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社会建设的加快与深入，社会建设本身的“文化性”却成为相对“薄弱”、“空缺”的问题。社会建设中有“文化性”吗？值得我们追问、探讨。
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要“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笔者认为，社会建设“文化性”，就是社会建设里要有“文化家园感”、“精神家园感”。社会建设进程式，应和文化信念、文化认同重建联系在一起。
1，社会建设中的任何制度建构，同时也是文化建构。
任何社会制度的建构及制度实现过程都是文化的，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很难解释，一些很好的制度，运作起来，却又束之高阁或很不理想。如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维护政府清廉方面，都是有制度，但做得不够好。
而在许多方面又不能仅以“制度”有否来说明社会发生的现象。以厦门公交车恶性爆炸案为例，我们不会认为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厦门没有最低社会保障制度，没有社区救助工作。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说明制度与社会关系、个人之间，存在一些“断裂”，还需要强化制度与日常生活间的平衡、关怀、支持体系。另外中国还有一种景象，即为了应付某个制度检查，说一套，做一套。不动真格、不屑于认真的习惯，它说明即使有“制度”，制度文化不同，结果也不同。
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说过，“制度根源于人们的思想和习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也谈到过，美国的民主制度在北美成功，而在南美则不成功，主要在于习俗不同，制度的基础是习俗。这里讲的“习俗”，就是制度文化、就是支撑制度运行的基础。中国现在的情形是，一方面，一些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另一方面，一些制度建立了还不具有社会习俗的基础，前者需要健全起来，后者需要完善制度运行中的文化建构，即新习俗的培养。像养老保障、农村医疗保障、农村教育等公共产品均等化、慈善等制度建构中，还需要一个更广泛的社会爱心、社会责任、公共精神的培育。没有这些，制度的完善几乎是不可能的。郭美美炫富事件，与其说是对红十字会的伤害，不如说是对整个公共事业、公共精神的伤害。它说明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培育出热爱、献身公共事业、公共精神的荣誉感与风尚。
所以，中国社会建设的一个当务之急，是需要教育、培养大批有素质的公民——他们能够承担社会责任，有公共道德、职业道德，拥有全球视野、综合判断力与责任感，使他们成为社会风尚的主流。沃尔沃公司瑞典总部有2000个停车位，职工居住的比较远。每天早上去公司时，先到公司的员工反而会把车位停得很远，把离办公室更近、更方便的车位主动让给因路上堵塞、匆忙后赶到的员工。这种素质，也是一流产品与制度文化的展现。这才是新的社会文明水准——制度的、人文的。一个现代化社会，它的一流品牌，只能和其一流的文化教养、文化建构联系在一起。没有公民素质的持续成长及文化建构，中国社会建设的制度化实现过程，很难有一种文化提升。如有了养老院，就一定能提供优良的养老服务吗？有了打工者子弟学校，就一定能够关爱、帮助这些学生吗？扩大地说，中国从世界工厂到创新型大国的转变，也依赖这种基于制度的公民素质、基于制度安排的新习俗的产生。
2，中国正处在一个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社会建设既要提供制度产品使社会成员有生存的安全感，又应提供文化的意义感。
中国城市化率已达51.3%，未来10—20年，或30年中，将是中国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快速发展的时期。这必定是一段社会矛盾的高发期，因为城市时代是一个利益时代，城市生活方式是现代生活方式。城市化会带来激烈的社会分化，将激化社会中上层与下层的矛盾。西欧19世纪上半期的三大工人起义，与世界城市化的第一次高潮相关；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对工人运动的妥协。这依然是历史的启示。
未来几十年中，中国的社会建设，不仅将面对一个成长中的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而且将面对十几亿人想过舒适生活的消费时代。中国将成为一个消费大国，但其人口构成、地域构成的复杂性，超过了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现代化国家。为此，社会管理创新将要建构出“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社会的利益分配秩序”，又将面对二元结构下的社会差异性、弱势群体的要求，还将受到扩招后的大学生群体——“新新人类”对城市、就业、公平的诸种要求。这些都不是只靠城市化率来解决的。
当我们的社会日渐变成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多元选择的共同体时，如果社会建设不能提供社会成员共享的意义感与价值追求，不能建构一个理性平和的文化心理与习俗，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文化的认同感。没有文化认同感的社会，很难支撑城市化的持续繁荣。以韩国为例，韩国的城市化率已过65%，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以上，但我们看到的更深厚的东西，是这个半岛民族拼命地抓住文化，提升文化自信力，以推动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上世纪80年代以后，欧美地区已处在高度城市化阶段，公民社团运动的再次兴起，提出了“反对政府主宰一切、反对市场主宰一切”的理念，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的涌现，推动了欧美社会民主进程，社会保障制度得到很多补充，“社会平等”经历了新探索，避免了战后法西斯主义的再度产生。
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是欧盟的3倍，我们的城市化过程更为复杂。我们不仅有历史形成的城乡、地区间二元结构问题，而且中国存在着世界现代化史上最大数量的农民问题以及最为艰难的非农化转移。中国的农民工权益问题，成为中国城市化中公平性的瓶颈；但比之更复杂的还有几亿农民、农民工素质的提升。中国在城乡一体化中，旧式的“农村的终结”，再次使得教育农民成为公民、成为国家劳动者的问题日益突出。没有后者，中国何以成为文明的现代国家呢？就像社会建设是个长期工程一样，社会管理创新的每个方面，无不依赖国民、管理者文明素质提升，并且这也是一个长期过程。
3，中国社会“很多转型”是同时发生的，没有文化力，社会建设不可能成功。
当前中国社会建设的最大挑战，是它所在的“空间”特征上存在“很多转型”：走向工业城市、城市社会、媒体社会、汽车社会、网络社会、消费社会等转型，这些都是同时发生的，社会建设面对“确定性社会”与“不确定社会”诸种问题。由于工业化还没完成，另一只脚又进入了信息社会、消费社会。它使制度建构与文化准备之间，形成大的脱节。互联网上被披露、报道的惊人事件，快速传播，“干扰”了社会信任的常态性秩序。许多社会问题与社会制度的实施，在无数电脑、微博的终端被解读。民生问题解决，处在网络的开放式的社会批评中。这种情形比美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还要复杂。
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快速转型，必然带来快速的、剧烈的社会分化，社会动荡，这是所有早发展国家都遇到过的麻烦。中国同时又处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体系中，全球经济带来更大的开放性、不确定性。社会建设在应对多重转型、变化、突发危机中，需要更成熟的法律的、制度的、文化的整合。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基本价值信念，在大型社会关系整合中，依然有长效的作用。如果没有文化传统上的厚重与坚守，社会建设就缺少底蕴。
社会建设的过程中要重塑社会秩序。最成功的“社会建设”，是把文化做到制度里头，把制度做到文化里头。让制度与习俗、信仰相联结。不管是稍为贫穷一些的人，还是已经富裕的人，都因为信仰、信念、教养、品格的力量，愿意为社会改革、社会进步，去承受社会担当。
4，社会建设中的“文化再嵌入”，就是社会与文化价值的再融合。
这是中国告别小农社会、告别“文革”后，走向市场化、全球化后的再嵌入。之所以强调“文化的再嵌入”，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建设依然存在把文化精神放在外面的“工具化”的危险。一是陷入“事本主义”，社会建设在某些方面成为只应付上级考核的“数字”，这使“就事论事”的、看得见的考核绩效被突出，眼里只有GDP的数字、财政收入的指标、写在纸上的考核。在政府财政大量投入的同时，难以形成基于新的社会建设要求的新的“公众性格”。二是工具理性过强，人文沟通匮乏，社会建设没有文化力的推动。一些城市化、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社会管理创新”，只是拆迁、征地中一种需要，是快速拉动GDP的一个重要方法。这会无视、抹掉人们对社会管理创新的文化需要。在不断被强化、被评比的绩效竞争中，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陌生。干部很忙，应酬很忙、政绩很忙、喝酒很忙、写出让上级领导满意的材料很忙，很难有时间、激情、理念，在普通农民中进行伦理的、人文的调查与思考。
社会建设的文化再嵌入，就是要用文化传统来打动人。要使社会建设有“文化的灵魂”，在制度建构中，重建一种文化自信心，使之贯穿在社区活动、社会事业活动中。如果社会建设过于行政化，或限于行政业绩考核的要求，和“文化”没有真正的联系，人们的内心没有真正地被触击、被关怀，即使在建立了一些制度以后，社会建设还会陷于表现化。比如，一些干部习惯于用官场上的一套思路来对付社会建设，只会行政化做事，只会讲文件套话。他们不了解搞社会建设是要懂文化传统的，是要培养公民精神、文化价值观的，是要付出“动真格”的热情。因此，管理者自身的文化心、文化思考非常重要。
（作者单位：江苏省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