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沈从文笔下山水如画的“边城”，即现今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茶峒镇，她恰好位于湖南、贵州和四川（现归属重庆市地界）三省交界处，与重庆所辖秀山县和贵州省松桃县都仅相隔一江，即清水江。因位于如此枢纽位置，茶峒千百年来便是闻名于中国西南一带的水埠，也是除里耶、甫市、王村外的湖南四大名镇之一，因商贾云集，又有“小南京”之称。自沈从文小说《边城》问世后，更是响誉世界，引无数国内外向往者前来寻迹。

但如今，带给边城繁华和隆隆声名的这条清水江，清澈和安宁不再，上游沿河贵州松桃县、湖南花垣县境内几年当中先后建起几十家矿厂及冶炼厂，并将含有氯价铬等巨毒致癌元素的废水、尾渣排放到清水江中，致使江水呈黑绿色，河中鱼虾几近死绝，水草也无法存活。2000年以来，沿江两省一市四县（保守估计为8个乡镇）十余万民众在不知晓的情形下，饮用被污染河水，许多人因此罹患肾结石、胆结石及癌症等病症，以及其余不知名的毒疮及怪病。与此同时，引清江水灌溉的十数万亩农田生产也受到严重影响，农民无奈之下将大部分高产的水稻田改种旱地，收入锐减。

污染日益严重，但矿厂在农民及基层干部反复且多渠道的反映、抗议中间停了又开，厂家数目却有增无减。无奈之下，农民只有自己联结起来与厂矿方发生直接对抗和冲突，而受其直接影响的四十余个行政村基层一线干部也不得已准备走出“全面辞职”的险棋。

小河边的“结石村”

边城，的确与她的名字相符，真是远在边陲之地，从东部的上海到达那里可谓路途艰辛——先乘机到张家界，转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吉首市，然后由吉首搭车至湘西下辖的花垣县城，而从花垣到达边城茶峒还有24公里的路程。因为修路的缘故，从花垣县城到茶峒一路上堵车，大大小小各式车辆排成长龙，其中有不少是装满了原矿的重型卡车，有当地人颇为“自豪”地告诉记者，花垣县的锰矿开采量居全国第二位，而这座有“锰都”之称的小县城能有如此繁华景象，也多缘于矿厂及相关企业的兴建——至于矿产量第一的城市则是清水江对岸重庆的秀山县。

为避免被继续耽搁在路上，记者在与茶峒镇相临的团结镇下车步行，却意外地见到骇人的景象。

眼前一条数米宽的小河，上端有两条支流汇入，呈现出丫字状。令人吃惊的是，小河主干道上的水流竟为红、灰、白、绿等颜色混杂的颜料状略带粘稠的液体，细看其右上方汇入的河水为灰白夹杂浅绿的颜色，而左上方汇入河水则为赤红色，一问当地村民才知道，之所以此处河水如此奇特，在于附近开设了十几个大大小小的硫化锌浮选厂，而这些工厂直接将含有化学物品的废水排放江中，不同品质的矿砂经冶炼提纯后产生的污水则呈现为不同颜色。

花垣县团结镇长新村湖桥坪正是这条小河的流经地。见记者拍照，黄昏时多在家中的村民纷纷围上来，对记者讲述水源被重度污染带给他们的困扰。

“你看看那口水井，我们全村多数人都靠它喝水煮饭，现在不晓得去哪里取水。”一位村民往河边桥头方向一指。

原来现今正值春夏之交，涨起来的洪水将村口紧靠河边的一口水井淹没了，河中污水倒灌进井中，现在看得到的只有方方正正的井沿。

临河街坊上居住的刘明芝一家就住在紧挨着水井的地方，和这方圆数十里的人家一样，深受其害。因为没有任何干净水源，刘家只有将屋前的一丘田空出一个角，不插秧，人田同用水源，因此田里也不再施用化肥和农药。

“如果禾苗长高了，还没得水源，也不能用农药、化肥。”刘明芝说，至于从前残留在田里的化肥和农药，他们一家人是顾不了那么多的。况且，农田早已受到污染水源的影响，原来一丘田（合2，5亩）可产出30多担谷子，但是现在只有20来担了。

“对面山上砌了个尾沙坝，专门拦截那些冶炼厂里流下来的污水。”刘明芝说。

“这个尾沙坝其实形同虚设，拦住了些尾沙，但污水照样要流入河中，而村民们头上顶着这样一大盆的污水，一下雨就感到心惊肉跳”。村民们纷纷摇头：“负责尾沙坝工程的那个人是县环保局派来的。我们打他手机，通了他也不接，然后就关机。在路上碰见村里人，他开车掉头就跑”。

不过，暂不谈垮坝的危险，拦住些尾沙也是有用的。尾沙即冶矿后余下的残渣，直接排入水中不但严重污染水源，还有淤塞河床并引发山洪的危险。

据村民反映，由于该村附近选矿厂建立已约十年，百姓受其危害日久，村子里大约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患上了肾结石。刘明芝的丈夫也是其中之一，如今，这位三十出头的男子，看上去形容槁枯，再不能干重体力活，买了辆小货车做出租生意赚点钱，家里的农活、重活都靠妻子那双手。而两个正上学的孩子，让家中经济负担沉重。

这条丫状河流再往前流淌不多远，正要汇入那条养育了湖南、四川和重庆四县十余万人的清水江。

边城：清水江变“乌水江”

边城与重庆秀山县洪安镇只隔一条清水江，搭乘渡船，五毛钱，一、两分钟即可到达对岸。沈从文笔下的翠翠，正是解放前在洪安和茶峒之间来回摆渡的老船夫的外孙女。

关于翠翠的故事有些戚美，但那时清水江（即原先的茶峒河）也是同样美的，“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是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都可以计数”。

如今，官渡还在，用来牵引渡船过河的那条横穿江两头的缆绳也还在，但是清水江却变成了“乌水江”。记者到边城时，正巧头天晚上下暴雨，河中涨了洪水，河水看上去是绿中带黑的颜色，十分浑浊，一小片一小片的泡沫漂浮在水面，而重庆洪安那边正好有条小溪汇入清水江，小溪是夹带着山泥的黄红色洪水，与清水江的河水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江面死一般的沉寂，看不到水草，看不到鱼虾的踪影，只有一位年逾80的老渔人坐在船头织网，他旁边停着两只游船，乏人问津。

“你这个时候来边城，江水的颜色还看得过去。如果是前几天来，江水是乌黑的，黑中带绿，还发出臭味。”在河边洗衣服的一位大妈说，“我们没有办法，这条河受到这么重的污染，没得水吃，只好买水，洗衣服就只能将就了，讲究的人回家再用清水漂一漂。”

这位大妈说，用这河里的水洗过的衣服，穿着身上发痒，“起坨坨”。她儿子要是直接用这河水洗澡的话，身上就发毒疮，而一个在城里念过大学的侄子回家还告诉镇上的年轻人，不要饮用这河里的水，否则会“绝后”，即便生了小孩，也是怪胎，对后代影响很大。

2000年初，政府批准在清水江源头两岸建起了十几个万吨级电解锰厂，分别位于贵州省松桃县和湖南省花垣县。电解锰厂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一种名为“氯价铬”的化学品清洗模具，但“氯价铬”和其它工业污水未经处理后便直接排放江中，而锰渣堆则直接堆放于离清水江不足百米的山沟内，下雨后全部冲入清水江内——其中，“氯价铬”为一种巨毒致癌、并可能导致脑神经萎缩的化学物质。

“昔日沿岸人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清水江变成了今天的黑水河、毒水河”。记者在一份有清水江沿岸各行政村负责人签名盖章的材料上看到如上的描述。

边城人和其余沿河的数万居民一样，在电解猛厂刚建的头两年，并不知情，一直饮用江水。从2003年起，江水的颜色变得越来越“特别”，镇上居民又纷纷患上胆结石、肾结石，以及各种不知名的怪病，甚至不少人死于癌症。

“说实在话，随便数一下，镇上得（患）结石病的人都有好几百个。得癌症的人也不少，就像老车站那边那家人的女子，年纪轻轻，20多岁，就得直肠癌死了。”曾令建在茶峒镇上行医近四十年，他说，2003以前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不要说人要得病罗，就连这河中的螃蟹背壳都是漆黑，鱼也快死光了，还剩下几条小鱼，捞上来剖开一看，连鱼肠子都是黑的，没得人敢吃。我们这里原来盛产鱼虾，现在都是从外地买。”旁边一位老乡插话说，“你看那河边的石头，现在都是黑色，洗都洗不脱色，原来石头都是像旁边那种黄颜色。”

人们这一、两年才逐渐意识到是“水源”出了问题。后来，有条件的人就不再饮用清水江中的水，随之，一门新行当——“卖水”也在茶峒出现。田维志就是镇上的一个卖水人，他清早开着三轮车到离家几公里远重庆洪安镇九龙坡坡脚接山崖水，再运回来，大街小巷送水，七毛五分钱一桶，多时一天可卖100桶，少时也可卖60桶。

在春、夏的丰水季节，有劳力的人家也可在镇上的几口水井中挑水用，但到了枯水季节，井水枯竭，人们大多就只能花钱买水。经济比较贫困些的家庭，买不起水，就仍将就喝河中呈黑绿色的“毒水”。

“即便在这个季节，镇上也有半数人仍然饮用江水，到这里挑水不方便。”一位在井边担水的村民说。

但茶峒镇人已经算是幸运的了，像附近和平乡、毛沟镇和洪安镇的好些村子，除了饮用那河中的污染水，别处根本无水可寻，即便有钱人家也无处买水。

沿江一带经济损失巨大

边城的自来水厂设在清水江边村民称之为“碉冢”的一个小山坡顶。记者来到现场时发现，这里的水塔即敞开露天的大蓄水池，水泵将重度污染的江水直接抽上来装在池中，并通过管道将水输送到千家万户。

池中存水是比江中水颜色更深的黑绿色，水面漂满了淡绿色的泡沫，据相关专业人士透露，之所以会产生泡沫，正是水中含有大量氯价铬的反映。记者随意在一居民家中打开水管，含有大量锰矿尾砂的自来水流入脸盆中，不一会锰粉沉淀，铺满了盆底。那家人用来储水的白色塑胶水桶，积年累月下来，桶中已变得漆黑如墨。绝大多数人家就是用这种水洗澡、洗衣，甚至洗菜、做饭。

从自来水所在的碉冢上望下去，边城居民区和农田都一览无余。五月份正值春耕农忙的季节，眼前的这片农田是水稻田，本来应该插满秧苗，一片郁郁葱葱的景象，但那时看去只有一些小块的绿色嵌在杂乱的色盘中间。

“沿江一带浇灌稻田向来都是引江中水源，自从江水受污染之后，稻谷多空壳，多火焰包，产量减产很多，农民得不偿失，就纷纷将水田改种旱地，免得麻烦”，一位熟悉当地情形的农民对记者说：“现在很多人家只种一小点水稻田，供自家吃，还有些人家干脆就不种了，买米吃。” 所谓火焰包，即稻谷壳中无米粒，只有一包黑黑的如同焰火药的粉，村民们给这类稻谷取了个名字叫“火焰包”。

记者随即来到临近茶峒镇隘门村的稻田区，黄昏时还有不少人在田中务农。杨昌贵夫妇为临近贵碳村村民，他们租种隘门村一农户的田地，自2003年来将水田改种包谷已经两年时间。

夫妇俩告诉记者，他们现在一亩田可产包谷约700斤，每斤包谷售价约0.7元，如果这亩田种水稻，原来产量大约650斤，每斤售价约1.3元，同等情况下，收入相比种玉米是要高出每亩200至300元的纯收入，但现在水稻亩产大米约500斤左右，却要额外增加许多人工、牛工、种子、化肥和农药方面的投入，收入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改种玉米就要省事许多。

另一些村子，比如茶峒镇上的隘门村和水井村，村民干脆就把田地包租出去，专门靠四处赶场（赶集）做点小生意赚钱谋生。“这里是贵州、湖南和重庆的交界处，附近每天都有乡镇赶场，365天哪里赶场，他们就去哪里。”被采访的一位村民说。

据了解，仅清水江上游红卫大坝就要供附近6万亩农田的灌溉用水。记者目前尚无法准确统计出需从清水江引水灌溉的农田总共为多少万亩，但沿江农业的损失究竟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

沿江一带渔业所遭受的损失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记者希望在茶峒镇上找一位渔民采访，但每每得到的答复都十分含糊，意思是说，已经很少有渔民，即便有人打鱼，也是业余的。后记者租船溯清水江前往上游磨老和潮水等村寨采访，才从船主覃世德那里打听到，镇上纯粹的渔民只有曾令芳一个，因为河中已经无鱼可打。

“原来我们这里是有一个渔业社的，光社里就有好几百个渔民。”覃世德说。就像之前记者在江边遇到的那位年逾八旬的老人所说，以前他每天可以打鱼30到50斤，好的时候还可打到百把斤。

除开经济收入受到的影响，民众因清水江污染患病而造成的各种损失，恐怕更是无法计算。“有很多人，到死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村民说。记者在清水江中游的纯苗族寨子磨老村采访一位老人，他几年前患了脑血栓，无钱医治，目前等于在家中“等死”。我们离开时，老人像孩子一样地哭了起来。

上亿元的边城旅游开发会打水漂？

茶峒镇隘门村老支书家屋门口也挂了块“游船出租”的牌子，当记者问女主人阳六花生意可好时，她苦笑着摇了摇头说：“江水污染了，没有人来划船。”

由于江水污染日益严重，游客却逐年减少，覃世德说他去年“五一”黄金周期间收入有600多元，今年却只有400元左右。

但边城的旅游开发却马不停蹄地在进行：设计的设计，铺路的铺路，位于清水江心的一个小山丘正被打造成“翠翠岛”，连岛中高9米，重达270吨，著名画家黄永玉亲手设计，用汉白玉做材料的翠翠像也已完工。

记者从主管边城开发的官员处了解到，边城开发属重点工程，县里专门成立了开发指挥部，开发的总预算为1·2亿元，目前投入已经达到3000万元。

2005年4月初，在茶峒镇隘门村村干部的组织下，一个浩浩荡荡多达120人的“花垣县边城农民考察团”到了凤凰，进行旅游开发考察。十几台车，一百多位农民，大大的横幅标语，引得从边城到凤凰沿途无数人围观，花垣县电视台连续6天跟踪报道。

参观过凤凰县的农民回边城后，对于自己地方的旅游开发有了些信心。

“我们这里比凤凰县漂亮多了。凤凰只有一条陀江，我们喊那种河叫小溪，哪有清水江漂亮，往上坐游船，光到红卫坝就可划3、4里路，两边都是大山。”阳六花说，我们这里还是三省交界的地方，这更是别处比不上的。

但村民自己也知道，这一切的景致也好，特色也要，需得有一个前提——还清水江清白。否则，上亿元的旅游开发投资很可能就打了水漂。

几天前的一个夜晚，记者到了在茶洪渡口（茶峒——洪山）划了50多年渡船、年近百岁的蒋伯家中，他认识《边城》里翠翠的原型——对面重庆黎家寨子的黎翠翠，还说，那时沈从文在附近的国立茶峒师范学校教书，下午无事，就常到翠翠家渡船上摆“龙门阵”（闲谈）。

听蒋伯说起当年边城商贾云集，宛如小南京的繁华，令人不胜唏嘘。

无论是重庆秀山县、贵州松桃县，还是湖南的花垣县都兴建了不少万吨级的电解锰厂，但重庆秀山的厂矿所产生的毒水和矿渣直接流入当地的河流，即酉水上游河流，再经酉水在湖南的保靖与清水江汇合流入阮水，然后进洞庭、入长江。

5月14日，记者在当地村民代表的陪同下，前往电解锰矿厂集中、并直接对清水江造成严重污染的贵州省松桃县木树乡、湖南省花垣县民乐乡进行暗访。

沿319国道，从茶峒镇上行车6公里便进入贵州境内的迓驾镇，再走约50多公里经长兴镇，到木树乡。从长兴镇开始，汽车行走的道路即为崎岖的“山路”，但常跑这条路的司机说，原先路面是非常平整的，因为矿厂越开越多，装载整整20吨矿砂的重型卡车频繁进出，才将路面毁坏至目前的状况。

“矿厂老板非要装满20吨矿砂才会出车。为何？矿业资源管理部门设了收费的关卡，按车辆算，不管你装得满装不满，一车300元”。司机说。

沿途第一个电解锰厂在贵州松桃的木树乡境内，占地约6000多平方米的大规模厂房群沿着清水河边修建，装满乌黑锰矿的车辆从外面的公路一车一车运进来，一幅繁忙景象。从河对岸的公路上可看得见厂里蓄工业废水的池子朝天敞开着，一个巨大的出水口有水直接排入江中。当时有村民说，该厂门口的横幅上写着“欢迎领导视察”字样，估计可能暂时停工。

据当地熟悉情况的人透露，每一家电解锰厂都请了不少保安，“名义上说是保安，实际上就是打手”。

从该厂位置上行百余米，便是清水江上游修建的第一个水坝——虎渡口大坝。就在坝的下方，上述电解锰厂的斜对岸属湖南境内的小坡上堆放着高达数米的巨大锰渣堆，黑黢黢如怪兽蹲伏在河岸，显得触目惊心。因为连日下雨，山洪将锰渣堆冲出丈把深的漕沟，而锰渣溶入水流自然又到了清水江中。在锰渣堆下方的入江口，砌了一道尾沙坝，但的确如村民们所说，有些“形同虚设”，因为乌黑的江水照样从坝底汩汩地流入江中，致使附近一段的江水半边浅黑绿色，半边乌黑。据熟悉情况的村民说，堆放锰渣堆的厂子正是对岸贵州省的那一家，只是因为在过桥的湖南辖地买了一块地皮，因此那堆锰渣就到了湖南境内。

从贵州木树乡进入湖南民乐乡，走盘山公路仅短短四公里的路程（如按直线距离则为一公里左右），沿途便有7家万吨级的电解锰厂。为实地了解排污的情形，记者进入民乐乡内名为“中华”的一家工厂。

同样，工厂沿江而建，厂房前有一片空地，一根巨大的钢管将工业废水从生产区中引出，排入一个大的蓄水池。钢管一侧立着一块牌子，上面标明“氯价铬排水口”，而这块标牌上方又立着另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危险重地”几个字。

显然，蓄水池中为浅蓝绿色的“氯价铬”液体，水池下连接一根直径约半米的水管，水管并不长，露出江面后水流直接喷出，随即便从山坡上流入江中。

记者从一位多次视察过该厂的花垣县干部处了解到，原来该厂还有简单的污水处理设备，但是因为无法将氯价铬完全还原，严重威胁下游村民身体健康，被限定在2004年9月份之前安置达标的污水处理设备。但截至2004年11月份，厂家仍没有达标，县里又将时限延期至2004年底。但如今5个多月又过去了，该厂不但没有改进污水处理设备，反而连原先的简单设备都不再使用，几乎是将含氯价铬的液体直接排放江中。

当记者举相机准备拍摄“氯价铬”排水口，以及厂区下因矿渣污染而形同墨沟的清水江支流时，看见斜对面厂区楼房上巡逻的一个人举手机与外界联系，记者一行随即离开，但厂子出口处很快围过来几个人，追问记者为何在厂中拍摄。经过一方交涉，记者一行方从该厂脱身。

险棋：沿江四十余村基层干部“全面辞职”

自2003年以来，为了得到清洁的生活、生产用水，沿江两岸四十余个行政村及居委会干部和村民几乎想尽了各种办法，也走过了不同的渠道。“自2003开始，我们年年提建议案，个人也提，联合也提，但问题还是不能解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协委员说。污染没有解决，沿清水江主流和支流开的工厂却越来越多，从九十年代已建的硫化锌厂，到2000年开始兴建的电解锰厂，再到2004年底开始蜂拥而上的钼矿厂和钒矿厂。

无奈之下，沿江四十余名基层一线干部正商议走“全面辞职”的最后一步棋。这是一步险棋，这些干部说，是险棋也要走，因为沿江人民已经接近无法生存的处境。

怪事：江水在关键时就能变清

2004年7月，因在清水江江水几乎接近污泥浊水，群众要求治理的呼声十分强烈，花垣县茶峒镇党委书记吴潭带队，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环保局官员一行进入清水江上游的万吨级电解锰厂进行视察。当时一致得出结论：工厂处理污水的设备并不能将剧毒致癌物质氯价铬还原达标。

县有关部门给这些电解锰厂定下了在2004年9月份之前污水处理达标的最后期限。但直到去年11月初，下游居民发现江中水质并未好转，反而有恶化的趋势。

于是，2004年11月9日，两省一市沿江30多个村及居委会干部集体到花垣县人民政府反映情况。“快天黑的时候，我们说要集体到州里面去反映情况，县长才总算露面。”一位参与此次行动的村干部说。

第二天，花垣县县长与上述村民代表同去清水江上游的考察污染水源的电解锰厂，当天即关闭了四家污染厂。几天后，村民代表又去了松桃县人民政府，交涉水源污染的问题。11月17日松桃也关闭了两家污染厂。那段时间，一份名为《敬告两省一市沿江两岸人民书》的呼吁书也散发到了许多人手中，其落款为“两省一市边区拯救母亲河行动代表小组”。

自那以后，江水大约清澈了半个多月。不久，清水江又变回“乌水江”，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清水江就这样不时地变换着面孔。“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的官员下来视察，这些厂子提前半个月就停产了。不但停产了，就连厂区里里外外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一位村干部对记者说，肯定有人“通风报信”。

记者来到花垣县城采访几天之后，发现河水竟然又开始变清，十分不解。老乡们估计，大概上面又来人检查了。果然，有人亲见好几辆车子一道进入茶峒镇，车上有“省水政监督”等字样。

都是政绩惹的祸？

“整个花垣县的经济可以讲都是由矿产业带动的，原来花垣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人口多，土地分散”，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由于经济建设方面追求短、平、快，走‘矿业粗加工’的路子，粗加工原矿石，甚至卖原矿石。这种搞法对于财政收入，对于GDP的增长是有一定的补充，但的确给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按照这位官员的说法，像清水江这样严重的污染情况，如果要等江水自然恢复到从前的水质，至少需要两百年的时间。

“如果要人为治理清水江的话，保守估计需要20至30个亿，江水才能相对恢复到以前的样子。”这位官员说，这也给政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两害相权取其轻，很简单的道理，为何有关部门却停不下过度开发矿资源的步子？一位接受采访的县政协委员给记者举了个简单的例子。

花垣县正在建一所“城北边城高级中学”，预计耗资7000多万元，占地270多亩，招生约3000人。当地人都称这所学校为“贵族学校”，一般人是望尘莫及的。但不少人都知道，盖这所学校的钱多数是由那些矿山大老板捐赠的。

“一个矿老板捐一幢楼，有出200万的，有出300万的，也有出400万、500万的”，这位政协委员说来有些无奈：“这不就是为了追究政绩吗？”

花垣县的一位村长就曾私下里告诉记者，原先虎渡口大坝（记者曾在那一带暗访）那边几个万吨级电解锰厂就没有得到环保局的批准，厂子下脚（砌地基）的时候，环保局的官员还来阻拦过，后来县里还是批了。

花垣县政府从2004年开始意识到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并开始对矿业加工厂收取环境保护费。但此时，当地的矿产资源已被开采将近百分之七十，对剩下百分之三十的矿产资源进行收费是否可以弥补百分之百开采带来的损失呢？

但现在贵州松桃县又开始走十年前湖南花垣县走过的老路，光是松桃境内万吨级的电解锰厂就有十多家。

2004年11月中旬，沿江两省一市30多个村、街道基层干部集体去松桃县政府交涉清水江污染问题时，松桃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介绍，因为开发矿产资源，每年松桃县的财政收入可以增加4000万元，而清水江上修坝发的电本来卖不出去，这些电解锰厂又解决了用电难的问题。

“4000多万，对于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其余产业的县城意味着什么？”前往交涉的一位村长发出如此感叹。

十分有意思的是，据当地熟悉情况的人透露，在松桃开办电解锰厂的老板又大多是湖南人。“因为湖南比贵州早开发矿产资源，先富起来了。再说，湖南的矿开采得差不多了，贵州的矿产资源还很丰富，这边人就过去开厂了。”此人说，贵州省那边正大力招商引资，很欢迎湖南人过去开厂。

利益纠葛的怪圈

对于花垣县茶峒镇上潮水、下潮水和磨老这三个村来说，2005年5月9日这一天很特别。

“那天早上9点，我们村有7辆福田轻卡，载了几百个村民，和上潮水、磨老村的人一起，到上面的猫儿乡，砸了两百多家选钼矿的厂子”，一位下潮水村村民绘声绘色地跟记者描述5月9日那天的情景：“我们只砸机器，一个人都没碰，不犯法。”

原来，发源于上潮水村，流经上、下潮水两村的潮水河，从去年11月开始受到其上花垣县猫儿乡兴建的钼矿厂生产的影响，及至今年5月份，钼矿厂从原来的几十家增长到几百家，洗钼矿产生的泥水流入河中，导致河水几乎呈浑浊的泥水状，河床积下的淤泥深达丈余厚。

“我们没有办法了，现在是农忙春耕季节，河边那么多亩水稻田根本无法插秧。没有水喝，没有田种，让我们怎么办？”下潮水村民说，选择去砸厂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之前，下潮水村村干部已经多次向所属的民乐镇、花垣县反映情况，“碰面讲，带话也讲，电话里还讲”，但是都没有效果。

村民说，5月9号砸厂那天，猫儿乡钼矿区里来了好多车子，有公安局的，有检察院的，还有政府的，“好多矿厂就是这些单位的人开的”。当天下午4点，11个村民代表与县长宛庆丰等政府官员座谈，但是领导们说“你们做这件事情，采取的是‘三光政策’，什么东西都被砸坏了，要追究你们的刑事责任，要赔偿”，至于潮水河污染的问题却只字未提。对此，村民们十分不满。

之后，记者又秘密采访了一位遭砸的钼矿主，他似乎也是满肚子的火。

“乡政府说要办开采证，给乡里交5500元，给村上交2000元，我就老实地交了钱办了证。政府说要建尾沙坝，我又建了尾沙坝。现在厂子砸了，我问哪个去要？我只有找乡政府吗。”这个矿老板气呼呼地说。

据了解，从去年11月份开始，猫儿乡开始开钼矿厂，采矿、洗矿合一，那时小矿老板只要从当地村民手中买一块含矿的地皮，就可以开工，不用办证，自己采矿，自己卖。但今年年初，猫儿乡政府规定凡采矿必须交7500元办证，而且洗出来的钼矿必须卖给乡政府。

“有一半的矿老板办了证，也建了尾砂坝，但还有一半矿老板是没有采矿证的。只要把洗出来的钼矿卖给乡政府，就没有问题。”这个接受密访的矿老板说。

据了解，一吨18个品位的钼矿石（即1000斤原矿可提炼出18斤钼矿）如果卖给外地来收购的人，可得6万多元，但卖给乡政府就只得4万8千元。如果乡政府发现外地人在猫儿乡收购了钼矿，就直接没收。

“乡政府收上去的钼矿，再卖给县里头的一个私人老板。”这个矿老板晓得钼矿是很贵重的金属，用于航空工业。

据说，乡政府已经向这些矿老板承诺，一个月内让他们恢复开工。而下潮水村的村干部也得到口头承诺，说政府会把潮水河污染治理好，同时也希望村民不要再闹事。

“后面是黄河，前面是乌水江。”村前流过清水江，村后流过潮水河的下潮水村村民形象地比喻。而潮水河的水又是要汇入清水江的，也正因为如此，下面紧挨清水江的磨老村村民才会一同去砸厂。

基层干部商议“全面辞职”

在湘西采访期间，花垣县太平乡和保靖县的村干部找到记者，说对河重庆市峨溶镇贵邓村正在建好些个钒矿厂。其中一个建好的钒矿厂，才生产7、8天时间，附近地方就寸草不生，地里种的玉米也死了。

“我们在屋里连出气（呼吸）都困难。学校停课了，在外打工的人家把小孩子都接出去了。”一位村长说，他们那里本是脐橙基地，现在人们却到了要背井离乡的地步。

据了解，贵邓村并不产钒矿，但因产钒矿的湘西古丈县不允许冶炼钒矿，这些矿主就把原矿石从古丈县运到清水江边的贵邓村开厂炼矿。“反正清水江污染成这个样子的都没有人管，再开几个钒厂也没有关系。”村民们如此揣测。

沿江一带村民们的生活现状确实比想象中的还要糟糕。

不少村干部这都说，自2003年以来，为了得到清洁的生活、生产用水，沿江两岸四十余个行政村及居委会干部和村民几乎想尽了各种办法，也走过了不同的渠道，但都没有效果，搞一趟好几天，然后就反弹。

“在我们权限内，该讲的讲了，该办的办了，实在没有办法就只能越级上访了。我们基层干部是帮老百姓办事，既然现在我们不能帮老百姓说话办事，辜负了老百姓的期望，就只有走辞职这条路了。”一位村长说。

几天前，记者看见了那封沉甸甸的辞职信，上面密密麻麻地盖满了各村的公章。（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