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文革史研究者认为，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一封信》，是解释文化大革命，解释毛泽东与林彪关系的基本依据。在这封仅仅1700余字的信中，毛泽东两处提到“逼上梁山”。但它似乎又说明，文革完全是按照他的计划进行的；他早就看穿了林彪，只是为了利用他打倒刘少奇，才采取了欲擒故纵的手法。不仅如此，他还安排好这个“机关”，事后让“右派”出来收拾“左派”。
那么，事实是否真如毛泽东自己所说呢？许多“过来人”都不相信，但对于如何“破解”毛泽东的这个“谎言”又无从下手。1957年，毛泽东就干过“引蛇出洞”的勾当。假作真时真亦假，一个“城府森严”的人，其内心有谁知道呢？不过，笔者以为，只要解决了这封信的“真实性”问题，答案便自然揭晓了。
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自称是写于1966年，却发表于1972年。先是在1972年5月，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印发。以后，1972年10月1日、1973年9月2日和1975年3月1日，又有部份内容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1988年12月出版的，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曾经摘要引用过这封信。笔者于1996年——暨文革三十周年——曾撰文，对该信的写作时间提出了置疑（投稿《东方》、《读书》、《二十一世纪》未获刊登）。1998年1月，该信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全部收录，在其信末，鲜明地注有下列文字：“据修改件刊印”。
——笔者当年的质疑未获刊登，可以理解，因为那时的许多文件尚未解密，笔者的论述肯定是不充份的。但根据正式刊出的这一注解，我们可以肯定，这封信所述的内容，至少不是“历史原貌”。
但是，它的“不真实”到底属于什么性质：是事后根据需要的“全盘伪造”，还是依据1966年确实存在的“蓝本”，在发表时作了修改？是主要内容基本真实，只是发表时装入了后来的思想，还是连思想也是真实的，只是当时没有那么透彻的表述？在此，我们需要的仅仅是胡适的那句老话：请拿出“证据”来！
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江在1966年4月曾有过一次见面，地点是在上海。信中所说的杭州会议是4月16日，北京会议是5月4日至26日。林彪讲话，时间在5月18日；印发林彪讲话的时间在此信之后的9月22日。毛泽东6月15日离开“武林”（即杭州）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即韶山滴水洞）住了十几天，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即武汉），“已有十天了”（正好是7月8日）——它们都发生在二人最近的一次见面之后。另外，信中的“本月”的“两次外宾接见”，一次是在7月12日，一次是在7月17日，在时间上也没有破绽，也是很随便就可以找到人证、物证的。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根据以上细节的真实而放弃甄别，我们很可能就上了一个“精心炮制的骗局”的当了。中国有句古话：“远观其势，近观其质”。当我们在近处看不清一个事物时，我们可以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看。而正是这种“远观”告知我们，上述察访的“无破绽”，恰好留下了一些令人疑惑的东西：
其一，作为一封“随意性”很强的信件，它似乎“过于严密”了！仿佛是为了有意留供后人考证似的，他把那些公开的、可以通过别人获取的信息，尤其是几乎把党内高层大事数了个“滴水不漏”！这有违“家信”的常规。
其二，作为一封私人信件，它过于“政治化”、“公事化”了。其中个人的交流和建议，仅仅是作为“主题”的铺垫和装饰而存在。这就使信件看上去很像是一个包装某种政治意图的“外壳”。
其三，信中表现的主人公心态是分裂的。他一会儿感叹自己被人“逼上梁山”，成为借助“打鬼”的“钟馗”，表现出无奈和窝囊；一会儿又表现出能洞穿历史的“英明”，不仅能作时间上的掐算，而且能预言一个“相克”的循环，甚至于预言“鹿死谁手”。他一方面表现出一种“我死了以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超越气概，另一方面又充满锱珠必较的自我“辩白”。如果我们相信这封信是同一历史时刻所著，那我们必会认为，此时的主人公若不是患有极度“躁郁症”，便是有着相当程度的“人格分裂”。但如果我们把它看作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思绪嫁接起来作品，我们就能够对当事人给出一定的理解。
所以，“远观”的结论告诉我们，那种在短时间内、人性上表现出来的极度“反差”，显然不是上述“时间细节”上的“抛光”所能抹平的。而正是由于这种“不和协”的存在，它不能不使人猜测，那些所谓的自我解剖、那些表面的超脱，是否只是为了掩盖他真正想推销的一个“主题”而“虚晃一枪”？
然而，最可置疑之处还在于，这封隐藏着“党国最重大机密”的信，居然是写给到处“乱讲话”的江青的。一个最合理的解释便是，在毛泽东写给江青这封信的当时，这个“外壳”里并没有包裹多少“机密”，而当他装进这些“机密”时，他正巴不得利用江青这张嘴！
自毛泽东逝世以来，为粉碎与清算“四人帮”的罪行，外界曾流传不少关于毛江感情交恶的传言。通过与一些毛、江身边工作人员的接触，我们可以肯定，二者的关系，并不见得像传说的那样糟糕。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会把这样一份涉及最重要部署的文件委托于江青。特别是信中所述许多毛泽东的感慨、心态，甚至少年抱负，如果放在一对感情融洽、无话不谈、交流频繁的夫妻那里，这应该是日常相处之间就已经交流完毕的内容，毛泽东为什么要在一封信里讲那么多？这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毛江关系疏远，他们平时缺少交流，所以为日后在某个时段的集中“交流”留有素材。但如果事情真是这样，毛泽东就不会把一份党国要件交由江青去保存；
要么，是毛江感情很好，毛泽东会把一切托付于她。但如果事情真是这样，他们就不必“牛郎织女”般地“千里传天机”（这途中不是没有泄密的可能）；甚至于写不出如此“高度凝练”、以至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信件。这是一个夫妻相处的常识。
除此之外，这封信还存在重大的“破绽”，以下仅举三例：
第一例，毛泽东在信中有两句一直被视为“神奇”的预言：（1）“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2）“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
——他是怎么悟到“七八年”这个循环数字的？
毛泽东此话并非无据可征，在1966年——也就是毛给江信之前，从1959年庐山会议到1966年文革，正好“七年”。但这样的例子——七八年——只有一次。按照思维的逻辑，只出现过一次的现象，在历史上只能被视为“偶然”，只有重复第二次、第三次的事情，才会被当作一种“规律”。如果我们假设，毛泽东此信，或者此信中的这两句话，是后来所写（或添加进去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众位读者可能会说，从1966年文革到1971年，只有5年呀。但按毛泽东说，刘少奇的问题是从“四清”运动已经暴露出来的，那么，这里就出来了“6年”，还有一年呢？我们不要忘记，毛泽东的这封信，是1972年5月面世的。如果按照出版时编辑者的注解——作者在发表前作了修改，那么毛泽东在1972年想到这个“循环数字”，恰好符合逻辑！所以，如果相信逻辑的力量的话，我们可以猜测，毛泽东这封信（或信中的类似语句），是1972年的“出品”。
当然，上述毛泽东第一句话还有一个破绽——“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当时——也就是1966年7月，其实是文革“大乱”刚刚开始的时候，“红八月”还在后面，毛泽东也自称是被“逼上梁山”了，能否“达到天下大治”，在当时根本还无法预期。所以，这句话无论如何都给人以“没有来由”之感。但如果说它出品在“913事件”——毛泽东自称“好像做了一场大梦”之后，这句话就具有了“合情合理”的意味。
第二例，毛泽东在信中有一句一直被视为“神奇”的咒语：
“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
这里便发生一个问题，毛泽东是何时开始想到“死”的？1966年是毛泽东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一年，据说也是毛泽东一生最雄健、自负的时刻，那时，他甚至还“畅游长江”，何况他在同一封信中，还提到“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所以，把它放在1966年考量，只会让人觉得毛泽东“阴晴不定”、“性格乖戾”。但如果我们设想，它是“林彪事件”后那场大病的产物，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在这里，毛泽东熟练地运用了“测不准”原理——仿佛他不能预见是否能在生前看到林彪的结局，但这种“正反反之”的手法，无非是为其他更重要的“英明预见”提供垫背帮衬而已。
第三例，毛泽东在信中有两句一直被视为“矛盾”的叙述：（1）“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2）“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1966年7月，右派还没打倒，怎么又跑出个“右派政变”呢？如果说，他这是指刘少奇还没有完全被打倒，但这句话中的那个“也”字是干什么用的呢？似乎是在他预言中的“右派政变”之前，已经有“左派政变”失败的例子在前。而真正“右派政变”的危险，不就在“林彪事件”之后吗？显然要“七八年”以后才可能有，所以，此信（或此段话）极有可能也是“七八年”之后的出品。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一条结论，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确曾有过“给江青的一封信”，但这封信不是1972年发表的《给江青的一封信》。前者是一封私人信件，后者是一封“公开信”。毛泽东之所以选择了给江青的信作为“宿主”，一是因为他们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林彪问题上，他们都受到同样沉重的打击。二是毛泽东早期也确曾流露过对林彪的不安。如何挽回“林彪事件”的影响？最便利的办法，就是夫妻串谋，演出一曲“三年早知道”。
既然如此，那么，文革是否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计划进行，也就值得怀疑了。如果这些质疑可以成立，那么，这出所谓“石碣收妖”的神话，不过是他欲挽救自己的名声而导演的一出现代“秀”罢了。
不过，虽然林彪把毛泽东“逼上梁山”是假，但毛泽东按照《水浒》“造反有理”的“道统”设计文革，却是千真万确的。在这场“革命现代样板戏”中，不论是林彪还是江青，都是他选中的演员而已。当然，这出戏得以成功上演，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那就是被称为“红朝宰相”的周恩来。限于版面，这里就不作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