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洗钱犯罪的社会根源[1]

洗钱犯罪作为金融犯罪的一种形式，近年逐渐增多。在全球范围内，打击洗钱犯罪已经是各国政府共同关注的问题。毫无疑问，洗钱犯罪严重扰乱了金融市场，成为金融市场的一颗毒瘤。因为洗钱者并非遵循市场规律，寻求市场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寻求把非法收入合法化。这一犯罪方式有其社会根源，分析如下。

第一，金融行业的蓬勃发展，使得洗钱和其他金融犯罪一样开始出现。金融工具的特点是多样化、灵活化，有效补充实体经济的不足。中国九十年代以后，证券市场才开始发展。二级市场的交易更是迟滞于世界上发达国家。近年来由于实体经济迅猛发展，大量的西方资本随之流入中国。其中不排除一些金融过程中夹杂政治因素。金融的监管任务越来越繁重。西方金融历史悠久，行业成熟，专业人才多，对金融工具掌握娴熟，让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在学习中提防。

第二，相关立法的滞后性。在中国金融业是比较新兴的行业，金融领域许多专家学者也是不断地学习国外经验，最主要体现在诸多海外归来的学者把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理论引入中国。在法学领域，对金融内涵的人才更是凤毛麟角。立法不仅是立法精神要公平正义，更需要立法技术。洗钱立法涉及金融、法学两个领域，未来立法必然要求要有一批对此两个领域理论上有所造诣，实践上有操作经验的人才。而且要不断借鉴西方资本市场相关立法经验，使之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要不仅学习德法大陆法系中金融法部分，更要注重对英美法系中资本市场规范技术的研究。

第三，权力寻租是洗钱的一个温床。官员腐败使得洗钱犯罪得到庇护。部分官员在洗钱过程中充当保护伞的角色。一些东南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政治不透明，官商勾结十分严重，经济发展模式不规范。权钱交易，官商利益均沾，使得社会矛盾迭起。官员利用政治地位，在程序上绕过一些关卡，让洗钱者有缝可钻。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私有化浪潮中，不少官员与有组织犯罪一起涉入洗钱犯罪。

美国政府官员与洗钱犯罪关系也是错综复杂。根据美国犯罪学家萨瑟兰的分析，认为美国政府对商人的温和态度原因有七点。1、政府官员与商人有共同的文化渊源；2、政府官员的家族涉足商业领域；3、政府官员与商人私交甚密；4、许多政府官员之前是商人出身；5、政府官员想任期届满后进入商界；6、商人对政府官员的政绩起很大作用；7、政党的上台需要政治献金。[2]这些因素构成美国特色的洗钱犯罪官商勾结体系。

中国的腐败问题一直存在，同样对洗钱犯罪也造成重大影响。经济学家黄苇町对腐败问题与洗钱的关系则指出，官员在聚敛大量的来源不明的钱财之后，开始转行做进出口生意，以快速致富的方式清洗被侵吞挪用的资金。[3]

第四，有组织犯罪的国际化使得洗钱犯罪蔓延迅速。洗钱犯罪往往是有组织犯罪把非法资金漂白的主要形式。毒品、偷渡、贩卖人口等所得巨额收入，历来寻求使之合法。跨国犯罪集团游离各个国家之间，利用各个国家法律、政治、文化上的差异，它们往往以表面上合法的公司形式来掩盖非法运营活动。

第五，专业人士的为虎作伥。在洗钱过程中银行家、会计师、律师在利益的驱动下，不惜冒违法犯罪的风险，更罔顾职业道德，为洗钱提供专业技术支持。甚至利用系统的漏洞，使之合法地规避。掌握技术的人才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洗钱犯罪提供武器，扰乱金融市场，成为洗钱犯罪的帮凶。

二、洗钱犯罪分子分析

洗钱犯罪从本质上看是把非法所得的财产以合法化。洗钱犯罪经常是一个流程性犯罪，不是单个行为，而是多个行为窜起来的。不是一个人实施的，而是多个人合作完成的。前一个人有可能并不知道后一个人的存在，后一个人也不一定清楚前一个人的犯罪所为。流水作业，是洗钱犯罪的一个特点。好比工厂里制衣，分工合作。根据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使得每个犯罪环节更加精细，效率更高。只是当初他并没有想到，在犯罪过程中，竟然也可以加以借鉴。当然没有前一个流程的成功，就无法进入后一个环节。要想对犯罪团伙一网打尽，如果在前几个环节予以打击，也许就失去了幕后人物的线索。一些保护伞并不想牵扯入自己，就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截断。所以，所抓到只是非关键人物。关键人物进行逍遥法外，在黑暗处暗暗嘲弄司法的系统的无能。政治现金的存在使得洗钱集团往往可以从走漏的风声中嗅出端倪，而躲避司法的制裁。这使得打击洗钱犯罪的难度高于普通犯罪。九十年代的“远华案”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赖昌星通过地下钱庄转移不法资产，远逃加拿大，使得司法机关花十几年时间才引渡回来。而且基于国际引渡法，赖昌星无法被判死刑。

高明的犯罪分子在洗钱过程中寻找法律的漏洞，以实现合法化的目的。法律再严密也是人设立的制度，“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其中的缝隙存在的必然性，使得高智商的专业人士愿意为利益而铤而走险，走在非法的边上，罔顾法律，终究在人类的对立面。诱因可能是想挑战自我，好像有些黑客攻击网站纯粹是为了刺激。

当然，一些社会制度的不公平性使得一些人愤愤不平于现状，却无力改变现状，所以就想办法冒险一试。此类粗鄙型犯罪分子犯罪动机可能基于不劳而获的想法。在洗钱犯罪中，他们往往是追随者的角色。当然，他们之中有些人并不知道参与了犯罪活动，却客观地助纣为虐，被高明的洗钱者利用。

前者是受诱惑于利益，他们本来是衣食无忧，但是虚荣攀比之下，就不再安分守己，蠢蠢欲动，终究为利益而奔波而不法。对待此种洗钱犯罪者要予以严厉打击，以儆效尤。知识分子不能为一己之私利而侵害社会群体之利益。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弥补社会的裂缝，而不是用所受的教育、所习得的技能，肆意掠夺财富。后者是为生计所迫，不得已而为之，政府有失责之处。对待此种洗钱犯罪者，要予以正确引导，否则有不法分子指明一条发财捷径，就追随其集团。

如果把前者与后者共同关在一牢狱，那么前者可能对后者进行教唆。前者多了些帮手，后者也会变得狡诈无比。在犯罪集团中领导者往往喜欢隔离于实际操作的层面，隔离的层面越多，被查出来的几率越小。所以，司法机关在办案的实际过程中经常难以揪出洗钱犯幕后的黑手。追随者之所以乐意追随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基于固有的依赖性。在犯罪集团中大多数犯罪分子对强者的崇拜，产生此依赖性。另一方面是想获取犯罪知识、技能。既然社会之不公正，使得他们失去受教育机会，人总是倾向于变得更加强大，总有受人尊重的需要，[4]故而借此机会学习。倘若刑满释放后，对社会的危害更甚。所以，从犯罪防治方面论，也要区别予以矫正，不能一概而论。

法定犯常常没有违反伦理道德，违反的是行政、经济管理法规。相较于明显违反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的自然犯，法定犯难以引起民众对犯罪分子的憎恶。洗钱犯罪属于法定犯领域，洗钱犯罪分子在很多场合甚至参与公益活动，以博取民心。在打击洗钱犯过程中不容易形成舆论压力，也不容易取得民众的合作。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性是隐蔽的，却是巨大而危险的。如果没有严密的法律制度，此类犯罪分子更容易成为漏网之鱼。

三、打击洗钱犯罪的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针对打击洗钱犯罪有几点建议：1、完善洗钱法律法规，加强金融与法律交叉方面的立法技术；2、加强侦查人员的专业技能；3、对不类别的洗钱犯罪分子要分而治之；4、提高民众对洗钱犯罪的认识，以赢得支持；5、加强跨国刑事合作，截断资金外逃路线。

总之，洗钱犯罪不只是扰乱一国金融市场秩序的毒瘤，防范不当，也将蔓延至其他国家。当然，一个犯罪现象总有诸多因素造成的，要想有效地遏制洗钱犯罪，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方面切入，多管齐下。打击洗钱犯罪是市场经济下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国际、政府、社会、企业、其他团体、个人要相互协作配合，才能够有效地净化市场，维护金融秩序，守卫正义。

参考文献

1、（美）E.H.萨瑟兰著：《白领犯罪》，赵宝成、徐静磊、胡旭、于国旦译，苏明月校，308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

2、（法）玛丽克里斯蒂娜.迪皮伊达侬著：《金融犯罪》，陈莉译，24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林杰：福建福清人，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UTS）法学硕士，福建省南方科技经济研究院财政金融研究所所长。

[1] 第一部分洗钱犯罪的社会根源，作者曾经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原题目是《论洗钱犯罪》。参见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78493

[2] （美）E.H.萨瑟兰著：《白领犯罪》，赵宝成、徐静磊、胡旭、于国旦译，苏明月校，308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

[3] （法）玛丽克里斯蒂娜.迪皮伊达侬著：《金融犯罪》，陈莉译，24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

[4] 按照马斯洛的观点，第四层次的需要是受人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