有兴趣。随后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使美国智库和当权派认为，全球经济治理的焦点已经转向世界经济再平衡。从适应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全球治理战略和讨论议题来看，世界贸易组织成为美国战略利用工具的价值显然没有预期的那么大，为此美国选择了20国集团。一方面可以绕开多哈回合谈判，重新开设美国感兴趣的议题，另一方面可以回避由157个成员组成的难以掌控的世界贸易组织格局，在较小的治理平台中发挥美国的掌控力。
20国集团谈判协调机制在国际金融监管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如促进了巴塞尔协议3的产生和国际认同，但在改革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组织方面却乏善可陈;尤其是美国试图在20国集团治理平台中把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责任与中国人民币汇率、贸易顺差等问题密切联系，企图通过打压中国的国际市场空间来为美国重新塑造国际分工体系扫清障碍。萨默斯说，美国应成为唯一的出口导向型国家，中国应以内需为主。奥巴马上台前为美国设计的重新塑造国际分工的产业基础是非化石新能源产业，可惜有心栽花花不开，美国试图通过新能源产业重新塑造国际分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在中国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和贸易顺差不断减少的情况下，也并没有使美国期待的“重振制造业”和“出口倍增”的奇迹出现。世界经济再平衡无论在理论逻辑还是在实践应用上都基本破产。
在奥巴马第一任期末期，美国智库和当权派的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思想开始发生变化。2012年5月3日美国副国务卿霍马茨在美国商会组织的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问题，认为中国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支持了国有企业，妨碍了公平竞争，阻碍了美国商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2012年美国贸易代表处向国会所作的关于中国履行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报告，也提出了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此后，美国智库纷纷响应，所谓“竞争性中立”、“反竞争扭曲”一时成为经济治理的主题词。其战略思想是在解决要素流动的边境障碍后，深入解决经济体内部的市场障碍问题。
为了制造舆论，美国近两年在多边经贸体制方面鼓吹新世纪、新议题和新纪律;同时，为回应美国商会提出亚太地区是经济利益焦点的呼吁，奥巴马政府高调提出重返亚太地区，并设计和筹划了“泛太平洋合作伙伴”的所谓高水平区域合作，把政府采购、国企运营、产业政策、劳工政策和知识产权等边境内市场问题均纳入协议范围，使其新战略有了实行的范本。奥巴马在竞选辩论中说，“我们没有将中国包含在内，建立起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这样可以让中国开始感受到遵循基本国际标准的压力”。由此可见，美国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的理论依据是反“国家资本主义”的“竞争扭曲”，实践版本是这个所谓高水平的区域合作计划。这构成了奥巴马下一任期全球经济治理的基本方案和路线图。
如何应对挑战?①我们应深刻认识到：从边境开放向境内体制性开放过渡，即如何使国内体制、经济与社会、环境保护政策与国际接轨，既是当前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新挑战，也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如何扩大开放需要解决的新课题。美国反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从根本利益考虑还是为了争取更大的市场空间。中国市场潜力的巨大是任何国家都看得很清楚的，各国都想在中国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欲望与中国希望成为位居世界前列的国际市场的定位并没有矛盾。中国继续对外开放，既包括继续扩大开放国内的商品和服务市场，还包括倒逼国内有关领域的改革继续深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既有与美国等贸易伙伴谈判协商的余地，也有提出中国利益诉求和治理议题的筹码。②为增强贸易投资自由化动力机制，策略上应在边境开放上做较大让步，而在境内开放上持审慎、渐进步伐。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实践动力来源于务实推动自由贸易区建立和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已经先后与一些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贸易合作关系，对于促进全球经济治理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这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最务实的公共品，也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最务实的措施。中国应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推进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并在边境开放问题上做较多让步。境内开放所涉及的敏感问题更多，应采取渐进式开放的趋向，并与国内深化改革的步子相适应。为了应对美国“泛太平洋合作伙伴”合作范式的挑战，中国应积极支持有关贸易伙伴，特别是支持东盟等贸易伙伴提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区域经济合作的动议，把东盟10国与中、日、韩、印、澳、新等共16国的区域合作谈判推动起来，并在边境开放上做出让步，以争取时间推进国内改革，抵消美国“泛太平洋合作伙伴”的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全面提高中国的开放型经济水平，首先是要完善中国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这是一个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创造为基础、以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范式为导向的对外经济活动整体运行的制度性框架，它是动态发展的;现阶段它的主要特征是边境开放，解决要素在边境之间的自由流动。完善中国的开放型经济体系，需要解决好与世界之间的“取”与“予”的关系，实现互利共赢，并在这个过程中平衡各种矛盾关系，达到国家安全和经济高效运行的目标。此外，全面提高中国的开放型经济水平，还要实现两个转变。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经济学涵义是，不仅要从需求面考虑对外经济活动的绩效，未来还要从供给面考虑改善对外经济活动的成效;转变中国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的角色定位，意味着不仅要提高中国为全球提供公共品的能力，还要继续逐步完成从边境开放向境内体制性开放过渡的改革任务，即实现国内体制、经济与社会、环境保护政策与国际规则、惯例和新潮流的深度接轨。
注释：
①世界贸易组织六项职能包括：①制定多变贸易规则;②为谈判提供场所;③解决成员间争端;④审议贸易政策;⑤处理与其他国际经济组织的关系;⑥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
②2011年数据来自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库，2012年数据是作者推算所得。
③根据相关海关统计数据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