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兄弟三人中是老大，大弟周恩溥，上世纪40年代去世，生有一子，已于前几年在河南焦作去世，小弟周恩寿生有三男三女。中国新闻社原副社长周秉德，便是周恩寿的长女。她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曾跟随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共同生活了15年之久。
谈起在中南海度过的难忘岁月，谈起伯父伯母对自己的关怀与体贴及教诲，周秉德显得那么的激动与忘情，时而激昂，时而沉思，恍然回到了西花厅岁月。
第一次见面，伯父边端详边寒暄
1937年4月，我在哈尔滨降生，这着实让三代没有姑奶奶的周家上下很是兴奋了一阵子。1943年全家投奔天津的四奶奶，在天津我念了小学6年。
在我小学三年级的一天，爸爸在翻阅《益世报》时，看到有关大伯的消息，很是兴奋，悄悄对我说：“你伯父在共产党内是做大事的。”从这，我便晓得自己有一个是共产党大官的伯父周恩来，也盼望有那么一天能很快见个面、道个好。
1949年上半年，已在北平华北革命大学学习的爸爸，在同伯父的一次谈话中提到，女儿秉德小学毕业在即，想接她到北平念中学。伯父知道我爸爸在革大住的是集体宿舍，带孩子不方便，便提出让侄女住到自己的住处来。
那年6月下旬的一天，刚刚小学毕业的我在火车的汽笛声中告别了天津，告别了妈妈与弟妹，随爸爸来到了北平。一位清瘦精干的叔叔领我进入中国共产党头脑居住的地方———中南海。进门，绕湖，再进门，不多时我被带到了一个叫丰泽园的院子里，那是四合院式的平房。我当时说不上激动或高兴，只觉得新鲜，自己在院子里转来转去。
只一小会儿，在外边开会的伯父就回来了。他身材匀称挺直，脸庞丰满红润，与爸爸有点像，也有两道浓黑的剑眉。伯父见到我，亲热地拉到身边，左右端详，笑着说：“呦，你好像你爸爸，又有点像你妈妈。”
问了我妈妈及弟妹的近况后，又寒暄了许久，伯父才吩咐卫士安顿我的住处。我被安排住在一排坐南朝北的房子里，住在西边，屋里有几个书柜，东边一间是伯父秘书夫妇的住房兼办公室。房子的条件比我家里要好，但绝不豪华。
当时伯母受毛泽东主席之嘱，到上海接宋庆龄先生去了———迎接她来北平共商建国大计。8月28日，我随伯父到北京站去接伯母。火车站里锣鼓喧天，伯父和其他党政领导人都走到前面去与宋庆龄先生握手交谈。“你就是小秉德吧！你好！”卫士叔叔把夹在人群中的我领到伯母面前，伯母便握住我的手笑吟吟地说。我随即向伯母问好。这是我第一次与伯母相见，那情景至今常常浮现在眼前。
伯父、伯母一生无儿无女，多年来一直把自己对儿女辈的感情全部倾注在一批烈士子女身上。亲侄女来到身边，自然疼爱万分，把我看成女儿一样，我也很快适应在中南海的生活，感受到在北平也有一个充满亲情而温暖的家。
我住在书房里，有许多我从未见过的书。“你住的是间书房，可以在那多看些书。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伯父的话，我现在还记得。我常常一个人坐在伯父书房里看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李有才板话》等等好多书都是在那时期看的。
平时我不是经常能见到伯伯，因为他夜里办公，一般只在上午睡上几小时。白天里，小院常常静得很，除了鸟叫还是鸟叫。看完书后，我往往发呆地望着高处，思念在天津的开心时光。还好，不多时，认识了李敏、李讷等好多小伙伴，我们或一起看书，或一起唱歌、玩耍、聊天。这时，我才真正适应了中南海的生活。
从小事中看到了一个伟大的伯父
那一年秋，我顺利地考上了北京师大女附中（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进了干部子弟班就读。平时住校，每个周末回家看伯父、伯母，向他们兴致勃勃地讲学校里的事。有一回，伯父听了对我讲：“你们班是干部子弟班，革命老区来的孩子多，他们身上有许多革命老区传统，你要努力向他们学习，向他们看齐。”
卫士叔叔见我从天津来时穿的两身小花衣裙在秋季穿显得单薄了，便骑自行车带我到王府井定做了两套秋天穿的衣裤。没多时，第一套蓝色咔叽布小西套完工了，穿上真精神。吃饭时伯父看见了，说：“不错！哪里来的？”我如实回答：“叔叔带我去做的。”几天后我又换上了另一套黄卡叽布的衣裤，这下伯父看见后便皱了皱眉头：“怎么又做了一套？浪费！”原来，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伯父嫌我做多了，多花了公家的经费。
不论伯母怎样解释“秉德住校，得要有两身衣服换洗”，伯父却谈起了自己的住校史：“我在南开上中学，夏天就一件单布长衫，冬天也就一件藏青棉袍，周六回去就洗净晾干。现在国家还困难，我们还是要节省嘛。”我那时并不太懂，但还是使劲地点头，认定伯父说的话一定对，照着办没错。
每逢周六晚上，春藕斋开舞会，我们孩子也跑进去玩儿。才学会一点“舞”艺的我们，看见许多姑娘排着队等候与伯父等中央首长跳舞，于是也壮着胆子下舞池。我伯父的舞姿很棒，风度翩翩，舞步流畅，舞姿优雅，只要他一到场，几乎再没办法在场外落座。好不容易轮上我同他跳，伯父微笑着揽住我的背，踩着音乐步入舞池。“跳得还行，你乐感可以。”听到伯父的夸奖，我不免有点飘飘然，不料他又说了一句，“转到那边你就下去吧，让别的同志跟我跳，看好多人在排队。”觉得不太过瘾的我，无奈地点头。这就是我的伯父，宁可委屈亲人也不愿让他人失望。
1949年11月，我随伯父、伯母搬进了中南海最西北端的西花厅。那时，我妈妈与弟、妹也来到了北京，我与大弟秉钧、大妹秉宜一同住在西花厅的东厢房里，三张床并排着，彼此中间留点活动小空间。因为北面挨着的是伯父的卧室，他夜里办公、上午睡觉，所以我们在室内不敢嬉戏与大声说话。
有一回，爸爸提出把大妹过继给伯父，伯父却另有想法：“如果我要了这个孩子，别的孩子就会认为我这个做伯父的不公平。再说，她也会养成特殊化心理，对她的成长没好处。”伯父总是想得很周全。
弟、妹在北京八一学校读书，学校里的同学家庭条件稍好的便会有车接送，军区里的孩子坐单位面包车。弟、妹上学放学是卫士叔叔骑一辆三轮车接送，尽管伯父、伯母都有车，但从未为我们使用过。“车是工作用的，小孩不应该享受，你们从小不要依赖家庭关系，不要奢求非分享受，要自己奋斗，要自律自立。”伯父时常给我们如是讲。
职业选择，伯父对我亦宽亦严
1950年抗美援朝的宣传活动热火朝天，我们班好几位十五六岁的同学报名参加了志愿军，我揣着羡慕的劲头，也在报名处拼命地挤。可是因年龄太小，报不上名。伯父知道后，不由哈哈大笑：“一个小孩，人家怎么会要你？”见我一脸的不高兴，伯父又过来安慰我：“当然愿望是好的，可要立足实际啊！你年纪还小，好好学习，今后报效祖国的机会有的是！再说，留在后方，也可搞宣传发动工作。”本来鼻尖发酸的我，听到这里茅塞顿开，后方的我的确可以为抗美援朝出一份力。于是，我积极参加了学校业余剧团，在校内、农村和社会上，多次开展抗美援朝的节目演出活动。
1952年，我面临初中毕业。就我当时每学期的学习成绩而言，读高中、考大学或跟潮流留苏，应该不成问题。偏偏在这时，上映了一部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片中主人公瓦尔瓦娜为小学教育呕心沥血的情节深深打动了我。我感到我们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但教育力量还很薄弱，于是一个教师梦时时萦绕在我心底，“当教师”成了一个无法替代的意念。周六，我照例回西花厅。餐桌上，我禁不住把自己择业的小秘密告诉了伯父、伯母。“好啊，女孩子选择做教师挺不错的，何况国家现在正需要大批的教师去培养人才参与祖国建设，当教师很有意义。当年我16岁，一毕业也是当教师的。当教师，我支持你。”伯母一听我“宣布”的“决定”，马上做出欣慰的反应，接着又向正在举筷吃饭的伯父说：“秉德不准备考高中，打算报名上师范学校，你怎么不吭一声，表个态？”
伯父放下筷子，缓缓地说：“这事应该让她独立思考。有你一人说就够了，我讲多了对她成长不好，压力大了。万一有一天她犹豫、后悔，都没办法。况且，她还应听听她爸爸妈妈的意见。”
这一年，我梦想成真，被保送进北京师范学校。当时师资不够，不少适龄儿童无法入学。我意识到我们师范生得赶快加入教师行列，补充师资力量。于是，我再一次主动放弃了上师范大学的机会。因个人思想上进，师范学校毕业前，刚刚18岁的我加入了党组织。不久，我如愿分配到北京东郊区（现朝阳区）第三中心小学，被指派到四年级做班主任，教语文和算术，成了一名乡村女教师。
然而，我在教师岗位上工作才两三个月，又被调到区委参加肃反工作。“搞这项工作，要仔细、谨慎、实事求是！作为宣传教育群众的干部，自己一定要注意领会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这是伯父对我的叮嘱。在区委工作的日子里，我扎扎实实地工作在基层，虽没有任何职务，但伯父、伯母常为我这个侄女的良好表现感到欣慰，毕竟我没暴露出与他们的亲属关系，更没借用他们的特殊关系为升迁动过脑子。对于伯父的报告、讲话，我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只要能看到的，我都细细读，力求读懂。
1965年，我丈夫沈人骅调到西安工作。不久，为了减轻北京城市人口居高不下的压力，中央有个文件“夫妇双方，如一方不在北京，另一方跟着调离北京。”伯父、伯母对我随夫离京没有半点儿干预，更没有托熟人照顾人生地不熟的侄女。“你的孩子，从小要严格教育，不能宠！”这是伯父在我离京时对我的交代。
我被分配在西安市轻工业局人事科。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时我成了造反派揪斗的对象———他们叫我交出局长们安排的接班人的名单，被我拒绝了。被骂成“死老保”的我，不断被造反派拉去问话、批斗，还关过三天。“如果你讲出你是周总理的亲侄女，造反派一定不敢关你了！”看过我档案的人事科科长感慨地说，但我无法做到，听后只是连连摇头。不论在哪里，我依靠的应是组织，应该相信组织，没必要依靠什么关系为自己开脱。
直到1974年，丈夫调回北京，我也随他回京工作。去西花厅看伯父、伯母时，一见面，伯父听说我已调回，眼一瞪，“秉德，你是不是因我的关系调回来的？”“恩来，你不要忘了，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还是人骅的妻子，是军人家属。”伯母的话刚说到这，伯父连连摆手：“我放心了，是随军人调动的。”
我的婚事，伯父伯母操心不少我步入工作岗位后，面临着谈恋爱的具体问题。伯母提醒我：“对方最好工作表现不错，群众关系好，但也要考虑他的家庭可靠。”伯父用现身说法来启发我，讲自己在巴黎曾经有过一个女友，人各方面均不错，只是后来两人志不同道不合而分道扬镳。伯父没讲我谈的对象合不合适，只讲了自己的经历，讲了自己的爱情观。我心里不断琢磨着，努力悟着伯父的意思。当时，我发现，伯父不仅仅是我的长辈，更像一个知心的友人。
我在工作与为人处事方面，没让伯父、伯母操多少心；真正让他们为我牵挂多的还是自己的婚事。1958年的夏天，妈妈的一个朋友将自己的一个亲戚介绍给我。他是在莫斯科留学的大学生，没上过大学的我也希望找个大学生当自己的“老师”，便打算征求一下伯父与伯母的意见。“你的婚姻问题能不能在25岁以后解决？我们中国人口基数大，要实行计划生育，从你们这一代开始要提倡晚婚。你看，晚点儿成家如何？”向来听话的我爽快许应后，伯父的脸上浮现出由衷的笑容。
仿佛我与留苏学生特别有缘。一次伯父的养女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来西花厅时，带来了她留苏时的一个男同学。很明显，是要介绍给我。伯父一听介绍，很高兴，吩咐卫士叔叔掏出100块钱，“安排他们好好吃顿饭。”那是困难时期，他此举不仅是表示预祝，也是让我们借此大快朵颐。但又由于当时的时代原因，我没有征求伯父、伯母的意见便主动终止了交往。
不知不觉，我已是25岁的大龄姑娘了。有一天，聂荣臻元帅留苏回来的女儿聂力，出于关心，也把自己的同学推荐给我。在接触中，我俩谈得很投缘，感觉对方很适合自己。但是，当时中苏关系紧张，伯母开导我，语气比较严肃：“现在中苏关系紧张，苏联的克格勃特务机构很厉害，无孔不入，你现在交往的这位朋友在苏联上过学，在那里有许多熟人，一旦你俩成了夫妻，经常出入西花厅，会不会无意间被苏联克格勃所利用？”伯母的话虽没明确表态反对，但理智的我没有一点犹豫：“您放心，我再也不会同他往来了，再喜欢也断这门亲事。”真的，有缘无分，我没法因为我个人的事情而影响伯父、伯母的大局，这次恋情便又搁浅了。
1963年，已经26岁的我还待字闺中，这可急坏了年近半百的妈妈。无意中，伯父的老警卫秘书何谦见青年军官沈人骅已30出头还没对象，便决意为我牵线。见面后，第一印象不错，英俊、谦和、稳重、正派、有知识。渐渐的，我了解更多了：党员，有技术，会4国外语，家庭背景好。我知道伯母经常惦记我的婚事，认识这位空军大尉后，就一五一十向伯母讲了，请她参谋。一听说沈人骅的祖父是沈钧儒先生，伯母露出了笑容：“这家人我们太熟悉了，他的爷爷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他的爸爸是西城区的人大代表、中南海门诊部的内科主任，他本人在部队表现很优秀。这样的人家，用不着再了解。”
第二年国庆节那天，我与人骅走到了一块儿。伯父欣喜地送我们一件礼物———伯母在庐山拍的一张21英寸的大风景照。画面上的云雾似在流动，两个凉亭在云间若隐若现，十分传神逼真。我接受这礼物，十分珍爱。直到今天，我的床头依旧挂着这张照片。那天，伯母像嫁女儿一样，准备了好些既漂亮又实用的东西，并不顾身体虚弱，带着秘书张元阿姨登门道喜。新婚后，我就搬出了中南海，但伯父、伯母的关爱都始终如阳光一般沐浴着我。后来的几十年，我也从未间断去看望他们。
非常时期，伯父成了一个“非常人”1967年5月，我出差到北京，到西花厅去看望伯父、伯母。无意站在伯父办公室门口往里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办公桌上、躺椅上、地面上，到处是一沓沓文件。原来，文革时各部委受到冲击无法正常工作，全国各地的问题和文件都往西花厅报。于是，伯父睡眠的时间越来越少，夜以继日地工作，一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是家常便饭。一见面，我果然见伯父的脸变得瘦削了，原本炯炯有神的双眼也布满了血丝。吃饭时，三下两下便放下筷子，急匆匆地往办公室赶。这时，我意识到：伯父老了，也更忙了。意外的是，我在伯父办公室门上发现了一张“大字报”，是他身边人员写的，还有伯母的5条补充建议，内容都是请求他注意休息，改变工作方式与生活习惯，保重身体。细一看，陈毅、叶剑英、李先念也在上边签了字，伯父在上面写了8个大字：“诚恳接受，要看实践。”但是听伯母讲，他还是没兑现，休息得很少。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和恳切的愿望，在伯父的8个大字旁写了两行小字：“您的实践做得不够，必须真正实践才行。”
记得那一天，我留在西花厅吃午饭，饭桌上我就西安各大学的造反派冲击陕西省委发了牢骚。伯父耐心引导我，我还是想不通，一次次顶嘴：“为什么只相信少数学生，不相信广大的工农兵？”“那么多的老干部怎么会都是走资派？”这一讲，伯父更火了：“你是省委、市委派来说服我的吗？”其实，伯父同绝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样，对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恐怕尚未理解，但毕竟是党的领导人之一，必须维护与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我犯过政治错误，但从来没有犯过组织错误。”这是他曾对我们说过的一句话。
1968年8月，我回北京生老二期间，打算看看已被关押半年的爸爸。可是不许探望，虽不知是什么情况，但伯父、伯母教育我和弟弟妹妹们：对这一件事，要相信党，相信组织，事情总会搞清楚，你们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事后我才知道，这是外交部红卫兵报到江青那里的一个案子，讲爸爸参加了王光琦组织的“聚餐会”这个所谓的“反革命组织”。江青批送总理处，伯父亲笔批示逮捕令，指示立即逮捕自己的亲弟弟。当夜，爸爸被秘密抓走。短短几个月，查清了有关来龙去脉，案子水落石出，但上边有命令，人还押在卫戍区，但案子移交给“刘少奇专案组”。因此，此案一拖再拖，爸爸被关了整整7年多，直到1975年5月才释放出来。
出狱时，我们父女两人相拥而泣。神情似乎麻木迟钝的爸爸含泪给我讲：“秉德，你莫哭！你爸爸这些年来一直与部长以上的大人物关在一起，我担心那些造反派整我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整你伯父。因此，天大的压力，我也要努力地活下去。你的爸爸没有错，你的伯父更没有错。”
最后一次天真的通话与不很在意的见面
1976年，伯父去世的时候，我正出差上海。1月9日清晨，我从广播里听到这噩耗时，当时惊呆了。同事给我买了当天的机票，我赶回了北京。在此之前，我曾同伯父通过一次电话，并见过一次面。
1975年5月12日下午，我接到伯父以前的保健护士王力的电话后，赶到她家，她说：“总理有病，可能比较严重。昨天我们几个医生、护士在医院与他见面时，他问‘你说我还能活一年吗？’当时我楞住了。他有病，应积极治疗，带这种情绪会影响治疗效果的。秉德，你设法去见见你伯父，好好劝劝他。”
伯母一再阻拦神情激动的我去305医院见伯父，说中央有规定，为了保证治疗，便拨通病房的电话，要我通过电话与伯父好好谈谈。电话中，伯父的声音还是那么亲切、从容。我一再打断他的暄寒问暖，问他是否讲了那句话。“只是开个玩笑，有什么？”他依然是轻松地回答；我急了，“这玩笑也不应讲，我们听了心里不好受，你要长命百岁，再为国家多作贡献。”
“你是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是有那么一天的。说那话也的确没什么，想开点儿，好吗？”电话中的伯父，语气时而严肃，时而缓和。
“我不忍多占你的时间，千万请注意休养好，配合治疗。如果不想待在医院里，就回家住，或到南方走走，散散心，好不好？”放下电话前，我一再恳求、劝告伯父保重身体。
1975年5月20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伯父，在西花厅。只见伯父进门后微笑地坐在一个小沙发上，双脚搁在一个小墩子上，脸更为消瘦，老年斑比以前也多了。问候后，我在伯父身边坐下，见他当时气色还可以，他还询问了我的工作和孩子情况。聊了一会儿，怕过多打扰伯父休息，我起身告辞，出门时，我提出和他合张影。“你看，家里人很多，下次我们再照吧！”他握着我的手，轻声说。
没想到，这一天成了永别。伯父说的“下一次”再也没有了，成了我一辈子的遗憾。尽管他在6月15日最后一次回到西花厅，我却因为招待丈夫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放弃了这次见面的机会——一心想着伯父的病，多休息，多疗养会好的。
如今，想起来，那时的我太天真了，其实当时的伯父身患膀胱癌已4个年头了，并早已恶化，小便次次都是血尿。但这在当时都严格保密，住院期间，伯母坚持按当时中央的规定，不让亲属探视，若我知道他病情如此严重，说什么我也要闯进医院的。
1992年7月11日，伯母邓颖超这位伟大的女性溘然长逝，留给我的依然是无尽的哀思和深深的怀念。
伯父、伯母去世后，我们一大家及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在每年的1月8日和3月5日，去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毛主席纪念堂或西花厅聚会，给老人家鞠个躬。每每走进西花厅，不敢多看那海棠、芍药、水仙及园中的小径，分明都有伯父、伯母的声影，都回荡着伯父朗朗的笑声和伯母谆谆的教诲。
我从小在伯父身边长大，他离开我整整26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力，我觉得他那双眼睛依然在注视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伯父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一切都是人民给的，无论你今后从事什么工作，都要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我将铭记伯父、伯母的教诲，反映人民呼声，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来源: 《文史精华》2012年第2期
