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政府上台以来，反腐运动风起云涌，且涉及面之广前所未见，针对的不只是贪腐官员，还有跨国企业、央企等等的腐败行为。反腐运动乃由最有能力的一位内阁大员——王岐山——领导。王膝下无儿女，反腐的包袱最小，由此可见当局的反腐决心颇大。
习近平治下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第7个十年，而苏联便是历70年而亡的，所以他才会在去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中振臂疾呼：“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最近全国厅局级干部都有组织观看大型纪录片《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也一时洛阳纸贵。反腐于中国共产党已是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
面对中国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西方主流智库，包括白宫智囊布鲁金斯学会，依然一如既往地持怀疑态度，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反腐无法触及固化的利益集团之根本，因其太过重于政治力量的冲突，而冲突成本巨大，甚至会危急党内执政核心的稳定，因此反腐往往是新官上任的三把火，久了便后继乏力了。
在中国历史上，反腐确实往往是明君和佞臣之间的殊死搏斗，不乏鱼死网破者，这种靠政治力量残酷博弈来推动反腐的方式，可能并非最佳选择。今日中国已不比往日，基本上已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因此大可以通过经济的手段来巧力反腐。
经济研究的许多成果表明，财产权制度的健全程度，往往与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成正相关，这可以从全球各国的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和国际财产权指数（Property Rights Index）的分析中得到验证。中国腐败高发的一个重要领域便在于土地，根据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调研数据，腐败官员中超过一半的人，有份参与基础设施和土地交易项目。这绝非偶然，因为中国的土地财产权制度非常薄弱。中国的农民对自己的土地没有所有权，因为所有权属于国家和集体，因此在拆迁和土地征用的过程当中，无法有效地保护自己的财产、生计和获得应有的财富。土地公有制就是由官员来代替老百姓行驶财产所有权，市场经济为这种权利变现提供了极好的机遇，这个时候要想不贪污，难度会很大，就像一个已婚男人如果不和刻意勾引他的美女保持距离，那么他所谓对婚姻绝对忠诚的誓言，充其量不过是一层一捅即破的窗户纸。
根据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Landesa）和人民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在2011年联合进行的中国17省调研结果：每一年地方政府要从400万个农村居民手中征地；自2005年以来，强制性的国家征地规模每年都稳步增长，受调查的村庄中，有43%在过去10年都遇到过这种强制征地；农民收到的征地补贴的平均值是每英亩1万7850美元，而开发商的复售价格平均值是每英亩74万美元。征地补贴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巨大差距，成了腐化官员权利寻租的原动力。
根据中国官方数据，中国的年均大规模群体事件有18万起，其中与土地相关的纠纷占比为65%（类型有非法占用土地、拆迁补贴不公，以及暴力拆迁等）。由于房地产市场成为地方官员追求政绩和权力寻租的重要工具，未来的群体事件会更加频繁。腐败确确实实成了动摇政权根基的导火索。难怪布鲁斯基金会在今年年初给奥巴马总统的外交政策建议简报《大赌注与黑天鹅》中，敦促联邦政府在任期内为中国可能爆发的巨大社会动荡做好准备。
财产权制度的健全是反腐的根本。根本不变革，打老虎一只，还有万万千。有了贪官滋生的土壤，贪官便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反腐不需要你死我活，火中取栗的残酷政治博弈，只要釜底抽薪即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健全的财产权制度会让再厉害的贪官也求财无门。当时商鞅变法便是从财产权制度着手，废井田开阡陌，为秦国建立廉洁吏治和国力雄起垫下了结实的基础。只是改革也会有艰难险阻，当时秦国的奴隶主就疯狂地对商鞅变法进行了反扑，而且动用了“维护祖制”的神圣旗号。今天的中国要想在这方面改革，也肯定要经一番风雨，但这才是重新锻造吏治的一劳永逸之根本大法。公有制需要官员都如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般精诚奉公，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吏员，有这样崇高卓绝、整齐划一的道德水准。苏联的一众官吏居于公有制的粮仓里饱食如硕鼠，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败亡。
公有制这种线条模糊一刀切似的所有制，使得中国错失了打造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法治为保障的先进财产权制度的良机，也为“本该作公仆，结果成硕鼠”的佞臣，提供了权力寻租的无限可能。打造强大的中央集权，关键不在于公有制，而在于强大的财富再分配能力，这是没有多少土地和央企的美国联邦政府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比如，农民获得土地所有权，则国家可以对每次土地交易征收不低的交易税。国家无须为公有制偏执，关键是要对资产流通、资产增值的过程中，享有财富再分配的主导权。
著名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指出，健全财产权制度的关键，在于财产权维护和合同法的执行效率，一旦执行得好，腐败作为一种隐性税收就会越来越低，私营部门的盈利能力会越来越好，人才资源就会向私营部门优化配置。反腐要一劳永逸，当从所有制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