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体上持续快速增长，是世界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奇迹”。在中国，江苏的苏、锡、常地区创造了一种富有地方色彩的乡镇集体经济，即 “苏南模式”，它与“温州模式”、“泉州模式”、“耿车模式”并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样板。江苏乡镇企业产值最高时占全省农村社会总产值的“五分天下有其四”，在全省工业总产值中“三分天下有其二”。按照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的研究，无论是“中国奇迹”还是“苏南模式”，这种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实质是经济结构快速变迁的结果。城市化是与地区经济现代化相关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变化之一。本文研究“苏南模式”城市化及其演进，以此管窥、理解和揭示二十多年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一个侧面。

一、人口迁移城市化的简单理论回顾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个主要方面。库兹涅茨认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方式变化了，即城市化的进程。”这一定义以城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城市化水平。在发展中国家，由于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和先进的现代工业部门并存，城市化通常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相联系，城市化基本上是指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到城市就业。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分别建立模型解释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过程中人口转移配置情况。这两个模型都把二元经济的发展历程描述为一个现代部门不断扩张而传统农业部门逐步缩小的过程，而且都认为可以通过收入分配向储蓄阶层倾斜，使现代部门迅速积累资本并从传统部门不断吸收劳动力和经济剩余而实现，区别只在于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中农业部门除了提供劳动力以外，还提供剩余产品。因此，该模型指出：在鼓励工业部门扩张、加快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农业。拉美、南亚、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按照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追随发达国家走农业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的道路，结果导致城市人口激增，交通、粮食、能源供应全面紧张，拥挤、污染、城市贫民窟等弊病丛生的“过度城市化”。

为了解答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托达罗等于1970年提出了一个新的人口流动模型，较好地解释了在城市失业条件下，劳动力仍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的现象。托达罗模型认为：人口由农村向城市流动主要是受预期收入的影响。由于城市正规部门的工资大大高于农村收入，所以即使城市失业率很高，农村劳动力也有可能愿意向城市迁移。当城市与农村的预期收入相等时，人口流动达到均衡。该模型的政策含义是：要根本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问题，必须改变偏向城市的做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不仅农村贫困，城市也不富裕，城市消化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极其有限。向储蓄阶层倾斜的收入分配政策，反而加剧业已存在的贫富悬殊，从而进一步扩大社会分化与对立。我国如果靠现有城市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由此会产生比在其它国家出现的更为严重的“城市病”，而且会因生产要素过度流失而再度出现农业的凋敝和萎缩。

在中国，过去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推行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发展战略，削弱了工业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单一的政府投资建城的建设方式限制了城市的更快发展；为了保证工业发展，政府制定了严格的户口迁移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制造了森严的城乡壁垒，阻断了乡-城人口流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和中国的现状表明，已有的二元结构下人口迁移的城市化理论相对准确地反映了后发国家经济-社会的结构特点，但在应用理论时仍然困难重重；尽管托达罗模型得出重视农村经济的结论富含启示，但对于国情各别的发展中国家，依然不易由此产生具体有效的对策；推进中国城乡分治条件下的城市化，需要另辟蹊径。

二、“苏南模式”城市化的最初实践

“苏南模式”是学术界对江苏苏、锡、常地区自1980年代以来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的概括和总结。它反映了在大中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小城镇迅速发展，剩余劳动力转移得以实现，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总量大幅度增长，其示范效应曾惠及全国农村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转变。伴随乡镇企业崛起的苏南农村小城镇化构成“苏南模式”城市化的最初实践。

1.苏南乡镇企业崛起

乡镇企业能首先在苏南地区兴起，有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因素。就历史而言，苏南自明、清以来，即有着发达的家庭手工业、纺织业基础。地理上濒江临海，水陆交通发达，历来商贾云集。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南已发展成为我国民族工商业的重要基地，发达的工商业传统构成苏南地区以发展实业为核心的特殊文化。进入计划经济年代，苏南农民开办社队企业，从中摸索着经营的经验和进行原始资金积累。就现实而言，苏南人多地少，农村家庭承包制实行后释放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人们有发展工商业的内在冲动。我国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制度，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发展非农产业成为农民的理性选择。改革初期的双轨体制可以满足人们从计划轨之外获得生产资料的要求；短缺经济为产品销售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条件。苏南毗邻宁、沪，大城市居民与苏南农民存在密切的血缘或非血缘关系，人员往来频繁；这些大城市科研院所林立，成为苏南非农产业发展的技术供应源。

由于市场取向的改革才刚刚开始，政府组织资源的相对价格远低于市场组织资源的价格(邱成利等，2000)。由社区政府出面提供生产要素，挑选能人充当企业家，动员农民投资，以创造收入、增加就业、保障社区福利和支农义务为目标的社区企业应运而生。毫无疑义，在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下，二元对峙，城乡分割，排除了社区企业向城市布局的可能，又由于企业产权隶属集体，乡镇政府主导企业决策并索取剩余。基于地域和所有权两方面原因，这种由乡、镇、村办或农民组办、联户办的社区企业统称为乡镇企业。需要说明，乡镇企业集体经济所有制的企业组织形式，在其创办的早期，具有非凡的积极意义：乡镇政府直接参与企业经营不仅节约了要素成本支出和降低了交易成本，而且企业的委托-代理链远较国有企业为短，强化了监督、激励的有效性，造就了乡镇企业的高经济绩效，推动了乡镇企业在早期的飞速发展，成为政府推进工业化的新动力和苏南农村小城镇化的产业基础。

2.人口就地转移意义上的苏南农村小城镇化

费孝通先生曾根据苏南小城镇在解放后的变化情况，将小城镇的演变以七十年代初期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是小城镇的衰落时期；七十年代，特别是其后期，小城镇开始复苏，逐步走向兴盛。而导致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商品流通的恢复，而是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工业发展不同于农业，它必须要有一个集中的地方。这个地点一要交通便利；二是对来自各个村庄的务工社员来说地理位置要适中。这两个要求使社队工业找到了处于衰落的原有小城镇。”也就是说，乡镇企业在聚集机制作用下，向小城镇集中发展，带动了苏南地区小城镇的兴起和繁荣。在苏南地区农村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来自体制方面的约束，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顺利地实现从农村转向城市，然而，由于苏南地区小城镇相对密集，距离较近，交通十分方便，因此出现大量在农村居住，到小城镇务工的“两栖人口”。同时，受小城镇聚集经济吸引，许多乡镇企业依傍小城镇建厂，农村工业向小城镇集中。在农村工业化背景下，生产领域的结构变化促使作为乡镇企业空间载体的小城镇迅速成长，乡镇企业不仅奠定了苏南模式的经济基础，而且本身就是苏南农村城镇化中最具特色的重要内容。小城镇位于城乡结合部，是大中城市与农村联系的纽带；小城镇也坐落于农村地区，与农业关系密切，是农村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功能显著。由于乡镇工业带动，小城镇对劳动力需求快速增长，吸收和消化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起着“蓄水池”的作用。苏南小城镇化实践不仅合理使用了农村劳动力，而且大大减轻了大中城市的人口压力，在带动苏南城乡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开辟了中国城乡二元格局下城市化发展的新路。

三、“苏南模式”城市化的分阶段演进

苏南农民依托乡镇企业的机制优势成功发动农村工业化，以农村城镇化创举，一举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但是，这种特定时空背景下乡村工业的机制优势具有相对性，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进展，乡镇企业运行机制从相对优势逐步转为相对劣势，建基其上的苏南农村小城镇化也无可避免暴露出许多的新问题。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愈是深入，经历了最初成功实践的“苏南模式”城市化就愈需要主动调整，在自我扬弃之中分阶段演进。

1.经济转型背景下苏南小城镇化的局限性

⑴乡镇企业发展环境、运行机制优、劣易势

从外部环境看，八十年代末叶以后，我国经济社会体制巨变。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体制改革目标正式确立，计划、市场双轨并行时代行将终结，从现行体制之外寻求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对乡镇企业不再必要；1997年起，市场格局转向全面过剩的买方市场，乡镇企业技术层次大多属于低端，面对放开搞活的国有企业、个私企业、外资企业的激烈竞争，产品销售困难，生存空间备受挤压；从企业内部机制看，社区政府掌握企业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产权安排，潜藏着政府挪用大量剩余于非企业利润最大化目的的可能，当乡镇企业生产性资本大量转为非生产性用途，必然表现为净资产下降、负债上升，侵蚀企业发展后劲。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后，组织生产、营销的企业家功能比动员资金的企业家功能更为重要；市场格局变化、乡镇企业数量增加、规模扩大放大了企业信息在作为委托人的乡镇政府和作为代理人的企业经理之间的不对称分布，从而由企业内部经营者来组织要素相对于由企业外部的乡镇政府组织同样要素价格要便宜得多，由此出现乡镇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进而经营者运用控制权，在剩余分配上向自己倾斜，并通过利润隐瞒、转移价格等方式寻租，引起严重的资产流失。乡镇企业在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相对灵活的机制优势，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变得僵化。一方面，集体经济产权决定了它在经营上对政府的依赖性，致使乡镇企业天生因袭着国有企业旧有弊端；另一方面，小规模使乡镇企业转产方便，但规模小不利于采用先进技术，短缺经济下的结构优势相应转化为激烈竞争市场条件下的竞争劣势。

⑵苏南小城镇化存在的突出问题

与乡镇企业相伴兴起的苏南小城镇，发挥过就地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历史功能，但这些农村小城镇自发发展，同乡镇企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相一致，不仅规模小而且布局极为分散。过小的城镇规模达不到规模经济要求，起不到产业集聚、人口集中的充分作用。服务业需要依托相当规模的消费者，而小城镇人气不旺，使得苏南地区普遍存在服务业发展缓慢的现象。小城镇布局分散有许多缺点：一是积聚效应弱，重复建设、重复投资、产业和产品结构雷同，专业化程度低因而分工协作困难；二是“三废”排放分散，不利于集中处理，增加了环保部门监控和治污难度；三是农村土地制度为镇办、村办企业提供廉价使用土地的便利，这导致部分企业圈占农田，可耕地浪费严重，客观上会加剧人口与耕地之间的矛盾。

2.由农村小城镇化向企业城市化、城镇城市化提升

我国正在推进的经济转型或转轨包括三个方面：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经济发展阶段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苏南农村小城镇的重要特色是农民通过创建乡镇企业，就地发展小城镇，自己转移自己。乡镇企业与小城镇的局限性分析表明：苏南模式城市化曾经具有的创新优势主要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相联系，计划经济为主的体制是其中主要的说明因素。适应当前阶段经济发展要求，对苏南小城镇及其产业进行现代转型构成苏南模式城市化的新内容。

⑴乡镇企业改制与企业城市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出现的经营受挫和财务状况恶化造成苏南乡镇企业资产不断“缩水”，强化了对企业现有产权制度进行重大调整的迫切性。一方面，经营才能增长和资本积累催生企业经理内心愈益强烈的改制冲动；另一方面，在对企业实际控制力下降、企业亏损和资产流失情况下，乡镇政府为减轻或摆脱责任以降低权利行使成本，也积极支持乡镇企业产权改革，其结果是乡镇政府退出乡镇企业，企业产权向内部人倾斜，在任经理“持大股”。与乡镇企业改革相呼应，2003年5月1日，江苏省决定取消户口划分，农民可以进城投资办厂、居住和生活。乡镇企业改制完成后，企业卸去了为社区提供福利保障的包袱；原乡企职工兼业性的就业特点，减化了企业对原职工下岗安置的工作；一般而言，小城镇没有齐备的生产要素和现代化设施，因而不足以成为现代企业进入竞争社会的良好载体。在乡镇，不仅企业小规模化，城镇也不易做大规模。基于追求最有利创业条件的驱动，改制后的企业展开新一轮要素组合：对内精简人员；对外重新布局。前者意味着大量原乡企职工重返乡土，直接导致小城镇地区人口负增长；后者意味着散布在乡镇的中小企业不断向城市和重点城镇集中。

长远看来，企业的壮大需要依托城市。企业城市化通过乡村企业之间、乡村企业和城市企业之间要素重组与资产整合，将给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巨大的经济效益。具体而言，不同规模企业分别向不同层级的城市转移；同一企业内部，则先总部城市化，分享城市信息流、资金流、人才流的优势，通过城市占领市场、积累资本、培育商誉；然后企业的生产部门向各级城市(镇)工业园区集中。表现为企业城市化的次序推进。各类工业园区培育自己的专业特色，吸引更大范围的同类或相关企业。由于企业能提供财税、增加就业、促进消费、带动城市建设，企业城市化对所在城市有巨大能动作用。生产集中和规模扩大，为第三产业赢得快速增长的空间。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80%以上的劳动力可在服务业找到工作(文贯中，2000)。城市越大，服务部门在总就业量中所占的比重也越增大，相应为农业劳动力重新向城市流动提供了机会。

⑵突出功能提升的城镇城市化

城镇是一地域概念，苏南小城镇化强调的是当地农业人口进入小城镇。但城市不只是地域的概念，市即“交易”，在特定市场交易是城市的基本功能。城市人口比重只反映了城市化水平“量”的方面，城市作为市场中心、信息中心、服务中心、文化教育中心的功能构成城市“质”的内涵。人口城镇化不过是城市化初始阶段的现象，城市现代演进必定要突出城市功能提升。农业人口剩余是城市供给不足的表现，但苏南小城镇星罗棋布并不代表城市供给充足。研究证明，“乡镇企业这样的乡村工业的发展可能减缓了一个地区城市化的进程”(文玫，2000)。城市太小，城市太少，城市功能太弱，集聚不起经济能量和发展的要素。苏南小城镇化增加了城镇个数，但却在更大程度上抑制了大中城市的发展，削弱了城市可能发挥的功能，因而加剧了农业剩余劳动人口增加与城市供给不足的矛盾。4城镇城市化要求重点城镇集中。城镇只有达到一定规模才能聚集起市场，聚集起人气，才能作为城市发挥功能。在国外，许多国家的小城镇数量在减少(洪银兴，2000)。苏南已经完成的撤乡并镇工作正反映城镇城市化趋势。突出功能提升的城镇城市化要配合企业城市化进行城市产业结构调整。首先是产业重组，使金融、信息、服务等第三产业向大中城市集中；其次是吸收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公司总部及其营销中心迁入城市；再次是建设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服务环境，吸引高级人才和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等先进要素进入中心城市。通过要素流动、重组，升级城市产业，使城市真正作为“地理上集中的综合产业极”发挥应有的功能。

3.主动融入“长三角”，发展城市集群，区域一体化，促进城市深化

当代中国正处于“城市社会来临”的前期(张鸿雁，2000)。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54%，中国城市化水平超过了30%，苏南地区则已超过40%。如果按照西方150年间城市化发展规律，即：城市化平均水平每20-25年翻一番的标准估计，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以上，中国将有5-7亿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这将是中国重大而且空前的社会结构转换和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过程，也将是人类史上规模最宏大的社会地理变迁之一。预见并把握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过程与结果，是我们认识区域经济的重要理论前提。即将来临的中国城市社会意味着：从发展的格局出发，必须打破县、市这类传统行政壁垒限制，从新的大区域整合视角来审视城市发展问题。

(1)促进市场空间扩张、城域整合的全球化背景

中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行政区域与经济区域重合的制度，在行政职能同时掌握经济权力的条件下，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边界受到该城市行政管辖范围限制。但是，上个世纪末叶兴起的经济全球化使过去以国家、民族和政府等方式割裂开来的经济体将以市场经济的方式重新整合和配置。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的分工、交流、合作与竞争日益强化；另一方面，体制自由化和贸易全球化模糊了企业的空间、城域和国别属性。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中心城市的经济功能及由此产生的辐射力、聚合力在配置市场资源方面的功能将愈益强化，进而呈现出以此为核心的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和重新整合经济要素的强大势能。

(2)苏南各市主动参与“长三角”产业分工体系，在与大城市经济互动中加深融合

20世纪90年代，中央决定开发开放浦东。同时，来华外资投向出现新趋势：即首先进入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然后沿江自东往西推进。这种情况下，上海调整发展战略，集中发展航空航天技术、通讯信息产品、新材料和微电子等高科技产业。苏南地区及时抢抓机遇，苏、锡、常建立了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昆山先自费后被国家承认为国家级开发区；张家港建成江苏省唯一的国家级保税区；中、新合作开发的工业园区也在苏州建成。开发区建设，呼应了浦东开发，快速引进一批技术要求相对较低或劳动密集的产业，成为苏南三市城市主导产业，，并且在嫁接改造的基础上形成了普通电子产品、家电制造、轻纺和通讯产品配套等专业化生产，进一步提高了苏南与上海都市区经济的产业耦合与集聚化程度。

(3)以科技创新提升制造产业结构，带动苏南城市集群和地区一体化发展

苏南制造业竞争力衰退。20多年改革中，苏南借助于乡镇企业率先突破制度壁垒和承接上海产业转移，形成制造业先发优势，曾经在纺织、服装、机械、电子、城市客车等领域占据相当比重市场份额。但是，进入买方市场以来，苏南企业产品销售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持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商品积压增加。反映以企业数量多、平均规模小的态势进入低壁垒行业，在竞争不太激烈的状况下保持了一定的总量优势，但在省内外其它企业过度进入，特别是外资企业高科技产品的冲击下，苏南制造业产品市场竞争力急剧下降。

苏南制造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调查显示，在我国工业企业生产能力过剩、市场难以出清情况下，摄录一体机、微型计算机核心电子元件的70%是由国外企业和三资企业提供；在最能代表一国整体技术水平的机电设备生产中，国产机电设备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不足60%，其中数控机床等高端设备国内市场的80%被进口产品所占领。这意味着，目前买方市场所反映的水平过剩只是结构性过剩，即科技含量小、附加值低的产品过剩，对于技术密集度高、更新换代频率快的产品由于需求价格弹性小、消费者偏好存在刚性，故而其市场空间依然十分广阔。从制造业结构的国际对比看，美国经济的繁荣与欧洲经济徘徊不前形成反差，也只有从科技进步的角度才能理解美国经济长达8年以上的持续增长。据国际数据公司的统计，美国用于信息产业的投资人均850美元，远高于其它西方国家对信息产业的支持。因此，苏南制造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应当借助高新技术及其创新，加大对制造业的改造力度，不断提高产品工艺档次和科技含量，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化，塑造新的垄断竞争优势。

高新技术及其创新升级产业结构、促进城市集群、推动区域一体化的内生性

新技术是新产业形成的前提，而新产业产生和主导产业兴替、产业结构的转换决定了城市区域经济的自我增长和作为发展能力，构成了城市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基础。首先，城市间技术互补。按照雅各布的城市孵化器假说，新技术和新产业理想的孵化基地应该是大城市，高新技术呈辐射状扩散和转移，很自然地在地域上邻近的城市之间形成互补性技术关联，由于信息和技术在区域内各城市间的传递不对称，城市间博弈的结果既可能是形成若干城市无主导型的技术互补，也可能形成一个城市主导技术开发，其他城市在技术上处于技术补充、技术追随或技术依托。其次，城市间产业配套。历史地看，产业升级与创新总是伴随高、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科技创新又反过来对城市化的产业配套功能提出新要求，一方面，产业链的形成不可能局限于某一地区、某一城市来完成，新技术在城市间转移、扩散，结合不同城市自身特点和相对优势，发展技术和产业分工。同类或不同类产品按其在产业链上所处的不同位置进行配套；另一方面，产业基于技术便利而在空间上集聚形成跨城市产业带，相应会增加对城市的公共设施和金融、保险、信息、技术咨询等服务业配套需求。再次，城市间要素配置。高新技术产业具有跨越式成长的特征，能够在短期内快速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数量的产业群或产业带，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后也获得新的竞争力。产业发展会产生超出单个城市供给能力的要素需求。随着信息技术大幅度降低地理磨擦的成本，良好的产业成长性将能够成功诱导商品、资金、信息、人才流动，并在进行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过程中，自发地将产业发展要素在若干城市组成的区域大市场中有机整合和有效配置，特别是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增密了城市人口，提高了交易的地理集中度和交易的效率，促进分工和城市规模扩大。

总之，高新技术及其创新在改造传统产业和形成新兴产业中，大量产业在城市集聚，吸引农民进城，扩张城市规模，产业群或产业带跨城市延伸，通过技术互补、产业配套、要素配置，拓展了市场空间，加强着城市间联结，在地域上相邻城市进而发展成城市带、城市群，有力地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和竞争协调，推动着城市深化，从而也影响了区域现代化的方式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