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的《南渡北归》三部曲，皇皇巨著，对民国的学术界细致梳理，传闻作者举八年之功，三下江南，跋山涉水入西南，田野考察而成，其书旁征博引，举证不厌其烦。画家黄永玉曾形容当下的学界是“教授满街走，大师多如狗”，当然他是在讥讽。不过翻开《南渡北归》，民国倒是如此，无论是拖着辫子的辜鸿铭、谙熟多国语言的赵元任、领十几个博士头衔的胡适，皆为学界一时奇葩。从李鸿章派遣留学生到各类在海外勤工俭学读书的学生，回国之后的他们就在中华大地上纵横驰骋，建功立业。但是，也埋伏了下推翻清朝政权的伏笔。这批留学生成为了大清帝国的掘墓人。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的意味。

在民国时期的学界有诸多大师，大都是从国外一流大学回国的留学生群体。在海外的时候，他们足以傲视他国群雄，归国之后自然是学界佼佼者。其实，这归功于当初的学术环境。宽容的学术环境是学术自由的基本保障。西南联大是北京高校南迁的一道风景线。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下，那些大师们依旧坚挺，为中华民族的学术传播尽心尽力，可谓伟大。此时的书生们已然成为民族的脊梁，他们肩负着教书育人、中华崛起的使命。学术独立更取决于制度环境，而不是物质环境。人心的宽广远非物质可以束缚的。所以，监狱诞生了诸多学者，如柏杨、李敖。

民国学术的星空，群星璀璨，影响中国近百年。这是中国学术史上最灿烂的时期之一，呈现一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有人考证中国历史上学术最繁荣的时期有三个：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清末民初。而之所以有此繁荣局面得益于政治权威的破碎，使得统一的思想被来自四面八方思潮的冲击。社会的大变革使得着思想浪潮汹涌起伏。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的理想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真理之光无畏于权威。因为在两个稳定时代之间的激荡是最适合新思想成长的土壤。

民国学者不畏强权，胡适的大师地位直逼总统，敢叫板政治强人。蔡元培无视袁世凯，教育的独立就此奠定。梁启超书生问政，启一代雄风。桀骜不驯是文人的个性，他们的才华无法用世俗的功利衡量。才华横溢的他们是塑造中国民族的强梁。历史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谱写历史者是谱写民族心灵的交响曲。梁思成夫妇的《中国建筑史》、金岳霖的哲学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这些大师们重新梳理了民族的灵魂。“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权力、财富、民望随风而逝，对真理、美的追求却是亘古不变的。那一代的大师，今日追忆，是我们民族星空的明星，耀眼而令人骄傲。有不少人感慨：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时耶？命耶？

大师也是人，同样有妒忌之恶，不过此恶亦有度。1950年5月29日，胡适致信杨联升，“你评冯芝生的书，未免笔下太留情了。这种没有历史眼光的书，绝对称不上‘authoritative&comprehensive account’（权威和综合的叙述），更不是‘a well-balanced treatment of the important schools’（对重要学派的相当均衡的处理）。”此信，后人一般解读为胡适妒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取得的成就。胡适于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卷，不知此是否为原由之一。然而，陈寅恪亦评论冯著“取材谨严，持论精确”。文人相轻，自古如此，大师如胡适亦然，此为人性的七宗罪之一，不必苛责。冯友兰之书，后世自有公论，绝非一家之言可以评定。强如胡先生，也无法封禁，当然胡先生也不会封禁。不似近世文阀大起，“非我门生，其说必劣”，此为学术研究之不幸。既做权威的跟屁虫，以取功名利禄，又想有所造诣，在学问方面流芳百世，如何能够？看来，欲在二者间玩弄平衡，也非等闲之辈，无奈学风何，可惜了。

民国学者是低调的奢华，胡适有诸多博士头衔，且兼任多种社会职务。其名片上只有二字：学者。如今的知识人，但凡有些名头就喜欢在名片上印上诸多头衔，某某长、某某董的，令人眼花缭乱。学校的博导们更喜欢其学生叫他“老板”。至于与女学生发生关系者一年到头总有那么几个见报，其他潜伏者难以估量。根据经验判断，越是跳得欢快的，越是不够实力。判断学术功力是否深厚，看其著作便知，其他都是空谈。那些热衷于交际，喜欢觥筹交错中评职称，爱在职场上权力争斗的某某某们，总有混不住的一天。因为学术不是江湖，学术的殿堂不是韦小宝们的混处。

近年来，学术腐败成了社会热点，如院士论文造假，选评请托，锦衣玉食下的教授们，整日纠结于功名利禄。从为老总开培训班到性侵女学生到论文造假，简直是斯文扫地，千年以来之傲然文风荡然无存矣。文人无行，果然。酗酒、嫖妓、包二奶、偷香、吸毒，美其名曰学阮籍猖狂、长歌当哭、放荡不羁，或谓之寻找灵感。无名世著作，有鸣世举措，欺人自欺。有人不解，既然有那么多的时间，完全可以推敲、揣摩好的学术作品。当然，并不是很多人都是对学术感冒。既然对学术不感冒，为啥却又以学术大师自居？许多事情不是按照理性出牌。违反常规的事还是很多，只是经历的不够多。但是，经历多了也未必是好事。有些地方总是要真枪实弹的。否则，无法折腾出个所以然。

人总有年轻的时候，那些混得圆滑的人，当初也是几分朦胧，几分憧憬。偶尔看到泼妇骂街，我心里想，她在少女之时说不定也是娇羞万分。为什么，时间让可爱的人不再可爱？学术圈的人成名后，混的居多。成名前，总也有那么些人头悬梁、锥刺股。一举成名天下知，那么就抱着这些成果一直啃。忽悠年轻人，趁着他们还有几分青涩。想想认真者未必是混得好的。真字只能认作“直八”。儒学所教导所提倡的，现在依旧在大家伙的血里流淌着。文化让一个民族骄傲但也伤心。混蛋，混着的蛋。蛋疼是粗俗的话。混得好，蛋不疼。但是，面对着这些个混蛋，旁人该蛋疼了。

我记得，我奶奶的娘家宗族兄弟中了个院士，整个村子的人引以为傲。在村口修了块牌匾，题曰：院士故乡。当然院士不再住在那里了，但是乡亲们都沾了些才气。此讯息一传就是几代人。隔壁镇更是不得了，一家三院士。那个时候，凡是沾些边的，闲聊之时无不扬眉吐气。单纯的乡亲们，并不觉得他们可以赚很多钱，而是认为他们为国家做了大贡献，值得后辈们学习。但如今的社会评判学术的标准似乎于金钱挂钩得很紧。如果钱钟书先生还在，又可以写另外一部《围城》了。达官贵人想与学术扯关系，学者想攀达官贵人。二者的结合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天作之合。钱钟书先生一辈子姓钱，却不喜欢钱；我们的学者们不姓钱，却一辈子信钱。评判学者的标准是其学术成果。不过，学术成就带来的财富，对于学者而言倒是意外之得。实至名归的财富，坦然受之，未尝不可。

药学家屠呦呦凭青蒿素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她却不是院士。科学家如果以功利主义角度来搞科研，那么科研成果反而很少。科研的目标应该是为了改善人类生活，促进人类对幸福的追求、对真理的向往。真正改变人类生活的就是那些科学家，如牛顿、瓦特、爱迪生、盖茨、乔布斯，这些人赢得社会赞誉，坐拥财富，无可厚非。以创新带动社会的发展，驱使大众消费，赚取钱财，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盖茨夫妇做慈善，此为“用之有度”。这些财富已经从粗暴的资本掠夺中分离开来，与权力没有什么关系，它们是依赖科学技术领先而取得优势。

沙特尔（Chartres）教堂中有四大科学家与耶稣基督和圣徒们并列，他们是：欧几里得、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托勒密。西方人的逻辑是，宗教领域的圣人让人膜拜，那么科学界的大师，又为何不可配享用子孙后辈们的供物呢？入太庙的不仅是那些德行高尚的君子，也要有能力超群改变社会，事功至伟的实用主义者。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从知到行，知行合一，这从中所达致的统一昭示了知识与效用不可分离。形而上学从玄学领域进入实然层面。这也是从康德的纯粹理性到实践理性，再到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得到承继。

作者简介：林杰，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法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