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法德先后就监听事件向美国表达强烈不满，引发各方关注。实际上，斯诺登引发的监听事件，只不过是美欧裂痕的一个借口和表象而已。
法德在时机上的选择颇有深意。斯诺登事件从发生到现在已经四月有余，为什么法德在过了这么久之后才向美国“讨说法”？除德国国内选举结束，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第二轮谈判举行在即。TTIP第一轮谈判在9月份，欧盟急于提升欧洲在世界事务中的话语权，积极推动美欧自贸区，因此把监听一事暂时放在一边。但现在形势又发生一些新的变化。本月18日，欧盟和加拿大达成自由贸易原则性协议，这是八国集团内部第一个自贸协议，对重新制定全球规则影响深远。既然要参加规则重新制定，欧盟当然要迫切保护自己的利益。与主张减少金融监管，推动金融自由化的英国、荷兰等国不同，法德等国家要求在新一轮的全球化中加强监管，保护自主权。而监听事件恰恰触碰到法德等国的痛处——监听范围已经不仅限于对公民的监听，而是涉及到欧洲国家领导和欧盟机构，内容可能涉及银行监管和账户安全等，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隐私问题，而演变成信息安全问题。
愤怒的欧洲人既担心自己的银行体系被美国控制，也担心中了美国的政治圈套，不仅没有从欧美自贸区捞到好处，反而丧失更多话语权，令国际地位进一步衰落。因此，德法在这个时候对美国施加压力，同时也是对英国、荷兰等国施加压力，要求加强金融监管。
这实际上暴露出美国和欧洲，包括欧洲内部由于利益分化、发展模式差异和价值观分歧，已经渐行渐远。
首先是利益分化。在第一轮全球化过程中，美国和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是明显受益者，而欧盟最后发现自己才是全球化的受害者。欧洲国家不断被新兴国家超越，欧盟确确实实感觉到压力。比如IMF改革，每次都是牺牲欧洲国家的席位让给新兴国家，而美国的席位数纹丝不动。权力转移更多发生在欧盟、日本和中国之间，而非中美之间。欧盟的情绪随着时间的积累越来越重。
其次是发展模式差异。2008年金融危机在美国首先爆发，欧洲借此嘲笑美国金融自由化失败，指责美国发展模式有问题。但后来金融危机蔓延到欧洲，美国又嘲笑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行不通。美欧之间相互指责对方的发展模式有问题，实际上暴露出双方早已不在一条道上行走了，这也是欧盟要更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重要原因。
第三是价值观分歧。以前欧美联手对付苏联，但现在苏联没了，这个价值观同盟就显得有点空了。最近这些年里，美国在有关表述中很少使用“西方”一词而选择“国际社会”。只有欧盟和日本总讲“西方”。实际上所谓的“西方”已经名存实亡，无论是在意识形态还是价值观或者制度上，欧盟和日本也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在“西方”内部，以英国、荷兰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与欧洲大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分歧和竞争越来越大，“西方”的价值观已经分裂成不同的模式，而从全球来看，也是如此。当然发展的共通性是有的，但那种共通性全球都有，并非“西方”独有。欧洲的失落以及对美国的不满早已有之，因此，此次的监听事件，只是欧洲人的一次集中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