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纪委常委会议提出，铁面无私纠正“四风”，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四风”积习甚深，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说，“四风”是水面上的冰山一角，那么，水面下面看不见的“冰冻层”则是盘根错节的体制痼疾和千百年积淀的人性幽暗的“集体无意识”。孟子曾说过：挟泰山以超北海，是不能也；而为长者折肢，是不为也。实际的情形是，一些领导干部不了解实际情况，并不是像“为长者折肢”一样不愿意深入基层和群众，而是像“挟泰山超北海”一样难以做到深入实际。这也许难以置信，但我们如果能对官本位造成的官员人性扭曲作一番探幽析微剖析，就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
“权力崇拜”滋生“病态自负”
千百年官本位封建专制形成的“权力崇拜”已根深蒂固地深入民族集体意识的骨髓，形成了“集体无意识”，这是我们难以回避的中国特色。今天，我国尽管市场经济搞了这么多年，但政府权力仍对市场资源的配置处于主宰、支配地位，官员特别是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地位尊荣显赫，从政仍是众多年轻人驱之若鹜的选择。西方有则寓言：一个驴子背着圣像走在路上，人们纷纷对它顶礼膜拜，驴子趾高足扬起来。但是，官员们不会像驴子那么蠢。他心知肚明：人们崇拜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手中掌握的权力。今天有权，会高朋满座；明天无权，就会门庭冷落。因此，他充满了世态炎凉的恐惧感和朝不保夕的不安全感，而官场司空见惯的争权夺利，更使他感到“身在官场不由己”的无归属感和飘泊感。现在，他的“官场焦虑症”越来越严重。
为了摆脱这种致命的“基本焦虑”，他更需要通过日积月累的“自我理想化”获取认同感、优越感和重要感，同样，他还十分渴望得到不断的成功来证明自己不同于常人、高人一等。他需要不断在大会、小会上作重要讲话，证明自己“理论水平高”；他需要不断出现在各个场合，出现在电视中、报纸上，以证明自己的“不可缺少”；他需要不断地力排众议、敢于拍板，以证明自己“一贯正确”；他需要 GDP、重大工程、各项指标、各项排名、掌声、鲜花、赞扬、口碑……久之，他会陶醉自己和他人共同营造的“理想形象”之中，“病态自负”已成了他生存的根基，这一切是真实，还是虚幻？是“通行证”，还是“墓志铭”？他并不知道，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害怕知道。不管怎么说，渐渐地，他变得刚愎、独断、专横、霸道。
官僚主义是“病态自负”的产物
为“病态自负”所驱使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卓越”，他已意识不到与事实的关联性。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理想”本身，而其他的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与实际的疏离，使得他的“理想形象”像纸房子一样不真实，也一样脆弱，任何微弱的风都能吹倒它。所以，“病态自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回避”。
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较极端的例子是“大跃进”时的粮食亩产几万斤的荒谬，如果说那么多的官员真的不明白，今天看来，确实让人难以置信。但是，如果熟悉当时“比谁的卫星放得更高”的特定时代背景，就不会感到奇怪。
尽管正常思维的人看来，选择性的“无知”荒谬绝伦。但从“病态自负”的角度来看，选择性的“无知”出至他内心的真实需要，非但不荒谬，而且是符合内在的逻辑性的不二选择。“自我理想化”的根基是虚构和幻想，是十分岌岌可危的，就像冰块经不起阳光的照射一样，经不起与实际的接触。正由于面临的巨大危险，他对实际情况怀有极大的恐惧。在实际情形中，他是那样的脆弱，不堪一击。
面对来自实际情况的巨大威胁，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调动起浑身解数来打一场壁垒分明的“理想化自我”保卫战：符合“理想化”的“正面形象”必须大力宣传，而有违“理想化”的“负面影响”就必须坚决打压。他之所以喜欢讲空话套话，是因为空话套话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正确废话”，能够显示他的“一贯正确”；他之所以下基层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报纸电视记者前呼后拥，是因为这样能确保他“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时能够过滤掉有害的“实际情况”；他之所以高高在上，会山文海，是因为远离下层，隔绝真实，才能给他以安全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痛痒，是“病态自负”必然导致的选择性无知。只有官僚主义才能筑起保卫“自我理想化”的堡垒，也才能使他披上防护来自现实威胁的盔甲。
形式主义植根于“对权威的服从”
有了官僚主义的主子，就必然会产生形式主义的奴仆。反过来，形式主义的迎合又为虎作伥，助长了官僚主义的泛滥。为什么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形影相随、密不可分呢？
西方有个著名的“米尔格拉姆实验”。这个实验揭示出“对权威的服从”：当个人进入权威系统后，会有一次心理重组的过程，“我”不再是能够按照个人意识行动的“我”，而是权威的“代理”。在这个代理状态下，“我”不再从人性的角度关注行为的正当性，而只关注如何达到权威对他的期望。
现实生活中的“权威”又有怎样的期待呢？荷妮曾揭示了“病态自负”者的重要的神经症特征：由于“他的理想的自我和真实的自我之间的悬殊”，出于克服焦虑的需要，“他不断地期待别人对他的肯定，包括要求别人的赞同、赞美、吹捧等”。但是，由于“理想”是臆想的产物，与“真实”之间有着巨大的悬殊，他拥有的“权威”越大，就越难摆脱“权威”像海市蜃楼转瞬即逝的恐惧，也就越来越需要依赖别人“对权威的服从”，来不断获取巩固和维持自己的“权威”的安全感。
中国古代的叶公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时，他感到安全、自在，但一旦遇见真龙，就吓得“失其魂魄”“五色无主”“弃而还走”。这个寓言的隐喻是，人出于对现实中不可测因素的本能的恐惧，往往有着用虚构的“真实”代替狰狞现实的倾向。现实中官僚主义的衮衮“叶公”希望一切都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摒除来自现实中不可测因素对“权威”的威胁。而形式主义有其“行”而无其“实”，是人造的“龙”，温顺可亲而狰狞可憎；是按照“叶公”想要的样子造出来的，也是能为“叶公”所能驾驭和控制的，所希望看到的“龙”。
世上本来就没有龙，我们祖先造出“龙”，那也是出于国人以服从权威而求得权威保护的心理需要。经常有官员这样讲：“我的一切都是组织上给的。”这句话说得一点也不错。对他来说，“组织”是个巨大的权威系统，组织上可以给你一切，也可能夺走你的一切。他的上级掌握取舍与夺的权力。他作为依附体制的官员，在长时间适者生存的竞争中，悟出的一条生存之道是“只唯上”，把“对上级服从”奉为圭臬。他会认为，从政的艺术就是“贯彻落实”的艺术；他自诩的最有用的本事是能“吃透上情”，“摸清领导意图”。
“组织”这个权威系统又是由人操纵的，有时候，组织的“权威”又是上级主管官员特别是“一把手”个人意志的化身。如果上级领导官僚主义严重，那么，组织权威就很可能是官僚主义意志。臣服于官僚主义的意志，他为了投领导之所好，也只能以讲排场、比气势的种种形式主义做法，给领导留下深刻印象。他知道，因为干得好不好不重要，能不能给领导留下好印象才重要。为了从思想认识上、从行动上处处和领导保持高度一致：在研究重大决策部署时，当“一把手”提出动议后，他决不会提出不同看法，只会不遗余力地证明领导动议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可行性；当上级领导布置开展某种活动时，他会闻风而动，调动一切人力、物力作道具，力求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每一个细节都尽善尽美，以迎接领导视察和上级部门检查；当上级领导需要GDP等政绩时，他会不惜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拔苗助长，让GDP等数字光鲜……
正是这种种放弃良知、违背理智、罔顾实际的盲从，使得形式主义越演越烈，为官僚主义大行其道而推波助澜。正如一个巴掌拍不响，许多重大决策失误都是由独断专横和无原则盲从共同造成的。
享乐主义是“重占有”的滥觞
追求快乐本是人的天性，但极端享乐主义和奢靡成性却是自毁、自戗的行为。“病态自负”为了追求“荣誉”“权威”，放弃了“真实”，放弃了“自我”。这就好比与魔鬼签订了出卖灵魂的契约，坠入了内心空虚、无价值感的心狱之中。为了获得安全，他必须不断地去“占有”。弗罗姆认为，“重占有”的生存方式是一种异化的病态生存。在古代社会，“重占有”往往表现“囤积型”，守财奴只有无休止地节俭和囤积，才感到安全。在今天“商品过剩社会中”，“消费是一种占有形式，消费可以减轻人的恐惧心理，因为消费了的东西不会被别人拿掉了，但却迫使我越来越多地去消费，因为一度消费了不能永远满足我的要求。”
这么多年来，公款大吃大喝为什么是个久治不愈的顽症？以前我们曾天真地认为，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极少公款吃喝，是因为人家生活水平高，不愁吃、不愁喝。可是，当今天我国解决温饱后，吃喝之风却越演越烈。而且在“八项规定”利剑高悬的情况下，仍有一些官员冒着顶风违纪、被查处的危险，变通方式、换个场所吃喝。为什么一些官员少不了宴请吃喝呢？其深层次的原因是，身上之疾易去，心中之魔难除。这个“魔”就是挥之不去的梦魇一般的阴影：对“权威”失去的极度恐惧。对身为官员的他来说，有两个大限，也就有两大人生恐惧：除人生终有一死的大限外，当官还有终究要退休的大限。他也许会这样对退休满怀恐惧：退休是什么？退休就是等死。人生无常，朝不保夕以及宦海险恶、黄粱一梦，使得他今朝有酒今日醉。他不仅需要把酒醉当兴奋剂和麻醉剂，借酒浇愁，忘却烦恼和恐惧，换得片刻的安宁，而且更需要那种觥筹交错中被奉为座上宾那种众星捧月、尊贵显荣的感觉，使他觉得位高权重。当他习惯了这样的状态后，如果突然有几天没有人宴请，一种不祥之感就会袭上心头，感到周围充满了危机，从而产生猜忌……为了让他放心、安心、舒心，他的下级官员以及和他有着老关系的老板们，自然不敢怠慢，再危险，再困难，办法总是有的，该摆的筵席还是要摆的。这样的情形并不鲜见：当他刚当上领导的秘书时，某次陪领导下去视察，看了下面准备的接待方案，可能会想，这样吃喝恐怕大象也会被撑死的。几天在酒宴间的连轴转，使得他苦不堪言，可是他的领导却如鱼得水，应付自如。等到后来他也成了领导，随着官阶步步晋升，他的大腹也越来越便便，风度翩翩地周旋于档次越来越高的频繁宴请中，他也越来越泰然处之、波澜不惊。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发觉，就像对酒精和药物依赖一样，他已无法摆脱对宴请的依赖。
荷妮说：“常见的情况是，撒一个谎通常会再撒第二个谎，然后再用第三个谎来支撑第二个谎，依此下去直到一个人被缠在蜘蛛般的谎言中不能逃脱。”正是浸淫于官本位依然盛行的不利处境中，一些官员面对“权威”和真实自我的冲突，采取了“病态自负”的伪解决，然后又把另一个伪解决加在这个伪解决上，一个个地重叠起来，就产生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这也是“四风”积习甚深、冰冻三尺的渊源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